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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經濟增長與政黨認同：全球化視野下五國執政黨的比較研究》以墨西哥、印度、俄羅斯、意大利、新加坡五國執政黨為案例，通過大量數據和材料展示並探討經濟增長與政黨認同的關係。
　　《經濟增長與政黨認同：全球化視野下五國執政黨的比較研究》認為，經濟增長是政黨認同的重要基礎，但經濟增長並非政黨認同的決定性因素。執政黨既要做好經濟建設工作，又要做好人的工作，使經濟增長體現為惠及全民的共贏發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執政黨必須始終關注經濟安全問題，唯有建立在經濟安全基礎上的經濟增長纔是可持續的財富增長，纔能鞏固執政安全、政治安全。

作者簡介

　　祝靈君，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理論專業博士畢業，北京大學理論經濟學專業博士後。現任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黨建研究會常務理事。主要研究領域為.黨的建設基本理論、政黨製度、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等。主持3項國傢社科基金課題以及多項省部級課題，齣版個人專（閤）著10部。在《政治學研究》、《黨建研究》、《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學習時報》等報刊上發錶學術論文100多篇，其中20多篇被《新華文摘》和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
　　
　　郭玥，女，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中共黨史（黨的學說與黨的建設）專業博士畢業。曾先後在四川行政學院、四川省財政廳工作。現任中共四川省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講師。研究方嚮為當代中國政治、黨建理論與實踐。獲四川省政府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一次，閤著《民主集中製》（2014），發錶學術論文十餘篇。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問題的提齣
第一節 經濟增長與政黨政治鞏固
一、基本文獻分析
二、從英國的經濟增長史中尋找答案
第二節 經濟增長與執政黨認同如何發生聯係
第三節 執政黨的經濟改革方案如何影響執政黨認同
一、改革的雙重含義
二、發展中國傢的“芝加哥男孩”現象

第二章 經濟增長與執政黨認同的聯係
第一節 經濟增長降低選民的執政黨認同——以發展中國傢經濟轉型為例
第二節 經濟增長與選民的執政黨認同關聯度較低——以美國為例
第三節 執政黨組成情況與經濟增長關聯度
第四節 全球化背景下檢視發展中國傢的執政黨認同

第三章 墨西哥的經濟增長與執政黨認同
第一節 墨西哥的政治生態與政黨政治發展
一、墨西哥獨立前的經濟與政治發展狀況
二、墨西哥獨立後的政治發展與經濟增長
三、墨西哥政黨體製與經濟發展
第二節 1929-2000年間墨西哥經濟增長與執政黨認同
第三節 革命製度黨為何在經濟增長背景下失去執政權
一、墨西哥革命製度黨應對兩次危機的教訓
二、革命製度黨失去執政權的三個緻命因素

第四章 印度的經濟增長與執政黨認同
第一節 獨立後印度的政治生態與經濟增長
一、印度獨立後國內的政治生態
二、政黨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分析
第二節 國大黨的經濟改革與執政黨認同
一、改革前的背景：國大黨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
二、印度執政黨在經濟成績優異的時刻喪失執政權
第三節 印度國大黨、人民黨為何在改革中失去執政權

第五章 俄羅斯經濟增長與執政黨認同
第一節 從蘇聯的一黨製到俄羅斯的多黨政治
一、蘇聯計劃經濟體製的形成和發展
二、一黨集權體製的形成
三、俄羅斯政黨政治的特點
第二節 蘇聯的改革與執政黨認同
一、蘇聯改革的基本情況
二、蘇共為何在改革中失去執政權
第三節 俄羅斯的改革與“執政黨”認同
一、葉利欽時代的改革
二、後葉利欽時代的改革與“執政黨”認同

第六章 意大利的經濟增長與執政黨認同
第一節 戰後意大利政黨體製的形成
一、意大利的主要政黨及政黨體製
二、政黨組織的規模與政黨認同：共産黨與天民黨的比較
三、意大利的經濟增長與執政黨認同
第二節 天民黨喪失執政權的幾個原因
一、南北發展差異導緻“南北聯盟”問題
二、天民黨的腐敗文化
三、天民黨阻礙地方自治的改革

第七章 新加坡經濟增長與執政黨認同
第一節 人民行動黨的崛起與新加坡的經濟增長
一、獨立初期的新加坡與人民行動黨的誕生
二、人民行動黨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增長
三、修正新自由主義，形成有新加坡特色的經濟社會發展之道
第二節 新加坡經濟增長與執政黨認同的相關性分析
一、新加坡經濟增長率與人民行動黨得票率
二、影響人民行動黨認同度的幾個因素分析
第三節 主要結論

第八章 經驗與展望
第一節 五國執政黨認同的比較
一、五國經濟增長比較
二、五國政黨體製比較
第二節 初步的結論
第三節 對未來的展望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經濟增長與政黨認同：全球化視野下五國執政黨的比較研究》：
　　冷戰時期，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美、蘇兩霸相爭的基本格局；二是布雷頓森林體係構建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係和華約組織構建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係。這兩個要素決定瞭兩大陣營既在經濟領域競爭，也在軍事領域競爭，兩大領域的競爭互相影響、相互促進。一方麵，美蘇兩大陣營都通過改革自己的經濟體係以獲得更高的生産力水平，為增強軍事競爭力做準備；另一方麵，軍事競爭力本身也決定瞭經濟發展的方嚮和規模。
　　以資本主義陣營的美國為例：“二戰”結束以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傢建立瞭布雷頓森林體係，美元與黃金掛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傢的貨幣與美元掛鈎，實行固定匯率製。這種經濟體製設計的目的是藉各盟國的財力共同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實現對蘇聯為代錶的社會主義國傢的圍堵。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越戰爆發、兩霸對抗升級，蘇聯處於攻勢狀態，美國軍費大幅度上升，美國齣現瞭大規模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財力捉襟見肘。為瞭開動戰爭機器以及在美蘇對抗中獲得優勢，美國不得不透支國力，於是迅速開動印鈔機，美元迅速流嚮各盟國。由於實行固定匯率製，為瞭不緻使本國貨幣貶值，各盟國政府不得不大規模買入美元，同時實行低利率，這使各盟國麵臨巨大的通脹壓力。到瞭60年代中後期，各盟國如德國、日本等手中已經擁有瞭大量外匯儲備，而美國儲存的黃金已不足以兌換世界上所有的美元儲備。於是，美國開始指責盟國操縱匯率、壓低本國幣值，各國在美國威脅放棄安全保護的訛詐下，不得不忍氣吞聲讓本國貨幣升值，美元開始貶值。美元貶值意味著美國兌現這些國傢的黃金大大減少，美國的財政壓力大大減輕。①從此，美國從“貨幣戰爭”中嘗到瞭甜頭，從理論上講，隻要憑藉手中的軍事霸權就可以讓美元橫行無阻，把所有盟國的財富轉移到美國，然後藉各盟國綜閤之財力打敗蘇聯（而華約體製不可能擁有這樣的貨幣戰略）；假若美元與黃金脫鈎，美國就根本不用黃金去兌換世界各國的美元儲備，隻需要用相關金融手段讓海外的美元迴籠美國，而美元的每一次“旅行”就可以將全世界的財富集中到美國。當美國集全世界之財力去與蘇聯較量時，蘇聯就肯定不是對手瞭。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曆史證明瞭這一點，布雷頓森林體係一瓦解，蘇聯立刻在整個70-80年代處於守勢。蘇聯人為瞭迎接這一挑戰，一方麵加大對外部資源的掠奪（如1979年入侵阿富汗），另一方麵勢必加大改革的力度，如戈爾巴喬夫的全麵深化改革。蘇聯解體，美國立足於軍事實力用美元體製集全球的財力對蘇聯的競爭是一個重要原因。
　　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鈎，“二戰”以後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係瓦解，一個以美元為世界貨幣的全球化開始瞭。需要說明的是，美元要被世界各國所接受，必須滿足諸如銀行體係改革（即改變銀行業服務於工業經濟的格局為銀行業獨立於工業經濟之外）、自由市場（要素自由流動）、齣口導嚮（以齣口美國低端産品市場換取更多的美元）、多黨競爭（防止齣現所謂的威權體製阻礙包括美元在內的各種要素自由流動）、輿論自由（以資本控製媒體，時刻防範執政黨或政府“越權”）、個人主義哲學（防止任何美國以外的集體主義，如日本企業“捆綁式”的財團生存模式是對個人主義哲學的挑戰）等前提條件，於是，新自由主義無論作為理論還是實踐開始在世界各國擴張，成為一種具有道義高度的普世價值。在西方發達國傢，20世紀70年代末以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執政的右翼政黨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市場模式，修改福利國傢的政策目標，大規模地推進公共企業民營化，調整政府服務職能，再造政府服務流程，並提倡用企業傢精神改造政府，掀起瞭一股新公共管理實踐的高潮，為資本在國內外有效流動創造條件，也為世界各國的改革塑造瞭一個“理想的模闆”。於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世界很多國傢執政黨都在推動經濟改革，而這些經濟改革的方嚮是：自由市場導嚮、齣口導嚮、改革政府。而東歐國傢、蘇聯執政的共産黨自50年代開始就在探索經濟改革，到80年代中後期，這些改革已經具有新自由主義色彩。在拉美，一些國傢的執政黨在80年代初期也開始調整其長期實施的進口替代戰略，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實施齣口導嚮戰略，形成瞭波及整個拉美的改革大潮。在亞洲，20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從追隨社會主義道路開始轉嚮經濟自由主義，大力推行自由市場。上述的改革既是一股經濟改革浪潮，也是一股政府改革浪潮，以美國、歐洲為源頭的新自由主義思潮藉全球化大勢漸漸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對世界各國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發展帶來瞭深遠的影響，也肯定會對各國執政黨認同帶來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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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20世紀90年代，中國南方有不少鄉鎮的集體或民營企業開始進口一些發達國傢的“洋”垃圾。許多人感到納悶：這些垃圾是怎麼進入中國的？為什麼有關國傢要把這些洋垃圾齣口到中國，難道他們不擔心汙染中國的環境嗎？洋垃圾中究竟能清理齣什麼“寶貝”，如果垃圾中有這麼多寶貝，有關國傢還會同意齣口嗎？世界上究竟有沒有一個國際組織來管理垃圾齣口？明明知道這些垃圾對環境有極大腐蝕和汙染作用，為什麼還會有地方政府支持洋垃圾進口？
　　通過訪談和觀察，我們發現：第一，這些垃圾中能夠迴收一些有益的工業用品，如電子元件等，重新迴收到生産綫並製造齣新的電子産品。雖然清理工作對當地環境造成巨大汙染，但畢竟帶來瞭當地“經濟增長”和財富增加，同時也帶來那個地方的政績；第二，發達國傢也樂於齣口，既然有國傢對垃圾感興趣，自己不花錢處理垃圾還可以賺上一筆，何樂而不為？其實，這些洋垃圾有一部分是從發展中國傢如中國等製造的廉價電子産品，發展中國傢在生産這些電子産品時創造瞭大量就業崗位，廉價勞動力賺取瞭微薄的工資收入，帶來瞭GDP增長，但大部分利潤被海外投資商以及在世界貿易組織強調尊重知識産權的規則下被專利産品的授權方拿走瞭。生産過程已經形成瞭一次環境汙染，而且大量工人從農村來到城市，産生瞭許多“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製造齣無數個“夫離子散”的新型傢庭，隱藏著巨大的社會治理成本。由於生産的這些産品技術水平比較低，美國等西方國傢大大方方開放瞭本國市場，以極為低廉的價格享受著發展中國傢工人給他們製造的各種廉價的日常生活品，卻無需支付多少環境和社會成本。
　　一些發展中國傢，通過大量的低端産品齣口賺取瞭大量以美元結算的外匯。但是，美國人又想瞭個辦法，即運用金融的杠杆作用，以政府債券、金融衍生品等引誘大量儲備美元的國傢去購買，於是美元又流迴美國並增加瞭流動性，美國支付給這些國傢的就是一張張能夠獲得利息的被稱作政府債券的“紙”（1971年8月美元已經與黃金脫鈎以後，美元本身並不具備價值，隻擁有某種信任價值）。從理論上講，美國人運用貨幣手段強迫購買國的貨幣升值（理由之一就是該國有龐大的外匯儲備），就能讓購買國儲蓄的美元財産縮水，同時增加齣口成本，遏製該國齣口産品的競爭優勢；通過讓美元貶值，就可以讓政府債券的實際利息負增長，依然導緻齣口國的美元資産縮水；通過想辦法提高美元利率，就讓全世界的熱錢流嚮美國，既增強瞭美元的流動性，也壓垮瞭那些靠藉債發展的國傢.由於外匯儲備急劇減少，這些國傢立刻齣現債務危機。結果，美國人幾乎隻用一張“紙”，就買來瞭全世界的産品和服務，削弱瞭競爭對手的實力，用“看不見的手”汲取瞭全世界的財富，不用擔心環境汙染，不用擔心勞資矛盾，隻需牢牢控製住高技術産品和知識産權保護這兩張王牌（當然，還有美軍這個威懾力量作為後盾），用美元這張“紙黃金”就可以成功實現對世界的“徵服”。最後，最極端情況下，還可以把自己消費後的垃圾送迴到生産它的“故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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