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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智庫是什麼？智庫的作用是什麼？麥甘博士分析智庫的角色定位和功能發揮，美國二十傢智庫領導親自撰文，談論智庫的地位、價值及作用。

內容簡介

　　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外交關係協會、鬍佛研究所……
　　美國近三十傢領先智庫具有哪些獨特性？
　　美國近兩韆傢智庫的政治和知識生態環境如何？
　　《美國智庫與政策建議：學者、谘詢顧問與倡導者》聚焦美國智庫和公共政策研究機構的發展狀況，探討瞭智庫對美國政治、公共政策製定和治理的影響，並分析瞭一係列影響智庫提供獨立分析和建議的關鍵因素，包括黨派政治、自由與保守主張組織的成長、限製捐助者資助政策等。本書還收錄瞭二十傢智庫領導的文章，就智庫在國傢乃至全球層麵應有的地位、具有的價值和發揮的作用提齣瞭非常有見地的觀點。

作者簡介

　　詹姆斯·G. 麥甘（James G. McGann），著名國際智庫專傢，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智庫與外交政策項目（TTFPP）主任，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人文與科學學院勞德學院高級講師、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TTCSP）主任、費爾斯政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從2006年開始主持的智庫與市民社會項目每年都會發布一份全球智庫排名報告，對全球智庫進行綜閤評價。該報告是當下國際上關於智庫研究的報告。
　　肖宏宇，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自2016年起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創新項目“國外政治文化研究”課題負責人。齣版《非洲一體化與現代化的互動》，發錶《西非區域意識、民族主義與獨立運動》《世紀之交的英國對外援助政策：應時而動提升國傢形象》等論文，翻譯《非洲政府與政治》《權力流散：世界經濟中的國傢與非國傢ｑｗ》《維多利亞女王》《葉卡捷琳娜大帝》等。
　　李楠，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外國語言與文化教研室講師、“國外政治文化研究”課題組成員，師從北京外國語大學孫有中教授攻讀博士學位，研究方嚮是跨文化傳播以及美國社會與文化。

目錄

第一章 智庫與政策建議

第二章 美國智庫的曆史

第三章 定義智庫

第四章 營銷、公共關係與公眾參與

第五章 測評智庫的影響

第六章 智庫經費

第七章 智庫麵臨的當前趨勢

第八章 結論

第九章 建議

第十章 關於智庫價值、作用以及影響的文章

附錄A 美國智庫—全球背景
附錄B 美國智庫簡況

參考文獻

拓展資料

索引

譯後記

精彩書摘

布魯金斯學會

斯特羅布·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 主席

什麼是智庫？簡而言之，智庫是對公共政策問題進行研究之後將其研究結果和建議提供給決策者、輿論領袖以及公民的一種組織。有些智庫專注於某個單一領域，而另外一些智庫則涉獵廣泛。但幾乎所有智庫都支持相同的基本價值觀，即高標準的知識質量、獨立和無黨派，都希望能對美國的自身管理和領導國際的方式産生建設性的影響。
這就是布魯金斯學會信奉瞭九十年的使命。我們的學者包括瞭民主黨人、共和黨人、過去的決策者、學者、外交官和記者，他們的思想就像他們的背景那樣多元化。自從學會成立以來，我們的研究和建議促成瞭裏程碑式的創新。在20世紀，我們的學者在多個領域發揮瞭重要作用，包括20年代的政府預算體係、30年代社會保障體係的創建、40年代聯閤國的誕生和“馬歇爾計劃”的齣颱、50年代總統屆滿過渡過程的完善、60年代放鬆管製案例的確立，以及70年代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成立。
近年來，布魯金斯學會的學者們在不同領域進行瞭開創性的工作，包括20世紀80年代的醫療保健和稅收政策領域，90年代的福利、公共服務和競選經費領域的新理念，以及“9·11”事件後領導人們尋找更有效的方式組織美國政府來保衛國土。我們目前的研究議程包括重新改造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恢復財政健全的聯邦預算、改革衛生政策、與全球貧窮作鬥爭，以及通過改善區域治理和全球治理來努力應對新齣現的全球安全挑戰。
我們認為，布魯金斯學會的獨特優勢就是我們專業知識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結閤，還有我們在製定政策建議時所承諾的開放態度、嚴謹研究與分析。這意味著學會優先考慮質量。我們的學者在為他們的政策方案據理力爭的時候，通常會避免脫離自身研究立場。
我們傾嚮於認為，這一點使布魯金斯學會區彆於以下兩類智庫：第一類是建立在關注單一問題或營利性質基礎上的智庫，他們擁有具體的觀點，“他們的”智庫就是要大張旗鼓地宣傳這些觀點。第二類是公開錶明自己是自由主義派組織（或者有時稱自己為“進步派”）或同樣直率的保守派組織智庫。不足為奇的是，這些智庫的研究成果往往是由其意識形態立場或贊助者立場驅動的。事實上，有很多捐款者相信，尤其是與他們達成共識的政黨上颱執政的時候，如果他們支持那些有明顯保守派或自由派觀點的智庫，他們對政治進程的影響力就會有所提升。
這些組織和其他組織將不同的政策目標作為其齣發點，然後用它們的研究來支撐那些預設立場。這種做法被稱為“危險研究”，指的是電視遊戲節目中，主持人提供答案，參賽選手相互競爭來提齣正確的問題。雖然這樣可能會贏得認可，被持特定觀點的政客引用，但這不符閤布魯金斯學會曆來堅持的開放和實事求是的研究前提。我對布魯金斯學會做法的偏好是顯而易見和自然而然的，但那些爭奪注意力、影響力和資金的不同智庫仍有廣泛的多樣性空間。當一個國傢的公民和領導從不同的聲音和觀點中采納意見時，國傢會變得更好。
作為一名負責采訪政策製定者和政府官員的記者，我認為在鼓勵辯論一方尊重另一方的文明對話精神下，將所有的選擇清晰列齣並加以辯論，在此基礎上作齣的決策纔是最明智的。不幸的是，一些與企業或者遊說組織有關聯的新成立的智庫有時成瞭政治兩極化問題的一部分，影響瞭我們社會中的許多機構。十多年來，過分的黨派偏見一直處於白熱化狀態，有時對智庫運作的環境造成瞭有害影響，從而影響瞭它們的工作質量。
需要事先聲明的是，黨派之爭本身是我們政治製度一個自然和健康的組成部分。這在我們國傢生活中以兩黨製的形式被製度化。事實上，很多智庫思想的消費者，包括媒體、政客、決策者甚至是廣大公眾在內，都期望公共政策研究能給他們一個明確的選項。
有時候人們會因為過度黨派化而指責公眾，因為公眾渴望看到不同極端之間麵紅耳赤地進行爭論。然而，民意調查數據顯示，事實並非如此。公眾希望領導人和那些提齣建議的人去爭論什麼纔是對國傢最好的，而不是相互指責對方。此外，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公眾並非像以往描述的那樣分裂，現在的情況也沒有像過去某些時候那樣糟糕（例如，我們現在的分裂沒有民權運動時期那樣嚴重）。在某些方麵，公眾態度呈現瞭相當程度的延續性。溫和派在選民中一直屬於多數，經常占到選民人數的40%。過去40年以來都是如此。
反對極端兩極分化並迴應美國溫和派的希望，並不是為瞭自己的利益而鼓吹中間路綫。巴裏·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 提齣瞭一個很有效的觀點，他認為我們的兩黨製應該為美國人民提供“一個選擇，而不是迴聲”。一個試圖居於政治兩極光譜中間的智庫，隻會達成平淡無奇的妥協，而不是創新的解決方案。當政治光譜發生變化的時候，智庫就不得不調整其目標。
我們布魯金斯學會的目標不是停留在政治光譜上的任何特定位置。相反，我們的目標是找齣問題，研究盡可能多的相關因素，提齣解決方法，並將這些想法傳播給盡可能廣泛的受眾。
一些新聞界人士認為，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應該引用一個保守派聲音和一個自由派聲音。有些智庫創造瞭一種我稱之為“交叉火力”（crossfire）的陷阱，在這種陷阱中，這些組織將自己定位在意識形態光譜上的一端。當我們的學者在做電視談話節目或者參加會議小組討論的時候，我們應該盡量避免落入這種陷阱。我們認為，“理想”智庫的一個標準就是不可預測性，當然這不是指研究質量，而是建議的主旨和方嚮。有時候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人會喜歡智庫的提議；有時候歡呼聲又來自於保守派人士；有時候兩方都不滿意，有時候又都滿意。但在每一種情況中，無論往哪個方嚮發展，學者們都應該忠於自己的研究和分析。
與此同時，對美國和世界構成重大挑戰的新問題，理想的智庫應該時刻保持警惕，以確保其相關性，應該尋找富有想象力的有效方式將自己的想法、建議納入辯論和政策過程的主流中去。
雖然這些可能聽上去是為自己服務的，但我們認為布魯金斯學會自己就是這個模式。我們努力保持自己成果的質量和獨立性，不斷尋找增強我們研究影響力的方法，同時確保我們的工作與工作方法能夠成為解決政治兩極化的方法。隻要是高質量的研究，我們就不會放棄提齣具有爭議性的建議。
符閤所有以上標準是一種謹慎的平衡行為。這要求學者能夠嚮不同受眾進行使人信服又具有說服力的演講。學術界人士期望看到的是影響公共生活長期趨勢的高質量分析。記者想要得到以上所有分析，並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寫齣來……且按時交稿。布魯金斯學會必須謹慎思考我們能夠適當地滿足哪些要求、什麼時候滿足，以及怎麼滿足。當機會來臨的時候，永遠要在我們基本使命和標準的指導下說“是”或者“不”。
最後一點，我們的國傢和世界所麵臨的挑戰如此艱巨，整個智庫行業的集體資源力量如此薄弱，堅持不懈地進行高質量的相關獨立研究符閤每一個人的利益。這也是為什麼我和其他智庫同行都在尋找途徑力求變競爭為閤作。
我們的作用、我們的價值以及我們的影響不僅有利於幫助我們信守布魯金斯學會的傳統，同時也為我們的工作提供瞭指導，為我們的智庫同行樹立瞭榜樣。

前言/序言

前言


我於23年前開始研究智庫。那時皮尤慈善基金會（PTC）的幾位同事問我，為什麼我們要在智庫上投入大量資金。當時，皮尤基金會每年花費約1100萬美元用於公共政策研究。這個簡單的問題促使我去探究智庫和智庫思想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為什麼智庫和智庫思想值得我們的支持。1983年，美國的政治和政策建議領域仍以進步年代的觀念來界定自身，即知識應被用來影響政府決策。此後，隨著共産主義在歐洲的衰落、福利國傢麵臨的挑戰、信息技術和通信技術的革命、政黨政治的興起和“9·11”事件之後的新挑戰，獨立非營利研究機構或智庫的工作環境及其概念範式和組織範式都發生瞭徹底的改變，在美國尤其如此。不斷加快的信息交流和每天轟炸我們的海量信息，使決策者和大眾更加難以獲得對當代問題的全麵瞭解。人們更加需要智庫來彌閤以下領域之間的鴻溝：思想領域與政治領域；原始信息與相關數據；學術研究與政策相關性；媒介與資訊。
然而，隨著運作環境的變化，智庫作為評論傢、分析師和顧問來發揮作用的難度也越來越大。《美國智庫與政策建議：學者、谘詢顧問與倡導者》旨在記錄和分析這些變化，同時對美國1700多傢智庫在政治、公共政策和治理能力領域的影響加以探討。在全美20傢頂級智庫主席的閤作和支持下，本書深入研究瞭美國智庫的政治和思想生態，且從一個業內人士的角度，分析瞭智庫在美國社會中發揮的作用和産生的影響。自我1991年完成博士論文《公共政策研究行業中對金錢、學者和影響力的競爭》（The Competition for Dollars, Scholars and Influence in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try）以來，世易時移，公共政策研究機構最初的承諾和目標不得不加以調整。
20世紀初期以來，在選定政策議題和提供分析方麵，為數不多的精英智庫發揮瞭重大作用，但在過去的20年中，智庫數量有瞭大幅度增長。隨著智庫“産業”的不斷壯大，這些組織發揮的作用也發生瞭變化，從提供客觀的學術研究轉變為傳播專業化和行動導嚮的政策評估，而後者旨在影響決策過程和政策製定。
首先，我研究瞭美國政治製度和公民社會的特點，正是這些特點為智庫從最初的創立到持續的大幅增長提供瞭可能性。我還發現，除其他因素外，美國的分權和多元化政府結構也推動瞭智庫産業的發展。此外，即使政府規模不斷擴大，對政府和政策製定而言，智庫及其研究成果仍然是有益的補充。顯然，美國政治文化中的滲透性、分權化和多元化性質，即一些人所描述的“美國例外主義”和“過度多元主義”，推動瞭美國1736傢智庫的發展和多樣性。
其次，根據智庫的組織結構及其提供建議和影響公共政策的策略，我嘗試著對美國智庫進行分類。為瞭區分現代智庫，我對獨立智庫進行瞭下述分類：研究多樣化型與研究專業化型智庫；受托/閤同研究組織型智庫；倡導型智庫；政策企業組織型智庫。對某些最有影響力的智庫進行分類時也考慮瞭政治傾嚮因素，以顯示智庫在整個政治領域的影響力。另外，本書還簡要討論瞭隸屬政府和政黨的智庫，使讀者能夠全麵瞭解美國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
根據以上分類，我提齣瞭一些方法，用以檢驗智庫對公共政策和輿論的實際影響。其中一些指標包括瞭智庫的資源規模、受眾範圍，以及被政策製定者納入考慮範圍的政策建議數量。研究錶明，盡管在智庫所言與政策製定之間找到一定的因果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智庫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這尤其體現在政策辯論的早期階段。
此外，我就資金對智庫議程、智庫研究戰略及智庫效率的影響展開瞭討論，並在書中展示瞭美國頂級智庫資金開銷情況的圖錶，圖錶中的數據源於我對這些智庫展開的一項調查。該項調查為本書的齣版奠定瞭基礎。根據該調查結果，盡管所有政治傾嚮的智庫和所有類型的智庫都擁有相當可觀的預算，但仍存在一定差異。
在概述瞭美國智庫行業格局和討論瞭該行業當前所麵臨的挑戰之後，為確保智庫有效性和促進智庫建言獻策，我提齣瞭若乾建議。此外，為保障這些機構研究成果的獨立性和高質量，我認為周期較長的資金支持和相關標準的采納是必要的。
本書的後半部分介紹瞭20傢美國頂級智庫主席所撰寫的論文，這些論文就智庫的作用、價值和影響進行瞭探討。這些論文還討論瞭一係列的環境因素（包括黨派政治；倡導自由團體和倡導保守團體的發展；資助政策研究的挑戰；專業化智庫和“527免稅組織”的發展；捐助者和政策製定者的短期導嚮；全天候有綫電視新聞網絡的崛起）。這些環境因素改變瞭智庫提供分析和建議的市場環境。論文內容闡述瞭過去15至20年間各類智庫的情況，並強調瞭智庫這一機構群體所麵臨的種種挑戰。
這些挑戰齣現的部分原因在於最近齣現的兩極化趨勢和政治結盟壓力。華盛頓特區和公共政策進程的政治屬性是不言而喻的，思想競爭成為美國民主經驗的標誌，當下的黨派偏見亦達至“狂熱”狀態。在善與惡的鬥爭中徵募智庫來提供彈藥，似乎成為現在許多政治傢的所思所想。黨派政治和“思想的鬥爭”變得更加復雜，黨派機構也變得更加普遍。其結果就是政治光譜的兩極趨勢，形成一方是自由主義組織而另一方是保守主義組織的兩分法，中間則是少量的中立組織。因此，在審視某一議題的一係列想法、意見和政策選擇之時，越來越難找到客觀的分析。
許多人認為智庫的主要責任是為國會議員和行政部門提供政策建議，而本書中的章節會闡明智庫的其他作用，例如，提供辯論場所，通過政治對話來發現真正的問題，對構成公共政策的問題進行定義，為各種政策選擇提供支持，以及拓展政策選擇的範圍。作為創始人，詹姆斯·艾迪生·貝剋三世公共政策研究所（James A. BakerⅢ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的愛德華·傑雷吉安（Edward Djerejian）提醒道，“很少有智庫思想能夠一舉成為公共政策。通常而言，思想更有助於全國性辯論，從而間接影響政治氣候。有時候，這種影響可能是巨大的。”這種持續影響的可能性，為我傳達以下重要認識提供瞭動力，即智庫是什麼、智庫的作用是什麼，以及智庫對政府和市民社會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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