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陳其泰先生曾受教陳寅恪弟子劉節先生、師從史學大傢白壽彝先生，主要在先秦兩漢史學、清代及近代學術史、20世紀中國史學領域耕耘，《陳其泰史學萃編》是他三十餘年勤勤懇懇治學的結晶。

陳其泰先生探討傳統史學嚮近代史學轉變的途徑，闡發其理論意義，高度珍視20世紀中國史學的思想遺産。這些研究成果在《中國近代史學的曆程》《梁啓超評傳》《範文瀾學術思想評傳》有集中展現。“近代史學”的正式産生，以20世紀初梁啓超發錶《新史學》，以及在此前後齣版的新型學術史和通史著作為標誌。近代史學是發揚傳統學術的精華與接受西方新學理二者結閤的産物。由於中國文化悠久的優良傳統的滋養，又適逢中西文化交流提供的相互對話、切磋和啓示，加上大量考古文物和稀有文獻重見天日，憑藉這些難得的時代機遇，20世紀中國史傢人纔輩齣、成果豐碩。20世紀中國史學遺産豐厚，形成瞭“三大乾流”：新曆史考證學派、馬剋思主義史學流派、新史學流派。

內容簡介

　　《中國近代史學的曆程》是陳其泰先生《陳其泰史學萃編》的第7本，如書名所示，論述瞭從鴉片戰爭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110年中國史學的發展曆程。全書共分四部分，總論“中國近代史學發展趨勢”、上編“19世紀的中國近代史學”下編“20世紀的中國近代史學”，以及“增訂篇目”。通過分析龔自珍、魏源、徐繼畬、夏燮、黃遵憲、梁啓超、夏曾佑、陳寅恪、陳垣、郭沫若、範文瀾、侯外廬、王國維、鬍適等人的在史學研究上作齣的貢獻，探討傳統史學嚮近代史學轉變的途徑，並闡發其理論意義。

作者簡介

陳其泰先生1939年齣生在粵東韓江邊的一個小鎮，1957年在中山大學曆史係學習，受教於陳寅恪弟子劉節先生，1963年7月從中山大學畢業，1978年全國恢復統一招考研究生之後，考取瞭白壽彝先生指導的“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從這時候起，用他自己的話說，“真正實現瞭大學時代從事本專業的夢想”。“我念研究生時已三十九歲，深感時間珍貴，時不我待，因而認真讀書、寫作。先後齣版的著作有十一種，主編的著作二種，另有閤著三種。”這本身就是一段曆史和傳奇。

目錄

總論中國近代史學發展趨勢
近代史學：跨世紀的曆程
近代史傢對傳統史學的批判繼承
近代史傢對通史體例的探求

上編 19世紀的中國近代史學
龔自珍的社會曆史觀
《聖武記》對清代盛衰的探索
魏源與鴉片戰爭史
魏源與中西文化撞擊
徐繼佘《瀛寰誌略》的價值
近代愛國史傢夏燮
《海國圖誌》《日本國誌》比較
黃遵憲的中西文化觀
黃遵憲與客傢研究
《人境廬詩草》與近代文化覺醒

下編 20世紀的中國近代史學
梁啓超：近代學術文化的開拓者
夏曾佑與通史撰著
20世紀初宣傳革命的曆史思想
陳寅恪治史風格
陳垣學術思想的升華
郭沫若史學的時代精神
範文瀾：從國學嚮唯物史觀的跨越
侯外廬學術的特色

增訂篇目
龔自珍：鍛造新的哲學武器
張穆的經世學風與《濛古遊牧記》的撰著
何鞦濤《朔方備乘》的著史宗旨和史學價值
黃遵憲文化思想的特點及其曆史地位
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形成及其意義
陳垣：宗教史的開山之作
鬍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新範式
民國初年曆史觀領域的新變革
“民族一文化”觀念與傅斯年、陳寅恪治史
陳寅恪治史風格續議
跋語

精彩書摘

　　《中國近代史學的曆程》：
　　龔自珍認為考察現實和總結曆史兩者的關係，是“縱”與“橫”的關係。對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要從“縱”和“橫”兩方麵來考察。《尊隱》一文中所提齣的“三世說”，就是從這兩方麵考察而得齣的重要成果。他用“早時、午時、昏時”來錶示封建統治從興盛到衰亡的三個階段。“早時”，統治集團處於興盛時期，“吸引清氣，宜君宜王”，“百寶萬貨，人功精英，不翼而飛，府於京師”。“午時”，統治集團仍有力量，“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飲和氣，宜君宜王”，“百寶萬貨，奔命湧塞，喘車牛如京師”。在這兩個階段，處於無權地位的“鄙夫”“窒士”都沒有形成力量。到瞭“昏時”，情況就完全不同瞭，“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暮氣，與夢為鄰”，“俄焉寂然，燈燭無光，不聞餘言，但聞鼾聲”。統治集團氣息奄奄，“京師”與“山中”力量對比發生瞭根本變化。“京師之氣泄，則府於野矣”；“豪傑輕量京師；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京師如鼠壤；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堅矣”。到最後，統治集團陷於孤立，山中之民一呼百應，時代大變動的事件就要發生瞭。“朝士寡助失親，則山中之民，一嘯百吟”，京師“夜之漫漫，鶚旦不鳴，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鍾鼓，神人為之波濤矣”。①這並非龔自珍的臆想，而是根據曆史經驗和接連發生的起義事件而作齣的預言，“山中之民”是什麼人。沒有明說，實際上應該包括隱於野的有不滿思想的知識分子和數量眾多的流民群眾。龔自珍死後不過十年，果然爆發瞭驚天動地的太平天國起義。
　　盡管龔自珍對“三世說”的錶述過於簡單，但它卻是龔自珍的社會曆史觀中的重要部分。他的“三世說”是否就是公羊學的“三世說”呢？自從梁啓超提齣：龔自珍“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製”①之後，人們便襲用這一說法，似乎龔自珍的觀點是直接從公羊學來的，龔自珍的“三世說”與公羊學的“三世說”是一迴事。這種看法是不妥當的。西漢時代的公羊學，是把《公羊傳》解釋經書所謂“微言大義”的說法，與陰陽五行說糅閤而成的一種神學思想體係。董仲舒講“春鞦分十二世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東漢何休注《公羊傳》演變為“據亂、升平、治平”三世的說法，其目的，都是為瞭論證漢傢皇權的神聖，龔自珍用“早時、午時、昏時”象徵三世，其作用是論證封建統治的腐朽。他雖然用過“據亂、升平、治平”三世的說法，但顯然決不是簡單地運用。至於陰陽五行的迷信學說，他更堅決反對。所以龔自珍隻是吸取瞭公羊三世說中“變”的觀點，拋棄它神秘的唯心體係，進行瞭改造，提齣自己論證封建衰世到來的“三世說”。在近代，藉用儒傢經典上某種說法來批判封建主義，這是常見的一種迂迴戰術。
　　龔自珍積極倡導變革。他的關於改革的言論同樣犀利而深刻。他論述變革是曆史的必然主張，成為近代資産階級維新派言論的先河。他說：“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②又說，夏朝亡商朝興，難道不是夏為商提供瞭六百年統治的機會嗎？商朝亡周朝興，難道不是商為周提供瞭八百年統治的機會嗎？曆史上沒有八百年不亡的朝代，可是還有十年五十年就亡的朝代，又是什麼原因呢？就是“拘一祖之法.憚韆夫之議，聽其自墮，以俟踵興者之改圖耳”。因此他嚮清朝統治者發齣警告：“一祖之法無不弊，韆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③正因為龔自珍把變革提高到曆史必然規律，提高到關係封建統治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論述，他的言論纔會對後來的改革派起到啓迪和激勵的作用。他在皇帝殿試對策時，就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從施政、用人、治水、治邊等方麵提齣改革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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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自序（節選）

1957年高考，我幸運地考上中山大學曆史係。踏進美麗的康樂園，見到一座座古典式建築的教學樓，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寬敞的操場……這裏一切都是那麼新鮮！特彆是，曆史學係擁有一批全國著名的教授，陳寅恪、岑仲勉、劉節、梁方仲、戴裔煊、董傢遵、金應熙，還有當時比較年輕的李錦全、蔡鴻生等先生，他們有的親自為我們授課，有的雖未授課卻能讀到他們的著作或耳聞師生對其為人為學的講述，讓青年學子感受到他們的學術風範。我就在這樣優越的環境中認真讀書，吮吸著智慧的甘露。

在中大，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著名史學傢劉節教授。他於192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先生研習古代史。曾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金石部主任，自1946年起長期在中山大學任教授（1950至1954年兼任係主任）。他於1927年撰成的《洪範疏證》是學術界首次對《尚書·洪範》篇撰成年代進行係統、嚴密考證的名文，梁啓超曾稱贊文中提齣的見解“皆經科學方法研究之結果，可謂空前一大發明”。其後撰著的《好大王碑考釋》《管子中所見之宋鈃一派學說》均受到學界的重視。新中國成立後，劉先生曾撰有《西周社會性質》等多篇文章，主張西周已進入封建社會，並論述由低級奴隸社會嚮封建製度的過渡、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與一貫性等帶規律性問題。他多年開設史料學和史學史課程，著有《中國史學史稿》，對於曆代修史製度、史籍之宏富多樣和著名史傢的成就均有詳實的論述，見解獨到，尤其重視曆史哲學的發展，是中國史學史學科重要代錶作之一，著名史學傢白壽彝先生稱譽該書和金毓黻先生所著《中國史學史》“同為必傳之作”。我在校即聽瞭劉節先生開設的“曆史文選”課程，對他淵博的學識和認真教學的態度深感敬佩。後來先生為研究生講授《左傳》，也讓我去聽講。1963年初，全國第一次統一招考研究生，我即選擇瞭劉先生的“中國史學史”為報考誌願。大約至5月初，正值等待錄取消息的時刻，有一次恰好在路上遇到劉先生，那時他是校務委員會委員，高興地對我說：你已被錄取，校務委員會已經討論批準，報教育部備案，你可準備下學期初開學要用的書籍。當時我們都絕未料到，一場批判劉節先生的風暴即將颳起，後來發生的一切就都完全事與願違。雖然自畢業離校後我再無機會見到劉節先生，但我今日從事的專業，淵源則始自大學時代受業於先生，師恩難忘。

1963年7月由中山大學畢業，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工作，一直擔任高中語文教師，至1978年。雖然在基層工作與科研機構差彆很大，但我認真從事，十五年下來，自覺在對中國優良文化傳統的認識，對古今名著名篇的鑽研闡釋，對語言文字的精心推敲運用等項，都有頗為深刻的體會，實也為此後學術研究之一助。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國曆史進入新時期，1978年全國恢復統一招考研究生，我有幸考取瞭白壽彝教授指導的“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真正實現瞭大學時代從事本專業的夢想。

這時，正值全國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年代，舉國上下意氣昂揚、韆帆競發，徹底批判極左路綫、砸爛思想枷鎖，呼喚科學的春天、重視知識重視人纔，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洪流。我深深慶幸自己趕上瞭這個偉大的時代，慶幸投到名師門下受業深造。白壽彝先生在多個學科領域均深有造詣，他又擔任全國人大常委、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民族宗教三個研究所學術委員等多項職務，而他的主要精力則放在學術工作上，尤其專注於主編多捲本《中國通史》和推動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其時先生已屆七旬，但他不知老之將至，相反地是迎來他學術上最輝煌的時期，許多重要著作，正是在他人生道路最後二十年中完成的。他熱愛偉大祖國的曆史文化，同時他堅信以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馬剋思主義來指導學術研究和各項工作。“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從事新的理論創造”這句擲地有聲的話，精當地概括瞭白壽彝先生的學術宗旨。他真正做到瞭把認識和總結客觀的曆史、體現當今的時代要求、關心國傢和民族的未來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他幾十年的著述，則是把堅持正確的理論方嚮、豐富詳實可靠的史料、恰當優美、雅俗共賞的錶現形式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

白先生擔任總主編、匯集國內眾多學者共同完成的多捲本《中國通史》（共十二捲，二十二巨冊，總字數約一韆四百萬字），於1999年由上海人民齣版社全部齣版，被學術界譽為“20世紀中國史學壓軸之作”。白先生又是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重要奠基者和開拓者。他在這一領域辛勤耕耘達半個多世紀，齣版有一係列重要著作，如：《史記新論》、《史學史教本初稿（上冊）》、《曆史教育與史學遺産》、《中國史學史論集》、《白壽彝史學論集》、《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並主編瞭《史學概論》、《中國史學史教本》、多捲本《中國史學史》等。他提齣瞭許多精闢的論點和推進學科建設的構想，如，於50年代提齣史學史研究要擺脫書目解題式格局，至80年代初進而提齣要突破學術專史的局限，要總結史學如何反映瞭時代的特點和成功史書撰成之後又如何推動時代前進；論述研究史學史應區分精華與糟粕，傳統史學是一筆寶貴遺産，應當根據時代的需要，大力繼承和發揚；對於史著或一個時期的史學成就，應從曆史思想、史料學、曆史編纂學和曆史文學四個方麵來分析評價。又如，論述古代史傢提齣的問題可以作為今人觀察曆史與社會的思想資料；論述不應以凝固不變或互相孤立的觀點看待古代幾種主要史書體裁，而應看到其發展和互相聯係，要從傳統史學提齣的改革曆史編纂的主張獲得啓示，並設想以“新綜閤體”來撰寫通史或斷代史。事實證明，白先生提齣的這些重要觀點和命題，對於推進史學史研究均有指導性意義。先生領我走進學術殿堂，我研究生畢業後，即留在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任教，前後跟隨先生達二十一年，時時聆聽教誨，使我受益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