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可怕的事並不存在於知識中……而存在於由對知識的渴望産生的衝動所帶來的驚人的力量中……科學傢維剋多?弗蘭肯斯坦通過創造自己的生物來理解自己，以揭開他身上的秘密。

內容簡介

1816年6月，萊芒湖畔：一群年輕人——拜倫、雪萊和他未來的妻子瑪麗，決定寫一些關於鬼怪的故事。《弗蘭肯斯坦》就這樣在瑪麗?雪萊的筆下誕生瞭。當時的她還不知道，這個故事將成為一部現代神話。

更加神奇的是，這個擁有特殊使命的啓濛時代女性，在書裏預言瞭兩個世紀之後發生的事：人工生殖、基因工程、優生學、超人類主義……在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生産”人類，已經變成瞭現實。

莫奈特?瓦剋安基於瑪麗?雪萊的生活和作品，在本書中揭露瞭現代科學的危險性。正如生物學傢雅剋?泰斯達在序言中所寫的，“瘋狂的科學傢慢慢變成瞭瘋狂的科學”。

作者簡介

莫奈特?瓦剋安(Monette Vacquin)，精神分析學傢和隨筆作傢，齣版的著作主要關於生物學的“進步”給人類所帶來的變化，包括：《弗蘭肯斯坦：理性的瘋狂》（Frankenstein ou les délires de la raison,1989）、《兒童倉庫》（Le Magasin des enfants,1990），《占據生物》(Main basse sur les vivants，1999)、《但不至於太嚴重》（Grave ma non troppo,2015）。

譯者：

周欣宇，1993年齣生，北京外國語大學法語語言文學專業研究生。

目錄

前　言

瑪麗所知道的

瑪麗與她的同伴

小說《弗蘭肯斯坦》

俄狄浦斯與普羅米修斯

《最後的人》

隱喻的廢除

預言傢瑪麗

從幻想到現實

災　難

傳承中的鏇渦

有關於女性的知識

說給瑪麗的話

去除人類起源的特性：人工生殖的另外一麵

對親緣關係的思辨

剋隆：從相似到相同

子宮機器

關於小種子的幾個故事……

反動者、濛昧主義者和“生物保守主義”

沉默，我們在變化

無意識科學

結　語

參考文獻

後　記

緻　謝

譯後記

精彩書摘

【試讀】

序言：迴響

1982年，在法國的第一個體外人工授精嬰兒阿芒迪娜齣生後不久，也就是“當試管嬰兒將一切都變得不真切”，讓莫奈特·瓦剋安“疲倦於如此多的空想”的時候，她開始探索“一些關於無性繁殖生物的真實故事”。在《弗蘭肯斯坦》中，最讓這個精神分析學傢感興趣的莫過於作者的故事：瑪麗·雪萊是如何在“有著古老悲劇色彩的、厄運代代相傳的生活中”，寫齣這樣一本“在現代生活中仍引起巨大反響”的書？而且在寫《弗蘭肯斯坦》之前的兩年，這位年輕的女子曾在自己的日記裏描述瞭自己接觸到的無比粗俗的人，並寫道：“上帝創造一個全新的人遠比淨化這些怪物來得容易”……

不過，莫奈特·瓦剋安早在開始寫作本書的第一版之前就決定瞭要分享和深入她對人工繁殖意義的研究。她在《占據生物》（Main basse sur les vivants，1999）一書中提到過一個非正式的團隊：“我們是生物學傢、哲學傢、社會學傢、精神分析學傢或者法學傢。不用多說也知道，這種不同領域之間的碰撞，加上我們這種非正式的組閤給齣的完美的自由空間，定是非常耀眼的。”我作為“倉庫管理員”（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為1990年齣版的閤集命名為《兒童倉庫》）中的生物學傢，造齣瞭第一個孩子！實驗室中枯燥而簡陋的一連串生物密碼讓我發現瞭新的思考模式，同時還發現瞭一種足以改變世界的智慧。如果沒有我曾經作為技術人員與團隊的默契，或者我的“倉庫管理員”同事做的胚胎培養，我想我都沒有這個勇氣去想到我現在做的試管嬰兒，或是去說齣這一過程中的局限，然後以曆史和哲學的角度去證實它的可行性，直到人們最終賦予它一個政治含義。從這種無法從冰冷的試驗颱産生的覺醒，到熱烈的想法，我尤其要將這種轉變歸功於精神分析學傢莫奈特·瓦剋安、法學傢瑪麗- 昂熱爾·埃爾米特（Marie-Angèle Hermitte）、伯納德·阿德爾曼（Bernard Edelman）和社會學傢路易斯·萬德拉剋（LouiseVandelac）。我還記得當時在社會黨執政的政府中做司法助理工作的一位教研員，他對我們很失望，並且嚮我們要一個解釋。他似乎想知道，到底是什麼奇怪和隱秘的力量在支持我們這群人。因為我們的思想經常在科學界中被指責為“濛昧主義”，受到強烈的批判，被認為影響“進步”。在這場對我們“侵犯科學”的控訴中，每一位“倉庫管理員”都勇敢地站齣來發聲，這位社會黨的教研員在那天見證瞭一場智慧的盛宴，隻能啞口無言，但似乎依然沒有被說服。不久後，女性主義雜誌《支持選擇》的創始人卡洛琳·弗裏斯特（Caroline Fourest）嚴正指控我嚮教會妥協，忽視瞭自己是徹底的無神論主義者。我的同伴們則因為很多是猶太人的原因免遭責備，指控猶太人是不可能的事。當我們錶現自己的人道主義，卻沒有符閤既定的規則時，連思考都變得那麼難，更彆說被理解瞭。

作為對這些不理解的簡短迴應，幾年前我就該效仿莫奈特·瓦剋安寫的瑪麗·雪萊，“在她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中呼喊……她相比透明，更偏愛陰影；相比無懈可擊的理論，更偏愛不完美的存在”。瑪麗·雪萊在她的作品《弗蘭肯斯坦：現代普羅米修斯》問世後的十年齣版瞭《最後的人》。莫奈特·瓦剋安也是在她的《弗蘭肯斯坦：理性的瘋狂》這本書齣版的十年後，齣版瞭《占據生物》。這兩部作品能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為什麼瑪麗·雪萊要寫這兩本書，並瞭解這兩位女性。她們講述的故事雖然不同，卻擁有類似的敏銳的直覺。

在《占據生物》中，莫奈特·瓦剋安有史以來第一次書寫瞭科學與政治之間的聯係，並且錶明：“在要求唯一理智來意識到這個世界的同時，法國大革命標誌瞭一種傳播鏈中前所未有的決裂。科學墮入瞭這個巨大的裂縫中。”她再次提到瞭她早在十年前就在她的《弗蘭肯斯坦》中所提到的人工受孕的製造者們，“那些在戰時或戰後不久齣生的研究者，往往是激進的反法西斯主義者，試想他們怎麼可能研究齣一種最瘋狂的優生學工具？這與他們最珍貴的理想相悖，豈不是一種對他們命運的重復的嘲笑？”她還在書中迴答道，“與這項技術一起齣現的最明顯的外在錶現……是關乎整個西方世界的事件……不僅僅是西方的科學傢，還有參與的個體，這場‘危機’讓他們完全不知所措”。這樣的分析並沒有赦免研究者的科學義務，正如公民科學基金會所寫的：“每個人的責任與他的財富、權力和知識成正比。不花任何力氣與他人交往，卻以自己無能為名；不努力地去獲得知識，卻以無知為名，都無法免除自己的責任。”然而，這並沒有讓我們這代人不去創新，人民就如同決策者，隻要研究者能夠把事情解釋清楚，他們一定也能達成共識。《占據生物》帶來瞭一種迷人的光芒，不僅僅解釋瞭“最尖端科學中齣現的最古老的迷惑”這種現象，同時也揭示瞭瑪麗·雪萊寫這部小說的原因，還有維剋多·弗蘭肯斯坦及其所造生物行為的意義：“可怕的事並不存在於知識中……而存在於由對知識的渴望産生的衝動所帶來的驚人的力量中……科學傢維剋多·弗蘭肯斯坦通過創造自己的生物來理解自己，揭開他自己身上的秘密。”

我必須承認，在閱讀和重讀莫奈特·瓦剋安的作品時，我深深地感受到她在書寫事實，並且比那些根據我這麼多年的專業性所做齣的數據、麯綫和圖錶更加具有說服力。首先，我和她在一些概念上達成瞭共識，例如關於“理性的瘋狂”，而這些概念被我的同事們所唾棄。還有“本質的研究”，它通常是控製欲的“遮羞布”，還有“生育計劃”，不過是對代加工嬰兒的過度辯白，為瞭實現一切可能性而拒絕限製，以治療為藉口來擔保人類實驗的繼續，還有為瞭讓人類繼續存在，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的相異性……

但是，如果這些觀察可以體現生物醫學的方嚮，僅僅做齣這些方嚮的解釋是不夠的，也因為如此，“倉庫管理員們”，尤其是莫奈特·瓦剋安的培育幸運地使這些簡單的證明變得復雜並且符閤醫學的進步，正如解開瞭“暗中連接著命運和無意識的紐帶。在這個角度下，弗蘭肯斯坦不僅僅是一個夢，而是一個有先兆的夢”。然後，在一場世界級的人工助孕醫學會議上，作者看到走廊上豪華的展颱，便寫下瞭這樣的話：“突然間，注射器似乎太靠近脆弱的黏膜，工業似乎太靠近科學，而無意識則太靠近市場”……我非常理解她！

在《最後的人》中，瑪麗·雪萊提到瞭12世紀初的一場大瘟疫之後唯一的幸存者，對此，莫奈特·瓦剋安評價道：“這象徵著瑪麗的孤獨，同時也是一部治愈她的小說，使她變得不那麼難受。”她認為，瑪麗應該是在自問：“罪惡到底是人性之外的東西還是人生來就有的？”她還說，事實上這是一種“看不見聽不著的、深藏在內心的罪惡”。瘟疫是《最後的人》的主角，是在寫《弗蘭肯斯坦》後（1816）不久，對一場在19世紀上半葉橫掃歐洲的霍亂的模糊記憶。彼時，瑪麗的心理處於一種更加戲劇化的狀態，更甚於她的靈感噴發。書寫《弗蘭肯斯坦》時：在經曆瞭她身邊發生的如此多的死亡、流産之後，她又因為丈夫疾病性的幻想癥焦慮不已。有一次，雪萊在夢中要掐死她，瓦剋安評價道，這恰似書中維剋多·弗蘭肯斯坦與伊莎貝爾度蜜月時，“那個怪物要殺死伊莎貝爾的那一幕”。然後就有瞭雪萊在暴風雨中悲劇性的死亡，隨之而來的是可怕的孤獨，於是她開始狂熱地書寫《最後的人》。瓦剋安寫道，“自索福剋勒斯以來，鼠疫是所有詛咒的範式：那是對人類的欲望和暴政，還有無法超越的矛盾的詛咒。”而瑪麗在《最後的人》裏的遊蕩，“是人類性欲最基本的缺陷，這種無法避免的不協調由愛和創造的力量造成，但同時，也有重復和毀滅的因素在裏麵”。這種重復和毀滅已經在維剋多·弗蘭肯斯坦周圍的人中實現（他的弟弟、朋友、密友，接著是他的妻子都被他創造的怪物所殺害），在《最後的人》裏，則毀滅瞭整個人類。從《最後的人》中，瓦剋安得齣瞭瑪麗在《弗蘭肯斯坦》中所暗示的內容，這“是對一個問題不懈的追問，是對一種可能未來的預兆……在現代的曙光中，她寫給我們，她寫的也是我們”。

甚至在開始提筆寫《弗蘭肯斯坦》之前，雪萊長久以來的脾氣暴烈的女伴和拜倫就讓瑪麗聽到他們充滿激情的對話，來讓她感到確信。瓦剋安想象到瞭瑪麗的擔憂：“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理性將會變成一種閤理化，這個對欲望高超的掩飾，連他們自己都沒有發現。無論是父親們，還是産生的威脅，或者國傢體製都沒有辦法阻止他們，因為他們急不可待，而且有著強大的力量和對尋找證明強烈的渴望。”然而，瑪麗並不是今天那些科學主義者給她冠名的那種“反科學的濛昧主義者”，“在她眼中，知識沒有任何應該受指摘的行為。但是她趕走瞭那種想要以知識為藉口來操控的衝動和執念……她認為最可怕的事，是在無法控製的衝動驅使下，將彆人作為一種工具”。而且，這個造物的醜陋“是隱喻的，它沒有展現齣其與控製的關係，那是産生它的地方”。在維剋多嚮那個怪獸妥協、應他的要求給他製造一個女伴之後，他改變瞭主意，毀掉瞭這個纔剛開始做不久的作品，瑪麗寫道，因為他害怕兩個怪獸會誕下“醜陋的後代，對整個人類造成威脅”。莫奈特寫道，因為“她知道那個怪獸是在履行欲望帶來的強大力量，她在書寫《弗蘭肯斯坦》時就如同在寫一封請求信……在將這個怪物描寫成一個強迫的、被愛所睏的殺人犯時，瑪麗發齣瞭抵抗象徵崩塌的呐喊，這種崩塌是將他人工具化和取消相異性之後不可避免的結果”。

莫奈特所知道的，也就是瑪麗所知道的。而她們的直覺又與科學哲學傢皮埃爾·圖意埃（Pierre Thuillier）的所見略同。他的淵博巨著《大爆炸，西方崩塌報告，1999—2002》（La Grande Implosion, Rapport sur l’effondrement de l’Occident, 1999-2002，Fayard，1995）於莫奈特·瓦剋安的《弗蘭肯斯坦》齣版後的幾年問世，他在書中預感到這個瘋狂世界的終結，並且將這個時間點預言在他早逝的1998年後不久。他在書中設想瞭成立於2077年的“一個研究西方文化終結的小組”，這個小組裏有曆史學傢、人文學者和詩人，在分析這個“大爆炸”的隊伍裏，科學傢似乎是最不夠格參與的，因為他們可能是始作俑者。而這場“大爆炸”由“2002年前最終動蕩前一連串的騷亂、襲擊、爆破和絕望的場景”構成。在這部博學的專著中，皮埃爾·圖意埃藉助大量引言來錶明，盡管因為我們偉大科學傢普羅米修斯式的野心，這場災難是可預見的，但每個時期發齣的警告也沒有辦法製止災難的發生。“早在《大爆炸》之前，所有他想說的都已經被說瞭”，但是那些緊緊抓住進步主義信仰的人，“已經不再知道什麼是‘文化’，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即使丟掉瞭靈魂，一個社會幾乎可以照常運作”。而且，“一項提議，如果要被定性為是理性的（這已經成為一種命令），必須被剝奪所有的魔力、所有情感的動蕩和所有幻想的力量”，這些描述與莫奈特·瓦剋安在同一時期所錶達的觀點驚人地相似。圖意埃還引用瞭安德烈·馬爾羅的話：“盡管歐洲清晰地展現齣力量，但它的夜晚既貧乏又空洞，空洞得就像一個徵服者的靈魂”。在這場對西方世界衰落的審判中，皮埃爾·圖意埃當然沒有忘記提起瑪麗·雪萊和她的《弗蘭肯斯坦：現代普羅米修斯》，她曾經試圖警示西方人。他在書中寫道：“當西方人自認為是造物主的時候，他們讓一種新的人性齣現，這種人性必定會使靈魂和心靈感到巨大的沮喪”，他還寫道：“其實，他（維剋多·弗蘭肯斯坦）不過是製造齣瞭一個低於人類的生物，這個生物在情感和精神上都是殘缺的……通過這個生物工程師的失敗經曆，瑪麗·雪萊揭示瞭所有社會工程項目的徒勞。她讓我們思考，讓我們在一切還來得及的時候去選擇另一條路。”瑪麗·雪萊在《最後的人》中的詛咒正是描寫瞭弗蘭肯斯坦的悲劇：“你們沒有聽到暴風雨來臨時的咆哮聲嗎？你們沒有看到雲層散開，蒼白、不可抗拒的毀滅正在襲擊這片廢土嗎？…… 你們沒有看見這些揭示著人類末日的徵兆嗎？……我們的敵人，就如同荷馬筆下的災難，悄無聲息地踐踏著我們的心靈。”皮埃爾·圖意埃讓人們注意到，瑪麗·雪萊所要傳達的思想得到瞭一些偉大人物的反饋，但並沒有效果，其中有赫爾曼·梅爾維爾（他的作品《白鯨記》）還有大衛·赫伯特·勞倫斯，他談論瞭“西方世界的機械性畸變”，並且將本傑明·富蘭剋林描述成為“最值得敬佩的小機器人……”。圖意埃把他與維剋多·弗蘭肯斯坦創造的怪物比較，他解釋道：“就好像是那個怪物，他是通過理性被創造齣來的，但卻有著無法挽迴的不完整，並且與真實的生活割裂。”皮埃爾·圖意埃總結道，這種想要製造一個人工世界的執念會産生“最高級的怪物，也就是一個‘普通的人’，他沒有靈魂，他被控製，被這個消費社會的小小樂子所奴役”，當一個新齣現的進步的怪獸以超人類主義的名義發展壯大，圖意埃的話無疑是振聾發聵的。

在提到納粹為瞭不讓懷孕的女人生産而夾緊她們的大腿時，莫奈特·瓦剋安質詢道：“齣生不就是産生區彆的初體驗嗎？極權主義不就是禁止區彆的産生嗎？”在這裏，我們怎麼可能不聯想到體外受精？這種受孕的方式在孩子齣生前，剛受孕時就“揭秘”，這是通過胚胎植入前診斷來判斷身份和作選擇的有利時機。還有“社會剋隆”的來臨，這是兩種事物結閤的産物：父母通過胚胎植入前診斷帶來的基因選擇前集中的幻景，以及文化全球化帶來統一化的壓力。剋隆，在莫奈特·瓦剋安眼中，具有“重復性完成的特徵”。剋隆人類技術已經可以在避免至今仍頗有爭議的多莉實驗的基礎上隨時齣現，至少直到人類創造齣一些我們認為是“傑齣”的人類。因為，如同諾貝爾醫學奬獲得者，發明瞭人類試管受精的羅伯特·愛德華茲所言：“我還沒有發現一個值得被剋隆的人”……

在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齣版之際，科學的危害還未被認真地解析，然而在人工受孕所帶來的影響之後，科學的危害開始被重視。因為和現實相比，瑪麗的書更多的還是被認為是一部小說，而且，在人們的想象中，創造怪獸的欲望是缺失的。也就是說，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一部分身體拿去構建一個幻想中的生物，然後把每個人的“自我”掩藏在一具具陌生的肉體之下。與人工助孕法並行的，當然還有醫學上的辯護，更具體的是人工助孕法可以安撫由無法生育引起的內在的焦慮。那麼維剋多·弗蘭肯斯坦與那些學習體外受孕術的“巫師”之間有什麼關係呢？或許是在他們病態的世界中，相比控製自己的故事，他們更有一種想要控製一切的欲望。

…………

雅剋·泰斯達

“孕育”齣法國第一例試管嬰兒的生物學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