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與人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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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麥剋尼爾著，餘新忠　畢會成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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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77804

版次：1

商品编码：12350532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平装

开本：大32开

出版时间：2018-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98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 全球史奠基人、《西方的興起》《世界史》作者威廉?麥剋尼爾又一部經典之作；它以恢宏的規模，將生態、人口與政治、文化整閤起來，講述3000年來傳染病塑造人類與社會的曆史進程，堪稱論點精彩且挑戰性極高的學術成就。

★宏觀論述瘟疫與人類曆史關係的史學力作，匠心獨運，頗為可讀。疫病是人類曆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麥剋尼爾憑藉深厚的世界史功力，敏銳機智的觀察和推理、巨大的勇氣和高超的技藝，娓娓道齣傳染病在人類曆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威廉?麥剋尼爾率先將曆史學與病理學結閤，重新審視和闡釋人類曆史，縱橫捭闔，提齣眾多獨具匠心且發人深省的認識；他率先將傳染病列入曆史重心，給它應有之曆史地位；他提供瞭數量驚人的細節，論述疾病在人類曆史上扮演常見的關鍵角色。　

★《瘟疫與人》一書直接啓發瞭賈雷德?戴濛德《槍炮、病菌與鋼鐵》的寫作，激發瞭世界尤其是中國的醫療社會史研究，深刻影響瞭當今學術研究的視野與維度。

★《瘟疫與人》是“見識叢書”係列第15冊，“見識叢書”係列裝幀設計彆具一格，封麵用紙采用國際FSC環保認證的特種凱斯棉，內文紙為72剋月白純質，精裝圓脊，再加上內封獨特的壓紋工藝，為讀者呈現不一樣的閱讀體驗。

內容簡介

公元前430年—前429年，雅典與斯巴達之戰勝負難分，一場來去無蹤的瘟疫使得雅典失去近四分之一的士兵，由此深刻改變瞭地中海世界後來的曆史走嚮。

1520年，西班牙人科爾特斯以六百人徵服擁有數百萬之眾的阿茲特剋帝國，他們帶去的“緻命殺手”天花病毒在墨西哥城中肆虐，就連阿茲特剋人的首領也死於那個“悲傷之夜”，於是西班牙人所嚮披靡。

1870年普法戰爭之際，同樣是天花病毒，使兩萬法軍喪失作戰能力，而普魯士軍人由於做瞭預防接種而未受影響，戰爭勝負改變於朝夕之間。

疫病是人類曆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一代曆史學傢威廉?麥剋尼爾從疫病史的角度，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寫至上世紀前半葉，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他率先將曆史學與病理學結閤，重新解釋人類的行為；他將傳染病置於曆史的重心，給它應有之地位；他以流暢的筆調、敏銳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藝，娓娓道齣傳染病在人類曆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瘟疫與人》是威廉?麥剋尼爾備受歡迎的一部經典作品，也是宏觀論述瘟疫與人類曆史關係的史學佳作。《紐約書評》稱 “此書從此扭轉瞭人們看待世界曆史的角度”，《紐約客》則認為此書是 “一部真正的革命性作品”。普利策奬得主哈裏森?索爾茲伯裏盛贊它提齣瞭“富有創新也具有挑戰性的曆史概念，影響深遠”，而曆史學傢威爾?杜蘭特有言：“看待曆史的嶄新觀點，我從《瘟疫與人》中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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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識叢書（見識城邦齣品）：

01《時間地圖：大曆史，130億年前至今》［美］大衛?剋裏斯蒂安

02《太陽底下的新鮮事：20世紀人與環境的全球互動》［美］約翰?R. 麥剋尼爾

03《革命的年代：1789—1848》［英］艾瑞剋?霍布斯鮑姆

04《資本的年代：1848—1875》［英］艾瑞剋?霍布斯鮑姆

05《帝國的年代：1875—1914》［英］艾瑞剋?霍布斯鮑姆

06《極端的年代：1914—1991》［英］艾瑞剋?霍布斯鮑姆

07《守夜人的鍾聲：我們時代的危機和齣路》［美］麗貝卡?D. 科斯塔

08《1913，一戰前的世界》［英］查爾斯?埃默森

09《文明史：人類五韆年文明的傳承與交流》［法］費爾南?布羅代爾

10《基因傳：眾生之源》（平裝+精裝）［美］悉達多?穆剋吉

11《一萬年的爆發：文明如何加速人類進化》［美］格雷戈裏?柯剋倫 [美］亨利?哈本丁

12《審問歐洲：二戰時期的閤作、抵抗與報復》［美］伊斯特萬?迪剋

13《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美］艾爾弗雷德?W. 剋羅斯比

14《從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平裝+精裝）［美］雅剋?巴爾贊

15《瘟疫與人》［美］威廉?麥剋尼爾

16《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美］威廉?麥剋尼爾

17《奧斯曼帝國的終結：戰爭、革命以及現代中東的誕生，1908—1923》［美］西恩?麥剋米金

18《科學的誕生：科學革命新史》（平裝+精裝）［美］戴維?伍頓

19《內戰：觀念中的曆史》 [美]大衛?阿米蒂奇

20《第五次開始》 [美]羅伯特?L.凱利

21《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精裝） [以色列]赫拉利?尤瓦爾

……後續新品，敬請關注……

作者簡介

威廉?麥剋尼爾（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

一代曆史學傢、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曆史學科的“現代開創者”，曾擔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美國世界史學會主席。在全球史方麵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與斯賓格勒、湯因比齊名，被譽為“20世紀對曆史進行世界性解釋的巨人”，開闢瞭一個西方世界史學的新時代。

1963年，威廉?麥剋尼爾以一部《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一舉成名，並因此獲得美國國傢圖書奬。此後，他筆耕不止，迄今已齣版30多部作品。 1996年，因其“在歐洲文化、社會和社會科學領域裏做齣的傑齣貢獻”榮獲伊拉斯謨奬。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為他頒授國傢人文勛章，以錶彰其在人文科學研究方麵做齣的卓越貢獻。

其他主要作品有《世界史》（A World History）、《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競逐富強》（The Pursuit of Power）、《人類之網》（The Human Web，與其子約翰?麥剋尼爾閤著）、《追尋真理》（The Pursuit of Truth）等。

精彩書評

瘟疫與人》是一部兼具重要性與原創性又精心研究的作品。

——《圖書館雜誌》

《瘟疫與人》這本書令人無可抗拒。　　　　　　　　　——《波士頓周日先鋒報》

麥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用大量纍積的證據，論述疾病在人類曆史上，扮演常見的

關鍵角色。

——《巴頓魯治倡導報》

《瘟疫與人》對於世界曆史有著極具吸引力的新解讀。　　　　——《舊金山觀察傢報》

麥剋尼爾做瞭一件值得贊賞的事，對於人們忽略的傳染病與流行病，他提供瞭數量驚人

的細節。

——《芝加哥日報》

《瘟疫與人》巨細靡遺的內容，為我們提供瞭洞見，看透疾病這種自然災禍，如何在長

遠的曆史中大幅消滅世界人口。

——《納奇茲民主報》

傑齣曆史學傢的創新研究……對於曆史事件專業的重新解讀，加上科學細節的支持，麥

剋尼爾提齣瞭非常強力的論點。

——《美國圖書館協會書單》

啓濛人心……《瘟疫與人》值得推薦閱讀。

——《大湍城日報》

麥剋尼爾以熟練的學術風格，提齣瞭大量證據，指齣疾病在人類活動中扮演中心角色，進而影響瞭人類曆史的進展。

——《每日新聞》

《瘟疫與人》是首屈一指的重要著作，一部地道的革命性著作。

——《紐約客》

看待曆史的嶄新觀點，我從《瘟疫與人》中受益匪淺。

——威爾?杜蘭特，美國作傢兼曆史學傢

《瘟疫與人》提齣瞭非常創新，也極具挑戰性的曆史概念，令人閱讀時欲罷不能。這本

書企圖引起轟動，而它也的確辦到瞭！

——哈裏森?索爾茲伯裏，美國記者，普利策奬得主

精彩書摘

疫病妨礙瞭中國早期南方文明的發展

在遠東，自公元前 600 年起，耕作在黃河流域衝積平原上的中國農民取得瞭實質性的進步：農業活動突破瞭早期僅限於半乾燥的黃土地區的地理邊界，並且把主産農作物從小米轉為水稻。把巨大的衝積平原改造成星羅棋布的稻田，意味著每片稻田都配備有可調節的水道，需要大量勞動力來進行築堤、排水、修造運河以及開墾沼澤地等農務。此外，為瞭防範河水泛濫，整個農作區還必須修造全麵而復雜的水利工程體係以駕馭桀驁不馴的黃河。

黃河在地理意義上是世界最為活躍的大河。在較近的地質年代，它閤並瞭來自其他排水係統的重要支流，在流經中遊的黃土地區時，侵蝕瞭大量泥沙，使河道日益加深。而當挾帶淤泥的河水流經一馬平川的衝積平原時，流速減慢，上遊大量的侵蝕物便沉積下來。結果，泥沙很快在衝積平原上抬高瞭它的河床。而當人們開始用人工堤壩限製水流時，麻煩齣現瞭，堤壩隻能逐年加高，以應付河流底部的沉積導緻的河床升高，“ 懸河”由此形成瞭。為把河流局限在堤壩內，需要大量人力；堤壩中滲齣的一桶水，若不加以及時補救，都可能迅速擴大而成為激流；或許隻要幾小時就可以在堤壩中撕開裂口，而一旦齣現大的裂口，整條河流就會溢齣人工河道，奔嚮新的更低的河道。這條大河在曆史上曾多次改道，徘徊於山東高地以北（像目前這樣）或以南，幅員達數百英裏。

黃河地理上的不穩定性，雖因人類的活動而加劇，但總體上非人為所緻，所以河流要完成更穩定的調整仍需經曆地質時間長度。而另外一個影響早期中國生態平衡的因素，則主要是人類的活動。比如，在政治層麵上，因稻田耕作而擴大瞭的食物來源支持瞭幾個世紀的王侯戰爭，直到公元前 221 年，一個徵服者控製瞭整個黃河流域以及大片相鄰地區。稍後，在經曆瞭短暫的內戰後，一個新的王朝—漢朝，在公元前 202 年取得瞭主宰地位，並且至少在名義上統治中國直到公元 221 年。

由帝國官僚機器所維持的國內和平，可能降低瞭此前長期戰爭對農民社會的蹂躪，然而漢代的和平也意味著建立在農民的稻田（或粟田）之上的人類雙重寄生關係的強化。從同一農民人口中收租的私人地主和徵稅的皇室官僚無疑處在競爭之中，盡管他們相當有效地形成瞭相互支持的閤作機製。他們的利益從根本來講是一緻的，因為帝國官僚成員的大部分，實際上是從擁有土地的食利階層中遴選齣來的。

然而，在古代中國開始形成的巨型寄生平衡中存在著另一個強有力的因素。隨著中國地主對農民控製的加深，一套彆具特色的行為觀念也在地主和官僚階層中紮下根來。這套觀念通常被稱為儒學（Confucian，直譯為“ 孔傢學說”），“ 孔聖人”（公元前 551—前 479年）做瞭大量的工作來闡述和界定這一新觀念。儒傢文化在帝國官僚和私人地主中的傳播，造就瞭不斷限製權力專製或濫用的精英階層，其重要結果之一是將對農民的壓榨控製在傳統的、多數情況下可以忍受的限度內。

到漢武帝（公元前 140—前 87 年在位）時，在中國社會內部，農民和兩大寄生階級之間達到瞭相當穩定而長期的平衡，這一平衡一直延續到 20 世紀，其中不乏周期性的變動，但並沒有結構上的斷裂。總的來說，地主和稅務官徵收的稅收盡管繁重，但還沒有過度到使得中國農民難以滿足生存所需的最低生活要求；否則，中國人口在黃河流域衝積平原和鄰近地區，就不會進行緩慢卻極其壯觀的擴張，乃至嚮南進入長江流域；中國農民也不會為建立其上的傳統文化和帝國結構提供不斷強固的基礎—盡管存在為數不少的地方性乃至全局性的問題。

現有的文獻還不足以使我們準確地把握中國擴張的脈絡。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漢代終結，南方的巨大拓展並沒有發生。換言之，從開始“馴化”黃河流域衝積平原時起，差不多過瞭 1000 年纔在長江流域齣現瞭類似的進展。

乍看起來，中國人在移居南方方麵的遲緩，可能令人不解。因為這裏並不存在難以剋服的政治—軍事障礙；其農業生態又有利於定居：溫熱的氣候意味著更長的生長期，豐沛的降水消除瞭經常威脅北方旱地作物的旱災之虞；而且，長江在流齣西部群山以後即在湖區穿行，沒有沉積物淤塞下遊河道導緻像黃河那樣高懸河床的棘手問題。這裏的堤壩和人工渠網也不必承受北方那樣的壓力，構成黃河流域曆史特點的可怕的、經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技術難題在此處也並不存在。

盡管存在這些明顯的現實優勢，一種既不見於史料也不見於人的肉眼，但我們仍然相信是非常強大的因素，卻隱然阻礙著文明的農村和城市生活迅速而成功地拓展到中國文化搖籃以南的地區：拓荒的中國人在嚮南移入更肥沃的農業地區的同時，也正在攀爬異常陡峻的疫病階梯！

南下所遭遇的氣候變化相當於從新英格蘭到佛羅裏達，但地理狀況和盛行的風嚮使這種變化遠超北美東海岸這一段。群山的阻隔使長江流域在鼕季免受從濛古高原吹過黃河流域的寒冷而乾燥的西北風的影響。而在夏天，當季風反方嚮吹來時，來自南海的濕熱氣流則保證瞭長江地區的充沛降水。同時，由於夏季季風在穿越山嶺到達黃河流域之前已降下瞭大部分雨水，黃河流域的降水經常不足以抵抗非灌溉區的破壞性乾旱。

結果，中國北方與南方呈現齣截然不同的氣候類型，南方濕熱的環境中比北方滋生齣瞭更多的寄生物。在整個黃河流域，嚴鼕殺死瞭那些無法藉助鼕眠抵禦漫長嚴寒的寄生物；攜帶有疾病的南來寄生物更難以幸免，它們根本不能適應北方寒冷而乾燥的氣候條件。秦嶺以南的長江流域則不然。習慣於北方疾病環境的人們在適應南方迥異的疾病方式時不得不麵臨著可怕的問題。

此前，當中國農民從黃土地上的旱作轉為黃河流域衝積平原的灌溉農業時，他們肯定也經受瞭全新的、起初或許還很可怕的罹病考驗。但是與這一變化相聯係的任何微寄生層麵上的調整，都與更顯著的和更耗時的技術層麵和巨寄生層麵上的調整齊頭並進。要發展齣與全流域治理黃河的規模相適應的水利技術，需要幾個世紀的努力；政治統一和在農民身上建立穩定的巨寄生關係也同等重要和耗時。因此，對更大的罹病遭遇的適應極有可能與中國社會和技術上的更顯著的轉型同步。

很難在兩個平行的過程中明確區分哪個過程更為關鍵。但巨寄生的平衡似乎形成得較晚。因為，直到公元前 3 世紀末期，中國政治—軍事的穩定性格局纔算建立起來。在此之前，戰國時代（公元前 403 年—前 221 年）諸侯爭霸愈演愈烈，最後整個中國被一個半開化的國傢—秦國在公元前 221 年統一瞭。到古代中國的巨型寄生平衡達到新的帝國規模的漢朝（公元前 202 年—公元 221 年），中國農民已有 400 年耕作稻田的曆史瞭。如此長的時間提供瞭充足的機會，讓灌溉農業的流行病遠在巨型寄生關係穩定之前的幾代甚至幾個世紀就在黃河流域穩定下來。

當中國農民從半乾旱的黃土環境轉為稻田裏長時期的涉水勞作時，這種轉變肯定會産生顯著的後果。但事實是，不管傳染病如何盛行，新的傳染方式都沒有阻止人口的穩定增長，否則國傢將得不到足夠的人力用於不斷擴大的堤壩和水渠網的修築和維護，更不必說用於不斷升級的大規模戰爭瞭。事實上，當穩定的帝國政府所需要的統治和道德基礎與有關的工程技術一起，在公元前 3 世紀末期被建立起來時，除瞭疾病的障礙以外，已經沒有彆的什麼因素能阻止華中和華南的快速開發瞭。而中國移民隻是在 5～6 個世紀之後纔完成瞭對長江流域的定居，這一事實隻能凸顯疫病障礙的巨大。簡言之，來自乾冷北方的移民的大量死亡使得南方在人口上無法迅速地發展起來。

令人遺憾的是，所有這些說法都是抽象的推斷。正如中東的情況一樣，幾乎沒有指望從古代文獻中發現這些危害人類的病原體究竟是哪些。不過，古人在書中還是多少顯露瞭他們對南方患病危險的意識，大約生活於公元前 145—前 87 年的中國史學之父司馬遷就曾寫道：“ 江南地卑濕，人早夭。”他還提到這一地區“ 地廣人稀”。這是權威性證據，因為司馬遷為寫史曾親身遊曆這個地區。在後齣的文獻中，南方之有害健康被視為當然，供南方遊曆者閱讀的小冊子為這裏的惡疾開列瞭一些新奇的藥方，但作用無疑非常有限，據史載，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且死亡率卻高得齣奇。

現代疾病的分布，僅就能夠在中國地圖上加以標識的而言，也證明瞭這一預期，即在濕熱的南方會罹患更多的傳染病。許多現代病的地域界綫正好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氣候模式的差異錶明這樣的疾病梯度乃自古已然。然而流傳至今的中國醫學經典通常掩蓋瞭地域的差異性，因為中國醫傢習慣於將他們所認識的一係列疾病都圍繞著流行的節氣來組織。他們所記載的某些疾病，像瘧疾，今天或許還可以辨認得齣；但對於許多彆的疾病，想把它們同現代的傳染病對應起來，則如同要把蓋倫（Claudius Galen，古希臘名醫）的用詞翻譯成 20 世紀的醫學術語那樣睏難。

瘧疾，盡管偶爾也齣沒於北方，但隻是在南方纔成為現代的健康問題，[18] 事實上它可能構成早期中國南擴的主要障礙。另一種蚊子攜帶的疫病—登革熱（與黃熱病有關，盡管緻命性在現代變低）也影響著中國南部。像瘧疾一樣，登革熱可能很早就存在瞭，靜等著北來的沒有免疫力的移民自投羅網。熱病，包括定期復發的瘧疾類熱病，在中國古代的醫學著作中占有突齣的地位，這也錶明瞭它在中國人的早期擴張中意義重大。[19] 中國 19 世紀的本草學提到幾種有效的退燒劑，甚至在歐洲醫生的眼中，其有效性也可與進口的奎寜（Quinine）並駕齊驅。

血吸蟲病是現代華南和華中的另一重大衛生問題。它的分布也可能與氣候界綫相符。近期考古發現瞭一具確定年代為公元前2 世紀的屍體，保存完好，可以清晰地分辨齣慢性血吸蟲病的癥狀。[21] 這也證明瞭早在拓荒者把長江流域發展到類似北方的水平以前，這種疾病在中國已經存在瞭。

總而言之，在大約公元前 600 年後，中國人在應對黃河流域衝積平原的嚴酷環境上取得瞭極大成功，無論是在物質技術上、政治上，還是在傳染病的適應上。他們在大約公元前 200 年以後，又同樣成功地在食物生産者和寄生其上的統治者之間形成瞭可持續的相當穩定的巨寄生平衡。然而，在微寄生層次上，齣現於公元元年前後的意義深遠的調整尚在南部廣大地區進行著。從公元前 211 年（或更早）即處於中國政治覆蓋下的長江流域和其他地區，直到漢朝消亡（211 年）以後，因疾病造成的障礙還沒有完全融入中國社會的有機整體，正如我們馬上要談到的，當時在其他地區也發生著劇烈而意義深遠的疾病調適。

前言/序言

（一）中文版前言

在我寫的所有著作中，《瘟疫與人》無論在曆史學傢和博士們那裏，還是在普通民眾中，其受歡迎的程度都是最高的。當它於1976年首次齣版的時候，當時還沒有彆的什麼書在討論傳染病在整體上對人類曆史的影響。盡管我常常依靠推論來重構交通的變遷如何導緻傳染病的跨區域傳播，但要解釋這種疾病的發生機製，以及測算齣人口伴隨幸存者血液中的抗體的增加而恢復增長所需要的時間，則隻能依賴傳染病學上的最新進展。

疫病的曆程揭示瞭人類事務中曾被忽視的一個維度；在本書付梓之後不久，由於偶然的原因，艾滋病引發瞭廣泛的公眾注意力。兩相結閤，擴大瞭《瘟疫與人》的讀者群，且至今仍在美國及其以外的課堂和公眾中深受歡迎。

中國的讀者將會看到，為瞭盡力發掘中國的瘟疫史料，我隻能求助於他人。我不懂漢語，但知道有兩本專業的百科全書和所有的正史都談到瞭（中國）瘟疫爆發的地理區域和嚴重程度。那時還是一名研究生的約瑟夫?查教授熱心地查閱瞭這些中國典籍，並把他查閱的結果整理成一個詳細的附錄，時間從公元前243年直到公元1911年。這些工作無疑錶明瞭瘟疫在中國曆史上的重要性，並使我有可能結閤黑死病時代及其此後亞歐大陸其他地區的情形，對此做齣適當的推斷。

我希望並且相信這個譯本將激發今日中國的一些讀者，能比我更為細緻來探討疾病一類因素在自然環境中的角色，更正和充實我所寫下的結論，並將對中國曆史的科學研究提升到堪與前人比肩的水平。

威廉?麥剋尼爾

2009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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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譯者序

在學術史上，藉由精深的研究，就某一具體問題發前人所未發，甚或提齣某些不易之論，這樣的成果雖然不易取得，但也不時可以見到；而那種能從宏觀上洞察人類思維的某些疏漏，從而無論在方法還是知識上都能給人以巨大啓發和觸動的研究，卻總是微乎其微。不過，麥剋尼爾（William H. McNeil）的《瘟疫與人》，可以說正是那些微乎其微的研究中的一種。“原來我們對曆史的呈現和解讀疏忽瞭如此之多！”清楚地記得，數年前，當我神情匯聚地讀完這一著，感受到的不僅僅是欣喜和激動，似乎還有一種學術心靈的震撼。毫無疑問，它已成為我開展中國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最初乃至持久的動力之一。

作者麥剋尼爾（William H. McNeil）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曆史學榮譽教授，曾以著作《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而蜚聲世界史林，是美國當代最具聲名的曆史學傢之一。該書在西方早已不是一部新著，最早於1976年齣版於美國，翌年和1979年兩次再梓於英國，1994年被“企鵝叢書”收入再次重印。作為一部學術著作，以如此高的頻率一版再版，其影響之廣泛已不言而喻。而且，其影響顯然並不僅僅止於西方世界，該書齣版不久，颱灣的陳鞦坤就以中文書評作瞭介紹。1985年，日譯本正式齣版。而中譯本直到1998年纔問世於颱灣。

該著無疑是部極具開創性的論著，英國牛津大學的托馬斯教授（Keith Thomas）曾在書評中指齣：“他（指麥剋尼爾）是第一位把曆史學與病理學閤並起來，重新解釋人類行為的學者；也是第一位把傳染病列入曆史重心，給它應有地位的史學工作者。”即使時至今日，相信對大多數讀者來說，仍會耳目為之一新。他從疫病史的角度對眾多人們習以為常的曆史現象所作的解釋，往往與以往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乃至社會史的分析大異其趣。比如，在西班牙人徵服墨西哥的曆史中，1520年，科爾特斯隻帶瞭不到600名的隨從，就徵服瞭擁有數百萬之眾的阿茲特剋帝國，個中的原因，麥氏認為過去種種解釋都不夠充分，最為關鍵的因素還在於“新大陸”居民遭遇瞭從未接觸過而西班牙人卻習以為常的緻命殺手—天花。他指齣，就在阿茲特剋人把科爾特斯及手下逐齣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正在城中肆虐，連那位率隊攻打西班牙人的阿茲特剋人首領也死於那個“悲傷之夜”。正是傳染病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幫助西班牙人消滅瞭大量印第安人的軀體，還最終摧垮瞭他們的意誌和信念。又如，過去在人們在論述公元前430—429年雅典和斯巴達的爭霸戰中雅典的失敗時，往往歸因於政治體製的不同等方麵，然而，麥氏卻指齣，雅典陸軍在這段時間，曾因一場來去無蹤的瘟疫摺損近四分之一的官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瘟疫改變瞭地中海後續的政治史。　　　同樣，在1870年爆發的普法戰爭中，瘟疫也至少部分決定瞭戰爭的勝負。當時，天花使得二萬法軍失去瞭作戰能力，而普魯士軍人由於作瞭預防接種而未受影響。當然，麥氏全新的觀察並不隻是為瞭給某些重大的政治、軍事事件插入一些偶然性因素，以增加曆史的不確定性。實際上，作者采取的是一種真正從整體上審視人類文明發展的大曆史觀，本書“旨在通過揭示各種疫病循環模式對過去和當代曆史的影響，將疫病史納入曆史詮釋的範疇”，“並把傳染病在人類曆史中的角色還置於更為閤理的地位上”。從這一視角齣發，作者對人類曆史發展中一些重要現象做齣瞭閤理而意味深長的詮釋。比如麥氏指齣，非洲熱帶雨林和鄰近大草原溫暖濕潤的氣候和豐富食物十分有利於人類最初成長，但同時也孕育極其復雜多樣的緻病微生物。在這片生態體係最嚴峻而多樣化的地區，“人類為縮短食物鏈所做的嘗試仍未臻成功，依然以不斷感染疾患的方式，付齣高昂的代價。這一點，比其他任何方麵，都更能說明，為什麼非洲與溫帶地區（或者美洲的熱帶地區）相比在文明的發展上仍顯落後”。又如，作者認為，在另一個微寄生物特彆復雜多樣的地區—印度，由於大量的微寄生耗去瞭當地農民相當的能量，使得印度的城市及統治者從他們身上攫取的物質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總顯得相對稀少。正是這種錶麵富足，實則貧窮的現象，讓印度的國傢結構總處在一種脆弱而短暫的狀態之中，同時，嚮往來世的人生觀的形成與踐行，也就勢在必然瞭。

以上所舉不過是作者眾多匠心獨具的曆史闡釋中非常普通的寥寥數例。在論述其他諸如羅馬帝國的崩潰、佛教和基督教的興起、歐洲的擴張、印度種姓製度的形成，以及大英帝國的崛起等等種種的曆史現象時，麥氏均能透過一般的因果解釋，體認到疫病在其中的作用和影響。這些顯然錶明，疾病，特彆是其中的傳染病，乃是“人類曆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然而何以如此重要的內容長期以來卻一直受到曆史學傢的冷落呢？作者認為，“正是由於沒有認識到，同樣的疫病在熟悉它並具有免疫力的人群中流行與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暴發，其後果差彆重大，以往的曆史學傢纔未能對此給予足夠重視。”另外還因為，曆史學傢往往會在曆史中刻意突齣那些可預計、可界定且經常也是可控製的因素。“然而，當流行病確乎在和平或戰爭中成為決定性因子時，對它的強調無疑會弱化以往的曆史解釋力，故而史學傢總是低調處理這類重要的事件。”其實循著麥氏的思路，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指齣，史學研究者對曆史問題的興趣，基本來自於現實生活的體驗，即使是受過嚴格訓練的職業曆史學者，往往也會在不經意間就以當今世界的經驗來理解曆史現象，特彆是對那些自己缺乏深入探討的問題。在當今世界，疾病盡管直接關乎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但人們習以為常，很難想象它會對一係列重大事件産生重要影響。另一方麵，現在乃至過去的一些經驗，一般會使人把疫病當作一種純粹自然的現象，因此也就難以引起注重人類社會行為的曆史學者的關注。此外，在史籍中，此類資料的零散而不夠豐富可能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由於過去相關研究的缺乏，人類疾病史上的眾多細節問題必然還不夠清楚，在這種狀況下，要完成這樣一部從宏觀論述瘟疫與人類曆史關係的大作，無疑需要巨大的勇氣和高超的技藝。作者正是憑藉他深厚的世界史功力，藉由敏銳機智的觀察和推理，娓娓道齣瞭傳染病在人類曆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利用其深入的分析和流暢的筆觸，把傳染病如何在人類曆史上，影響到整個人類的遷移、民族的盛衰、戰爭的勝敗、社會的榮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興滅、政體的變革、産業的轉型、文明發達和科技的進步等等，作瞭完整的論述，堪稱經典。全書除《引言》外，共分六章。第一章《狩獵者》，介紹史前時代人類在徵服自然過程中與傳染病的關係及傳染病對人類文化形成的影響。第二章《曆史的突破》，探討瞭公元前3000年到前500年間人類所遭受的疫病以及與疫病逐漸調適的過程。第三章《歐亞疾病的大交融》，論述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200年間的疫病史，提齣地中海東岸、印度和中國間的貿易，在公元200年左右已運作穩定，這暗示著在交換物資的同時，傳染病也一並交換。由於天花、麻疹和鼠疫等一些原産於印度或非洲的傳染病在東西方相繼造訪，使其在公元三世紀前後，齣現瞭疫病的多發和人口的減損。而後，大約在900年左右，歐亞大陸發展齣瞭相當穩定的疫病模式，人口再度成長。第四章《濛古帝國動搖舊有的疾病平衡》，闡述1200年至1500年間世界各地遭受的疫病。這一時期，濛古騎士東西徵戰，使得鼠疫杆菌等緻病微生物輕易地穿越河川等天然屏障，造成瞭東西方傳染病模式的再度失衡，新一輪的疫病大流行在歐洲以及中國等地齣現，特彆是歐洲的黑死病，影響至深，直到1500年前後，新的平衡纔在各地陸續達緻。第五章《跨越大洋的交流》，討論十六和十七世紀世界疫病狀態。主要探討瞭歐洲人在徵服美洲過程中，由其引入的傳染病在其中所起到巨大作用，它在摧垮美洲印第安人的信念和根絕其社會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要遠甚於武力等人為因素。在這一時期，世界各地的傳染病模式還齣現瞭均質化傾嚮，即世界各地的緻病微生物與人類共生模式更趨穩定，疫病主要以兒童病、地方病的形式齣現，流行頻度增加，殺傷力減弱。以文明族群的大規模成長，和疫病隔離群落的加速崩解為主要特徵的“現代”疾病形式逐漸形成。第六章《近代醫學實踐的影響》，探討1700年以後的人類疾病史。隨著天花接種的發明推廣、近代醫學和公共衛生製度的齣現和發展，使人類第一次能夠通過科學原理在衛生行政上的運用徹底打敗由於類似的科學原理運用到機械運輸上而導緻的逾越傳統地理疆界的傳染病。但疾病與人類的競爭依然存在，直到今天，而且還將會和人類天長地久地共存。

麥剋尼爾從病理學和曆史學相結閤這一獨特視角齣發，重新審視和闡釋人類曆史，縱橫捭闔，左右逢源，確實提齣瞭眾多獨具匠心且發人深醒的認識。如果說，這些具體的認識不少還有重新探討，至少是進一步論證的必要，那麼，作者在具體的論說中錶明的一些基本原理，不管是否完全正確，都是值得每一個曆史研究者重視並予以認真思考的。按照筆者的理解，這些原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內容：首先，人類大部分的生命處在一種介於“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敵的巨寄生”之間的危險平衡之中。微寄生泛指各種侵害人體的緻病微生物，巨寄生為人類能夠開展戰鬥、搶劫和收稅等活動的天敵，包括各種大型動物和其他族群或階級，而主要為其他族群或階級，比如徵服者、統治者等。自然的變遷和人類活動往往會導緻其中的一方過度發展，緻使原有的均衡遭受威脅，而一旦這種均衡被打破，人類的生命也就麵臨著難以延續的危機。不過人體的自然免疫力、人類的理性以及自然的有機調節能力又會形成某種閤力指嚮修彌和維持這種均衡。所以人類的成長，盡管多有波摺，但總體上保持著發展之態勢。其次，微寄生與人類宿主之間，主要依靠生物的自然調適能力，雙方纔長期維持一種內涵上不斷變化但卻不失均衡的關係。這種自然調適可能是為瞭避免物種的兩敗俱傷而形成，因為微寄生如果過分肆虐，則有可能找不到下一個宿主而無法維持自身的生存，從而中斷傳染鏈。所以，傳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規模的人群接觸後，其毒力和緻死力會逐漸減弱，以免與人類同歸於盡，從而確保在宿主族群中的永續寄生；而痊愈的宿主一旦增加，即會提高族群的集體免疫力，促使傳染病從流行病轉變為地方病乃至兒童病，比如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等。不過，這類疾病的形成，必須以人口聚居規模的擴大為前提，因為，隻有在數韆人組成的社群中，大夥交往頻繁的足以讓感染不間斷地由某人傳到另一個人身上，它們纔能存在。所以，目前這種幼兒疾病遍布全球的現象，是經過好幾韆年纔形成的。再次，雖然，人類與微寄生之間總體上總能維持某種均衡，但具體到不同時段和地區，這種均衡實在非常脆弱，人類任何生産方式和生活習俗的改變、生産能力的提升和交通的發展等，均有可能導緻均衡的破壞。其中又以以下三種變化影響最大，1.人類捨魚獵而就農業生産；2.人口不斷成長與集中，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城居生活方式的齣現；3.交通工具與運輸能力的改進，引發洲際社會、經濟和文化交流的頻繁。這些人類本身的行為，一般都會引起自然生態環境的變化，並最終促使人類與微寄生原有的平衡經受新的考驗甚至崩潰。因此，疾病史研究實在與自然生態史密不可分。最後，盡管幾乎所有的傳染病模式的改變，均由人類自身的行為所引起，但在近代醫學和公共衛生製度齣現和確立之前，人類與微寄生之間形成的穩定關係基本是依靠生物自然調適機製完成的。作者認為，傳統醫學理論大緻說來是經驗主義的，並極端地教條化，“經驗每每被牽強地用套用既有理論術語來加以解釋，而治療方法因而也歧義互見”。而且“很少有人能付得起昂貴的醫療費用”。所以，“即便是最齣色的醫療也對疾病無能為力，甚至還妨礙康復”。

循著以上思路來考量中國曆史，相信會引發我們對許多曆史現象給予重新思考。比如，中國的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同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但現代認為自然條件相對優越的長江流域卻長期處於後進狀態，其緣由是否跟南方的疾病梯度較高關係密切?又如，魏晉時期和宋金元時期，是中國曆史上的幾個大的分裂時期，而這幾個時期恰好是中國曆史上疫病的高發期，同時也是歐亞大陸傳染病模式動蕩調整時期，這究竟是巧閤還是有著某種必然的聯係？若有聯係，究竟是分裂促發的瘟疫，還是瘟疫阻礙瞭統一？再如，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長，除瞭現有的眾多解釋外，是否與十六七世紀以來，世界性的傳染病模式日趨穩定有關，或者還有清代醫藥整體水平提高的功勞？以上種種，顯然隻有等待我們對中國疾病史做齣較為專深的研究後，纔有可能獲得相對滿意的迴答。

當然，在世界範圍內，特彆是東方世界，疾病社會史研究還明顯不夠深入細緻的情況下，撰寫這樣一部從宏觀上把握疫病與人類曆史發展關係的著作，危險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上，我們在書中也很容易發現，作者的論述常夾雜著假設和旁證，有時還包括某些想象的成分。在不少的細部研究上，尤其是關於中國的部分，還多有誤會。比如，由於作者基本不瞭解或誤解中國醫學在十九世紀以前在對付溫病和接種天花方麵所取得的成就，使本書有關傳統醫學對人口增長作用的認識顯得有些過分誇大自然調節作用而無視人為因素之嫌。另外，其賴以為基礎（指中國部分）的疫情年錶，也顯得過於粗糙。而細節的錯誤，更是在在多有，我們在翻譯的過程中，已通過譯注的方式做瞭辨析。盡管如此，這些細部微瑕仍不足以影響該著的重要價值，或許，其價值本不在於呈現齣多少具體的曆史真相，而是提齣瞭一係列發人深省的獨特研究視角。

對於這樣一部世界史學界經典之作，中國史學界特彆是大陸史學界關注度顯然遠遠不夠，盡管中譯本本來就有些姍姍來遲，但就是遲來的譯本，至今在大陸也未能，實際也難以擁有較多的讀者。故而在大陸齣版中譯本就顯得十分必要。颱灣中譯本總體上是一個較為忠實原文的不錯的譯文，譯者楊玉齡先生係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傢，對書中有關醫學和生物學方麵的內容有較好的把握，譯文也顯得頗為精當。但對曆史知識則相對隔膜，故而以專業曆史研究者的眼光視之，譯文在曆史名詞乃至曆史事件的把握方麵，仍有不小的改進空間。而利用最新的研究對書中的相關問題做齣辨析這樣的工作，自然更是無從談起瞭。另外，該譯本在標題方麵對原書做瞭不少的調整，雖在醒目方麵不無可取，但似乎也有些不夠忠實原文之處。尤其令人遺憾的是，譯本居然完全刪去原書的注釋，粗看之下，幾乎要讓人懷疑這是不是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故此，我們感到仍有重新翻譯的必要。當然，在譯完初稿後，我們參考瞭這一譯本，並藉鑒其中不少精當的譯法。特此說明並緻以誠摯的謝意。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始終以忠實原文原意為第一要義，原著之行文流暢而優美，不禁令人深感欽羨，盡管也做瞭盡可能的努力，但限於時間和水平，我們的譯筆顯然仍遠無法與原文暢美的筆調相提並論，同時還可能存在不少不足乃至誤譯之處，這是需要嚮讀者緻歉並敬請讀者不吝賜教的。

本書從開始翻譯到現在齣版，經曆瞭不少的波摺，也為我們留下瞭不少需要感謝的人物。如果沒有中國人民大學的夏明方和北京師範大學梅雪芹兩位教授提議和促成，本書的譯成和齣版，或將是不可能的事。在翻譯的收尾階段，汪敏（Katherine Robinson）和妻子惠清樓兩位女士在文字的校訂方麵做瞭不少重要的工作。在後來幾次的修訂中，葉慧女士、梅雪芹教授和孫健先生給予瞭許多十分有益的指教。另外，第六章的修訂曾得到過南開大學曆史學院的研究生張瑞和張華的襄助。對於以上師友和同道的情誼和幫助，謹此一並緻以誠摯的謝意。當然，不用說，本書翻譯上所存在的問題均由譯者負責。

長江後浪推前浪，人類的知識和對具體問題的認識無疑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更新，但憑藉知識的纍積和個人的敏銳與智慧提齣的某些認識維度和思考方式卻似乎可以超越知識更新本身而具有長久的魅力。二十多年過去瞭，對書中那些具體的觀點，相信不同領域的專傢大概都可能提齣異議，不過，書中揭櫫的研究視角與基本原理，不僅在過去較深地影響瞭世界史學的發展，而且也是我們今天史學研究者，特彆是醫療社會史的研究者不應忽視的。在世界範圍內，疫病社會史乃是一個方興未艾的研究領域，近二十多年來，取得瞭相當矚目的成就。不過就中國史而言，似乎纔剛剛興起。希望麥剋尼爾這部大作的再版，不僅有利於這一研究的深入開展，而且還可以促進更多的人重新省思認識和探討曆史的視角與方法。

餘新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