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書名：人 地 城

定價：45.00元

作者：徐遠

齣版社：北京大學齣版社

齣版日期：2016-10-01

ISBN：9787301274941

字數：

頁碼：736

版次：1

裝幀：精裝

開本：32開

商品重量：0.4kg

編輯推薦

《人·地·城》：

一位具有人文精神和曆史感的經濟學者眼中的城市化；

犀利文風，睿智思考，展現城市變遷的曆史圖景；

談古論今，縱橫捭闔，揭開製度演進的層層迷霧。

內容提要

　　《人·地·城》是作者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和城市化問題的時評文章集錦，內容涵蓋城市起源、城鄉二元、土地製度、糧食安全、農民收入、農村改革、工業化等諸多方麵。作者從經濟學的視角齣發，秉承社會學的關懷，用文學的筆觸，為讀者展現瞭一幅城市變遷的曆史圖景。本書適閤廣大對城市化、農村改革、中國經濟發展感興趣的書友閱讀。

目錄

作者介紹

　　徐遠，原名徐建國，任教於北京大學。研究興趣涉及微觀金融、宏觀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先後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美國杜剋大學經濟係，師從宋國青教授和艾伯特·皮特·凱爾（Albert Pete Kyle）教授。在國內外學術雜誌發錶論文三十餘篇，擔任FT中文網、澎湃新聞網、財經網、《新京報》等媒體的自由撰稿人。曾任香港大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金融學助教授。

　　代錶作品：《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與結構問題研究》，北京大學齣版社，2012年。

文摘

何為城？何為鄉？

從這些人類早期的進步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類進步的源動力：交流和閤作。沒有交流和閤作，知識很難被積纍，生産很難進步，人類不可能走齣叢林，走上平原，走進城市。交流與閤作的另一麵，是欺騙與爭鬥。人類的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周其仁教授在《城鄉中國》開篇中說：“中國很大，不過這個很大的國傢，可以說隻有兩塊地方：一塊是城市，另外一塊是鄉村”。簡單一句話，道齣瞭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事實，這個國傢是分為“城”和“鄉”的。相應的，中國的十多億人口，也分為“城裏人”和“鄉下人”。要理解“城鄉中國”的事情，對這“城鄉分割”不可不察。

“城鄉分割”，或者“城鄉二元”，大傢都耳熟能詳瞭。可是，這“城”和“鄉”，區彆到底在哪裏？二者是天然對立的嗎？也未必。遠的不說，前總理硃鎔基在考察時曾感嘆曰：“走瞭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走瞭一城又一城，城城像農村。”看來，“城”和“鄉”之間，也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抽掉細節的不同，城市和鄉村都有道路、學校、醫院、商店、銀行、郵局等等公共設施，都需要栽樹搞綠化，都需要處理垃圾，都需要供電、供水、供氣、鋪設有綫電視光纜等等。

不奇怪，城裏人和鄉下人是一個物種，生活的需求是一樣的，需要的東西也差不多。

看起來，城市和鄉村大的區彆在於産業，農村以農林牧漁業為主，城市以工業、服務業為主。産業上的區彆，帶來城鄉之間的另一個重要區彆，就是人口密度。農業的基礎是光閤作用，需要在大麵積的土地上鋪開，而且考慮到交通的因素，農村和耕地不能太遠，要交叉分布，因此傳統鄉村的人口密度不能太大。城市則不一樣。工業、服務業對土地麵積的要求低很多，不需要大麵積鋪開，可以聚在一起。

人類文明史的一個基本規律，是村落、城市的發展壯大。在社會學、經濟史的研究中，城市的規模往往代錶瞭一個文明的發展水平，有人甚至說城市是人類“的發明”。這個“的發明”的由來與動力，值得進一步研究。粗粗看起來，人們是傾嚮於聚居的，先是聚在村子裏，後來又聚在城裏。從這個角度看，城和鄉，不過是聚集程度不同而已。

倘若拉長曆史，“城”和“鄉”的界限，就會更加模糊。大約在11 000年前，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世界各地先後發生瞭一場“農業革命”，人類開始大規模馴化動物、培育植物，種植、飼養取代采集、捕魚、狩獵成為主要的生産方式。相應的，遊牧的方式逐漸讓位於定居，村落開始齣現，並且規模越來越大。

農耕和“聚居”，自然而然地聯係在一起，人們似乎已經習以為常瞭。但是仔細斟酌的話，這二者並無必然聯係。種地就種地好瞭，為什麼要聚在一起種地？散開不是一樣可以種地嗎？進一步追問的話，其實人類在農耕社會以前，就已經開始聚居瞭，采集、捕魚、狩獵都不是單獨的活動。再追問，其實聚居也不是人類特有的活動，蜜蜂、螞蟻、海狸都有著復雜的聚居形式，並且是高度分工的，而且還學會瞭改造居住環境，就像人類一樣。

人類和其他物種的“聚居”，或者並不是“天性使然”，而是生存的需要。狩獵的過程中，必然需要一定的閤作，這樣纔能捕捉大的凶猛的動物。即便是捕獵弱小的動物，“圍獵”的效果也要遠遠超齣單打獨鬥。乍看起來人們不需要聚集在一起采集，而且人多瞭采集的東西會變少，似乎是個反例。可是，當人們問到采集“什麼”的時候，閤作的意義就顯而易見瞭。一個瘋狂的原始人，怎麼知道哪一種野果和種子是可以吃的？到瞭農耕時代，馴化動植物的知識，也需要在聚集的人群中纔好交流、保存和傳承。考慮到當時文字還沒有齣現，語言還很不發達，聚集對於交流是至關重要的。此外，聚集對於安全和防衛，顯然也是重要的。

從這些人類早期的進步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類進步的源動力：交流和閤作。沒有交流和閤作，知識很難被積纍，生産很難進步，人類不可能走齣叢林，走上平原，走進城市。尤其在早期，每一步可能都很艱辛。可以想象的是，麵對令人生畏的大自然，很多族群一不小心可能就消失瞭。人類文明能夠演化到今天，或者亦隻是一個巨大的偶然。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交流與閤作是人類聚居的根本原因。村莊是一種聚居，城市是更高程度的聚居。當生産進步瞭，糧食産量增加並且可以長途運輸和儲存，人類可以達到的聚居程度就增加瞭。這時候，更多的人就可以聚居到城市，進行更多的交流與閤作。

交流與閤作的另一麵，是欺騙與爭鬥。人類的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2015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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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上的城市化

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重要的兩大生産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動的，能流動的隻能是人口。倘若城鄉人口能夠對流，生産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從中也能産生很多的技術進步，這也就難怪唐宋時期的經濟如此繁榮。

北京的春天倘若下一點小雨，洗去沉沉的霧霾，心情是會好很多的。倘若再讀一段春鞦戰國、秦漢隋唐的曆史，則更加令人愉悅。無他，故事精彩絕倫。而且，曆史上我們的經濟文化的確是很先進的，隻是到瞭宋朝之後，纔漸漸落後於西方。

文明先進的一個集中體現，是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沒有相當程度的經濟和文化發展，是無法支撐大規模的都市的，糧食、交通、安全，都會是問題。據考，唐朝天寶年間（公元742—756），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時候，京師長安有60多萬人，東都洛陽有30多萬人，是當時世界上大的城市。

宋朝的城市，在盛唐的基礎上又前進瞭一大步。北宋汴京的人口達到140萬，南宋臨安的人口更是達到250萬，是當時世界上大的都市。而且，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全世界，超過200萬人口的大都市，這都是次齣現。臨安比1 000年前龐大的羅馬城，又大瞭一倍左右。同時期歐洲中世紀的城市，一般都很小。當時崛起的意大利名城威尼斯、佛羅倫薩、米蘭等，也就是不到十萬人的規模，比起汴京、臨安來，那真是小得太多。

宋朝以後，城市規模大幅下降，大的城市，也不到百萬人。元朝建都北京，人口多時不過80多萬。明清時期，北京的人口也都在70萬—80萬的水平。直到工業革命以後，地球上纔再次齣現百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不僅大城市的規模，古代中國的總體城市化水平也是很高的。早在戰國時候，城市化率就達到瞭驚人的15% 。唐朝天寶年間，城市總人口達到1 100萬人，全國總人口約為5 300萬，城市化率達到20.8%。南宋的城市化率，則達到瞭22%的水平。明清以後，城市化的勢頭減緩，城市化率反而下降瞭。

這些數字看起來枯燥無味，不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城市化率比一下。1949年，我們的城市化率隻有可憐的10.6%。經過幾年的休養生息，到1957年的時候達到15.4%，達到瞭春鞦戰國時的水平。在改革開放前夜的1978年，城市化率也隻有不到18%。到瞭1983—1984年間，城市化率纔達到南宋時期的22％的水平（見錶一）。看起來，曆史上我們的城市化率是很高的。

翻閱資料，纔發現曆史上我們的人口遷移一直是很自由的。戰國的時候，“野與市爭民”，城鄉人口已經開始對流，國鄙之分已經沒有那麼嚴格。《孟子·萬章下》載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為庶人”，看來已沒有瞭“國鄙之分”。《周禮·地官》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這就是從法令上賦予遷徙的自由瞭。人口有瞭遷徙的自由，難怪城市會長得那麼大。

錶一　各曆史時期的城市化水平

朝代 年代 城市化率（％）

戰國 公元前300年左右 15.9

西漢 公元2年 17.5

唐 745 20.8

南宋 1200年左右 22.0

清 1820 6.9

清 1893 7.7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10.6

1957 15.4

1978 17.9

1983 21.6

1984 23.0

1990 26.4

2000 36.2

2010 47.5

　　資料來源：趙岡著，《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新星齣版社，2006年；曆年《中國統計年鑒》。

相比之下，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莊園下，人口被固定在莊園裏，不能自由遷移，歐洲的城市自然要小得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人們也是有遷徙自由的，到瞭1960年以後，這個自由就被收迴瞭，結果就是從1960—1978年這將近20年間，城市化率幾乎沒有上升。20世紀80年代雖然經濟發展很快，但是不鼓勵農民進城，城市化率隻有小幅上升。到瞭90年代，政策上開始鼓勵農民進城打工，城市化率纔開始大幅增加。

遷徙自由不僅為城市發展創造瞭空間，也極大促進瞭經濟的繁榮。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重要的兩大生産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動的，能流動的隻能是人口。有瞭城鄉人口的對流，生産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從中也能産生很多的技術進步，這也就難怪唐宋時期的經濟如此繁榮。此外，宋朝不僅允許人口遷徙，還允許在縣治以下設市，湧現齣很多小型的商業市鎮，於是城市化率就更高，在盛唐的基礎上又進瞭一步。隻可惜，這種繁榮的格局，從元朝以後中斷瞭。直到19世紀中葉五口（廣州、廈門、福州、寜波、上海）通商以後，中國的城市發展纔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201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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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容器，還是磁體？

哪些地方能夠“有容乃大”，成為吸引人們來定居的“磁體”，並且讓人們“不願離去”，化“他鄉”為“故鄉”，將決定未來中國城市經濟的版圖，亦將決定中國經濟進一步成長的潛力。

周其仁教授齣訪以色列，傳迴隨手拍的照片——在聖城耶路撒冷的山坡上，赫然排列著數不清的整齊的墓碑。據當地人講，他們並不怎麼避諱死亡。其實，陵墓和墓碑排列在城外的顯眼位置甚至主要道路兩側，並不是特有現象。經濟史傢劉易斯·芒福德在《城市發展史》中也記載，在古希臘、古羅馬的城市之外，來訪者首先遇到的也是一排排的陵墓。在通往城市的主要道路兩側，也往往是一排排的墓碑。

陵墓和安葬的重要性，在人類早期就已經顯現，而且特彆明顯。早在舊石器時代，當時人類還以狩獵、采集、打魚為生，過著隨遇而安、顛沛流離的生活。在那種艱苦的環境下，早獲得固定居住地的卻不是努力工作的生者，而是已經逝去的人。墓地，是人類早的定居所。“死者為大”，看來亦是古已有之。

據芒福德推測，因為逝者反復齣現在人們的睡夢中，使得人們對於死去的人心存敬畏，甚至以為他們仍然活著，因而把他們的遺骸安葬。當時居無定所的人們，依然會經常迴到墓地去祭祀，告慰死者，安慰生者。久而久之，墓地成為人們早的聚集場所。至於生者與死者之間有怎樣的交流，就不得而知瞭。人類不愧是有靈魂的物種，早的聚集就是為瞭尋找靈魂的慰藉。

在人類的進化中，村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城市之前，村莊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的容器。城市齣現以後，村莊依然起到重要的承載、輔助、緩衝的作用。在村莊之前，墓地的作用則尤為重要，因為這是早的人類聚集的場所。

把墓地和村莊作個比較，會很有啓發。村莊是靜態的，曆經韆年而變化甚微；村莊也是封閉的，對於外來的、新生的事物，有排斥的本能。所謂“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描述的就是這種狀態。而墓地則不太一樣。人們迴到墓地，並不是因為任何實際的利益，而是因為那裏埋藏著寄托。墓地裏容放的是有形的骸骨，帶來的卻是無形的吸引力。

劉易斯·芒福德在多方考察之後，認為墓地是城市的早雛形。墓地和城市的一個重要的共同點，是人們會反復迴到這裏。在這裏，城市和墓地一樣，具有強大的“磁體”功能。墓地早於村莊而存在，因此磁體功能亦是先於容器功能而存在的。從墓地進化到村莊，則是在磁體功能的基礎上，又加入瞭容器功能。在這個演化過程中，人類從舊石器時代進入瞭新石器時代。

“磁體”功能先於“容器”功能的齣現，或者反映瞭人類的基本、深層次的需求。後來的演化中，情況變得復雜，反而不容易分解瞭。不過，磁體和容器兩種功能並存，卻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說，“少小離傢老大迴”，就體現瞭“故鄉”的磁體功能。至於容器功能，則不必多說。迄今為止的文明演化，都在鄉村或者城市中完成。而其中精彩的部分，大多是在城市裏進行的。

工業革命以來，城市與鄉村的相對位置發生瞭重要的變化。交通運輸技術的進步，縮短瞭空間上的距離，封閉的村莊因而被“打開”。種植、建築、加工製造、水電、醫療等技術的進步，使得人們可以更大密度地聚集，城市的數量和規模都大大增加瞭，居住在鄉村的人口比例則大大下降瞭。在很多高收入國傢，城市人口的比重達到90%以上。

在大規模城市化的過程中，城市的“容器”和“磁體”功能都繼續發揮作用。不同的是，城市的“磁體”功能變得相對更加重要。這是因為，在人口嚮城市的聚集中，人口的流動性也大幅增加。首當其衝的問題是：人們會聚到哪裏？聚到哪裏，哪裏就會繁榮。比如說，我們的人口往往聚集到行政首都，因為那裏聚集著行政資源，以及相關的教育、醫療、文化娛樂等資源。這裏，行政資源是“磁體”吸引力的主要來源。

工業革命以來的另一重大變化，是人口的流動性增加。也就是說，人們並不會永遠停留在一個城市，而是會停停走走，具有多個“故鄉”。這意味著，城市必須持久保留吸引力，纔能保持繁榮，否則就會衰落，淪為“鐵銹”城市。比如說，曼徹斯特、底特律，都曾經是赫赫有名的曆史名城，在工業和城市發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現在則因為缺乏對新鮮血液的吸引力而一落韆丈。相反，巴黎、倫敦、紐約、東京等城市，則持續保留瞭“磁體”的吸引力。

今天的中國，有5億左右的城市戶籍人口。在未來5—10年，或者更長時間內，會有另外5億甚至更多的人到城市定居，其中的一半左右現在已經在城市裏打拼。未來，哪些地方能夠“有容乃大”，成為吸引人們來定居的“磁體”，並且讓人們“不願離去”，化“他鄉”為“故鄉”，將決定未來中國城市經濟的版圖，亦將決定中國經濟進一步成長的潛力。

如此想來，城市是容器，更是磁體。

2015年6月16日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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