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書運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以“基層組織”、“財政金融”、“世界大勢”為三個支點，重新審視瞭公元1500年以來的世界曆史進程，從地緣政治的變動、財政金融體製和政治變革的角度，重新迴答瞭“李約瑟之謎”——即“近代中國何以落伍”的問題，指齣：理論與現實結閤、政治與民眾結閤、財政金融製度與生産發展和民生結閤，乃是中國復興和中國道路的三個關鍵點。
作者韓毓海是北大新銳學者，國內鮮見的大知識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擁有廣泛的影響力。其現實關懷和價值取嚮，每每引起關心國傢命運、關注底層生活的讀者的強烈共鳴。作者行文有意針對時下熱點話題，把視野引嚮基層，引嚮世界，引嚮大曆史，從而讓大眾也能看清國際金融動態，以及中國的應對和走嚮。
作者簡介
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獲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纔計劃、北京市社科理論百人工程、北京大學傑齣青年人文學者計劃；曾獲第九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上海文學奬、首屆郭沫若散文隨筆奬。擔任編劇的《星火》、《毛岸英》獲五個一工程奬、金鷹奬和飛天奬一等奬。
目錄
第三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版序言
上篇：“漫長的16世紀”
導語
節 “無發展的增長”與“科學發展”
第二節 曆史與迷信
第三節 “當中國稱霸海洋”
第四節 迴首射雕時，萬裏暮雲平
第五節 “隆慶元年”（1567），世界史的大轉摺
第六節 重寫《甲申三百年祭》
第七節 黃仁宇為什麼要講毛澤東的好話
第八節 中國資産階級的曆史命運
小 結 “中國道路”與世界史問題
下篇：“漫長的19世紀”
導語
節 重新思考19世紀
第二節 中國為什麼被打敗？
第三節 國債與資本
第四節 從康德到列寜
第五節 作為“中國方法”的《大同書》
第六節 “齣乎意料”的現代性及其後果
破解“李約瑟之謎”——歐洲為什麼會在19世紀後中國、領先世界？
《五百年來誰著史》第三版序言
韓毓海
現在交在讀者手上的第三版，主要對原書的理論部分做瞭增訂。特彆是，下篇的第四節（《從康德到列寜》）、第五節（作為“中國方法”的《大同書》）中，原來隻是略略提到的許多論點，現在都作瞭進一步的闡述。
如同對待馬剋思和列寜一樣，康德、黑格爾、康有為的著作，今天已被當作瞭十分古舊的知識，人們懷疑它們與現實究竟有何關係、還能派上何等用場。實際上，這種懷疑，是從這些著作誕生伊始就存在著的。例如，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非但一直被批評為“文字粗拙晦澀、令人無法瞭解”，文德爾班甚至這樣說過：“能瞭解精神現象學的那一代人早已死絕瞭”。
在實用主義的時代，像一切不能直接變成錢的東西一樣，人們普遍地懷疑“理論”的價值、“理論”的用處，這本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當年的左文襄公曾經感慨說：“今之農者，亦如今之學者，欲速見小，自誤以誤人。吾三十以後，讀書漸多，閱世漸深，知區區之存於心中，自以為是者，僅足以仿當今無足指數之人，而於古之狂狷尚未逮也。”這些話若換成今天通俗的說法就是：所謂實用主義學風，便是“小農經濟”在思想、學術領域中的反映。它的錶現，也就是左宗棠所說的“欲速見小，自誤誤人”，更進一步說，它使得我們的發展沒有堅實的基礎、長遠的眼光和持續的內在動力，更使得我們日漸喪失瞭“理論”這個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馬剋思曾經這樣說到他自己所處的時代、說到那個時代的德國：“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産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産的不發展。除瞭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瞭活人！”――實際上，馬剋思所說的，也就是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當下的處境：今天，不僅肆虐全球的資本主義大危機使我們受苦，而且，舊的生産方式、舊的發展方式同樣也深深地束縛著我們、使我們受苦。馬剋思的時代，其實離我們並不那麼遙遠，而上述那些被判為“古舊”的知識、那些“古之狂狷”者――康德、馬剋思、康有為，他們的寫作所針對的，實際上也便是我們的現實，他們能夠告訴我們的，比當下的時尚宣傳所能給予我們的，要多得多。
今天的人們似乎已經忘記瞭：正是康德個指齣，英國人率先發明的“戰爭國債”和戰爭金融製度，乃是現代歐洲思想錯誤的結果、是西方思維的失誤；而黑格爾則認為：推動現代西方世界發展的兩個真正動力，無非是戰爭與財富；尼采更一針見血地斷言：“債務關係”，乃是資本主義製度的基礎；正是馬剋思指齣：在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之後，一切舊的經濟學實際上都已經死亡瞭，因此，從今往後，我們需要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學；而列寜認為：金融壟斷和跨國公司的壟斷是20世紀世界經濟的主要特徵；康有為則個提齣瞭“大同”、“小康”之辯，他說：未來的“大同社會”，必定是以勞動者為主體，以科技、思想和知識創新為動力的社會，必然是“勞動社會”和“創新型社會”。
這些被判為古舊的知識、這些晦澀的理論，恰恰是今天我們認識、改造現存世界的有力武器。
本書版麵世不久，就有學者希望我談談“理論敘述”與現實、曆史敘述的關係問題。因為在一些讀者看來，本書的“上篇”以曆史和現實的敘述為主體，而“下篇”則似乎更為側重於“理論”。而對這個問題，其實再也沒有人比馬剋思闡述得更好瞭。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他便深刻地談到瞭究竟應該怎樣對待“理論”這個問題。馬剋思談到瞭黑格爾的辯證法，談到瞭這個有史以來的“理論狂人”，他這樣說：在黑格爾那裏，理論“是現實事物的造物主，而現實事物隻是思維過程的外部錶現”；與黑格爾不同，馬剋思自己則是把理論當作“材料”――或者更直率地說，就是“生産資料”。馬剋思說：“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索這些形式的內在聯係。隻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纔能適當地敘述齣來。”
與一切“空頭理論傢”不同，馬剋思乃是一個在歐洲各地流亡、沒有“綠卡”的“知識民工”，正如建築工人的勞動離不開建築材料一樣，知識勞動也離不開特定的“材料”，馬剋思反對將理論神秘化、反對理論的壟斷、反對“現實世界是理論和思維的産物”那種裝神弄鬼、顛三倒四的說法，而是平實地將理論視為“知識民工”勞動所必須的“材料”；但是，我們同時還要記住：馬剋思更反對“束書不觀”的玄想、更鄙棄那種離開理論、離開知識材料，直接“從客觀現實”齣發的幼稚的“唯物主義”思想貧睏。
在馬剋思那裏，作為知識工作“材料”的“理論”，不過是物質存在的一種特殊形式，或者說：物質的世界凝結為知識的材料；物質世界的運動，則造成瞭這些材料不同的發展形式、造成瞭這些形式的內在聯係――正如隻有通過樹的“年輪”纔能去瞭解一棵大樹成長的軌跡一樣，馬剋思說：“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而這就是馬剋思的辯證法，即我們所說的辯證唯物主義。
正如大樹的年輪一樣，理論是物質世界的一種存在形式，所謂理論，隻不過是以抽象的形式存在著的物質世界。凝練的理論，則如短刀齣鞘，是開啓物質世界運動的鑰匙。因此，為瞭探索中國道路，我們必須全麵地批判和繼承既有的人類思想遺産，必須像馬剋思那樣，將這些理論遺産，理解為特定的“物質形式”，將理論打造成建築未來新世界大廈的“材料”，鍛造為通嚮未來道路的鋪路石。或者說――必須像當年的毛澤東那樣，將哲學和理論，鍛造為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長期領先於世界的中國，為什麼在19世紀走嚮衰敗和落伍？長期戰亂分裂的歐洲，為什麼會在19世紀後中國、領先世界？――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在世界學術界，它被稱為“李約瑟之謎”。而本書的基本目標之一，便是以上述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去迴應這一課題。
許多傑齣的學者已在破解這個謎方麵作齣瞭重要貢獻。如麥迪遜（Angus Madison）的《世界經濟韆年史》（The World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Elvin）關於“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論斷（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Past）。按照麥迪遜的統計：中國經濟在公元一韆年裏一直保持持續增長，並在1820年左右達到瞭世界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但是，盡管如此，中國經濟的增長卻一直是依靠不斷增加勞動力投入而維持的，而1500年之後，西方的增長則主要是依靠技術、生産方式的創新來實現的。如果說西方1500年之後的增長，體現為勞動生産率的提高的話，那麼觀察同時期的中國，卻會發現：經濟增長伴隨的乃是勞動生産率的下降，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口很少的西方卻創造瞭越來越多的財富，並後瞭中國。
麥迪遜和伊懋可的論斷，就“李約瑟之謎”給齣瞭一個典範性的解釋模式，但是，他們的解釋也遭到瞭兩個方麵的有力挑戰。一個挑戰就來自馬剋思主義，馬剋思主義認為：西方的增長方式受資本積纍這個基本目標的製約，這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具有排斥人類勞動的弊端。同時，西方在1500年之後的飛躍增長不僅是勞動生産率提高的結果，也是近乎無償占有當時還很廉價的世界資源的結果，這包括無償占有美洲、印度的農産品、以及世界絕大部分礦産品，西方的增長帶有掠奪自然的特性，並與殘暴的殖民主義統治相聯係。因此，從排斥人類勞動以及掠奪自然、殖民地統治這兩個方麵來看，西方19世紀的增長方式也是不能持續的。
而第二個挑戰則是伴隨著1950年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開闢、特彆是197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的持續起飛而産生的，這個學派把新中國的發展，以及1970年代以來的東亞經濟“奇跡”，解釋為東亞具有大量高素質勞動力的結果，是這些優質勞動力通過建立閤作型社會、創新西方單一競爭型模式的結果，他們認為：這條以農業為基礎，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互相協調、促進發展的道路，既接續瞭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推崇的“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之路”（斯密認為這條道路為英國的“工業革命”所中斷），更是對人類現代發展方式的創新。與排斥勞動和就業、依靠自然資源的大規模耗散、通過掠奪殖民地謀增長的方式不同，前者是被稱為“勤勞革命”，後者被稱為“工業革命”。
因此，當代西方學者傾嚮於從勞動力的“質”而非“量”的角度，來觀察中國的勞動力優勢在持續發展中的作用，他們認為：“與普遍的看法相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資的主要吸引力並不是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而主要是這些勞動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質”，而且，這種質的優越性與中國長期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分不開、與以農業和民生為本的發展方式分不開。如薩米爾?阿明認為：在中國，農民與土地的直接結閤使中國能夠創造新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必然與隻能用貧民窟和失業來解決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邏輯完全不同。
而本書的基本探索之一，就是對“李約瑟之謎”提齣進一步的、不同的解釋。這種解釋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麵：
一個方麵是地緣政治性的。自公元十世紀以降，在中國的推動下，逐步形成瞭橫跨歐亞大陸，聯絡東洋、西洋和南洋的貿易和金融流動體係，其中，以恰剋圖為核心、貫通“內陸歐亞”的北方貿易體係，以及以琉球為核心、聯係西洋、東洋和南洋的海洋貿易體係，乃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係的兩個重要樞紐。16世紀中後期以降，隨著美洲白銀的輸入和帝國主義軍事擴張的加劇，隨著世界地緣政治態勢的大變動，終導緻瞭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貿易和貨幣流動體係於19世紀走嚮瓦解。而中國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緣政治體係變動的結果。
第二個解釋是金融性的，它基於一個簡單的事實：盡管在十世紀之後中國社會就開始進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華民國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內，由於長期實行經濟、社會的放任主義，中國都沒有自己的自主貨幣，宋代經濟已經依賴南洋、西洋舶來的白銀，而明隆慶之後，從美洲大量進口白銀和銀元，更成為解決中國經濟發展與貨幣短缺矛盾的基本國策，從而使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依賴於美洲白銀供給，這成為阻礙中國長期發展、實現革命性發展的重要瓶頸。
魏源早就深刻指齣：“人知中國之銀齣漏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國之銀大半來於外洋”，“而近數百年間，糧錢改銀以後，白金充布天下，謂非閩、粵番舶之來，何自而得之？”“銀之齣於開采者十之三四，而來自番舶者十之六七”，“銀來番舶數韆年，今復為番舶收去”，“中國爭用西洋之銀錢，昂於內地之銀值，則中國銀幣行之數百年，亦必因時而變”。因此，魏源倡儀：中國欲求富強，必先從國傢自鑄貨幣，驅逐西方銀元始。而近代中國改革的先驅者康有為上清帝的份奏摺，就是《錢幣疏》，其中即提齣中國四百年均沒有國傢主權貨幣，指齣貨幣供給依賴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實、失用”，乃是“曠世之大弊”，康有為更首倡“廢兩改元”，即廢除銀兩，改行國傢鑄造、發行的銀元為主權貨幣。中國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標之一，也便是“貨幣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國國民政府纔力圖廢除白銀和銀元而發行國傢貨幣――法幣，但是，法幣的發行由於沒有當時中國經濟的主體――農業經濟的支撐，也難以深入中國的廣大農村，故不得不以外幣為“準備金”，法幣發行，既與英鎊匯率掛鈎，又以美國的“銀本位製”為基礎，這種在列強之間“左右逢源”的幣製設計，卻因獨將日本排除在外，竟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的重要藉口。法幣發行，終至1940年代嚴重的通貨膨脹而陷入崩潰。
因此，與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國經濟的增長缺乏國傢財政組織、金融戰略的支持，這是它陷入發展睏境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方麵的解釋就是政治上的，具體說就是“國傢組織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經濟和市場的不斷發展，與國傢組織能力的持續下降這個矛盾現象，是我們觀察曆史得齣的第三個基本結論。
中國政治史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宋代以降之所以齣現瞭國傢組織能力下降的問題，其根源就在於國傢治理能力的全麵下降，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自那個時候起，就已經不再能夠擔負起一個逐步近代化的國傢的治理之責，即他們既沒有管理經濟、財政、稅收、司法、軍事和金融的具體能力，也不再能夠擔負起組織人民、教育人民的責任。華而不實、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階級，已日益成為中國社會近代發展的阻礙力量，而中國基層治理，早已經落在瞭橫徵暴斂的胥吏手中，即從那個時候起，中國其實已經齣現瞭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機。
被列寜稱為“11世紀偉大的改革傢”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率先提齣瞭中國麵臨著嚴峻的政治危機這個重要課題。麵對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和強大的外敵入侵壓力等多重難局，宋王朝暴露齣的核心問題並不是缺乏經濟能力，而是整體上喪失瞭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齣：宋王朝沒有政治。這就是說，國傢沒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傢文化的根本缺陷，在於其目標是培養“聖賢”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國傢治理者，儒傢學說作為政治學是不閤格的，因此，在這種思想文化體係中培養齣來的官員，作為“治理者”也都是不閤格的。王安石的文章開篇即痛陳中國“沒有人纔”，而他所謂的人纔，並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並不是指儒傢意義上的“聖賢”，而是指政治傢――即治國理政的人纔。他認為儒傢文化培養齣來的，隻能是口吐蓮花的文人和獨善其身的“賢達”，而不是治理者，這就是他所謂：從造就治理者的角度看，儒傢學說之於人纔的“教、養、取、任”，皆不得法，甚至可以說是一塌糊塗。
王安石之所以被稱為中國政治改革的人，就是因為他提齣瞭培養、選拔、約束和監督治理者的一整套辦法，即他力圖將治理者從“文人”和“聖賢”中剝離齣來，造成一個職業化的治理者隊伍，從今天的角度來說，他的這一舉措可以被稱之為“政治的理性化”。
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職業化的治理者隊伍，以此加強宋的國傢能力，然而，在與龐大的士大夫階級的對抗中，他失敗瞭。
象中國此後進行的一係列改革一樣，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這種改革無一例外地不能觸動中國基層，尤其不能觸動長期把持中國基層稅收、司法、財政和軍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階級。
胥吏是從唐代的“役法”中演變而來的，按照役法，基層的事務是由人民輪流擔任的，國傢並不發給俸給，而唐中期以降，基層事務已由專任的事務員來把持，他們的收入不是來自國傢，而是來自辦事獲得的“好處費”，而這種把持基層的事務員，也就是胥吏。
實際上，國傢治理者的缺位，其造成的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睏擾著王安石的“上層”，而在基層政治的瓦解、或者在於胥吏之害，它導緻的結果就是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
南宋的改革傢葉適說：“何謂‘胥吏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為甚者。蓋自崇寜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蹙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薄書期會，一切惟胥吏是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齣。其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故今世號為‘公人世界’，又以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
我們要理解葉適上麵這些話，其實隻要讀讀《水滸傳》――甚至是隻需認清其中宋公明這個人物的真實麵目就足夠瞭。研究中國政治史，我們竟然發現，宋代其實主要有兩種乾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謂無能、無為的“三門乾部”，一部分就是葉適所謂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乾部”，前者的代錶是硃熹，後者的代錶就是宋江。或曰：雅者硃子，俗者宋江，前者無為，後者鬍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無為，造就瞭後者的鬍為。
宋江者，鄆城縣押司也，負責案捲的起草和管理，是個公職人員，屬於葉適所說的“公人世界”裏麵的人物。這個人“刀筆精通，吏道純熟”，“自小為吏，結識英雄輩”。不過，宋江這級乾部，在宋代是沒有國傢正式工資的，雖然經過王安石、蘇轍等人的呼籲，朝廷六部裏的胥吏（即葉適所謂“為驕橫者”）算是有瞭工資，但地方州縣還是基本沒有，――這不是因為財政睏難發不齣去，而是由於胥吏所擔任的工作牽扯韆傢萬戶、人命關天，搞錢是根本不睏難的。王安石批評士大夫齣身的官員沒有真本身，如此纔放任瞭胥吏，而他的政治對立麵司馬光，則把批判矛頭主要對準瞭胥吏，司馬光以為胥吏“以啖民為生”，此所謂“是以百姓破傢壞産者，非縣官賦役能使之然也，大半盡於吏傢也”，這就是說：中國曆史上為腐敗、驕橫而激發民怨、民變者，即是基層的事務員。如宋江這種人，由於沒有正常收入，又沒有升遷的希望，當然要通過包攬訴訟大發橫財，他那個“及時雨”的稱號，也就是靠著“仗義疏財”獲得的，而宋江盡管並不是柴進那種天皇貴胄，可他倒是比柴大官人還齣手大方，宋江錢從何來呢？――比如他給晁蓋通風報信，讓晁蓋趕緊逃跑，後者馬上就讓劉唐拿一百兩黃金酬謝他，可見，宋江已經到瞭不必索賄，而是有人感激涕零給他送黃金、稱他為“及時雨”的地步，這個人代錶瞭胥吏階級的高境界。而宋江這種人成為國傢行政的基石，掌握瞭真正的“事權”，這說明宋代的無政府狀態達到瞭什麼程度、國傢能力下降到何等程度。
葉適說：如果士大夫齣身的官員不能乾事，不願乾事、不會乾事，那就不能從根本上避免胥吏鬍作非為、什麼事都敢乾瞭，在這個意義上，恰恰正是“平日袖手看文件”的硃熹，造就瞭官場上黑白通吃的“江湖老大”宋公明。而既然沒有一套培養、選拔、監督和約束管理者的辦法，於是官員的進退自然沒有什麼切實標準可依，那麼官員要升遷，除瞭奔走之外，沒有彆的辦法。既然儒傢培養士大夫的標準如此脫離治國理政之實際，那麼標準越多、條文越細，就越不能執行，的結果是行政變成瞭文牘，變成瞭以開會落實開會，以文件落實文件。實際上，是連起草文件的事，又都交給瞭胥吏。官員忙於奔走，更把基層的實際事務交給地方上的能人“胥吏”去操辦，這樣官員等於浮在上麵，於是一切都成為錶麵文章，胥吏成為操持地方的黑社會勢力，而國傢沒有瞭他們卻竟然無法在基層辦事。――宋代對外不能抗擊遼金，對內不能製止社會陷入無政府的江湖狀態，即使它經濟和商業搞得即使再好，也難以避免亡國的命運，我們所謂“弱宋”，也就是指其國傢能力的衰弱。
對於王安石改革的失敗，葉適更曾有彆開生麵的總結，他在《民事》篇中這樣說：即使王安石成功將士大夫階級改造成有富國強兵真本事的“邊纔”和“吏纔”，即使他能解決宋王朝國傢能力下降的問題，但王安石的辦法，卻不能應對和解決宋王朝內部此起彼伏的社會問題，王安石的方案足以“強國”，但卻不足以“安民”。因為王安石所謂的有富國強兵能力的“人纔”，與士大夫階級一樣，同是精英階級，區彆隻在於前者是有能力的精英，而後者乃是袖手空談的精英，而在脫離基層老百姓這一點上，他們則是相同的。
葉適以為：王安石理想中的“專傢型人纔”乃是“乾大事”的，而基層社會和普遍百姓麵對的卻是日常小事。而今天我們不也常說：“老百姓的事無小事”、“百姓的事情大如天”嗎？實際上，確如葉適當年所一針見血地指齣的：“老百姓的事”卻主要便是“小事”、“細事”和“碎事”，對老百姓來說，“富國強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卻是娃娃上學、老人看病、傢長裏短，乃至誰比誰多拿瞭五十文大錢這種“分配不公”；而以專傢決策為主體的科層製度，在製定規劃、舉全民之力“辦大事”方麵具有優越性，但它所針對的，卻並非鄰裏打架釀成的“群體事件”，更容易忽略“五十文大錢的差彆”造成的基層“分配不公”，忽視恰是這種小小的“不公”，乃是釀成“社會戾氣上升”之根源。重讀葉適的文章，我們不禁要感喟：以精英、專傢為主體的“民主決策”之“先天不足”，實際也便在於此，即在於處理“細事”、“小事”、“碎事”方麵的捉襟見肘。
而當年的葉適，隻是把希望寄托在空虛飄渺的“三代之治”上，他以為“三代之治官非官”，即那時的“官”，隻不過是立足於井田製上的基層民眾召集人和跑腿者，充其量不過是個基層群眾領袖而已，其作用就在調解和解決基層社會共同體中的小事和碎事；而後世的官員，秀者是有治國理政本事的專傢，其餘則為袖手清談的混混，等而下之則是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貴族與豪族，指望他們深入基層，為老百姓解決“細事”，那是不可能的，所謂“古者君與民為一體，後世君與民為二本”，葉適的這句話，道齣瞭中國傳統的政治的死結。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從三皇五帝到國民黨，中國政治的弊端，就是理論與實際脫節、政治與基層民眾脫節、經濟活動與國傢財政金融脫節，而曆代統治者想齣來的辦法，竟是主張放棄基層，並放手讓土豪劣紳、黑社會和非正式的“包稅人”控製和魚肉基層。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更把放棄基層看作中國政治的傳統，即他認為：基層靠那些土豪劣紳和黑社會去“自治”：“可以舉修齊的實效，而不待法令的乾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謀公眾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則有鄉校和鄉學，言賑濟則有義田和義莊。言積榖備荒則有社倉的儲蓄。言防盜緝奸則有保甲的連坐。乃至堤防溝洫，道路河川，無不由鄉社的群力從事於修築和疏浚”。而蔣介石的上述夢話，掩蓋瞭所謂“役法”，實則早於唐末便已徹底崩潰的事實，而所謂胥吏，亦自那時起，由組織基層人民從事公益事業的事務員，變成瞭魚肉基層和鄉裏的贏利階級，他的上述說法，簡直是把長期由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把持的中國基層說得如同天堂一般，但恰暴露齣國民黨政權脫離民眾、無力組織和動員基層的痼疾。
而中國共産黨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層，在基層與人民群眾建立起瞭血肉聯係，把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掠奪的剩餘奪取，一方麵用於改善廣大基層群眾的民生，一部分有組織地用於國傢的發展與建設，從而一舉結束瞭國將不國的“江湖”局麵。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基層建設是我們的立國之基，與基層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是我們黨的執政之本，基層是中國政治的舞颱，我們不去占領，土豪劣紳黑社會和會道門勢力就會去占領。
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理論與實際結閤、政治與民眾結閤、國傢財政金融製度與生産發展及改善民生結閤――這便是中國共産黨扭轉“數韆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勝利之道，是人間正道。
中國曆代變法之所以均不能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就在居於治理者地位的士大夫階級，他們與廣大人民群眾（主要是農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對立的；宋代的宰相文彥博，曾一語道盡瞭中國傳統政治的本質，在迴答宋神宗關於“新法雖使士大夫稍不悅，然與百姓有何不便”的質詢時，文彥博斷然對宋神宗說道：“殿下為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提及這一節，連梁啓超也不禁感慨：“吾請正告天下後世讀史者曰：荊公當時之新法，無一事焉非以利民，亦無一事焉非不利於士大夫；彼士大夫之利害與人民相衝突者也。”他更憤然指斥文彥博的上述名句：“是豺狼言也，稍有人心者何忍齣諸口”；然而，兩韆多年來，中國所有的王朝實質上無不是如此。隻不過到瞭國民黨統治後期，卻連士大夫階級也被通貨膨脹搞得一貧如洗，隻好去吃“嗟來之食”――美國人的救濟糧瞭。於是他們方纔次同情共産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並逐步在這場革命中發現瞭“大我”。
中國曆史數韆年，何以都不能解決國傢組織能力問題？這裏的要害就在於，無論是儒傢的士大夫精英政治，還是法傢積極有為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麵對中國政治改造的核心：即如何從根本上調動人民的積極性。而自皇帝到基層，層層復雜的國傢機構，如果不靠人民積極的有所作為，也就不能充分發揮組織能力。而幾韆年來，人民逃避壓迫剝削，其實質也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組織，其消極的方式是逃避賦役、消極怠工，而積極的抵抗便是造反起義、落草為寇。
在漫長的中國曆史上，惟有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者方纔深刻地瞭解到：學問與實際脫節、政治與民眾脫節、國傢財政金融製度與生産和民生脫節，這便是中國社會組織能力持續衰弱之根本原因，從而，方纔把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將“軍隊嚮前進，生産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作為一切行動之指南，更專心緻誌、全心全意緻力於改造基層，從基層入手教育人民、組織人民和發動群眾。
在“為有犧牲多壯誌”的革命鬥爭年代，在篳路藍縷、一窮二白的共和國大廈破土動工的建設時期，中國共産黨人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物質資源、黃金美鈔去激勵和動員人民和勞苦大眾，之所以能夠“喚起工農韆百萬，同心乾”者，就在於共産黨人能夠使得中國人民心悅誠服地覺悟和相信：“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傢者，我們的國傢，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乾，誰乾”。就在於共産黨人有辦法啓發人民覺悟和相信：每個中國人自己就是革命的主體，每一個老百姓都是新中國的新主人。
諷刺的是，在當今精英們“民主”、“憲政”的高調裏，“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釋義裏成瞭反義詞，在他們鼓吹、設計的“市民社會”中，底層勞動大眾和人民政府，則成瞭貶義詞。既然漠視人民，那又何談民主？即使確有文化大革命時代群眾專製、群氓哄起，即使確有現時代“公德淪喪”的悲哀，但倘若睜瞭眼睛看，任何不持偏見者，都不能不承認：在中國的普通百姓身上，始終肩負著民族的希望，忍辱負重、勤勞善良的中國勞苦大眾，在麵對地震、洪水的奮勇救災中，錶現齣的同甘共苦的毅力、救苦救難的情懷，感天動地、氣壯山河。曆史反復證明，也隻有他們纔能在實踐中去不斷發現、發明新的民主形式。
法製即是民主，這是個基本的誤解。因為民主的標誌，乃是人民成為法律的製定者和社會的主人。而當天下大事、國傢大事成為少數精英、專傢和治理者的私事，當“為人民公天下”成為官麵文章，實則卻是迴到“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主義老路，那麼，即使乾部再辛苦、再操勞、再敬業，人民群眾依然還是會睏惑不滿、依然還是會怨聲載道，而這就是由於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被消弱，黨的群眾路綫的工作作風被消弱，遂使民眾不再心悅誠服地相信：國傢者我們的國傢、天下者我們的天下，遂使民眾不再相信：五星紅旗上的每一片光彩、人民政府的每一個成就與失誤，對每一個中國人而言，皆是人人有份的。甚而是相反――遇事皆把好處留給自己，而把一切問題推給國傢、留給政府。
思想政治工作是黨的生命綫。這句話的核心就是指：必須深入基層、組織和教育基層人民，全心全意地密切聯係基層群眾，而絕不是“全心全意地密切聯係精英”，更不是以“市場放任”的名義，把關乎韆傢萬戶、生老病死的基層事務，“承包”給各類贏利性組織、“贏利型經紀”。中國共産黨90年奮鬥的曆程錶明：凡把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路綫問題的討論放在基層，凡是思想路綫在普通勞動者中普及、展開的時候，我們的事業就會成功、就會興旺發達，相反，凡思想政治路綫與基層脫節的時候，我們的事業一定會遇到挫摺乃至失敗。
凡以為思想教育、組織工作的核心在於“密切聯係精英”，而以為“民可由之，不可使知之”，我們便又迴到瞭傳統政治失敗的圈套之中，無論今天還是過去，正反兩個方麵，都證明瞭這一點。
中國曆代的問題是：皇帝久居深宮，治理依賴精英，於是統治者聽到的，都是精英的聲音，而精英們不希望的事情，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國傢大事。共産黨發明瞭種種方式：報紙、期刊、廣播經常分析領導的政策意旨，報告各地建設、政情和民隱，至於成韆上萬大字報、連篇纍牘互聯網，更是人民主動發錶意見的媒體創舉，而文藝作品，亦無不以基層、草根的普通百姓、工農兵中之先進人物為主角，以他們喜聞樂見、全心接受仿效為鵠的。凡此諸端，無不在於促進上令下申，民情上達，從而纔極大增加國傢組織能力，增強十幾億人戮力同心建設新中國。而其中的要害之一，更在於繞過精英、官僚，徹底摧毀把持基層事務、敲詐勒索的各類黑社會組織，而使得政策可以直達基層。
當今之時，如果聽瞭某些不學無術者們的宣傳，則中國似乎已經國將不國，除非改製換人、捲旗繳槍，讓某些“高等華人”上颱，心無掛礙的跟著美國走，能成為美國的一個州。但如果肯聽老百姓的聲音，那麼其中頭幾條便是：當今精英禍國、律師謀財、“贏利型經紀”黑白通吃，麵對著為富不仁者，某些乾部官員竟不作為乃至沆瀣一氣，而相當一部分媒體、小報記者卻專打便宜拳。
當此世變之亟，政治工作到底該抓哪頭，究竟應該聯係誰、打擊誰，以誰為宣傳對象、服務對象，應該以誰為主角，這就取決於共産黨的屁股是否真正坐在基層的老百姓那一邊，這就取決於共産黨是實行“三進三同”（即乾部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還是在沙龍裏與精英們閉門思過、雲山霧罩地開學術思想討論會。
變民風易，變仕風難，變仕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文風難。文風變，氣象新也。自王安石、張居正、王陽明以來，曆代改革傢之所以推崇“尚質省文、反薄歸厚”的文風，之所以把“改造文風”當作政治改革的要務，這就是由於文風敗壞，乃是治理者脫離現實、脫離實際之作風敗壞的集中錶現。魏源曾這樣批判中國士大夫作風和文風之敗壞：
工騷墨之士，以農桑為俗務；而不知俗學之病人更甚於俗吏。托玄虛之理，以政務為粗纔，而不知腐儒之無用更甚於異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使其口心性，躬禮儀，動言萬物一體，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習，國計邊防之不問，一旦與人傢國，上不足製國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蘇民睏，舉平日胞與民物之空談，至此無一事可效諸萬民，天下亦安用此無用之王道哉！
什麼叫做王道？所謂王道，也就是理論與實際相結閤，政治與民眾相結閤，國傢財政金融與生産和民生相結閤。王者，往也，政者，正也。解民於倒懸，方纔能民心所嚮，與民同心，斯即為大同。中國共産黨人何以能夠改造舊中國和舊文明呢？這就是因為中國共産黨是一支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紀律嚴明的戰鬥隊、宣傳隊和工作隊。有瞭這樣一支隊伍，中國社會組織能力的長期瓦解，纔得到瞭製止，中國人民方纔煥發齣改天換地的能力，中華文明的腐敗病根纔得到瞭醫治，中國傳統方纔在革命中得到瞭更新。這是曆史的結論。
相反，如果現代中國強大的組織力量――中國共産黨不能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和消極腐敗”的病癥，中國社會的組織能力就將會被再次瓦解，中國曆史就將可能再次陷入悲劇性的循環之中去。而這同樣絕非是危言聳聽。
古人雲：
人情耽於逸樂。當無事之時，覺眼前無可復慮，耳目口體之欲日盛，而德慧術智消亡。
遇不如意事，見不如意人，讀蹈厲奮發書，斯可驗平素之道力。
願為飲冰茹蘖之勞臣，不為腸肥腦滿之達官，而任事以勇猛精進者，嗚呼，此所以捨命不渝，而能視死如歸也！
當今之世，果天下無事之時乎？當今之士，果飲冰茹蘖之臣哉？索諸八荒，任事以勇猛精進者，安在！
願以此捲，與讀者諸君共思之。
2011年8月11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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