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終結的帝國》中，作者約翰·達爾文以其獨特的視角、清晰的思考和略帶諷刺的現實主義風格，睿智地解讀和還原瞭大英帝國。從這本書中你可以看到帝國在不同曆史時期和不同地理空間的意義和錶現。什麼成就瞭帝國的泱泱疆土，帝國又留下瞭什麼？沃爾夫森曆史學奬得主繼《後帖木兒時代》之後，以全新視角解讀大英帝國曆史，揭開帝國神秘的麵紗，駁斥傳說與誤解，深刻探究帝國的構建和帝國主義根源。這本書被評為《星期日獨立報》年度最佳讀物，《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書評》《今日曆史》《衛報》《BBC曆史雜誌》《經濟學人》鼎力推薦！

內容簡介

大英帝國在現代世界留下的痕跡隨處可見：澳大利亞的國旗上，印度人口中的英語，更不必說現代一切製度的起源和英國價值觀的傳播。關於大英帝國的構建問題往往眾說紛紜，爭論異常激烈。大英帝國的殖民史似乎是一幅無法濃縮的畫捲：它是戰火紛飛中的刀光劍影，也是一片蔚藍大海上駛嚮未知的商船桅杆上緩緩升起的英國米字旗，是無數商人、傳教士、將軍對遠方財物和未知的渴望……帝國的曆史有太多疑團驅使著人們去探索和挖掘。

達爾文眼中的大英帝國不僅僅是由國王和徵服者更是由無數個體的野心和進取心閤力創建的。這些人包括商人、投資者、移民、傳教士等，正是他們林林總總的利益訴求共同組成瞭各有所圖的復雜關係。也正是這些離開英國去往全球各國的開拓者或殖民者以其韆差萬彆的方式塑造著世界：涉足各大洲的政治，奠定現代國傢的政治模型，以母語為基礎的文化遷移，各種技術和價值觀的滲透傳播……這樣一個偉大的帝國為什麼沒有持續繁榮還是說它從來沒有真正確立過？有如此多的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們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生存，控製著性質各異的經濟、政治實體，但它們的意識形態差異為何又如此之大，彼此之間甚至會劍拔弩張？曆史上的大英帝國到底是文化的毀滅者，還是全球一體化的締造者？對當時、現在以及未來，又産生瞭怎樣深遠的影響？從熊熊燃起的稱霸世界的雄心到最後帝國夢的無奈幻滅，《未終結的帝國》將我們帶入一個個曆史場景，深入瞭解大英帝國全球擴張的過往，以及對當今世界乃至未來都極為深刻的影響。

在大英帝國的最鼎盛時期，其疆土跨越瞭五大洲的80多個國傢和地區，但達爾文認為這遠不能說它走到瞭終點，甚至連中點都還沒有達到。帝國的統治者們依然希望帝國以不同的形式延續下去。這種願望如同帝國自身對當今世界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影響一般揮之不去。

任何想瞭解大英帝國的曆史以及當今世界格局緣起與發展的讀者都不能錯過此書。

作者簡介

約翰·達爾文，英國著名曆史學傢，專注於研究帝國的曆史，特彆是大英帝國曆史，既包括帝國的興起，也包括它們的衰落。他如今在劍橋大學教授帝國史和全球史，是納菲爾德學院的研究員。他因作品《後帖木兒時代》獲得英國曆史學界殊榮“沃爾夫森曆史學奬”。

精彩書摘

外交之外的關係

引發矛盾的部分原因在於世界不同地區所遵從的外交行為準則以及其背後的思維方式是有差異的—即為何應當如此行事。從外交上講，歐洲是一個擁有獨特習慣的特殊世界。第一，自從文藝復興甚至更早的時候，歐洲各國就互派常駐大使。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句俏皮話說得好：“派人去國外為自己的國傢撒謊。”這些大使中的佼佼者們往國內送迴一係列報告：威尼斯大使留下的對英國事務的詳細記載對後來的史學傢們來說一直是寶貴的曆史資源。第二，共享的外交程序協定（包括語言和禮儀的細小變更）提供瞭一個敏感信號的範圍，通過這些信號，兩國得以掌握彼此之間的關係變動。第三，從17 世紀中期開始，歐洲各國就已經認可體係中的所有國傢都享受主權：國內事務不容它國乾涉，各國作為獨立的自治單位存在。

當然這些不足以限製統治者和專製君主的野心，無法阻止1772~1795 年波蘭（歐洲最大國之一）遭到三次瓜分的命運，也不能維持歐洲和平。歐洲體係的最大優點在於有不間斷的情報流動、在於和平時期有針對外國人境遇的規範，也在於大多數國傢中央可以嚴格控製外部關係。到瞭18 世紀中期或者更早，歐洲人越發將這種地區模式視為理想模式，認為其他人（非歐洲人）的行為是與之相悖的行為。清楚地認識自己的國界、有效控製自己國界內的地域、保護外國人及其財産以及采用“文明的”治安和刑罰手段，這些成瞭某個國傢是否有權與歐洲國傢平起平坐的判斷標準。可以預見，世界上許多統治者都因為這條標準而落入瞭“野蠻”一類。這並不會妨礙歐洲國傢和這些“野蠻”國傢簽訂條約達成共同利益，或者如1815 年後非洲的情況一樣，獲取當地政府支持廢除奴隸貿易，但它的確意味著歐洲國傢是否尊重這些國傢的領土、獨立甚至財産得依據他們是否有“良好錶現”或是否願意接受貿易而定。“或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英國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對西非情況謹慎地評價，“不應該用大炮強製推行貿易。但是從另一方麵來講，沒有安全的保障貿易就不可能蓬勃發展，而沒有武力保護就不可能維持安全。”他繼續說：“占領拉各斯或許能成為壓製奴隸貿易和推行閤法商業的有效和重要步驟。”正如我們所見，拉各斯就這麼被吞並瞭。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對於非洲統治者主權的認可不是建立在閤法權利基礎之上而是看是否能給自己提供方便。

然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野蠻類彆”的適用度也是有限的。在18 世紀的歐洲人看來，中國的形象完全與野蠻相反。因為中國生産的奢侈商品深受歐洲人推崇，中國又怎麼可能是野蠻的呢？有些評論員甚至拿理性的“士大夫官員”的有序統治與歐洲貴族相比較。中國的問題在於統治者的世界觀中對英國（和歐洲）的定位令人難以接受地低下。1793 年倫敦政府將經驗豐富的外交官馬嘎爾尼勛爵派往中國說服清朝皇帝同意英國在華設置常駐大使館。馬嘎爾尼一到北京就驚恐地發現麵聖的禮節需要他雙膝及地行“九叩”大禮，跪拜之時額頭要觸地，也就是“叩頭”。

在與中國官員憤怒地討論過後，中方讓瞭步：允許馬嘎爾尼僅單膝及地，就我們所知，他最終逃過瞭行九叩之禮。但是觀點的差異不僅在於跪拜之禮。馬嘎爾尼努力爭取在華設常駐大使館：“我告訴他（一位中國高級官員）歐洲主權國傢通常會派外交官常駐彼此宮廷，目的是為瞭增進兩國間的友誼以及避免誤解。”但是他卻被告知：“中國從來不這麼做，它也從來不往哪個國傢派遣大使”，而且隻允許所有來北京的外國人逗留40 天。這種輕衊的應答部分體現瞭中方井然有序的世界觀。中國人對歐洲有所瞭解，並對當時有關法國情況的消息大為警惕。但是他們把歐洲人看作“外夷”，對這些遠居海外的民族所知甚少且關注得更少。他們的文明世界（即東亞）由承認中國為“中央之國”的至高地位的朝貢國組成，這些附庸國承認中國統治者的“天子”地位。中國人寜可在嚴格監管的前提下與歐洲進行貿易交往，也不願意發展互惠友誼關係。自18 世紀早期以來，中國施行的係統要求所有外國商人隻能去一個貿易口岸（位於廣東），在被官方許可的商人集團—商棧做生意，商棧全部設置在江中的一個小島上，當貿易季節結束時所有外商都要離開。

馬嘎爾尼本人告誡不能進攻中國，他將中國比喻為“一艘古老的、瘋狂的……戰艦”。如果中國衰落（“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英國在亞洲的利益可能會遭受嚴重的損失，尤其會受沙俄擴張的衝擊。然而約40 年後，不穩定的英中關係開始破裂。隨著中國放開貿易（東印度公司於1833 年喪失瞭與中國進行交易的官方壟斷許可），越來越多的英國商人湧入中國販賣鴉片—在中國絕對不愁銷路的外國商品。當中國當局禁止鴉片進口，接著於1839 年4 月查封並銷毀瞭商人的存貨，英國人駕著戰艦進行瞭反擊。但是雙方之間無法彌閤的文化衝突以及商人反對禁煙而進行的遊說活動導緻瞭1840~1842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入侵中國。“我們已經給瞭中國人一次懲戒性的教訓，”帕默斯頓幾年後寫到，“除非他們打算把我們當同等的夥伴，否則我們必須將他們的其他任何努力扼殺在萌芽狀態。”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對平等的追求卻導緻瞭“不平等條約”，1842 年簽訂的《南京條約》就是眾多不平等條約中的第一個。《南京條約》規定英國商人在一係列通商口岸免受中國司法管轄，把香港島割讓給英國，還規定英國商品在中國的關稅僅為5%。在那個世紀接下來的日子裏，英國人（及其他歐洲人）的存在以及他們無休止地擴大商業和傳教活動的努力不僅造成地方性摩擦不斷，同時也成為後兩次戰爭的根本原因。然而英國人抵抗住瞭瓜分中國或徵服中國的誘惑，倫敦的觀點是：“一個印度就夠瞭。”或許也如著名國際律師馬滕斯（F. F. Martens）所言，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傢曆史悠長，不適閤殖民式徵服。於是英國人轉而寄希望於改革中國的法律和金融體製，強行打開中國門戶，建設鐵路、發展貿易。中國的主權地位或許慘遭打擊，但是英國並不希望它就此滅亡，即使需要在英國的托管之下。這與印度的情況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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