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改革進行到底。
黨政機guan推薦全國乾部閱讀叢書。厲以寜、吳敬璉、林毅夫、周其仁、鄭永年、夏斌、巴曙鬆、黃益平……深入解讀中國經濟,精準把握政經時局大走勢。
未來十年,麵臨挑戰,也是難得的機遇期。
《讀懂中國改革》係列迴顧改革四十年,展望未來的增長點和發展空間,指齣未來投資決策的正確方嚮。
縱嚮關注中國改革進程,評判改革成敗得失;全麵厘清中國改革邏輯,解讀未來中國道路 。
《讀懂中國改革》係列匯聚國內一流經濟學傢和精英學者,厲以寜、吳敬璉、林毅夫、周其仁、鄭永年、華生……聚焦中國目前的改革開放和新一輪的路徑與戰略,對中國改革這一宏大話題進行全方位的解讀。
從經濟改革到行政體製改革,從改革的路綫圖到改革的突破點,從人口紅利到利益邏輯,從轉型期的社會穩定到政府職能轉變,從新常態到供給側改革,在《讀懂中國改革》係列中,各路學者各自從自己的專業領域,迴顧改革,前瞻國是,對改革動力來自何方、如何剋服當前麵臨的阻礙、如何有效推進等問題進行深層思考,對未來改革道路進行展望、分析和設計,以期讓民眾讀懂中國改革,成為大眾把脈時局、改變命運的引路之作。
讀懂中國改革1
新一輪改革的戰略和路綫圖
讀懂中國改革2
尋找改革突破口
讀懂中國改革3
新常態下的變革與決策
讀懂中國改革4
關鍵五年2016—2020
讀懂中國改革5
如何應對未來十年
厲以寜,著名經濟學傢,現為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七、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八、九屆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及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林毅夫,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業聯閤會專職副主席,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傢。
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孫冶方經濟學奬獲得者,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濟人物之一。早年在黑龍江下鄉,其中在完達山狩獵七年半。1978年從農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係。畢業後工作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在杜潤生先生指導下從事農村改革發展的調查研究。研究範圍主要包括産權與閤約、經濟史、經濟製度變遷理論、企業與市場組織、壟斷、管製與管製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來,相繼開設瞭有關經濟組織和經濟製度、發展經濟學、新製度經濟學等課程。著作有《改革的邏輯》、《城鄉中國》、《競爭與繁榮》、《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産權與製度變遷》等。
鄭永年,中國問題專傢,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曾執教北大,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 長,中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國際中國研究雜誌》(國際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和《東亞政策》主編,羅特裏奇齣版社《中國政策叢書》 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同主編。著作有《不確定的未來》等。
漸進改革的好處是震蕩低,但漸進改革的難處是堅持漸進不容易。經驗證明,體製成本降,經濟就會很好地發展;體製成本捲土重來急速上升,國民經濟會被拖纍。
經濟和改革方麵也需要匠心,做企業、做科研、做品牌需要匠心,搞經濟改革也需要匠心。什麼是匠心?匠心就是僅僅抓住*基礎的東西,堅持不懈,隻管耕耘,不管收獲,不要追求短期的迴報。
如果我國經濟中長期存在一個投機性相當強的、能製造泡沫的領域,它就會和實體經濟和創新爭奪資金,而在這種爭奪的過程中,製造業領域和創新往往是不占上風的。如果這種局麵得不到改變的話,我們的製造業轉型和升級、中小企業的創業和創新,以及我們要實現的創新驅動,在資金支持方麵就會遇到相當大的問題。
當前,中國經濟突齣的結構性矛盾之一,就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脫節:金融領域和房地産領域齣現瞭資産泡沫現象,非實體經濟聚集瞭過多的發展資源,嚴重削弱瞭增長新動力賴以形成的基礎。
金融改革的過程中,特彆是在中國推進全球化的過程中,推進市場化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堅持三個原則:一是市場化原則;二是法治化原則;三是全球化原則。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有利於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有利於刺激消費擴大內需,也有利於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如何麵對不確定的未來
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
已知的*好答案是“不確定”
經濟學常常被看作一門憂鬱的學問,看未來不那麼明朗樂觀。亞當·斯密還比較明確,認定隻要提供充分的經濟自由,看不見的手就能把人類帶嚮一個更好的經濟增長。他那個時代,英國工業革命蒸蒸日上,實踐也支持看未來明確樂觀的經濟學。《國富論》*瞭不起的預見,是斷定美國經濟有遠大前途,這點後來得到驗證。
但是亞當·斯密以後,隨著資本主義迅速展開所引發的矛盾,很多經濟學傢就不那麼樂觀瞭。*知名的是馬爾薩斯,相信人口增長會持久快於食物增長,所以未來一定麻煩,要靠飢荒、災難,甚至戰爭等來重建平衡,由此也給經濟學打上瞭憂鬱的印記。
到瞭《共産黨宣言》,一方麵非常樂觀,充分肯定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給人類曆史帶來超過以往任何時代的生産力解放,同時又基於社會化生産力的爆發性增長,預言資本主義生産關係必將滅亡。自那時起,這個大判斷一直在經受檢驗,說資本主義要滅亡,卻一直還沒有滅亡的緊張揮之不去。
蘇聯曾有幾十年的樂觀,不但證明“一國可建立社會主義”,而且要“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輝煌的時期是“二戰”,用計劃體製動員起來的工業能力成為反法西斯的物質基礎。戰後更樂觀,赫魯曉夫放言“一國建成共産主義”“20年趕超美國”。可惜沒得到驗證,在和平時期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競爭中不但沒勝齣,還弄得經濟停滯、體製僵化,一直到蘇聯解體,也不可能留下明確樂觀看未來的遺産。
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搞建設,先學蘇聯,也樂觀過,趕不上美國也要超英國。不幸“大躍進”遭挫,靠調整穩住腳跟,卻又轉嚮階級鬥爭為綱,“文*”更把國民經濟拉到瞭崩潰邊緣。逼到瞭無路可退,纔有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當然改革開放也是看好未來,鄧小平認為世界將有二三十年的和平,可讓中國集中精力搞經濟。1980年提齣20年翻兩番。中國做到瞭,進入新世紀頭10年又翻瞭一番,翻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過迴看20世紀80年代的齣發點實在很低,像我這樣大學畢業參加農村調查研究的,當時要直麵的實際,是“八億人搞飯吃,飯還不夠吃”。所以非改革不可,改又不易,解決一個問題又冒齣一批,到今天也不能說完全改好瞭。怎樣看未來,樂觀還是悲觀?老實講當下問題數之不盡、糾纏不清,沒工夫好好想將來。
教書要講到預期,闡明人們行為受對未來看法的影響。我知道關於未來*好的理論答案是“不確定性”,那還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的著作(《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2005年11月齣版)裏提齣來的。何謂“不確定性”?就是經驗概率也推不齣來將來一定會是個什麼樣,不妨乾脆譯成“莫測”。按奈特的原意,不確定性比“風險”來得嚴重,本質上不可測,用保險機製也對付不瞭。這與現代物理學傢或有一拼,他們說觀察一個處於糾纏態的粒子時,無從預知它究竟是什麼,根本就“測不準”—“莫測”是也。不確定的世界怎麼應對?經濟學得齣瞭一些今天看來還站得住腳的結論,那就是離不開一套製度—法治、市場、財産權、閤約,特彆是股權閤約。為什麼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理論上追到底,就是未來不確定。
“對未來嚴陣以待”
以上答案靠得住,但不好說完美。首先關於未來不確定、莫測,似乎沒什麼更多內容可說,導緻對“人們怎樣看未來影響其當下決策與行為”的忽視,降低對行為的理解力和解釋力。其次,莫測無非“天有不測風雲”,容易讓人“預後不良”—似乎不確定總意味著災難來臨。其實,不確定性也可能是意外驚喜,並不是單邊確定的倒黴。
所以對“不確定”還可以解析。這方麵,彼得·蒂爾的《從0到1:開啓商業與未來的秘密》(中信齣版社於2015年1月齣版)對我有啓發。作者把人們怎麼看未來,構造成一個兩維對兩維的矩陣(明確/不明確,樂觀/悲觀),得齣瞭四個象限:明確樂觀,不明確樂觀,明確悲觀,不明確悲觀。然後他把“各國看待未來的方式”,裝進瞭這個認知矩陣。當然不夠嚴謹,因為“各國”都有一大票人,看未來的方式不盡相同,所以頂多是對各國主流看法的概括,少不瞭作者自己的主觀印象。雖然不那麼嚴謹但對我也有啓發,衝擊力還不小。
譬如他認為,“從17世紀一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未來明確的樂觀主義者都領導著西方世界”,而“1950—1970的美國”,更是有史以來“明確樂觀主義”的典型代錶。言之成理乎?蒸汽輪船、鐵路、電報、大規模機械化、化學廣泛應用、跨海隧道、地鐵、陸地其他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從蘇伊士到巴拿馬運河開鑿,所有這些改變人類生活的壯舉,難道真是“被法術召喚”齣來的嗎?作為得天獨厚的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美國自然稟賦豐裕,人口又不多,開荒種地吃飽飯、賣點棉花煙草木材,對那代歐洲移民足夠好瞭吧?為什麼還要發明工廠流水綫、造帝國大廈、建金門大橋、搞曼哈頓計劃、投資洲際高速公路,還要實施阿波羅計劃?更不要提無數民間的奇思怪想、膽大妄為之舉。總之,沒有哪一樣是“純自然”的,一概是人工、人為之物。人做事情之前,總受對未來看法的支配,難怪蒂爾先生把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美國,毫不猶豫地劃入看未來“明確樂觀”的第yi方陣。
不過,作者認為後來的美國轉嚮瞭“不明確的樂觀”。特徵是“樂觀但又迷茫”,金融傢取代科學傢和工程師成為天之驕子,“財技”比科技更加耀眼,人們高估“機遇”,低估“規劃”和持久努力,低儲蓄、低投資、高消費,讓金融、政治、哲學和人生一並濛上不明確樂觀色調,誰也不問究竟能不能持久。當然,作者以為“當下歐洲”更糟糕,受“不明確悲觀”的支配,得過且過,眼看油瓶都倒瞭,議論半天也沒見誰當真起來扶一扶。
讀來*受刺激的,是這本小書居然把“現在的中國”列為“明確悲觀”之代錶!為瞭不至麯解作者原意,容我給各位讀段引文,“一個對未來明確的悲觀主義者相信未來是可知的,但卻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須提前做好準備,也許當今的中國是*典型的對未來明確的悲觀主義者。美國人看見中國的經濟迅猛增長(自從2000年以來,每年都有10%的增長),便認為中國是一個自信能夠掌握自己未來的國傢。…… 其他國傢都害怕中國將要統治整個世界,而中國是唯yi一個認為自己不會統治世界的國傢”(《從0到1:開啓商業與未來的秘密》,第87頁)。
根據是什麼呢?“老一輩的中國人孩童時都經曆過飢荒,因此展望未來時,總會考慮到天災。中國公眾也知道‘鼕天’即將來臨。局外人著迷於中國內部的巨大財富,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國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財産轉移齣國,貧窮一些的則能省就省,以求儲備充足。中國各階層人士都對未來嚴陣以待”(同上書,第87–88頁)。
不管大傢同意還是不同意這位仁兄隨口大發的議論,我讀後還是很受觸動的。其實自我劃界,還歸不到上述四個象限中的任何一個。勉強要劃,不過是個另類而已—“埋頭觀察闡釋經驗現象,無暇顧及怎樣看待未來”。任何人問我關於未來的問題,我都迴答“不確定”一瞭百瞭。這樣久已習慣的思維定式,要不要有點反省呢?
以色列的啓示:難做之事易做成
更多觸動來自去年以來兩次訪學之旅。第yi次是到以色列,是正和島商學院組織的,受邀與一批年輕企業傢同行。時間不長,加上*後我自己去看一個沙漠裏的基布茲,前後8天而已,但震撼不小。行前找到一些讀物,說以色列是上帝的“應許之地”,是“流淌著奶和蜜的地方”。到瞭纔知道不完全如此,這個法定麵積比北京市還小的國傢(實際控製麵積2萬多平方公裏,略大於北京),自然資源極為匱乏,60%的國土為沙漠,可耕地僅60萬畝,大約一半地方的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南部地區甚至不足每年30毫米。但現在的以色列卻是“歐洲菜果廚房”,每個以色列農民可供養的人口,從1955年的15人增長為2014年的400人,高品質、高附加值農産品大量齣口,滴灌技術和設施農業稱雄全球,連淡水和海水淡化技術也齣口。
更瞭不得的,是它總人口800萬,卻擁有7000多傢科技創業公司,是除美國、中國之外,納斯達剋上市公司*多的國傢,擁有比美國、歐洲還高的人均創投資本。2014年,以色列人均GDP 3.5萬美元,高科技部門貢獻瞭總齣口的50%,就業的10%。
憑什麼?就憑人。特彆是憑人掌握的知識,憑把知識轉成技術和産品的卓越能力。哪來的這套本事?源頭還是教育。我們中國人也重教育,但對比之下重點有彆。一是人傢的教育重信仰,讓世世代代的猶太人堅信自己不但是上帝之子,且生來就可以“與上帝角力”,所以自強不息,絕不懼怕任何艱難睏苦。二是雖信仰虔誠堅定,對拉比也極為尊崇,但從小受鼓勵大膽發問、審慎懷疑、挑戰權wei。猶太母親對放學迴傢的孩子,不問考試也不問成績,隻問“今天是不是問過一個好問題”。
我在佩雷斯中心聽瞭一場阿龍·切哈諾沃的講演。在他小時候媽媽教他說,人走進一條河流,可以順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但是“你要永遠逆水走”。這就預先畫齣瞭他一生的軌跡:在任何領域一旦成功走順,立刻另闢一個領域逆水行舟。學術上打遍國內無敵手,他就跑到美國闖天下,評上終身教授後又不甘順境,再迴特拉維夫主攻科研難關。2004年他獲諾貝爾化學奬,是以色列國內獲諾奬第yi人。他的經驗體現瞭《塔木德》裏的一條哲理,即“難的事情反而容易做成”。
另一場精彩分享,報告人是以色列國防部武器研發前總管丹尼戈爾德準將,介紹研發“鐵穹”(Iron Dome)的故事。背景是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戰爭,鄰國嚮以色列北部地區發射瞭約4000枚火箭彈,造成44名平民死亡,迫使25萬人被疏散,100萬人不得不躲進防空設施。同時,在南部還有近100萬以色列人在射程更遠的“卡桑”(Qassams)火箭彈的威脅之下。2007年時任國防部長佩雷斯選擇“鐵穹”應對,領導研發的正是這位丹尼戈爾德。6年後,“鐵穹”完成實戰部署,僅2009—2012年三年間,就成功攔截瞭245枚來襲火箭彈。在報告中,這位前準將給我們播放瞭一段視頻:一大傢以色列人正舉行婚禮,空襲警報響起,卻沒人慌慌張張跑嚮防空洞,大傢反而舉起手機對天空拍照,但見被攔截的火箭彈在空中散開,活像外邦來賀的禮花!退役後的丹尼戈爾德初創科技公司,研發一款微型導彈,用在人體的血管裏打血栓。
難怪以色列成為一個與其資源和人口數量完全對不上的創新國度。到以色列,我們纔知曉那些名滿天下的矽榖超級科技公司,從微軟、Intel、蘋果、Google到Facebook,無一例外都在特拉維夫設科研中心。在以色列研發齣來的、真正稱得上改變人類生活的關鍵技術,足可列齣一張長長的清單。再問一次,人傢憑什麼?憑人傢的智慧和永不枯竭的那股勁兒,看來這個民族把對神的信仰轉化為對人的知識和能力的信念,敢於在已知知識的基礎上探索未知。倘若問以色列創業人群怎樣看未來?“明確樂觀”絕對占據主流。否則,他們為什麼老挑彆人不敢想、不敢碰的事情做?前麵探路的成功鼓舞著後人,更多人就相信不確定的未來機會無窮。
百無禁忌想、腳踏實地乾
第二次訪學就在前不久,我們幾位老師、同事和校友,自行組團到美國考察創新。事情緣起2015年在北大國傢發展研究院辦過一個論壇,請到一傢中國創投公司的創始人王煜全,介紹他們在美國投資科創項目的經驗。他還請來一批美國科創公司的企業傢和科學傢,現場說法、演示、答疑,一起討論王煜全概括的“美國積木式創新”,讓參會師生大開眼界。此後我的一位同事薛兆豐教授躬逢其盛,參與組織瞭積木式創新的訪學之旅,並發布他與煜全閤著的《全球風口—積木式創新與中國機遇》,詳述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拜杜法案》,怎樣與其他經濟法律製度和政策配閤,一起促成聯邦科研基金、非營利大學、教授與博士、各路創投資本、企業傢等資源有效組閤,在極不相同的技術經濟方嚮上創新,以及對中國製造業和中國創新的意義。
我是全程聽瞭那個論壇的發言,也全文拜讀過王、薛兩位的新著。多年習慣,凡聽著有意思的,*好能實地看一看。知道今年他們還組織“積木式創新的深度考察之旅”,報名成行,與三十幾位同有此項偏好的同事校友一起遊學兩周。所謂積木式創新,要點是打通科學象牙塔裏的“想法”(idea)與産品、市場、産業之間的經脈。所以此次遊學,基本就在舊金山灣區與波士頓走廊,圍著兩傢知名大學打轉轉。過去是來過的,也聽過斯坦福大學的校訓“讓自由之風勁吹”以及MIT的校訓“動腦又動手”。原來不知道的,是美國*好大學的思想能量,早就越齣本來也不設圍牆的校區,與市場和産業精銳部隊,打成一片。
還是舉幾個印象深的實例,迴答在前沿做事的人怎麼看未來。先說XCOR,從洛杉磯往北約90英裏處,一片半沙漠地帶裏竪起一座“通往太空的門戶”,那就是莫哈韋航天航空港(Mojave Air and Space Port)瞭。XCOR是設在此地的一傢科創公司,研製垂直起降、可往返太空飛船的發動機。毫不起眼的倉庫式廠房裏,40多位科學傢和技工已經忙瞭十幾年,除瞭預售過一批太空遊機票(每位9.6萬美元,真有美國人來埋單),XCOR連一分錢的進項也沒有,就靠投資人燒錢研製著一個型號又一個型號的太空發動機。
我們見到的那些樸樸實實的傢夥,他們究竟怎樣想未來?據說在莫哈韋小鎮上聚集著一幫太空迷,基本共識是地球不堪人類負擔,要為太空移民未雨綢繆、早做準備。先嚮火星移民200萬吧,那不過是一個初級目標,可真要實施,還不得天天嚮太空發定點班車(船)?於是纔要“可往返使用的太空飛機”,纔要過去根本不可能有的太空發動機。
再說Hyper Loop One,立誌要造超級高速列車,構想把一個大管道裏的空氣抽乾淨,讓列車在真空狀態下由磁懸浮技術推進,時速可達每小時800公裏!當我們在洛杉磯市中心一個滿牆塗鴉的街區找到這傢公司時,它的CEO(首席執行官)乾脆利落地用半個多小時簡單介紹瞭他們的夢想、進展、成就與希望。聽起來總共融得不過1億多美元的資本,就要乾一票如此驚天動地的大業。據說他們在拉斯韋加斯沙漠裏的測試已通過,也有找上門來的客戶下瞭訂單。前程一片光明,幾十位工程師乾得熱火朝天,很多人不領工資—其實要領也沒有—而是把工時摺成公司股票,“萬一成瞭呢”?
這兩檔事的未來大不確定。問題是乾的人不知道嗎?為什麼還冒得齣來那麼“離譜的想法”?也不覺得上太空、超高鐵這類事隻有“國傢”去想纔閤適。人傢百無禁忌,“國傢(nation)觀”與我們也不太一樣,裏麵含著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國民,絕不單單隻是“政府”,更不僅僅隻限“官人”。百無禁忌地想,還能動員一群人踏踏實實地乾,七八年、十來年就撂在那件事情裏瞭。這後麵沒有薛兆豐在遊學中屢屢強調的“製度”,當然完全不成。不過人們怎麼想未來,似乎更是隱性的根本,要是沒有明確樂觀看未來,那些錢財、人力、物力乾什麼不好?
我們還看瞭一傢叫WiTricity的公司,創始人是MIT的物理學傢,他的研究支持無綫充電,從大學得到專利授權,找來創投資本和管理人就創立瞭這傢企業。現在他們的實驗室産品可以拿得齣手看,但見一塊充電軟墊上,放幾部手機、筆記本電腦上去,立馬自動充電,連一根電綫也沒有。電動車充電就不再需要建充電樁。更妙的是,它還可以透過人體可以給體內的心髒起搏器充電。公司架構也有意思,教授做學術顧問,企業傢管公司,各方分享股權。
波士頓附近還有一傢公司1366,它研製太陽能矽片。現行技術是把矽塊切成薄片,貴重的矽材料在切割中要損失一半。新技術可以一次成型薄矽片,再也無須切割,成本省一半,使太陽能發電接近火電的價格。我問CEO,你們量産的時候,會不會考慮到中國去製造?他說不會,他們已在紐約州北部選址建廠,但生産齣來的矽片會運到珠三角組裝,再推嚮市場。
王煜全*早投的Wicab在威斯康星,公司老總專程到舊金山給我們做介紹。他們發現,人並不是用眼睛“看”世界,而是通過眼睛把外部圖像信息傳輸到大腦,然後在大腦成像。根據這個原理,盲人隻是接收信號的眼睛齣瞭問題,但隻要他們的大腦成像功能還在,就可經由彆的途徑輸入信息,重見光明。為此他們發明瞭一種設備,讓盲人含在舌頭底下(Wicab,又叫“電子棒棒糖”“電子冰棍”),另闢蹊徑地把圖像信號輸入大腦,讓盲人看不瞭也能見!
路上帶著布賴恩·阿瑟的《技術的本質》(浙江人民齣版社於2014年4月齣版),不是易讀的一本書。不過跟著看瞭10多個科技項目後,覺得明白瞭一些。何謂新技術?就是“針對現有目的而采用一個新的或不同的原理來實現的技術”。那什麼是“原理”?“就是應用某種現象、概念或理念”,而技術不外乎就是“概念的物化”。更好懂的是,“新技術是由社會需求形塑而成;它們主要來自標準域外的經驗;它們更容易伴隨展示交換的過程産生;它們經常在網絡中得到促進”(同上書,第120頁)。這不正是此次遊學我們天天見到的嗎?探究這些從事創新活動的美國人看未來的態度,他們一律相信科學原理可被發現,可被應用,而人類的種種難題,總有希望解決—“明確樂觀”撲麵而來!
……
序
中國仍是全世界經濟的原動力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談中國經濟發展,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大傢*關心的一個題目是我們能不能實現“十三五”規劃提齣的在2016—2020年間,每年平均增長6.5%以上。
6.5%以上的增長對中國來講非常重要,這是關係到黨的十八大提齣的,到2020年,我們國內生産總值和城鄉居民收入能不能分彆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
對世界來講也非常重要,因為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均超過30%。那現在全球經濟還沒有完全復蘇,中國是不是還可以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這也是為什麼大傢對6.5%這個指標非常關心的原因。
從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長6.5%,跟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從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長9.7%來比,已經嚮下調整瞭30%。那照理說這個調整的幅度也不小,應該餘地還是比較大,實現起來應該不會有太大的睏難。可是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大傢為什麼心裏還沒底?
*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從2010年以後,增長速度逐年下滑。大傢知道2015年我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是6.9%,這是自1990年以來*低的增長速度,這也是從改革開放以後第yi次連續六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過去平均每年9.7%的增長,而且一般經濟下滑兩年*多三年,經濟增長就會迴升。現在從2010年到2015年已經連續下滑瞭六年,大傢知道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長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瞭0.2個百分點(2016年的增長速度是6.7%)。
中國經濟下滑的底部在哪裏,會不會突破“十三五”規劃所講的6.5%?要迴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瞭解為什麼從2010年以後,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傢,肯定有不少自己內部的問題,這些內部的問題包括我們的經濟體製,比如說國有企業所占的比重還相當高,國有企業錶現還欠佳,有不少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們的市場機製還沒有完全到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齣全麵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還沒有完全落實。既然市場還沒有完全發揮作用,資源配置就會有問題,因此有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近談的供給側結構性問題,也是切實存在的問題,解決問題就要付齣代價。也有人認為這是我們第七年經濟繼續下滑的主要原因。我個人認為這些問題都實實在在存在,也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績效,但是要看中國經濟,就必須在全球變革的形勢下來看。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來計算,今天中國是世界第yi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是世界第yi大貿易國,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影響世界,同樣重要的是,世界經濟發展的狀況也會深深影響中國。
在分析中國經濟從2010年以後逐年下滑的時候,我們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傢經濟錶現怎麼樣。比如世界上跟我們處於同等發達程度的金磚國傢,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巴西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俄羅斯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是–3.7%,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
另外一個金磚國傢印度,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3%,跟我們的10.6%在同一個水平,2015年它的增長速度是7.6%,比我們的6.9%高一點,但它同樣是從10.3%降到7.6%,態勢跟我們完全一樣。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增長時,我們還要考慮兩點因素:第yi點就是它2012年經濟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我們2012年是從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則是從10.3%降到5.1%,這有所謂觸底反彈因素的存在;第二個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時候調整瞭國民統計的方法,這個調整讓印度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提高一個百分點。如果把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的話,那麼印度在2015年的增長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們完全一樣。
這些金磚國傢不存在我們所謂的國有企業占比太高的問題,它們有的本來就是市場經濟,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已經進行瞭徹底的市場經濟,也不存在我們國內這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但是經濟錶現跟我們完全一樣,甚至比我們還糟。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的問題。
要證明我的觀點,*好的是看東亞這些所謂高收入、高錶現的經濟體。比如說新加坡,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2%,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中國颱灣,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長速度隻有0.7%,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同樣比我們深。再看鄰國韓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6.5%,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2.6%,同樣下滑,下滑幅度比我們還深。這些是所謂高收入、高錶現的經濟體,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製機製問題它們都沒有,但錶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嚴重。分析下來肯定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
其實隻要我們放眼世界也並不難理解,因為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在世界經濟比重超過一半的這些發達國傢,它們的經濟還沒完全復蘇。
發達國傢在過去每年平均的增長是3%~3.5%,但是到2015年危機已經過瞭7年,歐盟2015年的增長速度隻有1.3%,比3%~3.5%低瞭兩個多百分點。日本固然有安倍經濟學想復蘇日本的經濟,但是在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度隻有0.5%。在經濟增長速度慢的狀況下,失業率就維持在高位,傢庭的收入增長就緩慢,消費增長就恢復疲軟。
這些發達國傢還是世界需求的主要來源,因此整個世界需求疲軟。在發達國傢當中,美國的經濟錶現似乎比較好,但2015年它的經濟增長速度也隻有2.4%。美國的失業率似乎狀況也比較好,現在是4.9%,跟危機之前的水平大緻相當。
但是在考慮美國失業率的時候,先要瞭解美國怎麼統計失業率。在美國,勞動者如果失業,有一個月的時間不去找工作,就算退齣勞動力市場,不在失業統計內。因此要瞭解美國的就業狀況還要參考另外一個指標,就是勞動參與率。目前美國適齡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比危機爆發前低3%,這些人是有勞動能力的,但為什麼不找工作?因為找不到工作,乾脆就不找瞭。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美國現在的失業率同樣是處在曆史高位的8%~9%。
在這種狀況下,傢庭的收入增長,從各種統計指標來看,跟危機爆發之前比較起來基本沒區彆。而且我們知道這次的危機在美國爆發,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傢庭負債過重。危機發生後,傢庭為瞭修補平衡錶,在收入不增長的情況下還要省錢還債,因此消費就非常疲軟。
這些發達國傢的消費疲軟導緻整個世界需求疲軟,在危機之前世界貿易的增長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兩倍以上,但在危機爆發以後,世界的經濟增長率放緩,現在世界的貿易增長率比世界經濟的增長率還低。
這當然就影響到每個像中國、像其他金磚國傢,還有東亞,這些高收入、高錶現,但是齣口比重高的經濟體的齣口。齣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三個組成部分當中的一項。
以我們國傢來講,從1979年到2014年,我們的齣口增長每年達到16.4%,2015年的時候我們的齣口不僅沒增長,而且還下滑瞭2.8%。2016年上半年我們的齣口增長下滑瞭7.7%。這種狀況下當然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投資增長。在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每個國傢都采取瞭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啓動需求、創造就業、穩定經濟。
我們國內有4萬億元政策,但是其他國傢同樣是有或多或少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支持投資,來啓動需求,來穩定經濟。但是這些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項目,經過瞭5年、6年、7年,國際經濟還沒復蘇。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新的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項目,那當然投資增長也必然下滑。
以我們國傢的例子來說,在“十一五”規劃期間(2006—2010年),
我們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25.5%。在“十二五”期間(2011—2015年),
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18.8%,下降瞭7個百分點,而且在“十二五”期間是越往後下降得越多,比如說2015年,我們的投資增長隻有10%,考慮到投資品的價格下滑這個因素,真實的投資增長也不過12%,相較整個“十二五”期間平均值18.8%還下降瞭8個百分點。
這種狀況下經濟增長當然會受到影響。在這種狀況下,拉動我們經濟增長的主要是靠消費增長,我們國內的消費增長狀況還比較好,是因為我們的就業狀況好,傢庭收入增長的狀況也比較好。
以2015年為例。2015年的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長是6.9%,傢庭收入的增長是7.5%,高瞭0.6個百分點。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的消費增長維持在8%左右,這也就讓我們的經濟增長還能夠達到6.9%,其他國傢齣口下滑的情形跟我們一樣,投資下滑的情形也跟我們一樣,它們的收入增長比我們差,消費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多瞭,所以它們的經濟錶現就比我們差很多。
從這些因素來講,6年的經濟持續下滑,以及到2016年經濟還從6.9%降到6.7%,有相當大的因素是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展望中國未來的發展,當然要看發達國傢經濟是不是會復蘇,以及要看我們國內自己經濟增長的動力到底怎麼樣。
從外部來看,發達國傢很可能陷入一個現在國外經常討論的長期停滯。為什麼發達國傢可能會陷入一個長期停滯呢?一個國傢要是發生金融經濟危機,那麼一定是有內部的結構性問題。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經濟纔能完全復蘇。
發達國傢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經濟纔能完全復蘇,這是一個在發達國傢內部也有共識的,在世界上大傢也都知道的事實。可是發達國傢從2008年危機爆發到現在有七年的時間,每年都在談結構性改革,但結構性改革一直落實不下去。*主要的是發達國傢的結構性改革內容是什麼:是要減少福利,要金融去杠杆,是要政府減少財政赤字。
減少福利就是要減少消費;減少金融機構的杠杆就是減少金融企業支持傢庭的投資和消費,如果杠杆減少,投資和消費就會下降;減少政府的財政赤字,投資消費也會減少。而如果發達國傢要推行結構性改革,那必然要減少投資、減少消費,經濟增長速度一定會往下調整。但是發達國傢的經濟增長率已經非常低瞭,如果要把經濟增長率再往下調,失業率必然增加,失業率現在已經很高瞭,在這種狀況下,從政治上就很難去推行結構性改革。
這也就是為什麼日本從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以後,到現在已經25年的時間過去瞭,結構性改革一直落實不下去。安倍上颱以後提齣安倍經濟學想振興日本經濟。安倍經濟學有三支箭:第yi是用寬鬆的貨幣政策降低日本的匯率;第二是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啓動國內的需求;第三是進行結構性改革。安倍上颱已經三年瞭,前麵兩支箭都射齣去瞭,第三支箭還射不齣去。所以發達國傢很可能陷入像日本那樣長期的經濟增長疲軟。
再來看美國。特朗普上颱以後,想學習中國經驗。也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說是美國的偉大復興,他也學習中國經驗,想用基礎設施建設來啓動國內的需求。即使他有這些政策,讓美國的經濟可能會好一點,但是美國經濟隻要稍微好一點,那美國就要加息,加息以後可能就導緻其他國傢的金融經濟齣現很大的波動和壓力。
所以總的來講,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外部環境會相當不好。
在這種狀況下要談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看中國內部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不是夠。
從內部的增長來講,就是中央在好幾年的經濟工作會議中都提到的,要適度擴大總需求。但是跟國外比較,我們可以在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結閤國內的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有五大內容: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闆。我們完全可以在適度擴大國內總需求的時候,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的補短闆結閤在一起。而且隻要和補短闆結閤在一起往前推進,就會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有利的條件。
適度擴大國內總需求有兩部分:一個是消費需求;一個是投資需求。如果把投資需求跟補短闆結閤在一起,中國經濟還存在著許多難題。
第yi個是現在在産業上麵有不少過剩。過剩的鋼筋水泥、平闆玻璃等,都在中低端行業,但我們可以推動産業升級,而且産業升級的空間非常大。 2015年我們從國外進口的製造業産品就達到1.2萬億美元,這1.2萬億美元進口的製造業産品,它的質量必然比我們國內高,我們纔會進口,或者是我們國內不能生産的纔會進口。我們可以在這些産業上麵去推動産業升級,而要産業升級就要投資。
第二個是基礎設施。這些年我們的基礎設施確實建瞭不少,跟其他發展中國傢比較起來我們的基礎設施也比較好,但是在這種狀況下,國內的基礎設施還有非常多的缺口,比如說大城市內部交通非常擁擠,就代錶我們交通當中的地下交通還是嚴重不足。另外,2016年六七月份下瞭幾場大雨,全國有1000多個城市淹水,代錶地下管網不足。這些都是非常好的投資的地方。
第三個是環境。這些年經濟發展快,但是環境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比如霧霾頻發,要推行綠色發展,當然也同樣是要投資的。
第四個是城鎮化。現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是56%,發達國傢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80%,所以我們還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農民要進城,要住房,還必須為他們提供公共服務,這些都是要投資的。而且這些投資不管從經濟迴報和社會迴報來講,都非常高。
這是在看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跟發達國傢比較起來*大的不同點,發達國傢在經濟疲軟的時候也應該去搞投資,但是發達國傢的産業已經在全世界*前沿,當它有産能過剩的時候,很難找到投資機會,即使有3D打印、電動汽車,一兩項投資也不足以拉動整個經濟,但中國可以産業升級的空間非常大,外國的基礎設施普遍都有瞭,無非就是老舊一點,老舊基礎設施的投資是挖個洞、補個洞,效率不高。發達國傢環境普遍好,發達國傢的城鎮化也完成瞭,所以發達國傢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我們還有很多好的可以投資的地方。
投資需要錢,這點我們也是有相對優勢的。第yi,現在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積纍的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産總值的57%,其中17%是中央,40%是地方。而發達國傢或是其他發展中國傢的政府積纍的財政赤字普遍超過100%,就代錶我們的財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間比其他國傢大得多,可以用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撬動投資。
第二,不僅是政府的財政狀況相對好,我們的民間儲蓄還占到國內生産總值將近50%,這在全世界是屬於*高的國傢之一。所以可以用政府的錢,撬動民間的投資。
第三個資金方麵的優勢是,要進口技術、機器設備原材料等,我們還有3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在全世界是*多的。所以把這些有利的資源用起來,我們應該可以保持適當的投資增長率,這一點是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傢*大的不同。其他發展中國傢跟我們同樣有好的投資機會,但可能財政狀況不好、民間儲蓄太低,或者是外匯儲備不足。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相信我們可以保持一個閤適的投資增長率,有瞭投資增長率就會創造就業,就業就會保持在比較高的水平。就業好,傢庭收入的增長也會比較快,有瞭比較快的收入增長,消費增長也會比較好。投資跟消費都維持在一個閤理的水平,我相信我們可以達到“十三五”規劃提齣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長。
而且從補短闆的投資作為切入點,也會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良好的條件。因為補短闆的投資需要鋼筋、水泥、平闆玻璃這些産能過剩的主要部分,投資增加瞭,需求增加瞭,過剩的産能就減少瞭,去産能就容易瞭。從去杠杆的角度來看,現在杠杆率*高的也就是在産能過剩嚴重的那些地方,如果需求增加瞭,價格就會上升,企業經營狀況就會好,企業賺瞭錢就會還錢,杠杆率就會下降。所以去杠杆的任務也就比較容易完成。
再來看庫存,庫存主要是房地産庫存。房地産的需求很大程度決定於傢庭的未來就業和收入增長情況,就業跟收入增長好,對房地産的需求就多,庫存就會減少。所以,我們可以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前提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所以,一方麵6.5%以上的增長目標能實現,黨的十八大提齣的兩個翻一番的目標也就能夠實現。維持6.5%的增長,我們現在的國內生産總值的規模占全世界的15%,6.5%的增長代錶每年對世界貢獻一個百分點的增長。現在世界的增長無非就三個百分點,我們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會在30%左右,所以中國經濟還會是全世界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全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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