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歐曆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齣動徵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瞭若乾為曆史學傢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錶麵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曆史學傢黃仁宇的眼中，其間的關係因果，恰為曆史的重點，而我們的大曆史之旅，也自此開始……
　　本書英文本推齣後，被美國多所大學采用為教科書，並兩次獲得美國書捲奬（AmericanBookAwards）曆史類好書的提名；中文本問世後，獲得如潮好評，成為眾多作傢、學者、企業傢、高校師生的案頭必備書，並入選《新周刊》和《書城》“改革開放20年來對中國影響極大的20本書”等。另有日文、法文、德文等版本。
　　《萬曆十五年》暢銷中文閱讀界30多年，是高校師生以及企業傢、作傢、學者、藝術傢、新聞記者和官員等社會各界人士常讀常新的經典作品，頻頻齣現於曆年報刊雜誌的閱讀推薦榜單。

　　講的時期是在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歐曆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齣動徵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國，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瞭若乾為曆史學傢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錶麵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曆史學傢黃仁宇的眼中，其間的關係因果，恰為曆史的重點，而我們的大曆史之旅，也自此開始。

　　黃仁宇（1918-2000），湖南長沙人。早年輾轉於求學、從軍之途，曾夢想成為中國的拿破侖，然而時代卻不允許他有這樣的機緣。其後赴美研習曆史，於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齣大曆史觀，主張要“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曆史”，而不能簡單地以道德評價籠罩一切。中國少瞭一個拿破侖，卻多瞭一個以其睿智打開人們視野的曆史學傢。
　　代錶作有《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曆史》等。他傳奇性的一生以及大曆史觀的由來詳見自傳《黃河青山——黃仁宇迴憶錄》。

齣版說明
自序
第一章 萬曆皇帝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第七章 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傢
參考書目

附錄
《神宗實錄》
《神宗實錄》二

附錄二
《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曆史觀
1619年的遼東戰役

附錄三
英文版序言
萬曆：漫長的怠政時代
皇帝隻是個牌位

　　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乾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縱是氣候有點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間時疫流行，旱情延及山東，南直隸卻又因降雨過多而患水，入鞦之後山西又有地震，但這種小災小患，以我國幅員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隻要小事未曾釀成大災，也就無關宏旨。總之，在曆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萬曆十五年》題作書名來寫這樣一本專著呢？
　　1587年，在西歐曆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齣動徵英的前一年。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瞭若乾為曆史學傢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錶麵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曆史的重點。
　　由於錶麵看來是末端小節，我們的論述也無妨從小事開始。
　　這一年陽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內街道兩邊的冰雪尚未解凍。天氣雖然不算酷寒，但樹枝還沒有發芽，不是戶外活動的良好季節。然而在當日的午餐時分，大街上卻熙熙攘攘。原來是消息傳來，皇帝陛下要舉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轎的高級官員，還有機會在轎中整理冠帶；徒步的低級官員，從六部衙門到皇城，路程逾一裏有半，抵達時喘息未定，也就顧不得再在外錶上細加整飾瞭。
　　站在大明門前守衛的禁衛軍，事先也沒有接到有關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裝的官員來臨，也就以為確係舉行大典，因而未加詢問。進大明門即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門午門之前氣氛平靜，城樓上下也無朝會的跡象，既無幾案，站隊點名的禦史和禦前侍衛“大漢將軍”也不見蹤影，不免心中揣測，互相詢問：所謂午朝是否訛傳？
　　近侍宦官宣布瞭確切消息，皇帝陛下並未召集午朝，官員們也就相繼退散。驚魂既定，這空穴來風的午朝事件不免成為交談議論的話題：這謠傳從何而來，全體官員數以韆計而均受騙上當，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對於這一頗帶戲劇性的事件，萬曆皇帝本來大可付諸一笑。但一經考慮到此事有損朝廷體統，他就決定不能等閑視之。就在官員們交談議論之際，一道聖旨已由執掌文書的宦官傳到內閣，大意是：今日午間之事，實與禮部及鴻臚寺職責攸關。禮部掌擬具儀注，鴻臚寺掌領督演習。該二衙門明知午朝大典已經多年未曾舉行，決無在儀注未備之時，倉猝傳喚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門既已以訛傳誤，該二衙門自當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係玩忽職守，著從尚書、寺卿以下官員各罰俸兩月，並仍須查明究係何人首先訛傳具奏。
　　禮部的調查毫無結果，於是隻能迴奏：當時眾口相傳，首先訛傳者無法查明。為瞭使這些昏昏然的官員知所儆戒，皇帝把罰俸的範圍由禮部、鴻臚寺擴大到瞭全部在京供職的官員。
　　由於工作不能盡職或者奏事言辭不妥，觸怒聖心，對幾個官員作罰俸的處分，本來是極為平常的事。但這次處罰竟及於全部京官，實在是qian所未有的嚴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級官員的豪華生活，決非區區法定的俸銀所能維持。如各部尚書的官階為正二品，全年的俸銀隻有一百五十二兩。他們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饋贈，各省的總督巡撫所送的禮金或禮品，往往一次即可相當於十倍的年俸。這種情況自然早在聖明的洞鑒之中，傳旨罰俸，或許正是考慮到此輩並不賴官俸為生而以示薄懲。但對多數低級官員來說，被罰俸兩月，就會感到拮據，甚至付不齣必要的傢庭開支瞭。
　　按照傳統觀念，皇帝的意旨總是絕對公允的，聖旨既下，就不再允許有任何的非議。這一事件，也難怪萬曆皇帝聖心震怒。從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韆頭萬緒，而其要點則不齣於禮儀和人事兩項。僅以禮儀而言，它體現瞭尊卑等級並維護瞭國傢體製。我們的帝國，以文人管理為數
　　至韆萬、萬萬的農民，如果對全部實際問題都要在朝廷上和盤托齣，拿來檢討分析，自然是辦不到的。所以我們的祖先就抓住瞭禮儀這個要點，要求大小官員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為全國的榜樣。現在全體京官自相驚擾，狼奔豕突，實在是不成體統。
　　萬曆皇帝是熟悉各種禮儀的君主。1587年3月，他已年滿二十三，進入二十四，登上皇帝的寶座也快有十五年瞭。他自然會清楚記得，在他八歲那
　　一年的鼕天，他的父親隆慶皇帝為他舉行瞭象徵成為成人的冠禮。他被引導進入殿前特設的帷帳裏，按照禮儀的規定更換衣冠服飾，前後三次都以不同的裝束齣現於大庭廣眾之中。既齣帷帳，他就手持玉圭，被引導行禮，並用特設的酒杯飲酒。天。第二天，他又被引導齣來坐在殿前，以莊重的姿態接受瞭百官的慶賀③。
　　幾個月之後，隆慶皇帝龍馭上賓。這位剛剛九歲的皇太子，就穿著喪服接見瞭臣僚。按照傳統的“勸進”程式，全部官員以懇切的辭藻請求皇太子即皇帝位。頭兩次的請求都被皇太子拒絕，因為父皇剛剛駕崩，自己的哀慟無法節製，哪裏有心情去想到個人名位？到第三次，他纔以群臣所說的應當以社稷為重作為理由，勉如所請。這一番推辭和接受的過程，有條不紊，有如經過預習。
　　既然登上皇帝的寶座，他就必須對各種禮儀照章辦理。在過去的十五年，他曾經祭天地，祀祖廟，慶元旦，賞端陽。他接見外國使臣、解職退休和著有勛勞的官員耆老。他還曾檢閱軍隊，頒發戰旗，並在一次戰役獲得勝利以後接受“獻俘”。這種獻俘儀式極為嚴肅而令人悚懼，皇帝的禦座設在午門城樓上，他端坐其中，俯視著下麵花崗石廣場上發生的一切。他的兩旁站立著授有爵位的高級軍官，還有許多被稱為“大漢將軍”的身材魁偉的禦前侍衛。在廣場上大批官員的注視下，俘虜被牽著進來，手腳戴有鐐銬，一塊開有圓孔的紅布穿過頭顱，遮胸蓋背，被吆喝著正對午門下跪。這時，刑部尚書趨步嚮前，站定，然後大聲朗讀各個俘虜觸犯天地、危害人類的罪行。讀畢他又宣布，這些罪人法無可逭，請皇上批準依律押赴市曹斬首示眾。皇帝答復說：“拿去！”他的天語綸音為近旁的高級武官二人傳達下來，二人傳四人，而後八人、十六人、三十二人相次聯聲傳喝，後大漢將軍三百二十人以大的肺活量齊聲高喝“拿去”，聲震屋瓦，旁觀者無不為之動容。
　　每年陰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曆，並正式頒行於全國。它的頒行，使所有臣民得到瞭天文和節令的根據，知道何時可以播種榖物，何日宜於探訪親友。翰林院官員們的集體著作，例如《實錄》之類，也在香煙、樂隊的簇擁下，恭呈於皇帝之前。書籍既經皇帝接受並加乙覽，就成為“欽定”，也就是全國的標準。
　　……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作者的署名為Ray Huang,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齣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後，齣於嚮國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並作某些修改潤色，委托黃苗子兄和中華書局聯係。承中華書局慨允，此書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讀者見麵。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學曆史係讀書，選定瞭“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瞭五年。論文完成後，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製度有瞭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為瞭解決自己的睏惑，並圖對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一書。當時正值颱北影印齣版瞭《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一百三十三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隻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餘每周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瞭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誌，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劃撰寫到殺青定稿，曆時七年，197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齣版。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於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乾方麵形成瞭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瞭人雲亦雲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於學術界的探討。
　　比如，過去關於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如果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汙百齣，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緻百姓貧睏，則與事實有所齣入。十六世紀末，全國田賦額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占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占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蘇州不遠的溧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政權，稅額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總額而言，十七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五百萬，稅收每年竟達七百萬英鎊，摺閤約銀二韆餘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傢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傢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隻是鼓勵瞭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裏額外加徵。
　　中國幅員廣大，情形復雜。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曆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為明太祖硃元璋。下麵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硃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於軍士的傢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並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乾稅民，和金吾衛的五韆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後，硃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體施行。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於是隻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這種安排雖然不再執行，但與之相適應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發，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産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後就可以分工閤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産技術。西歐各國在十四世紀已經朝著這一方嚮前進，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復如是。而明代的財政稅收製度則和民間經濟的發展相脫節。萬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縣知縣瀋榜聲稱，他每年要嚮二十七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齣白銀二韆兩。與此相似，全國布滿瞭這短距離的補給綫，此來彼往，側麵收受，既無架構，而提齣的統計數字，經常為一紙具文，以緻發生瞭上述稅率參差不一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參加李約瑟博士主持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曆時一年，茲後我又幾次有機會舊地重遊，嚮李公學習。上述看法，我們已寫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羅馬和香港兩處發錶。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講，也以此文為講稿，後節譯為中文，刊載於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
　　我們也很難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在明代萬曆年間，中國的封建經濟已嚮資本主義經濟進展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詞，是日本學者在一百年前從Feudal System翻譯過來的。其實，中國的官僚政治，與歐洲的Feudal System差彆很大。當時譯者對中國明清社會的詳情並不瞭解，而歐洲的Feudal System也隻是在近三、四十年來，經多數學者的苦心研究，纔真相大白。本書的英文本論述明代社會，避免瞭Feudal System的字樣，在中文本中也不再用“封建”一詞來概括明代的政治與經濟。。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係統。即馬剋思在《資本論》第二捲中論述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換為貨幣(Money)，貨幣又再交換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貨幣是一種公眾的製度，它把原來屬於公眾的權力授予私人。私人資本積纍愈多，它操縱公眾生活的權力也愈大。同時，商業資本又是工業資本的先驅，商業有瞭充分的發展，工業的發展纔能同樣地增進。這是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中國的傳統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決不願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製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纍。
　　明代張瀚此人官至吏部尚書，因張居正奪情一事去職，見本書第一章。所著的《鬆窗夢語》中，記載瞭他的傢庭以機杼起傢的經過。中外治明史的學者，對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說明當時工商業的進步及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細閱全文，即知張瀚所敘其祖先夜夢神人授銀一錠、因以購機織布雲雲，乃在於宣揚因果報應及富貴由命的思想。姑不論神人授銀的荒誕不經，即以一錠銀而論，也不足以購買織機，所以此說顯然不能作為信史。同時代的書法傢王世懋，在《二酉委談》中提到江西景德鎮燒造瓷器，火光燭天，因而稱之為“四時雷電鎮”。當代好幾位學者據此而認為此即工業超時代發展的徵象。實則王世懋的本意，是在於從堪輿傢的眼光齣發，不滿當地居民穿鑿地脈，以緻沒有人登科中舉；而後來時局不靖，停窯三月，即立竿見影，有一名秀纔鄉試中式。
　　如是等等的問題，其癥結到底何在，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認真考慮的。筆者以為，中國二韆年來，以道德代替法製，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這一看法，在拙著《財政史》中已肇其端。本書力圖使曆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因而采取瞭傳記體的鋪敘方式。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其中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硃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禦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便是側麵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盧鏜、劉，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製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在上述前提之下，對具體曆史人物的具體評論，就難免有與國內外明史研究專傢有齣入之處。例如萬曆皇帝，曆來均以為昏庸，而讀者在讀畢本書以後，也許會認為筆者同情這位皇帝。如果真有這樣的批評，筆者將不擬多作無益的辯解。本書論述萬曆，本在於說明皇帝的職位是一種應社會需要而産生的機構，而每一個皇帝又都是一個個人。又比如海瑞，這也是一個容易惹起是非的題目，十五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們記憶猶新。在本書中專設海瑞一章，並不是要在這段已經瞭結的公案再來畫蛇添足，而意在嚮讀者介紹當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態。有關十六世紀地方行政的資料不多，瀋榜的《宛署雜記》所載，為京師的情形而非一般概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過於瑣碎，唐鶴徵的敘南直隸、歸有光的敘浙江長興縣，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遺墨，涉及當日地方政府的各個方麵，具參考價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們對當日的情形有更具體的瞭解。當然，問題還遠不止此，比如何以萬曆的立儲問題業已解決而爭執卻綿延不斷?何以島國日本可以侵犯中國而中國卻不能遠徵日本?何以當日的西歐已經用火器改進戰術而中國還在修築萬裏長城?何以人人都說海瑞是好官而他卻偏偏屢遭排擠?這些具體問題，無疑和上述總的癥結密不可分，然而卻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筆者寫作此書時，雖已不同於過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筆時仍然頗費躊躇。書中所提齣的答案，均屬一得之見，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中國的過去，禁忌特多，所以說話作文時有隱晦，或指彼而喻此，或藉古以諷今，這在明朝人更為慣技。本書論述明朝時事，舉凡有所議論臧否，都是針對十六世紀的曆史而發的。如果我要對今人今事有所議論，自當秉筆直書，決不願學明朝人的辦法，否則就是違反瞭自己寫書的目的。當然，另一方麵，以古為鑒，今人也未嘗不能得到若乾啓示。這本《萬曆十五年》，意在說明十六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時的側麵形態。有瞭這樣一個曆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瞭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曆史的機緣。
　　本書由英文譯為中文，因為國內外情況的差彆，加之所譯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這一翻譯實際上是一種譯寫。筆者離祖國已逾三十年，很少有閱讀中文和使用中文寫作的機會，而三十年來的祖國語言又有瞭不少發展，隔膜更多。幸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瀋玉成先生將中文稿仔細閱讀一過，作瞭文字上的潤色；又承中華書局編輯部傅璿琮先生關注，經常就各種技術問題與筆者書函磋商。所以，本書與讀者見麵時，文字方麵已較原稿流暢遠甚。其有創意遣辭方麵根本性的不妥，當然仍應由筆者負責。又，廖沫沙兄為筆者年輕時的患難之交，濛他在百忙中揮翰題簽，為本書生色不少。謹此一並緻衷心的謝意。
　　黃仁宇
　　1981年1月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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