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馬剋思<曆史學筆記>與19世紀》知識與權力的直接結閤是19世紀發展起來的“時代精神”。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主流史學傳統的基本意識無不透露齣某種進步論訴求，而馬剋思的《曆史學筆記》，則否定瞭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嚮，隻凸顯偶然事件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暴力碰撞，成為鮮明的反潮流存在。《馬剋思<曆史學筆記>與19世紀》作者以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中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重大變遷為軸綫，探討瞭馬剋思《曆史學筆記》藉以緣起的時代精神和政治—曆史—經濟背景。通過和當時不同潮流的“世界觀”和曆史研究方法的比較與對照，為《曆史學筆記》在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史學傳統中做齣瞭定位，同時也探討瞭自19世紀中晚期開始一直持續至今的對馬剋思思想體係的割裂式解讀的弊端。
知識與權力的直接結閤是19世紀發展起來的“時代精神”。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主流史學傳統的基本意識無不透露齣某種進步論訴求，而馬剋思的《曆史學筆記》，則否定瞭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嚮，隻凸顯偶然事件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暴力碰撞，成為鮮明的反潮流存在。
作者簡介
林國榮，男，執教於西南政法大學，專著有《羅馬史隨想》《帕那薩斯山來信》等，以古代希臘—羅馬曆史與法律思想、近現代政治哲學思想等為治學旨趣。目錄
第一章 緒論第二章 《曆史學筆記》的工作背景和條件
第一節 經濟生活
第二節 心理條件
第三節 辯證法的沒落和“世界觀”的崛起
第三章 哲學與曆史
第一節 哲學的消亡
第二節 19世紀的“史前史”敘事與《曆史學筆記》的現身
第三節 《曆史學筆記》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定位：比較與闡釋
第四章 結語
精彩書摘
第一章 緒論——民主與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中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
卡洛?安東尼（Carlo Antonio）在評價19世紀的歐洲思想狀況時，這樣寫道：“人們把19世紀稱為‘曆史學的世紀’。……誠然，18世紀也有偉大的曆史學傢，但19世紀的曆史學傢與這些前輩有明顯的區彆，因為他們清楚曆史的當下價值。他們不隻培育齣一種著述類型，而且提齣瞭他們民族生活中的問題。他們意識到曆史發展的連續性，在這一點上，他們超越瞭激進革命的抽象觀念，特彆重要的是，他們知道如何從幾百年的曆史遺産中開掘齣活躍的現實性——不管這種現實性是好是壞。所有這些人都是熱情的愛國者，他們從曆史研究走嚮政治生活，進入政府。在18世紀，塑造公共輿論的是‘哲人’；在19世紀，繼承這一職責的是曆史學傢，他們的著作通常就是宣言書。撰寫一部偉大的曆史著作通常足以使人有資格成為政府首腦，而重要的政治黨派通常又與重要的曆史學派是同一的。……正是由於曆史學意識到自己的使命，我們纔稱這個世紀為曆史學的世紀。”［1］19世紀同樣也是工業革命在全歐洲收獲廣泛成果的世紀，事實上，自法國七月王朝建立之後，“1789觀念”就已經開始淡化為黨派性議會政治的日常憲政操作，呈現為一係列純粹技術性的問題，喪失瞭傳統的理想主義和自然法訴求；換言之，在工業革命的巨大成果之中，法國大革命已經不再是睏擾整個歐洲的核心問題。真正的核心關注是在切實的現代意義上如何推動發展，讓民族和國傢同迅猛發展的經濟、科學和技術保持一緻。18世紀由哲學傢們宣布的基於自然法理想的進步觀念，在19世紀為一種更務實的觀念所繼承，這就是實證主義和達爾文的進化論所激發起來的社會進步觀念。另一方麵，1848年席捲歐洲的革命浪潮，盡管帶有雨果式的浪漫主義成分，但也給歐洲的19世紀曆史圖景留下沉重的傷痛；同一時期的英格蘭憲章運動盡管以純粹政治權利方麵的收獲而告終，但運動中提齣的嚴厲而不失理由的經濟要求，也同樣使英格蘭的開明統治階層濛受著社會良心的巨大譴責。盡管發生在19世紀中葉的上述兩場大規模社會—政治運動都失敗瞭，但毫無疑問，以工人和農民為主體的歐洲社會底層在質疑著19世紀的社會結構，特彆是當這種質疑是基於曆史理由，而非自然法理由的時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嚴肅的反思；而且，這種質疑有著恒久的力量。正如馬剋思理論的基本思考所論斷的那樣，當形式無法再容納內容的時候，形式本身隻能被攻破。佩裏?安德森（Perry Anderson）為19世紀中晚期歐洲的基本社會結構勾勒齣一副齣色的總體圖景，他寫道：“從曆史上說，資本總是限製死瞭工黨主義所掌控的領域。……統治者們錶麵上一直采取守勢，但從19世紀後半期起他們就不再這樣做瞭，而是理性地整個把工人階級要麼看成是一種巨大的威脅，要麼看成是十分的無助。當工黨在20世紀將其基本的政治主張具體化時，國傢的統治者們大體上對它還是持歡迎態度的，並不夠理性地認為它本質上是安全的，潛在地說還是有益的——就像它在1914年匆匆錶白的那樣。因為，這種天性恭順的、可敬的政治主流文化所缺乏的，正是一種真正的獨立精神。因此，最終鑄就瞭今天這種類型的社會和國傢的改革，也極少是它主動爭取的結果。最典型的是，這些改革或者是某個摺中方案，即特權階級之所以接受這些改革，是因為它們保證瞭作齣妥協抑或是從該階級開齣的條件中作齣瞭選擇；或者是某種防禦性措施，即代錶特權階級的政黨已經調過味道的或者齣於同情而采取的措施。”［2］
顯然，在這種看似凝固的社會狀態之下，有著難以盡數的暗流在湧動。曆史學在1848年之後也褪去瞭蘭剋（Leopolde von Ranke）、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以及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早年通過其作品而錶現齣的那種樂觀和自信，並發生瞭天翻地覆的逆轉，盡管這一切都是悄悄地進行的。這一逆轉的根本特徵就在於，19世紀中晚期突然間大量湧現齣以長時段為主題的史學作品，這些作品要麼關注一個特定民族數百年的發展規律，要麼關注非政治性的主題，其中文化史、文明史、經濟—社會史以及基於循環論的形態史學吸引瞭絕大部分第一流史學頭腦的全部精力。相形之下，蘭剋所開創的政治史學則因為其對短時段和具體事件的特殊關注，而在19世紀中晚期悄然走上末路，這個過程之迅速著實令人吃驚和睏惑。卡洛?安東尼提供瞭一種解釋，他認為其中原因在於“在各大民族完成統一後，在曆史中尋找行動動力的任務已不再那麼緊迫瞭”。［3］這無疑是齣自一個意大利人的本能的應激性解釋，但這種解釋勢必是錶麵性的。民族統一確實是馬基雅維利以來意大利史學的中心議題，但這並不意味著對其他歐洲國傢同樣如此，就史學自身而論，民族統一顯然也並非必然就是核心問題，有太多的問題，或者說，凡是涉及人類自身在時間當中的命運的問題，皆在史學的重大主題範圍之內，而民族統一不過是一個特殊的19世紀問題。
馬剋思無論是作為《資本論》和《共産黨宣言》的作者，還是作為參與這一過程並為這一過程付齣全部心力的民主鬥士、報刊編輯或者記者，都與這一過程是不可分割的。他的曆史哲學首先被人們稱為曆史唯物主義，人們也往往將他視為一派教義的首領，仿佛馬剋思本人對曆史進程的參與不過是人們所理解的某種教義在行動上的反映。但人們卻一直未能注意到馬剋思曆史理論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在《共産黨宣言》身上錶現得已經非常集中和明顯，而他的一係列為現實鬥爭而作的新聞性質的評論則更是突齣瞭一個史學天纔的多樣性頭腦。《曆史學筆記》是馬剋思留給後世的最大篇幅的作品，馬剋思在這部作品中也展現齣一個純粹的曆史學傢的現實感和看待問題的透徹度，而非一個曆史哲學傢的思辨性和教條性。《曆史學筆記》齣現在19世紀中晚期這樣一個時刻，是一樁徹頭徹尾的“反潮流”的大事件，這是因為這部作品始終展現的是對短時段和個體性的政治—軍事事件的全心關注。此種敘史方法與蘭剋的史學傳統存在錶麵上的類似，但顯然馬剋思並沒有蘭剋那樣的虔信派宗教信念，也不會抱有任何天定和諧的樂觀精神。嚴格地說，作為《曆史學筆記》的作者的馬剋思在這部作品中呈現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現實、老辣同時又不乏滄桑感和反諷氣質的曆史事件旁觀者、參與者以及創造者；換言之，《曆史學筆記》中的馬剋思顯然是馬基雅維利、伏爾泰和蘭剋的綜閤體，而完全沒有瞭《資本論》和《共産黨宣言》中的那種理想主義精神和熱情。這一切都使得衡量《曆史學筆記》在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總體圖景中的地位成為一個特彆吸引人的問題。
究竟發生瞭什麼緻使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史學發生如此巨大而又迅速的變化呢？究竟齣於什麼原因緻使馬剋思寫齣瞭他平生最大篇幅的純史學作品《曆史學筆記》呢？
本文嘗試以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中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為軸綫，對上述問題提齣一種具有內在閤理性的解釋，而不是那種盡管帶有善意但卻是純形式化的解釋，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本文作者否認後一種解釋方法的價值。
……
前言/序言
關於馬剋思的《曆史學筆記》，迄今還沒有論著或者論文闡述其內在的閤理性，以及經由這種閤理性而投射齣的意義，本書試圖填補這個空白。本書以發生在19世紀後期歐洲史學傳統中方法論和認識論上的重大變遷為軸綫，嘗試探討《曆史學筆記》藉以緣起的時代背景，以及馬剋思為應對這一轉摺時代所付齣的個人努力，這一努力的成果就是《曆史學筆記》，這是馬剋思平生的最後作品，也是他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本書並非沒有推斷性質，毋寜說這隻是代錶瞭一種解釋的可能性；因此作為嚴格意義上的專題作品，本書無意在全麵、詳盡的意義上探討《曆史學筆記》筆記本身，諸如它的內容、選材以及編排，而隻是滿足於將《曆史學筆記》放在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史學傳統這一時代精神和時代背景中，就認識論和方法論這兩項要素進行比較性質的分析和闡述，眾所周知，《曆史學筆記》正是誕生在這個時代的曆史—政治精神和背景當中；眾多重要的論題因此要麼不得不完全省去，要麼隻能是一帶而過，如果本書能夠提醒人們持續地注意這部作品，或者更進一步地要求人們以較之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曆史學筆記》，或者以更充分的方式看待《曆史學筆記》，也就算達到目的瞭。就所要論證和錶達的“觀念”而言，本書力圖從一個側麵指齣，艾略特在“希望派”和“記憶派”，或者更確切地說在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之間所作的帶有對立傾嚮的劃分是不成立的，這樣的劃分實質上是一種19世紀的劃分，一種僅僅建基人類心理本能而非政治—曆史能力和纔乾的劃分。與之相反，本書意在揭示，革命和反革命乃是人類政治—曆史世界中的兩股各自獨立的力量，它們作為人類曆史—政治生存結構中的兩個同等具有本質性的要素，相互之間並不存在此消彼長的競爭—依存關係，原因很簡單，隻要有這樣的關係限製，就意味著革命和反革命是可以理解、可以分析、可以規製的，這並不符閤曆史—政治生活的現實和要義；事實上恰恰相反，革命和反革命正如同完全超乎人類世界之上的諸神一樣，它們同這個世界的關係原則並非“對話”，而是“默示”。進一步而言，這意味著人類在任何時刻都可以進行選擇，要麼去體驗“革命”，要麼去體驗“反革命”，這種選擇是自由選擇，選擇過程當中的主宰性力量是情感而非理智，換言之，這中間毫無道理可言，無論這些道理是建基於社會—經濟觀點、法律觀點，還是文化價值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由於馬剋思的曆史哲學以及經濟學預言在實踐中，以及在人們的日常感覺中經曆的嚴重失敗，人們越來越傾嚮於將馬剋思的理論和思想區分為“科學”和“價值”兩個斷裂的部分。一些人在本質上堅持社會民主黨的魏瑪觀點，認為即使拋開馬剋思理論中的“價值”部分，也並不會影響到就其“科學”部分進行技術性的分析和邏輯推理方麵的確認；另一些人則堅持宗教式的、充滿著信仰色彩的觀點，認為任何對馬剋思作品的分割式研究都是對馬剋思的褻瀆，並堅決要求人們就像麵對宗教典籍那樣，學著去“體悟”作為一個整體的馬剋思思想和理論中的“價值”訴求的絕對優先性。於是，作為發生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的歐洲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論戰的重大結果之一，馬剋思的理論被決定性地劃分為“科學”和“價值”兩個斷裂性的部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今天。熊彼特在總結馬剋思理論的這種命運的同時，也相當明確地認定馬剋思及其思想中存在著本質性的“價值”方麵的或者宗教意義上的訴求，他評論說：“他（指馬剋思——作者注）是一位先知，為瞭弄懂這個成就的性質，我們必須在他自己時代的背景中理解它。當時是資産階級成就達到頂峰、資産階級文化落入低榖而機械唯物主義盛行的時代，當時的文化環境還沒有透露齣新藝術和新的生活方式已經孕育在它的母胎裏的信號，仍放縱在最令人厭惡的陳腐當中。社會和所有階級急劇地消失任何真正意義上的信仰，與此同時，惟一的一綫光明在工人世界中熄滅瞭，而知識分子則聲稱他們對穆勒的《邏輯學》和濟貧法甚為滿意。此刻，馬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人間天堂的學說，對於韆百萬人的內心意味著一道新的光綫和新的生活意義。如果你願意，可以叫馬剋思主義宗教為冒牌貨，或者是一幅對信仰的諷刺畫——對這個看法有許多話可說，但不要忽視或者不去稱贊這個成就的偉大。不要介意這韆百萬人中幾乎全部不能懂得和正確評價這個教義的真正意義。那是所有教義的命運。”（［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47頁）
然而，熊彼特完全忘記瞭馬剋思從來都是明確拒絕承認自己是個馬剋思主義者的，這意味著在他身上並不存在熊彼特所謂的那種單純的“價值”或者宗教訴求，無論這種訴求是教義性質的和獨斷的，還是齣於個體內心體驗的；事實上，馬剋思對人類的愚蠢和不幸既不抱幻想，也不抱同情。他將曆史事實融入他的經濟理論，在這方麵他錶現得同施穆勒、李斯特同樣偉大；不過施穆勒和李斯特通過訴求國傢主義或者民族自由主義，嘗試將資本主義製度穩定下來，從而使自己處於較之馬剋思安全得多的位置上，即使這種訴求有可能在日後演變為極端而庸俗的國傢社會主義形態，他們也不會再往前走哪怕一步，看一看資本主義的未來。如果不能在廣闊的曆史前景中規劃當前，當前的生活必然會因為這種短視而走嚮災難。沒有直覺是辦不成大事的，思想和經驗也許能夠豐富這樣的直覺，但這種直覺本身必定是天生的。理論和經驗都不可能替代政治上的洞察力，以及在觀察世事方麵的那種雖然悲觀但仍然積極的態度。這樣的洞察力再典型不過地體現在馬剋思關於法蘭西內戰的經典文本中。《霧月十八》的著名開篇說道：“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曆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齣現兩次，他忘記瞭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齣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齣現。”（［德］馬剋思、恩格斯：《馬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齣版社，2007年，第21捲，第584頁）對人類命運的這種失敗主義的和宿命論的認知無疑是非常深沉的，這種認知自1848年以來便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多地齣現在馬剋思的通信和報刊文章當中，這些通信和報刊文章顯示齣他對人類生活中所呈現齣的曆史事實抱有冷漠的旁觀者態度。這種態度使人自然地迴想起愛德華?吉本關於世界曆史的格言式評論：曆史不過是記錄瞭人類的罪惡、愚蠢和不幸。《共産黨宣言》充滿熱情，並號召共産黨人參加一切革命運動，但人們往往由於其中的宗教式召喚和熱情而忽略瞭馬剋思在作齣這項呼籲時所持的吉本式的反諷式的啓濛姿態。這種反諷姿態不僅針對資産階級，也同樣針對反抗資産階級的革命運動；換句話說，正是因為對革命的成功不抱幻想，馬剋思始終避免瞭任何的樂觀主義錯覺；恰恰是因為他始終能夠避免這種樂觀，所以纔熱切地號召共産黨人參加“一切”革命活動。他是這樣評價二月革命的：“任何其他時期都沒有當時那樣錯綜復雜：浮誇的空話同實際上的猶豫不決、束手無策相混雜，熱烈謀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陳規的頑固積習相混雜，整個社會錶麵上的協調同社會各個成分的嚴重的彼此背離相混雜。”（《馬剋思恩格斯全集》，第21捲，第591頁）革命的形式理想同實情之間的反差和對照沒有誰比馬剋思刻畫得更具喜劇效果瞭，即使在重大轉摺的關鍵時刻，人類的命運也不過如此，革命也許不過是最淡化的非實質形式而已。對於巴黎公社的“社會共和國”行動，他甚至沒有錶現齣19世紀30年代、甚至1848年的那種純粹熱情。如果說他的曆史哲學將資本主義視為隻能部分地解救人類睏難的悲劇英雄，那麼巴黎公社的英雄主義行動在他的分析中則不過是一種“悲喜劇”，其中不存在任何的悲劇意味。在他看來，巴黎公社的終極行動不過是宣稱瞭“社會共和國”的存在，而這種存在隻是行動中的人所作的語詞上的錶達，在這些語詞背後，並沒有實際的內容作為支撐；也許沒有人願意在馬剋思事後所刻畫的這幅漫畫中認齣自己，然而，第二帝國全部的現代化發育使種種矛盾更趨強化和尖銳化，扭麯的程度如此嚴重，同時又如此順其自然，最終使絕大多數人在無望中發瘋。在恐懼和憎恨的支配下，發瘋的大多數人就把口號和綱領的緊身衣套在少數賦有決策權和立法權的政治人物身上，迫使其在未經反思的情況下，僅僅憑藉政治本能或者眼前的利益訴求而采取即刻的行動，曆史便由此獲得推進。這一切都錶明瞭馬剋思對於曆史運動的復雜性、歧義性和多麵性的深刻認知。
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的代錶性評論中透露齣那種嚴重的麯解，一直延續到二戰之後的今天，以薩特為代錶的存在主義者仍然據此來攻擊馬剋思的曆史學，認為馬剋思的曆史學以規律和必然性壓製瞭人類生活中的特殊性和主動性。正是這種誤解導緻瞭一種宿命論的觀念，將馬剋思的曆史哲學理解為類似自然必然性的東西，比如說，資本主義終將消亡，今天的大多數人都接受或者並不反對這一說法，但人們往往將之理解為並非人類自身的努力可以阻擋的自然進程，如同太陽終將冷卻和死亡那樣。由此導緻的結果就是，人們往往傾嚮於不將當代事件同作為整體的曆史過程聯係起來加以分析和評判，而隻是將這些當代事件視為既定的、無可更改的僵化事實，一種物化瞭的事實，在人們的頭腦中，事情的關鍵似乎也就變成瞭如何看待或者解釋這些事實，而不是如何改變事實。換言之，這也許就是馬剋思通常所謂的“異化”現象的題中之義。此種非曆史的思維和認識模式直接導緻瞭政治上的犬儒論和失敗主義，其中重大錶現就是人們不覺得可以富有情感和變革意願地去談論具體的社會製度，也許仍然存在日常的理解和批判，但對象則不過是生活的所謂常態，對於這種常態，似乎並不存在從根本上進行改變的可能性；於是越來越少的人會嘗試去談論並評價作為整體的社會製度本身，因為人們實在覺得這種做法已然無足輕重瞭。事情到瞭這一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19世紀後期的人們通常都會藉助二元論的認知結構，逃逸到種種呈現為“價值”形態或者“文化”形態的直覺和體驗當中。正如馬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最強有力辯護者盧卡奇所評論的那樣：“在我們把現在的問題看成一個曆史的問題的時候，資産階級思想的這種非曆史的和反曆史的核心，就以非常顯眼的形式呈現齣來……一切資産階級思想傢和曆史學傢完全無力把當前世界的曆史性事變理解為世界曆史，這一點，自從這次世界大戰和這次世界革命以來，必定在一切頭腦清楚的人們中留下糟糕的迴憶。”（［匈］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73頁）正是這一點最終解釋瞭19世紀後期的轉摺年代的那些重大事件為什麼在人們當中激起如此重大的情感和理智的混亂和震蕩，“非理性的裂縫”最終吞噬掉瞭整個歐洲。正如馬剋思精確刻畫的那樣：“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神秘化，社會關係的物化，物質生産關係和它的曆史社會規定性直接融閤在一起的現象已經完成：這是一個著瞭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馬剋思恩格斯全集》，第25捲，第938頁）
然而，這隻是馬剋思在對資本主義經濟體係中的那些本質要素進行高度抽象的概括和分析後，得齣的一般性結論。這個世界從本質上來看是“著瞭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但就現實而言卻並非整齊劃一，在政治、曆史這樣的人為技藝領域則尤其如此。從對1848年法國民主憲法的一段代錶性評論中，我們並不難看齣，馬剋思對社會整體的復雜、錯位以及基於偶然性的變革有著非同尋常的直覺和深刻的見解：“這個憲法的主要矛盾在於下麵這點：它所要使其社會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階級——無産階級、農民階級和小資産階級，竟由它經過普選權給予瞭政治權力，而它所批準其舊有社會權利的那個階級——資産階級，卻又被它剝奪瞭維持這種權力的政治保證。資産階級的政治統治被憲法強塞在民主主義的框子裏，而這個框子時時刻刻都在幫助資産階級的敵人取得勝利，並使資産階級社會的基礎本身成為問題。”（《馬剋思恩格斯全集》，第7捲，第48頁）同樣，馬剋思對於英格蘭憲章運動的評述則進一步顯示齣，他對由於傳統、當前的社會和宗教環境所造成的議會改革的“政治幻象”，對於鬥爭中被壓迫階級的情感有著何等強大的吸引力和塑造力，以至於能夠最終繳獲憲章運動的本質性目標。馬剋思曾對死闆的教條主義者提齣含蓄的警告：“如果沒有相反的趨勢不斷與嚮心力一起又起離心力的作用，這個過程很快就會使資本主義産生崩潰。”（《馬剋思恩格斯全集》，第25捲，第275頁）
正是馬剋思思想中的這種極其復雜的多麵性，及其飽含著現實主義的曆史和當代眼光，將我們引嚮他最後的、也是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曆史學筆記》。恩格斯在整理《資本論》的第二捲和第三捲時發現瞭大量的事實材料，這些材料“幾乎沒有分類，更談不上加工整理瞭”。（《馬剋思恩格斯全集》，第24捲，第3頁）《曆史學筆記》所呈現齣來的也是同樣的麵貌。從羅馬帝國衰亡到宗教戰爭，曆時十六個世紀的曆史事件僅僅按照編年意義上的時間順序展現在書中。馬剋思多次強調過：“像其他規律一樣，這個規律在現實中也會由於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不過這些情況的分析不屬於這裏的範圍。”（《馬剋思恩格斯全集》，第23捲，第707頁）也就是說，許多重大事件通常並不屬於就本質性要素進行高度抽象的範圍，而這個範圍裏的工作實際也就是《資本論》的工作。這當然並不意味著這些曆史事件就影響人類命運而言並不重要，《資本論》第一捲充滿瞭這樣的事件。恩格斯正確地拒絕瞭對《資本論》第二捲和第三捲進行“理論”梳理這一任務，對《曆史學筆記》也隻是盡瞭一個編者的基本職責，以“未加工”的麵貌呈現齣來。這使得我們有機會看到一幅僅供魔鬼戰鬥和賽跑的世界曆史畫麵。很顯然，這樣的畫麵並非伏爾泰式的，而是馬剋思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看待並理解這樣的畫麵。正如馬剋思所說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這需要我們更為貼切地去瞭解作為“人”的馬剋思的思想曆程。為此，我們首先就必須拋棄充斥在古代、中世紀以及今天的傳記作品中的“聖徒傳記”的一切痕跡，惟此，方能避免在人雲亦雲的不斷重復中將人物及其思想進行無意識的美化和定型；或者至少我們應當意識到，生活在現世並非一件反曆史的事情，也並不是一個庸俗的標準，當然更不會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一信念正是馬剋思看似無窮的思想動力的源泉所在。
追尋此一反諷和現實主義的冷漠態度的來源，想必事關重大。正是這一嘗試使得人們有必要以完全不同的眼光來審視馬剋思的《曆史學筆記》，並將之視為一部完整而獨立的曆史學作品。確實，很難將這部以曆史事件匯編麵貌呈現齣來的純粹編年史視為獨立作品，這一方麵是因為人們更傾嚮於將這部不具備任何理論形態和邏輯萌芽的作品僅僅視為單純的“筆記”，不過是為一部未來的理論作品所進行的資料搜集工作；另一方麵也是因為人們往往不習慣將馬剋思的某部作品單獨挑齣來進行研究，因為人們通常會擔心這種割裂的行為會損害一部作品在整體中將會獲得的更多意義，許多魅力將會在這一過程中消失。本文反對前一種觀點，並將論證，《曆史學筆記》作為純粹的編年史，根本不足以支撐任何醞釀中的“目的論”的理論或者任何的“規律性”訴求，確切地說，“曆史學”筆記並非某種“曆史哲學”筆記。對於後一種觀點，本書將論證，放棄總體性的思考框架，並盡可能地沉湎於對《曆史學筆記》本身的反復閱讀，這當然會招緻總體性魅力的喪失，但也能夠因此獲得部分的真理，這部分的真理將同樣激動人心。
《曆史學筆記》以羅馬帝國的崩潰作為開始，以三十年戰爭導緻的崩潰作為結束。其中並沒有傳達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嚮，崩潰、動蕩、病變以及沒有盡頭的偶然事件在空間和時間中的暴力性碰撞，構成瞭全部編年史敘述的惟一特徵和惟一性格。隻是在某些極具限製性的條件下，也確實會形成一些進行鬥爭、信仰、統治或者反抗的人類共同體，但這樣的共同體組織及其行動在馬剋思的敘述中完全不具備“社會變遷”或者“曆史規律”的意義，確切地說，他們並不身負任何意義上的“曆史哲學”目的，黑格爾在曆史哲學中賦予“世界曆史人物”的那種“世界精神”完全不存在於《曆史學筆記》的敘事當中，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這些共同體純粹以個人或者一群人的意誌、激情或者欲望為基礎，在誕生和行動之後，便要麼緩慢要麼迅疾地走嚮腐敗和解體，崩潰之後沒有復興，隻是以碎片和敗壞的形式散落各處，也沒有循環，這包括法蘭剋人和東哥特人在高盧和意大利建立的偉大王朝，包括查理大帝夢想中的基督教歐洲帝國，也包括教皇及其教宗體係，以及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戰爭時期的各個力量和教派，即使是偉大的德意誌農民戰爭也不例外。換言之，曆史辯證法以及有關總體性社會和曆史變遷的唯物主義敘述在曆史學筆記中完全消失瞭；人類的一切努力都從苦難、欲望和恐懼中誕生，無論成功還是失敗，又都以苦難、恐懼和欲望結束，所有的行動都基於意誌—行動的內在循環，完全沒有以“規律性”為基礎，進而傳達某種曆史性目的和意義的可能性；這一切永遠沒有結束的時候，因為人們永遠沒有為滿足設定界限；曆史仿佛是沒有邊界的日耳曼森林，或者神秘的黑夜，人類在其中無聲無息地誕生，又無聲無息地死亡。偶爾會有亮光閃現，比如意大利早期的王朝以及後期的城市共和國所進行的抗爭，再比如英格蘭平民在威剋利夫運動時期的抗爭，也會有偉大個人的齣現，比如狄奧多西、腓特烈二世、黎塞留等等，但是，所有這些閃光同曆史的黑幕相比，就成瞭暗淡的微光，死亡將迅速終結所有的人類權力和行動，將其碎裂，並重新釋放到曆史流變的自然根基當中。在《曆史學筆記》中，隻有痛苦、厭倦和宗教式的齣世和禁欲主義纔有可能構成此種欲望和意誌循環的外部界限，就像查理五世終於頂不住一再重復的厭倦，突然選擇退齣遊戲，從而結束瞭神聖羅馬帝國與意大利和法國之間的宗教和權力糾葛那樣。然而，事態隻不過是遊蕩在兩堵絕壁之間的波濤，與其說是結束，不如說隻是簡單的平息。在編年史的結構和單純因果關係的敘述模式中，一切曾經存在於世的事物都獲得瞭存在的權利，但一切的存在權利都終結在沒有止境的欲望遊戲當中，失敗導緻痛苦，成功則帶來新的欲望。人們盡可能地用種種聲明和法權形式為自己的動機作齣解釋，其中一些是真實的，也是真誠的，但在曆史的動蕩和流變當中，這一切似乎都隻不過是為瞭錶明人類意誌的盲目和人類理智的喪失。
那麼，《曆史學筆記》的意義何在？本書的主旨並不在於全麵剖析《曆史學筆記》本身的內容及敘事風格，對於這樣一部純正的編年體史學作品而言，做這樣的剖析實際上既無意義，也不可能從中得齣任何的結論，可以為人們提供更充分的理解角度；本書的主旨是嘗試將《曆史學筆記》置於同一時期的歐洲史學傳統當中，通過比較和對照的方法，予以辨析；進行這種辨析的軸心則是此一時期歐洲史學傳統當中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正是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齣發，本書嘗試為《曆史學筆記》在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史學傳統中作齣定位。
本書第一章，嘗試從總體上迴顧19世紀中晚期歐洲的政治和曆史思想狀況；眾所周知，在這一時期，各種問題在歐洲紛紛浮現，盡管不像啓濛和革命年代那樣呈現得那麼尖銳和明確，但這些問題本身所涉及的範圍之廣、紮根之深則至少不會在啓濛和革命年代之下，對普通公民、政治人物以及思想傢們都提齣瞭知識和判斷力方麵的要求甚至還超越瞭啓濛和革命年代，同時，這些問題也要求議會、政黨以及各個立法機構的成員們去直接麵對，而不是以模棱兩可的言辭和行動予以扭麯、拖延或者迴避。這些大問題涉及政治、經濟和社會，但都最為集中地錶達在曆史領域當中，因為人們對過去的理解方式通常都意味著對今天的理解方式，反過來說也是一樣，人們如何理解今天也就不可避免地會以同樣的方式理解過去。在這個時期，政治生活中最為人矚目的事件就是普選權在歐洲各個大國的迅速推進，民主對於19世紀的歐洲可謂意義重大，正如同自由對於18世紀歐洲的意義那樣，民主問題在19世紀30年代之後，也就是說，在法國的七月王朝、英格蘭《改革法案》以及普魯士改革法令之後，迅速成為歐洲各國政治勢力關注的核心，無論是共和派還是君主派。大問題的浮現同時也意味將會造就齣第一流的政治人物、活動傢和第一流的思想傢。馬剋思當然躋身這個行列當中。《曆史學筆記》是馬剋思惟一一部純正意義上的曆史學作品，也是馬剋思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然而，《曆史學筆記》作為一部貫穿瞭十六個世紀的“世界史”作品，在這一時期的歐洲史學傳統當中，可謂特立獨行，這不僅僅是因為這部作品所采用的編年體體例在這一時期的歐洲史學傳統中堪稱絕無僅有，而且也因為這部作品本身的散文式的敘事風格，不帶偏見，沒有超曆史的訴求，在此，我們必須考慮到，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的幾乎全部精力都錨定在某種“文明史”或者“文化史”之上，其基本意識無不透露齣某種本質論的或者進步論的訴求，而《曆史學筆記》則全然避免瞭這一切。為什麼會齣現這樣的情況？本章在大緻概述齣19世紀中晚期歐洲總體思想狀況的基礎上，將嘗試以民主問題為核心，進一步揭示齣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所錶現齣的一般性特徵，由此而凸顯齣馬剋思《曆史學筆記》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麵的獨特而鮮明的地位。
本書第二章承接第一章的論述，第一節嘗試深入考察19世紀中晚期歐洲政治和經濟生活領域所發生的重大變遷。經濟生活中涉及範圍最廣泛、同時也是最深刻的變化就是個人主義的衰落，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變遷則與之相應，那就是古典議會製度的逐漸衰弱（比如在英格蘭）或者敗落（比如法國）或者夭摺（比如德國）。第二節則著重探討這一時期歐洲統治階層以及社會中上層當中的精神方麵所發生的變化，本書將這些方麵統稱為“心理條件”，主要是因為這一時期的歐洲統治階級並不如啓濛和革命年代的社會精英階層那樣，有著強烈的純粹精神上的訴求，至少，這一時期的歐洲宗教生活一方麵大幅度淡化瞭傳統的天主教獨斷論的教義體係訴求，另一方麵也淡化瞭自馬丁?路德和加爾文以來的那種強烈而又純粹的絕對信仰，感覺論的色調日益趨於濃重並開始占據主要戰場。這一切都同個人主義的衰落緊密相關。經濟—政治生活和心理條件這兩方麵從總體上構成瞭馬剋思《曆史學筆記》的基礎性背景，《曆史學筆記》本身也正是藉助這個背景纔能夠得到充分的理解，這一點是很明確的，也是很自然的。第三節則接續前兩節的論述，著重探討作為馬剋思思想核心的辯證法在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尤其是在德國的沒落，這種沒落的最深刻也是最顯著標誌就是歐洲統治階層以及資産階級方麵統治信心的動搖或者喪失，其具體的錶達方式便是不再相信社會憑藉自身力量造就並推進曆史性運動的可能性。統治階級的“內在虛弱”同“辯證法的沒落”，實際上就是同一枚硬幣的兩個麵相；作為其結果，就是作為辯證法的替代物的各種直接性的、非運動性的“世界觀”和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崛起。和《資本論》一樣，《曆史學筆記》也正是在同此類“世界觀”和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進行抗爭的基礎上誕生的。
本書第二章詳細闡述瞭：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二元主義催生瞭種種非理性的“世界觀”，所有這些“世界觀”的共同特徵便是從根本上認同曆史—政治以及社會—經濟事實的物化，並據此否認社會自身的運動力量以及重大變革性的可能性。這一切恰恰是馬剋思從根本上反對的。本書第三章承接第二章，從正麵論述資産階級曆史觀如何在此種二元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以及馬剋思的《曆史學筆記》又是如何在對抗此種資産階級曆史觀的基礎上得以成形的。第三章第一節從作為整體的西方觀念史的角度來相應闡述馬剋思有關“哲學的消亡”的論題，以此為後麵章節中有關19世紀中晚期歐洲曆史學的論述充分地鋪墊哲學的前提和基礎，論述將圍繞認識論和方法論進行。第三章第二節將主要闡述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史學傳統如何在普遍性的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礎上確立起來，這部分論述主要圍繞這一時期歐洲史學傳統的兩個主要奠基者尼布爾和蘭剋進行，此二人所確立的具體治史方式——包括敘事方式、材料選取等等——盡管在19世紀後期遭遇瓦解，但這一傳統中所固有的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原則卻完整地得到傳承——實際上蘭剋本人就是黑格爾辯證法的一個重要敵對者，並在19世紀後期錶現為更為激進的非理性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這種非理性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滲透並主宰瞭這一時期的主流史學領域，其影響力遍布歐洲各個角落；同時，這種影響力和統治力非常強大，足以超越史學領域，進入並掌控著新興的社會科學領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剋思生平的所有作品都是以抗拒這一非理性潮流為基礎和前提的，如果說《資本論》在一般性的社會科學領域發揮著這種抗拒作用，《共産黨宣言》在現實的政治綱領領域發揮著這種抗拒作用，那麼《曆史學筆記》則是在史學這個19世紀歐洲思想最為傳統的堡壘內部，發揮著同樣的對抗作用。由此便注定瞭《曆史學筆記》在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中的關鍵性地位，那就是同整個這一傳統的對抗。第三章第三節將正麵論述《曆史學筆記》在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中的定位問題，論述主要集中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麵，一方麵是以恰當的篇幅剖析《曆史學筆記》當中蘊含著的深刻的一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訴求，這種訴求無論是在曆史選材上還是在敘事體例和敘事風格上都充滿著理性主義，這正是馬剋思思想的本質性要素；在這個方麵，《曆史學筆記》同《資本論》《共産黨宣言》乃是一脈相承的；另一方麵，第三章也會在第三節的第一部分花費適度的筆墨用於闡述馬剋思思想中理論與行動的關係，藉此闡明，在馬剋思看來，理論和行動之間並非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所認定的那種對立關係，相反，理論和行動乃是二而一的關係，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麵，這是對“哲學的消亡”這一論題的進一步擴展，確切地說，是在史學領域的擴展；因此，很自然地，馬剋思有關法蘭西內戰和黨派鬥爭的一係列著名論斷在這一部分將成為關注的重心。《曆史學筆記》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定位問題也正是藉此纔能得到更為充分的理解。第三章第三節第二部分的主題就是對《曆史學筆記》本身進行比較性質的闡述。在這個部分，本書嘗試選擇19世紀中後期歐洲所有具有代錶性的“世界史”史學作品和史學傢，當然也包括自文藝復興以來有代錶性的歐洲“世界史”作品和史學傢，依據對照性分析的原則，同《曆史學筆記》進行參照和對比，從正麵揭示齣雙方的對峙，從根本上講，就是一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同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之間的對峙；這種對峙是本質性的，也是不可調和的，因為前者是本質上的理性主義，後者則是本質上的非理性主義。《曆史學筆記》正是從此一對峙當中獲得瞭自身在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中的定位。如果從這一定位齣發，將很有可能對《曆史學筆記》本身進行更為充分的理解，這種理解也很可能是以前所沒有的，至少是以前從未有人嘗試過的。
本書第四章是結論部分，也是伸展性論述的部分。第四章嘗試在前麵各章節論述的基礎上，概述馬剋思的思想體係在19世紀中後期所遭遇的扭麯性解讀，這裏所謂的扭麯性解讀，意思是指將馬剋思思想體係人為地分裂為“科學”和“價值”兩個彼此不相連接的部分，仿佛確實存在這樣的兩元格局一樣，這種解讀習慣實際上從19世紀中晚期開始，穿越瞭整個“漫長的20世紀”，一直持續到今天，並形成一種紮根於人們心靈當中的思維習慣。第四章以結論的方式指齣，此種割裂式解讀方法的根源，就在於前文所描述的那種二元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將此種認識論和方法論運用於一元論的馬剋思思想體係身上，無論如何都勢必要造成本質上的傷害，這種傷害對於馬剋思思想本身來說，也注定瞭會是緻命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曆史學筆記》也獲得瞭自身在馬剋思本人的龐大作品庫中的定位，因為《曆史學筆記》正是一副針對非理性主義二元論的富有教益的、有效的解毒劑；也就是從這個角度齣發，可以將《曆史學筆記》視為《資本論》的序言，當然也可以視為《資本論》的餘論。
用户评价
坦率地說，這本書的閱讀過程並非總是輕鬆愉快的，它更像是一場智力上的馬拉鬆。在閱讀過程中，我多次被作者的某些觀點深深觸動，同時也忍不住要提齣反駁或者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它不是那種讀完就能立刻放下、然後繼續日常生活的書，它會在你的思維中留下深刻的印記，讓你在日常生活中不經意間重新審視周遭的事物，用一種全新的、更具批判性的視角去看待我們習以為常的社會運行規律。這種“激活”思維、強迫讀者進行“二次加工”的能力，是衡量一本優秀學術著作的重要標準。這本書成功地做到瞭這一點，它不僅提供瞭知識，更提供瞭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一份值得反復咀嚼和批判性繼承的精神遺産。
评分閱讀體驗上，這本書的邏輯推進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典範。作者在構建論證體係時，展現瞭驚人的條理性和對細節的精準把握。他似乎總能在最恰當的時機引入新的概念或曆史案例，使得復雜的思想脈絡層層遞進，清晰可見。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那些曆史轉摺點時的那種細緻入微的分析，他不僅僅是羅列事實，而是深入挖掘瞭驅動曆史變遷的內在機製，那股“穿透迷霧”的洞察力讓人拍案叫絕。讀到某個關鍵的論斷時，我甚至需要停下來，在空白處畫齣思維導圖，以確保自己完全跟上瞭作者的思路。這種高質量的論證結構，使得即便是初次接觸相關領域知識的讀者，也能大緻把握核心的學術關懷，而非僅僅停留在碎片化的知識點上。這種結構美感，是許多當代碎片化寫作難以企及的高度。
评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實在讓人眼前一亮，那種沉穩的深藍色調，配上燙金的字體，放在書架上立馬就顯得很有分量。我拿到手的時候，就有一種麵對嚴肅學術著作的敬畏感。內頁的紙張質地也相當考究，摸上去有種細膩的粗糲感，印刷清晰度極高，即便是那些年代久遠的引文，排版起來也毫不含糊。裝訂也十分結實，讓人感覺這本書可以經受住反復翻閱和長期收藏的考驗。從這個角度來看，齣版方在物質層麵上是下足瞭功夫的，完全對得起它所承載的思想重量。當然，一本好書的價值絕不僅限於外錶，但一個好的“外衣”無疑能提升閱讀的儀式感，讓人更願意沉下心去啃讀那些深奧的理論。這本書的封麵設計，那種簡潔而富有張力的構圖，仿佛預示著即將展開的對宏大曆史敘事的解構與重塑，成功地抓住瞭我的注意力。
评分書中對特定曆史節點的案例分析，展現瞭作者深厚的史料功底。我記得其中關於某一階段社會結構變動的討論，引用瞭大量第一手資料——那些塵封已久的地方誌和私人信件，被作者巧妙地編織進宏觀理論的框架中。這種“從微觀中見宏觀”的寫法，極大地增強瞭論點的說服力，避免瞭理論脫離現實的空泛。不同於許多純粹的理論推導，這本書總能通過生動的曆史場景，將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例如，作者描繪某個時期普通民眾的生計掙紮時，那種細節的描摹，讓人仿佛身臨其境，深切體會到曆史洪流對個體命運的裹挾與塑造。這種紮根於具體史實的學問，纔是真正能夠經受時間檢驗的。
评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頗具挑戰性，它不像通俗曆史讀物那樣追求流暢易懂的敘事，而是更傾嚮於一種嚴謹、甚至略帶古奧的學術腔調。很多句子都非常長，充滿瞭從句和復雜的限定語，這要求讀者必須保持高度的專注力，稍不留神就會漏掉關鍵的修飾成分，從而影響對整體意思的理解。我感覺自己像是在攀登一座知識的高峰，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地踏穩腳下的石階。不過，一旦適應瞭這種語境，便會發現這種語言本身就蘊含著一種力量，它迫使讀者用更精確的詞匯去思考問題，避免瞭日常語言中常見的模糊性。這種剋製而有力的錶達方式，恰恰體現瞭作者對所討論議題的敬畏之心，拒絕用廉價的煽情去迎閤大眾，堅持學者的本色。
评分好书，不错，挺好
评分林国荣写的的书都写得很好，[]还是朋友推荐我看的，后来就非非常喜欢，他的书了。除了他的书，我和我家小孩还喜欢看郑渊洁、杨红樱、黄晓阳、小桥老树、王永杰、杨其铎、晓玲叮当、方洲，他们的书我觉得都写得很好。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与19世纪，很值得看，价格也非常便宜，比实体店买便宜好多还省车费。书的内容直得一读，阅读了一下，写得很好，马克思，内容也很丰富。，一本书多读几次，第一章绪论——民主与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卡洛?安东尼（）在评价19世纪的欧洲思想状况时，这样写道人们把19世纪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诚然，18世纪也有伟大的历史学家，但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与这些前辈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他们清楚历史的当下价值。他们不只培育出一种著述类型，而且提出了他们民族生活中的问题。他们意识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在这一点上，他们超越了激进革命的抽象观念，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如何从几百年的历史遗产中开掘出活跃的现实性——不管这种现实性是好是坏。所有这些人都是热情的爱国者，他们从历史研究走向政治生活，进入政府。在18世纪，塑造公共舆论的是‘哲人’在19世纪，继承这一职责的是历史学家，他们的著作通常就是宣言书。撰写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通常足以使人有资格成为政府首脑，而重要的政治党派通常又与重要的历史学派是同一的。正是由于历史学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我们才称这个世纪为历史学的世纪。［1］19世纪同样也是工业革命在全欧洲收获广泛成果的世纪，事实上，自法国七月王朝建立之后，1789观念就已经开始淡化为党派性议会政治的日常宪政操作，呈现为一系列纯粹技术性的问题，丧失了传统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法诉求换言之，在工业革命的巨大成果之中，法国大革命已经不再是困扰整个欧洲的核心问题。真正的核心关注是在切实的现代意义上如何推动发展，让民族和国家同迅猛发展的经济、科学和技术保持一致。18世纪由哲学家们宣布的基于自然法理想的进步观念，在19世纪为一种更务实的观念所继承，这就是实证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激发起来的社会进步观念。另一方面，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尽管带有雨果式的浪漫主义成分，但也给欧洲的19世纪历史图景留下沉重的伤痛同一时期的英格兰宪章运动尽管以纯粹政治权利方面的收获而告终，但运动中提出的严厉而不失理由的经济要求，也同样使英格兰的开明统治阶层蒙受着社会良心的巨大谴责。尽管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上述两场大规模社会—政治运动都失败了，但毫无疑问，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欧洲社会底层在质疑着19世纪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当这种质疑是基于历史理由，而非自然法理由的时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严肃的反思而且，这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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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有点晦涩 建议有较强的哲学和历史素养的人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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