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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百年國士之1：酒旗風暖少年狂》所謂的“國士”，就是這樣的人。“國土”一詞兒，古已有之。《史記》中說：“若韓信者，國士無雙。”以後曆代使用不輟。其含義一顧名就可以理解。《辭源》中說：“一國之內所共推為纔士也。”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的“序”中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錶現此文化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渾之度，殆非齣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寅恪先生在這裏講的是王國維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殺不行。其實傳承一種文化的“國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殺。反而是不自殺者更多更多，其傳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殺者，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即使在一種文化衰落之時，我們也並不提倡自殺。“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不也是一種好辦法嗎？

作者簡介

　　王大鵬，1937年9月生，河北獻縣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丁聰，1916年生於上海，曾任《人民畫報》副總編輯、中國美術傢協會理事兼漫畫藝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美術館館長。2009年5月26日病逝於北京，享年93歲。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一百年來，赤縣神州值數韆年未有之钜劫奇變，西化東漸，洪波激蕩。幾代文人學者，憂國匡救，以其卓識奇纔，篳路藍縷，扶危繼絕，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中華文化，凝聚一身，沉浮毀譽，難纍其心，獨立不懼，孤往不悔。時運交移，俯仰百變，泰半已為歸人，隱入蒼莽青史，碩果僅存者，亦臻耄耋期頤。吾輩祀之以國殤，奉之為國士，高山仰止，永懷不敢或忘。
　　——王大鵬

目錄

序一
序二
辜鴻銘（1857-1928年）
辜鴻銘先生軼事
記辜鴻銘
迴憶辜鴻銘先生
絕代的學者
英文門教授辜鴻銘

蔡元培（1868-1940年）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
蔡孑民先生的最後遺言
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
試為蔡先生寫一篇簡照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
記蔡孑民先生
迴憶蔡元培先生

章太炎（1869-1936年）
太炎先生軼事簡述
一輩子講真話的人——紀念先祖父太炎先生誕辰
我所見晚年的章炳麟
章炳麟淵博怪誕
章太炎
追憶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
師事國學大師章太炎

梁啓超（1873-1929年）
三十自述
上颱唱戲
無窮的恩惠
記梁任公
梁任公先生印象記
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
憶梁啓超先生

齊如山（1875-1962年）
我的外公齊如山——紀念齊如山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
紀念先翁齊如山先生
讀《國劇藝術匯考》的感想
為梅蘭芳編戲與排戲
記齊如山

張伯苓（1876-1951年）
教育傢張伯苓
巍巍乎吾南開大校長
張伯苓與南開大學（節選）
我們的老校長
……
王國維（1877-1927年）
連橫（1878-1936年）
陳獨秀（1879-1942年）
於右任（1879-1964年）
李叔同（1880-1942年）

精彩書摘

　　這兩函雖僅為文化一方麵之攻擊與辯護，然北大已成為眾矢之的，是無可疑瞭。越四十餘日，而有五四運動。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麵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嚮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齣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錶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瞭。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嚮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中宣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麵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麵秘密齣京，時為五月九日。
　　那時候學生仍每日分隊齣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學生受瞭這樣大的壓迫，於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將以罷工罷市為同樣之要求。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於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瞭。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復，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瞭多少糾紛。政府曾一度任命鬍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各方麵都要我復職。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迴去；不但為校務的睏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乾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所以啓事上有“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語。但是隔瞭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迴校不能解決的狀態中，我不得已，乃允迴校。
　　……

前言/序言

　　在人類曆史上，幾乎每一個民族都創造瞭自己的獨特的文化。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曆史悠久，可謂獨特中之最獨特者。此乃世人之公言，非我一人之私言也。
　　文化一旦被創造齣來，在共時方麵，它一定會嚮四周傳播，無遠弗屆。在曆時方麵，它一定會代代傳承，永不停止。
　　關於前者，我們先暫時不談，而隻談後者。文化傳承的方式或者手段，不齣以下諸端：首先是通過經典文獻，把人類的發明創造用文字記錄下來，傳諸後世。人類抒發感情而創作的詩歌等文學形式，也用文字記載下來，以傳諸後世。其次是通過繪畫、雕塑、建築、音樂等等，世襲罔替，一代傳至一代。中國的長城、埃及的金字塔等等是最著名的例子。在中國，除瞭繪畫之外，還有書法，這幾乎是中國所特有的。至於聯閤國規定的如泰山之類的文化名勝，並不是人類的創造，與長城等不能混為一談。
　　最後一個傳承文化的工具，就是人類本身。我個人的看法是，幾乎人人在這裏都有份兒，但是人與人之間的差彆是絕對懸殊的。蕓蕓眾生，在自己的思想中、行動上都或多或少地帶有傳承文化的意味；但是傳承量微不足道。在這裏，起關鍵作用的是那些極少數的特立獨行之士，他們身上的文化傳承量是相當大的。本書所謂的“國士”，就是這樣的人。“國土”一詞兒，古已有之。《史記》中說：“若韓信者，國士無雙。”以後曆代使用不輟。其含義一顧名就可以理解。《辭源》中說：“一國之內所共推為纔士也。”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的“序”中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錶現此文化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渾之度，殆非齣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寅恪先生在這裏講的是王國維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殺不行。其實傳承一種文化的“國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殺。反而是不自殺者更多更多，其傳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殺者，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即使在一種文化衰落之時，我們也並不提倡自殺。“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不也是一種好辦法嗎？
　　我在上麵提到瞭文化傳承的手段或工具，最後歸結到人身上。這是曆史事實所證明瞭的，並不是我一個人的臆斷。中國幾韆年的文化史，可以為證。即以近百年的曆史而論，又何嘗不是這樣？本書的編選者王大鵬教授，根據自己獨特的看法，從過去一百年中選齣瞭近50名“國士”，編成瞭這一本書。他根據陳寅恪先生的說法，認為這些人都是為“此文化（指中國文化——羨林注）所化之人”。根據我的補充說法，“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就是能傳承此文化的人。我認為，我們倆的說法並沒有任何矛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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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

在《論中國知識分子問題》文章的第一段，有這樣一段話：“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是：知識性、創造性、批判性、農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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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不用曆史的觀點來看這些語言，宋教授所總結的這些所謂知識分子的“農民性”的錶現和這些錶現所産生的深層曆史根源都好像是對的。但是，既然是要查找根源，那我們翻翻曆史就會明白，在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基本上處於閉關自守的狀態，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獨立自主的封建製國傢。那時候，上起官僚皇親、下至黎民百姓，思想上沒有什麼兩樣，清一色的儒傢文化。隻不過不同的社會階層有著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何來什麼思想上的“農民性”？“機會主義，血緣主義，麵子主義，權威主義，平均主義，功利主義”等思想，說到底是當時的社會製度和儒傢文化造就的，在當時那種大環境下，是社會各個階層不得不遵循的思維方式。其實，在古代曆史上，中國的老百姓是沒有自己的思想的，即便是有，也無法錶達。集權和儒傢文化，使百姓成為思想上的奴隸。

評分☆☆☆☆☆

一般來講，寫文章的初衷都是好的。但如果一個人寫的文章，其思想顯然偏離實際；或者，他的文章乃泛泛之談，平淡而無新意；更有語無倫次，不知所雲者。那這樣的文章就沒有任何意義，而反麵的意義卻是顯而易見的——這會給不用大腦思考的人製造新的思維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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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用，不錯的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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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中國知識分子問題》文章的第一段，有這樣一段話：“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是：知識性、創造性、批判性、農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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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講，寫文章的初衷都是好的。但如果一個人寫的文章，其思想顯然偏離實際；或者，他的文章乃泛泛之談，平淡而無新意；更有語無倫次，不知所雲者。那這樣的文章就沒有任何意義，而反麵的意義卻是顯而易見的——這會給不用大腦思考的人製造新的思維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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