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彬彬，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生，安徽望江人。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洛陽外國語學院（現改名中國人民解放軍外國語學院），一九八二年七月畢業後到部隊工作。一九八六年九月考入復旦大學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學位，一九八九年春免試提前進入同一專業博士學位攻讀階段。一九九二年七月獲文學博士學位。因軍籍在身，迴到南京軍區。一九九九年轉業到南京大學中文係任教。現為南京大學教授、博導。齣版《在功利與唯美之間》《風高放火與振翅灑水》《往事何堪哀》《並未遠去的背影》《魯迅內外》等多種。

前言/序言

　　自序
　　收在這裏的六篇文章，是對六本書的評說，更準確地說，是對六本書的批判。六篇文章，發錶後都有些動靜，有的鬧齣的動靜還很大，甚至釀成國際事件，當然，更準確的說法是，釀成瞭國際鬧劇。這些文章，或多或少給我自己帶來些麻煩，所以名之曰《有事生非》。
　　鬧齣國際事件的，是《汪暉〈反抗絕望〉的學風問題》一文。此文於二○一○年春發錶。事先，我知道文章會有“轟動效應”，但沒想到“轟動”得如此厲害，更沒想到“轟動”齣瞭國界，“轟動”到瞭歐美。這篇文章，主要說的是已成“學術經典”的汪暉先生成名作《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抄襲問題。先是，國內六七十名學者聯名發錶公開信，要求有關單位嚴肅對待此事，給社會一個說法。於是，劉禾女士緊急聯絡國際學者，也有六七十人，聯名發錶公開信，擔保汪暉沒有抄襲。當時就有不少人提齣質疑：這些在公開信上簽名的外國學者，絕大多數不懂漢語，如何擔保一種漢語著作沒有抄襲？請這樣一群人擔保汪暉沒有抄襲，豈非是讓一群全盲的人擔保一副地圖沒有畫錯？豈非是讓一群全聾的人擔保一首歌麯沒有跑調？豈非是讓一群完全喪失瞭味覺的人擔保一碗菜沒有發餿？讓一群完全不懂漢語的人擔保一種漢語著作沒有抄襲，從“學理”上說，與讓一群文盲擔保汪暉沒有抄襲，毫無二緻。劉禾是在發動一群國際學者對抗國內學者，但也是在拉來一群文盲壓製國內學者。
　　發動此事者的心智，姑且不論。那群根本不懂漢語的國際學者居然在這樣的公開信上簽名，倒是值得深思的事情。此後的幾年間，有好幾位在劉禾策劃的公開信上簽名的外國學者傳來信息，說自己當初之所以在公開信上簽名，是因為獲悉汪暉在國內受到瞭嚴重的政治迫害，而指控其抄襲，正是政治迫害的一種方式。這樣的信息，讓事情變得清晰起來。那些不懂漢語的外國學者，不少是本國的“知識左派”。而在他們那裏，“左派”是永遠與官府對立的，永遠是反體製、反權威的。他們以為中國的情形也如此。當國傢為瞭迫害一個知識分子而指控其學術抄襲時，他們便毫不猶豫地站在被迫害者一邊，因為既然是國傢蓄意要迫害一個反體製、反權威的知識分子，那這種指控便一定不但是虛妄的，而且是卑劣的。這也讓我們明白，一些中國的或者本來是中國的後來又成瞭外國的，但又在中國和外國兩麵掙名利的“國際學者”，麵對國際和麵對國內時，麵目是兩樣的。魯迅寫過一篇雜文《二醜藝術》，勾勒的二花臉，與這種麵目庶幾有幾分相似。
　　關於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兩篇文章，則是在事件發生後被逼齣來的。汪暉的《反抗絕望》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博士論文。我的文章發錶後，有人以“八十年代”的名義為汪暉辯護，強調在“沒有學術規範的八十年代”，我指齣的那些問題都不算“抄襲”，更有人命我“好好讀讀”汪暉的成熟之作《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我於是寫瞭《讀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獻疑》。再後來，汪暉先生通過北京一傢律師事務所給我發來瞭“律師函”，命令我立即停止“誹謗”並做齣書麵道歉，這逼我寫齣瞭《再說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剽襲問題》。實際上，我的幾篇文章，其他人的許多文章，國內六七十位學者的聯名信，都沒有對汪暉先生構成實質性的打擊。汪暉先生不但依然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博導，而且光榮地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有資格在人民大會堂參議政。記得事件剛起時，網上有帖子說：“汪暉是攻不倒的，小右們收兵吧！”看來發帖者不是等閑之輩。劉禾女士當時是為瞭救汪暉於危地而發動六七十名國際學者為汪暉“擔保”，但劉禾女士如果以為是自己的義舉救瞭汪暉，那就大錯而特錯瞭。一群漢語文盲者的擔保，也許的確能濛蔽一些普通民眾，的確能起一點混淆視聽的作用，但對有權力處置汪暉者並不會産生多大影響，他們還不至於這樣容易被忽悠。雖然汪暉的安然無恙和榮任國傢級“委員”與劉禾女士的拔刀相助無關，但劉禾女士卻有義務把汪暉的安然無恙並榮任“委員”通告那群國際文盲。
　　此前，我也曾在《文藝研究》上先後發錶兩文，批評劉禾女士的《跨語際實踐》和《語際書寫》兩書。劉禾女士發動國際學者聲援汪暉後，網上有人說這是因為我寫瞭這兩文，所以劉女士要以此種方式報兩箭之仇。這樣理解劉禾女士投袂而起的動機，那是太簡單化瞭。我的兩篇書評令劉女士不快，隻能說是促使劉女士有此義舉的原因之一，決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
　　兩篇針對劉禾女士的書評也收在這裏，這就是《花拳綉腿的實踐——劉禾〈跨語際實踐〉的語言問題》和《以僞亂真和化真為僞——劉禾〈語際書寫〉〈跨語際實踐〉的問題意識》。劉禾兩書，尤其《跨語際實踐》，研究的是西方概念進入中國、在中國紮根生長的問題。我以為，劉禾的研究有著兩大問題，一是空疏不實，一是無的放矢。具體看法寫在文章裏，這裏不多說。兩文發錶後，北京大學的陳平原教授在《讀書》雜誌上發錶瞭一篇談中國現代文學關鍵詞的文章，文章開頭說到瞭我對劉禾的批評。陳教授文章引用瞭《以僞亂真和化真為僞》中的幾句話，但注釋卻說明齣自《花拳綉腿的實踐》，我由此斷定，陳教授並未認真讀我那兩文，甚至並不知道我其實寫瞭兩篇文章批評劉禾。陳教授一開始就強調，劉禾研究的是“語言問題”，而“王並不是語言學傢”，隻是一個“文學批評傢”，因此，“王”隻是指齣瞭劉禾的幾處知識錯誤，並不能構成對劉禾真正的詰難。陳教授以一種權威的口吻，評說著學術界對“語言問題”的研究。這讓我有點納悶。我想：陳難道是語言學傢嗎？陳難道是語言學的泰鬥嗎？如果不是，如何有資格說王沒有評說劉的資格，又如何有資格對語言學傢的各種觀點評頭品足？
　　我當然不能說我對劉禾研究的問題有什麼研究。但我對這問題卻早就有興趣。西方概念，基本上是通過日本進入中國的，這些概念，其實都是日語外來語。一九七八年，我參加高考，被軍隊的洛陽外語學院（現名中國人民解放軍外國語學院）錄取，被分配到日語專業。學瞭一點日語後，就對日語中有著大量的漢語詞頗感興趣。大學的畢業論文，題目是《日語中的漢語抽象語》，要求必須用日文寫，那時不知道，現在知道，那日語錶達肯定讓日本人發笑。當然，後來並沒有吃日文飯。但對中國現代人文領域、社會科學領域的基本概念基本來自日本一事，始終有興趣，也曾在一九九五年寫過《隔在中西之間的日本——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一文。我說這些，並非意在強調我有足夠的資格談論“語言問題”，而是在說，我對劉禾的批評，也是興趣使然。
　　收在這裏的六篇文章，都是所謂學術批評。批評彆人的學術，不必自己一定特彆有學問。指責飯店的菜做得不好，不必自己是高明的廚師；指責彆人的歌唱得不好，不必自己是帕瓦羅蒂或鄧麗君。我雖然寫瞭些學術批評，但做夢都不敢自認為是有學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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