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在特赦戰犯時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僥幸迴城
　　◆從“人還在，心不死”到一個苟活者的隨波逐流
　　◆主食、副食都不夠吃瞭，小官僚們卻在一旁大吃大喝
　　◆戴著枷鎖跳舞，職務寫作也勞而無功
　　◆他在朝鮮戰場上獲得的軍功章，塞瞭彆人的牙縫
　　◆幸存在曆史的夾縫裏，卻常忘瞭自己的政治身份
　　◆一九六五年初鼕的晉西南之行，給我的“前文革時代”畫瞭句號
　　主要觀點：
　　每個人的經驗都是獨特的，值得讓彆人知道。
　　——米洛凡·德熱拉斯
　　哀莫大於心不死。
　　——聶紺弩
　　……彼得堡街上的人像魚，像魚一樣來往在昏暗的燈光下。
　　這裏不也是嗎？在這個城市裏，我們就像無數的直立的魚一樣，在抽乾瞭水的溝裏走來走去——可沒有彼得堡人那樣懂得痛苦啊！
　　——袁水拍
　　我們曾經被欺騙，我們也曾經互相欺騙。我們不能再欺騙後人瞭。
　　——邵燕祥
　　作為那麼多非正常死亡人群中幸存的生者，什麼時候想起來，都感到無地自容。當讀者讀到書中描述的各樣人包括作者的言行、心理和生活瑣事時，不要忘記所有這一切是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什麼樣的地域發生的，從而對其中的麯直、真僞、善惡、美醜做齣自己的判斷。
　　——邵燕祥

內容簡介

　　這部《一個戴灰帽子的人》憶述的，是一九六○至一九六五年間的一段生活、工作經曆，是邵燕祥人生之路的一個橫截麵。這幾年，經過瞭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大飢荒以後，處在“文革”爆發之前，似乎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但是社會政治風雲依然鼓蕩翻捲，暗流洶湧，“樹欲靜而風不止”。
　　雖然沾瞭特赦戰犯的光，邵燕祥先生被摘掉瞭“右派分子”那頂沉重地壓在頭頂上的“黑帽子”，但特有的政治烙印迫使他不得不繼續“夾著尾巴做人”。這到底是怎樣一種苦境呢？他的心情、心態、心境究竟如何？他曆經瞭怎樣的內心掙紮？他如何纔能在準良民賤民的地位，獲得一種生活的平靜、精神的安寜而不至於心理失衡呢？
　　頭上扣著的帽子變成瞭灰色。此種特殊生存狀態、精神狀態，邵先生一言以蔽之曰“苟活”。當然，這不過是現在的看法，當時則並非作如是觀。

作者簡介

　　邵燕祥，詩人。1958年初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1月改正。

　　主要著作有：
　　詩集
　　《到遠方去》
　　《在遠方》（其中《我召喚青青的小樹林》被選入預備年級23課）
　　《遲開的花》
　　《歌唱北京城》
　　《邵燕祥抒情長詩集》

　　散文集
　　《教科書外看曆史》
　　《大題小做集》
　　《熱話冷說集》
　　《邵燕祥文抄》

　　紀實文學
　　《沉船》
　　《人生敗筆》

目錄

序言

自序

第一章　一九六○年

在特赦戰犯時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僥幸迴城

從“人還在，心不死”到一個苟活者的隨波逐流

老藝人信任的朋友，宣傳機器上的“螺絲釘”

老相聲“四大本”，構成瞭“大搞封資修”的罪狀

主食、副食都不夠吃瞭，小官僚們卻在一旁大吃大喝

那麼多人，主要是農民，替我們死於飢餓

第二章　一九六一年

我們將成為爸爸媽媽，我母親將要當奶奶瞭

不問民間疾苦，一心還隻想寫作

戴著枷鎖跳舞，職務寫作也勞而無功

兩條車道溝裏的鮒魚：我和吳小如恢復聯係

他在朝鮮戰場上獲得的軍功章，塞瞭彆人的牙縫

幸存在曆史的夾縫裏，卻常忘瞭自己的政治身份

從“你算老幾”到“脫帽加冕”

妹妹大學畢業能自食其力，父親就退休瞭

跟圖爾遜閤作譯寫《十二木卡姆》唱詞

插敘兩位沒沒無聞的人，那時代也還有純屬個人的不幸

“曆史將宣判我無罪”：自以為和卡斯特羅的心相通

中蘇交惡，鄰居沙安之處境變得尷尬

居民小組長：息事寜人，還是無事生非

第三章　一九六二年

早春似有解凍的消息，但麻木的我已不動心

以文字錶達為生命的需要，落入文網乃是宿命

從古裝的唱詞到洋裝的話劇

內濛古和江南之行：曆史與現實疑真疑幻

開排，停排，復排：《葉爾紹夫兄弟》一波三摺

剛過瞭大飢荒，又“整社”不準“開小片荒”瞭

第四章　一九六三年

被批“煩瑣的傢務事和卑微的兒女情相結閤”

預防政變，丁萊夫將軍奉命進駐廣播局

《葉爾紹夫兄弟》“內部演齣”，我卻高興不起來瞭

改編“階級鬥爭”劇本，遠不如親身挨鬥感受深刻

難得一上五颱山，跟年輕氣象員聚會高山站

對反修波及國內毫無精神準備，還在吟詠“怒書原不作哀音”

半個世紀後暮年迴首，檢點自己過去的足跡

初到重慶：山水市井間徘徊，川劇裏沉湎，曆史中遐思

第五章　一九六四年

告彆山城下三峽，武漢是舊遊之地

李燕、紀維時等的離京，背後有一個“大舉措”

南下溫暖的廣州，卻接到父親病危的急電

寫“反右派”劇本。“小整風”挨整。又獲“優秀劇目”奬狀……

劇團巡演的總結，變成瞭涉及男女關係的批判會

迴憶去瀋陽看話劇匯演，卻像重讀瞭多捲人生的大書

中國爆炸原子彈。赫魯曉夫下颱。我們下鄉“四清”

第六章　一九六五年

苦難的中原大地：西宋莊比土改前的甘肅農村還窮

一窮二白的小村莊，到哪兒找“走資派”的“資本主義道路”？

謝天謝地，這個村莊搞瞭半年“四清”，沒死一個人

摘掉鄭某的地主帽子，三戶錯劃富農改定為富裕中農

多年後泛濫的大吃大喝、公費旅遊，幾十年前隻是規模較小

對官僚主義和特權問題再思考，但沒讀懂德熱拉斯《新階級》

一九六五年初鼕的晉西南之行，給我的“前文革時代”畫瞭句號

不算尾聲的尾聲

精彩書摘

　　在特赦戰犯時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僥幸迴城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夜，渤海邊的黃驊中捷友誼農場，雷雨交加，土牆草頂的平房，倚坐大通鋪上，我打開筆記本寫下一首詩：
　　真的，這不算異想天開，
　　海上生齣瞭一片雲彩。
　　把韆言萬語交付它，
　　藉一陣風把它吹嚮西北。
　　西北有高樓，樓上有人在等待，不要說人傢都在我不在；你沒有白白地眺望海角，我給你寄來一片雲—一個大海。
　　它挾著白熱的閃電，迅猛的風雷，激蕩著所有善感的胸懷。一天夜雨拍打著你的窗扉，讓你想象著海濤澎湃。
　　讓你想象著海邊的潮水，
　　每逢初一、十五準要漲一迴。
　　而我將做一個不速之客，
　　突然在你的意外歸來。
　　最後的兩句，文秀一看就會懂。我們都讀過十九世紀俄羅斯的小說，一起看過十九世紀俄羅斯的畫。在列賓一幅畫裏，一個應是這傢主人的男子闖進傢門，尷尬地成為陌生的來客，在桌前做功課的兩兄妹疑慮地望著他，而他的妻子好像也深感意外，因全傢都習慣瞭沒有他的生活。他為什麼沒有事先捎信來？是突然遇赦，還是郵路不通，抑或他想給親人帶來個意外的驚喜？……這幅畫的題目，有的譯為“不速之客”，也有的譯為“意外歸來”。從哪裏歸來？監獄，還是流放地？
　　我在十月的鞦風裏，從黃驊轉滄縣，在姚官屯小站站口候車的時候，並不預期迴到北京會有“卻看妻子愁何在”的歡快，但還是興奮得跟一同獲釋的夥伴海闊天空地說這說那，好像啞叭學會瞭說話一樣，就在我們高談闊論間，聽到一聲汽笛，這一班車已經開動北上瞭。
　　既誤車，誤瞭車也高興，索性不著急，重新上車，到天津中轉，在這個不曾來過的北方大城市，買瞭一鐵盒精裝的糖果，就算帶給親人的小小禮物吧。
　　從車到北京起，這個全國的心髒，就以齣奇的安靜、平靜甚至寜靜接納瞭我。不但新落成的北京站，齣站後拐進的小鬍同一片寂靜，就是大街上也不見喧嘩，人行道上，公交車上，人們好像相約“肅靜”，屏口無聲。這完全不是我在海邊期望的迴來後的景象。“十年大慶”剛過去不久，想象該還在天安門廣場保留著節日景觀的同時，人們談笑間依然一片節日氣氛纔是。然而不但不見節日盛裝的仕女，好像人們都忘記瞭共和國建立十周年這件大事，傢傢門前掛的五星紅旗也早就捲起收藏瞭。
　　兩年前打成右派挨批挨鬥時，我也沒這樣失望過。我在陷入“非常”的境地時，渴望迴到“正常”的生活，人們享有私人的歡樂，也享有群體共有的歡樂，那歡樂於我已經陌生瞭，比如說，就像報紙上反映的那樣吧。那“人民內部”的生活，即使不是轟轟烈烈，也應該是生氣勃勃的。但是，這裏沒有母親在我剛下鄉時就寫信告訴我的，敲鑼打鼓敲臉盆打麻雀的熱鬧，沒有大煉鋼鐵時條條鬍同連老大媽也動員齣來砸石塊的火熾，也沒有文秀寫信告訴我的，參加“十大建築”施工時，人們在腳手架上登梯爬高，你追我趕……過去瞭，全過去瞭。
　　在中國，戶口是最重要的。打成右派以後，所謂下放，叫勞動鍛煉也罷，叫勞動改造也罷，首先把你的戶口遷齣北京這個首善之區，許多人就從此一去不迴頭，再也無緣成為北京市幾百萬、上韆萬直到兩韆萬市民之一瞭。我鄭重地把黃驊縣轉迴北京的介紹信交到派齣所警察的手上，他順手就給落下集體戶口，並注明“想當然”的“自黃驊電颱遷來”，是因為我現在歸屬轄區大戶的廣播局瞭，如其不然，說來自什麼農場再寫上“摘帽右派”身份，辦事怕就沒這般爽利瞭。
　　迴到老三○二宿捨院，離去三年，“城郭依舊”，因是上班時間，空空落落的。沒有遇見熟人，卻正好遇見半生不熟的趙無宣—趙無極的妹妹，她正是這兩年跟文秀同住一處集體宿捨的室友，你說巧不巧。大概她也感到意外，蒼白的臉上錶情漠然，她可能正因病休息，我隻好煩她帶個口信，給班上的文秀，說我已找過房管科，給分配瞭九單元三樓三號的一間宿捨，讓文秀中午來一趟。隨後我跟著總務科的一位老人兒，一起上倉庫，藉來一床、一桌和兩把椅子，就算安頓下來。
　　那首詩中的“西北有高樓，樓上有人在等待”，從似乎縹緲空靈的雲裏霧裏，還原到現實生活中那間北嚮小屋中的日常生活。
　　人的“日常生活”，住在什麼樣的房屋裏，畢竟是次要的，關鍵還是跟誰住在一起。
　　公共生活也一樣，不看你在簡陋的還是堂皇的辦公室，端看你的辦公室裏有什麼樣的同事。
　　傢裏一起過日子的人，是自己找的。辦公室裏的同事，就聽天由命瞭。
　　我在一九五九年重新進入辦公室。整整十年前，我平生第一次走進辦公室，曾經帶著多麼好奇而又自豪的感情！那一年，柳蔭到河北正定天主堂裏的華北大學，找我們麵談，等於麵試，決定調我來北京的廣播電颱。於是我進入中央颱左熒為科長的資料編輯科。今天，柳蔭又和藹地對我說，咱們這迴一塊工作瞭，你先到文藝部的資料室吧。他現在主管中央颱的文藝廣播，錶演團體和唱片社。後來我多次想，柳蔭心裏不知怎麼想的：十年前一個十六歲的小青年，成長為二十六歲的“摘帽右派”瞭？
　　我也如約找瞭平生第一個上級左熒，他現在是新建的北京廣播學院院長，他說廣院人手極缺，我迴來正好，不過因為柳蔭堅持要我上文藝部，他跟柳蔭商量，文藝部資料室是個閑職，學院倒是來瞭就排進功課錶，我半天在颱裏，半天到北京廣播學院的漢語教研組上班。學院草創，暫時就在離電颱不遠的一座灰樓，原是電颱宿捨，我住過的 —幸耶不幸？幾年後“文革”開始，我又被關到這裏，灰樓成瞭所謂“牛棚”。那是後話。
　　我跟另外四位新來的中文係畢業生一起，給大一同學任漢語輔導教師。同學們每周聽北大林燾教授的課，迴來由我們判作業，講評。我沒參加聽課，半年多的時間，隻在什麼場閤，遠遠看過林燾一眼。後來我從吳小如處知道，林燾是北平淪陷後間關數韆裏去大後方，上瞭西南聯大的。
　　我沒讀過文字、訓詁之學，也沒學過現代的語法。我一嚮認為對範文多讀多背，多加揣摩，文法、語法自在其中。所讀不多，卻學語法，越學越纍也越糊塗。我上小學時看兄姊的高三國文，最後附錄瞭簡明的文法常識，如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的分類，如主語、賓語的句子結構，好像一看就懂瞭。學英文時，有 Digram，對句子進行圖解。五十年代初，《人民日報》連載呂叔湘、硃德熙閤著的《語法修辭講話》，針對當時報紙上的病句，較係統地講瞭有關常識……這一些，就是我當輔導教師的“學養”根柢瞭。
　　這時印尼排華，有大批僑生迴國，廣播學院專開瞭一個僑生班，我兼給這個班的學生輔導，主要是改作文。這倒是我的輕車熟路，同學們似乎也還滿意。即使有不滿意我也不知道，那時候沒到“文革”，學生絕少給教員提意見的。
　　廣播學院新校捨落成，要搬到東郊定福莊去，像我這樣的“半日製”工作肯定不行瞭。於是我選擇全天迴文藝部，不再兼做輔導教師。左熒也錶示理解，我告彆瞭以鄒曉青為首的這個教研組。鄒曉青是“進城”老乾部，五十年代初大區撤銷後，從《東北日報》副總編輯任上，調到廣播事業局對外部任職，一九五八年被打成“溫鄒張反黨小集團”一員。主管對外部的廣播事業局副局長溫濟澤劃為右派，他也受瞭處分。我離開這個教研組不久，溫濟澤調進來，又跟鄒曉青共事瞭。這是多少有些尷尬的局麵，不過我相信他們能夠明智地相處。
　　那時，到處可以遇見“犯錯誤 ”的人。文藝部資料室，陳道宗已先我而來。他在反右派鬥爭中，沒有戴右派帽子，但受瞭降級降薪的處分，大概是所謂“中右”吧。我一九四九年來電颱時，他也是先已到來，原為北大學生，現在跟隨楊兆麟跑時政，筆頭快，也有活動能力，適於做外勤，但他一直未入黨，最後隻好離開時（事）政（治）這一攤，去瞭文藝部。 —後來我纔知道，他齣身山東的書香門第，他的兄長早已參加中共，後來一直做對外使節；大概因他的父親與何思源交誼頗深，他被中共地下黨物色來做何的統戰工作，他的知識分子氣在老一輩舊派人物看來順眼，到革命隊伍便顯得鶴立雞群，落落寡閤，我就聽過文藝部黨支部的人說他“清高”，當然是要從貶義理解的。人們說他很難共事，但我沒有這個感覺。我們一起幫助柳蔭寫總結音樂廣播（後來又擴展到整個文藝廣播）的材料，閤作得十分默契。這是知識分子的臭味相投？落難文人的相濡以沫？還是“摘帽右派”和“中右分子”（沒有公開戴帽，也就永無摘帽之說）的暗中勾結？
　　好在這時人們被更多的熱點所吸引或糾纏，不暇多顧我們這樣的“死老虎”（後來叫“落水狗”），網開一麵，負麵的輿論壓力暫時沒有籠罩到我頭上，也從道宗頭上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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