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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史學大傢講先秦。
　　☆印製精美，適閤饋贈、收藏。

內容簡介

　　

　　鄧廣銘先生是我國知名曆史學傢，被學界譽為“二十世紀海內外宋史第1人”。本書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社會生活等諸方麵，按專題課的形式編排。
　　作者不僅對宋代重大曆史事件與曆史人物，如趙匡胤、太宗即位之謎、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嶽飛、辛棄疾等進行瞭考查與評價，而且對北宋的開國和皇位繼承、北宋的傢法和政治改革運動、北宋的募兵製度與當時積貧積弱和農業生産的關係、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南宋初年對金鬥爭中的問題等作瞭深入的探討與研究。作者不但從宏觀上對宋代文化的高度發展和文化政策的關係以及宋學予以論述，並對宋學和理學加以辨析，糾正瞭自己以前的提法，而且對王安石在北宋儒傢學派中的地位、周敦頤的師承與傳授以及硃熹和陳亮關於王霸義利的爭論等具體問題詳加闡釋。另外，作者還對北宋中葉一群失意官僚的聚會餐以及王安石與蔡京的飲食進行描述，再現瞭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狀態，也是宋代社會生活的一個側影。

作者簡介

　　鄧廣銘（1907—1998），著名曆史學傢。字恭三。1907年齣生於山東省臨邑縣。193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係，此後傾畢生精力從事中國古代史特彆是唐宋遼金史的教學與研究。1950年起任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文革”後，齣任北京大學曆史學係主任、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曾經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等職，並曾先後當選為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被學界譽為“二十世紀海內外宋史第一人”。其學術著述被匯集為十捲本《鄧廣銘全集》。

目錄

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代前言）
第一講 論趙匡胤
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故事考釋
第二講 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問題辨析
1�北娑盤�後榻前遺命之說
2�北嫠翁�祖素欲傳弟之說
3�北嬲雲章傢琶�藏金匱之說
4�碧�宗居藩邸時恣縱不法諸事考略
5�敝蠐案�聲與太宗之逆取
附：試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詔書之謎
第三講 宋朝的傢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運動
1�彼翁�祖、太宗的創法立製和宋朝傢法的形成
2�鼻燉�新政與王安石的變法
3�蓖醢彩�變法的失敗與宋朝傢法的關係
第四講 北宋的募兵製度及其與當時積弱積貧和農業生産的關係
1�北彼握�權賦予募兵製度的種種妙用
2�蹦急�製度是北宋王朝“積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3�蹦急�製度是北宋王朝“積貧”的主要原因之一
4�蹦急�製度給予北宋農業生産的影響
第五講 王安石變法革新的精神支柱——“三不足”精神
1�薄疤轂洳蛔鬮貳�
2�薄白孀誆蛔惴ā�
3�薄傲魎字�言不足恤”
附：王安石在北宋儒傢學派中的地位
第六講 南宋初年對金鬥爭中的幾個問題
1�蹦縴緯蹌暾�府內部抗戰派與屈服投降派的鬥爭
2�鼻罔淼牡比�及其齣賣祖國的罪惡活動
3�蔽�繞著所謂紹興和議的鬥爭
附：有關嶽飛評價的幾個問題
第七講 愛國詞人辛稼軒
1�幣桓鼉哂懈叨勸�國主義精神的鬥士
2�幣桓鮎辛夾摹⒂脅鷗傻牡胤焦�
3�斃良諦�的詞
第八講 宋代文化的高度發展與宋王朝的文化政策
第九講 略談宋學
1�庇Φ卑閹窩Ш屠硌Ъ右鄖�彆
2�彼窩�是漢學的對立物，是漢學引起的一種反動
3�狽鸞毯頭鷓Ф醞硤浦簾彼蔚娜寮業撓跋�
4�痹誚�立宋學進程中幾名最突齣的人物
附一：關於周敦頤的師承和傳授
附二：硃陳論辯中陳亮王霸義利觀的確解
第十講 北宋中葉一群失意官僚的聚餐會
附：王安石與蔡京的飲食
附錄 自傳
齣版後記

精彩書摘

　　盡管輯本《長編》中所載宋太宗的即位大赦詔因傳抄或輯錄者之潦草馬虎而緻隻剩瞭簡單的幾句；盡管《太平治跡統類》所載這道詔文也隻是一個節略本；但在兩書當中卻都著錄瞭詔文的末段，即“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麯為之製，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諸語。而這幾句話，由我看來，實乃這道詔文中最為緊要的幾句話。這幾句話，是宋太宗對為他所殺害的宋太祖在開國緻治十七年之內，建立規章製度時所執持的部分原則，做瞭一番綜括和提煉，精心結撰齣來的。而且，這不隻是對太祖一代統治立法原則的總結，還不隻是“謹當遵承，不敢逾越”，而是還要加以發展，加以擴充，作為他本人篡奪到皇位之後的治國安邦的途術。例如，在宋太祖統治期內，不斷地南徵北伐，但他對於從事南徵北伐的將帥，卻從不做一些束縛其手腳的規定；到太宗即位之後，卻也把“事為之防，麯為之製”的原則運用在軍事行動方麵，於是而實行“將從中禦”的辦法，甚至還實施“錦囊妙計”的辦法，把齣徵將帥臨機應變的主動權盡可能予以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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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代前言）
　　1．應當建立一支研究宋史的宏大隊伍
　　就我國目前對各個斷代史的研究情況來說，遼宋金史的研究是斷代史研究中一個比較薄弱的環節。與日本的遼宋金史研究情況相較，我們的研究工作，特彆是在遼金史的研究方麵，也得承認是落後一些的。現在隻談談宋史的研究。
　　宋史研究在近代之所以不曾得到長足的發展，原因之一，應在於前代人沒有給我們遺留下較多的研究成果。《宋史》一書在元代末年修成以後，明代即有很多學者對之很不滿意，有的要重修而未果，例如湯顯祖、歸有光等；有的則已經有瞭成書，例如王洙的《宋史質》、柯維騏的《宋史新編》、錢士升的《南宋書》等。但明代學風，馳騖於空疏議論者較多，而篤實縝密則非所趨重，故上舉諸人，不論已有成書與否，其著眼點之所在，都不外乎“史法”、“義例”、“文章”、“褒貶”等事，卻不注意對元修《宋史》史料的增補和失誤的訂正諸方麵，對後來之研究宋史者實無多少助益可言。清代的史學傢們，包括乾嘉學派的人物在內，因大都沒有機會看到《續資治通鑒長編》和《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等書，所以緻力於宋代史事之研究而寫成專書者，僅有清末陸心源的《宋史翼》諸書是頗見功力之作。原因之二，似乎是在於沒有足以震動一時的新史料的發現，像商朝的甲骨、周朝的鍾鼎、秦漢的竹簡木牘、敦煌石室的北朝隋唐文書、明清的檔案等，因而缺乏一種刺激和吸引的力量，不能使大量曆史學傢趨嚮於宋史這門學科之故。
　　但是，前代人沒有為我們遺留下較多的研究成果，這固然可以說是一件不幸的事；而沒有足以震動一時的大量新史料的發現，卻又使有關宋史的資料有較大的穩定性，不會像其他斷代那樣，因為有層齣不窮的新史料，以緻常常使昨日研究的成果，今日又可能為新的資料所動搖或推翻。當然，在沒有大量新發現的史料的情況下，宋代的史料，對任何一個宋史研究者來說，也是異常豐富，足供搜討和采擇的。這是因為，在宋代，刻闆術已極盛行，造紙術也有很大的發展，所以各種文字記載之流傳於後代者特彆多。其中，不但紀傳、編年、紀事本末這幾種體裁的著作是曆史書，即對於古代經典的注釋中，也常常有一些涉及當代軍國大事的評述，筆記雜談一類書中專記時事的也非常多，而各種文集當中的碑傳墓誌更多與一代史事相關聯。清代的章學誠曾說“六經皆史”，就宋代人的著述來說，則更不妨說“四部”皆史。既有如此豐富的史料遺存，又沒有新發現的史料對它們進行衝擊，這對於今天的宋史研究者來說，應該說是一種最有利的條件，有瞭這樣的條件，對於前麵所說的那一不利條件，即前代研究成果的太少，也正可以變壞事為好事，這正便於我們可以縱橫馳騁於宋代曆史的各個方麵和各個角落，去做一些具有開拓性、開創性的工作，不患英雄無用武之地。更何況，即使前代人已經作齣瞭研究成果的一些問題，在今天，我們也應當在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思想、方法的指引下，去一一重新給予估價和考察，用武之地就更為無限瞭。
　　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代前言）宋 史 十 講我們不應當容忍宋史的研究長此落後於其他斷代，甚至落後於域外學者對於這一斷代的研究。我們所有有誌於宋史的研究者，應當群策群力，分工協作，以迎接挑戰的姿態（因為事實上我們早已麵臨著挑戰瞭），深入地進行一些理論的探討，踏踏實實而又窮搜博采地收集一些資料，把宋史的研究開展起來，使我們的優勢得以充分發揮，對於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來說，這是我們應當作齣的貢獻，也是我們能夠作齣的貢獻。唯一的先決條件，就是我們必須以拼搏精神，付齣極大的努力，而不容許尋求捷徑，甚或投機取巧!
　　2．必須正確估價宋代曆史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
　　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曆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這說明，封建社會在其時還具有很旺盛的生命力，還處於嚮前緩慢發展的階段，而不是已經到達瞭封建社會的沒落時期，也還並沒有齣現資本主義的萌芽。
　　且就下舉一些事例來論證上述的論點：
　　（1）在農業生産方麵，江南湖泊水渠較多的地區，在北宋期內已齣現瞭大量的圩田，這使農業生産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因而齣現瞭“蘇湖熟，天下足”的民謠。
　　（2）中國的四大發明，造紙術雖開始於漢代，而其普遍盛行和技術的大量提高，則是宋代的事；火藥和刻闆術的發明雖都是唐代的事，但此二者之被廣泛采用也都在宋代；發明膠泥活字的畢升也是北宋人；指南針的發明則無疑為宋代的事。
　　（3）瀋括的《夢溪筆談》當中，記載瞭很多關於科學技術的事，這固然說明瀋括本人科學知識的豐富，同時卻也反映齣宋代社會上科學技術的水平較前代大為提高。
　　（4）哲宗時曾做過宰相的蘇頌，發明瞭一種名為水運儀象颱的報時器，也可簡稱為天文鍾。其中已經使用瞭擒縱器。
　　（5）兩宋海上貿易之盛，遠非前代之所能比。運往國外的物品，主要為絲綢、瓷器等，這也反映齣這兩種物品生産量之如何豐富。
　　（6）在精神文明方麵則是：
　　①文學——北宋前期的士大夫們已在大力提倡寫作韓愈、柳宗元式的古文，使宋代文風較前代起瞭很大變化。所謂的唐宋八大傢，北宋一代就占瞭六名。改駢為散，對於學術文化的傳播有很大便利。為瞭配閤音樂，便於歌唱，由五七言詩衍化而成的長短句，即“詞”，在宋代也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為元明清諸代之所不能企及。
　　②史學——宋代史學的發展所達到的水平，在封建社會曆史時期內也是最高的。在官修的史書當中，有起居注、時政記、日曆、實錄、會要、國史等類彆的書，所記錄的都可稱為原始資料，盡管其中也包含瞭大量的弄虛作假的東西。我認為，宋代史學的發展，主要的不是體現在官修史書種類之多，而是體現在私傢著述的質量及其所創立的體裁方麵。且以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為例：
　　對於司馬光的政治主張及其實踐，似乎都很難給予很高的評價，但對他在史學方麵所作齣的貢獻，卻應予以充分肯定。司馬遷自述其撰寫《史記》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時雖不曾標舉齣這樣的宗旨，而《通鑒》卻也確實體現瞭這樣的宗旨。他在編寫《通鑒》時，首先把有關資料編寫為“長編”，最後則又把不采入正文中的歧異記載收入另冊，名曰《考異》，與《通鑒》並行。在曆史編纂學方麵，從此開創瞭一種新的而且是很好的方法和體裁。於正書之外再有《考異》，就可以使後來的研究者有“遞相稽審，質驗異同”的餘地瞭。南宋史學傢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諸書，於每條記事之下，大都附有大段的注文，臚舉各種異說異文，雖沒有輯成專書，稱作“考異”，與本書並行，實際上卻完全是沿用《通鑒考異》的做法。可見司馬光新開闢的這條修史蹊徑，對於後代的史學界起瞭何等重要的影響。
　　李燾遵循司馬光編寫“長編”時那一“寜失之繁，毋失之略”的原則，和臚舉異說以便讀者參考抉擇的辦法，所以，他雖然是一個“恥讀王氏（按指王安石）書”的人，而在他的《續資治通鑒長編》記宋神宗朝的史事當中，卻大量地引用瞭王安石的《熙寜奏對日錄》，有的寫入正文，有的附入注文之內。在這部《日錄》久已亡佚的情況下，我們正可藉此而得深入瞭解有關變法的一些議論和周摺。另如關於宋太祖太宗兄終弟及時的“斧聲燭影”事件，李燾寫在正文中的文字不是太多，而注文中所附錄的各種記載卻是“連篇纍牘”，又復不加辨析，以緻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為“考據未明”，使成“韆古疑竇”。其實李燾對於此事一定是不敢直書其所見（看來他是認為太祖乃為太宗所害的），故意地引錄眾說，使之迷離惝恍，啓讀者之疑竇的。這也正好體現瞭“考異”的一種妙用。而“考異”又是前代的任何史學著作和宋朝任何一種官修史書中所都沒有的。
　　著重於當代史的記述，是中國史學傢們的一個優良傳統，司馬遷《史記》的最精采部分即在於秦與西漢前期的一些敘事；陳壽的《三國誌》也可算是以當代人記當代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最精采之處則是唐至五代十國部分。然而唐和五代還隻算是司馬光的近代史，依照司馬光的設想，原是打算在寫完《通鑒》之後再著手寫一部《資治通鑒後記》，即專寫北宋建國後的曆史，也就是司馬光的當代史。他早已開始瞭積纍資料的工作，可惜他的這一誌願終於未能實現。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和李心傳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以及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等書，卻都是以當代人記當代事瞭。可見著重當代史的這一優良傳統，在兩宋的史學傢中也得到瞭很好的發揚。
　　③哲學思想——北宋的思想傢們，對於從漢到唐的儒生們拘守其各傢的師法，並拘限於章句訓詁之學的學風，大都深緻不滿，都要對儒傢經典所涵蘊的義理進行闡發，遂形成瞭一種與漢學對立的所謂宋學。過去，人們大都把宋學與理學等同起來，這是很不恰當的。理學（即《宋史》所稱“道學”）是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纔形成的一個學派，一直到十一世紀之末，即宋徽宗即位之前，在北宋的學術界是不存在理學傢這一學派的。
　　著重於闡發儒傢經典義理的宋學，也可以稱作新儒學。事實上，它是儒傢學者與佛傢學者和道傢學者在長時期的互相排斥、互相鬥爭、互相滲透、互相吸取之後的一個産物。黃老學派，以及由這一學派演化生成的道教，全是中國的産物，久已與儒傢學派在發生著既排斥又交流的關係，不隻宋代為然。對此問題，姑置不論。下麵隻略述佛學與儒學的關係。
　　東漢時期傳入中國的佛教，是宗教而不是一個學術流派。魏晉南北朝期內，佛教經典著述大量譯為漢文，纔傳入瞭佛學。當其時，玄學與清談之風正盛行於士大夫之間，其內容乃是儒傢思想與老莊思想的混閤物，這正好為接受佛典及其義理準備瞭條件。故在南朝，講習佛教的經、論之風即大為盛行，齣現瞭一些知名的經師和論師。及講說日久，在理論上既各有發展，且多與儒傢道傢的互相糅雜，從而各派也不再恪守經說，大多有所改造。例如天颱宗、華嚴宗所講論的均已不是印度的原貌。禪宗所倡導的“佛性本自具足，三寶不假外求”和“頓悟成佛”諸說，即皆齣自魏晉玄學，全非來自印度。從隋唐時起，各教派即都自認為“得正法”，受真傳，藉為本派力爭正統地位。還都極力抬高本教派的傳授曆史。例如，中國僧人所創立的禪宗，定要追認菩提達摩為其始祖；天颱宗也定要上溯至北朝的慧文、慧思。各派都搞“定祖”活動以爭取法統、道統中的正統地位。
　　受到佛教爭法統（道統）的影響，唐代的儒傢人物韓愈便首先在《原道》一文中也提齣儒傢道統的繼承問題，說什麼“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說一齣，後來的儒傢便一緻接受並世代相傳。理學傢並不推崇韓愈，但對於“道統”之說則不但接受而且維護。
　　佛教徒眾的生活來源，最初隻靠行乞與“受請設會”（即由施主布施）二者，但南北朝的統治階級大多崇信佛法，寺院財産（包括動産與不動産）均極雄厚。這對各教派的發展具有極大推動力。具有雄厚經濟基礎的寺廟，在唐代即頻頻舉行僧講（專對僧人講佛教經典）和俗講（專對世俗人講通俗道理以募集錢財）。
　　儒傢學派的人也因此而受到啓發和刺激，故在唐末五代就開始齣現瞭儒傢創建的書院，到宋代更齣現得較多，且有著名的四大書院。
　　儒傢學者之所以要拋棄漢唐學者的章句訓詁之學而趨重於闡發經典中的義理內涵，其內在原因固在於對漢儒繁瑣哲學的厭棄而要轉移方嚮，而其外部原因則也是在於看到佛教的那些學問僧都在講說心性之學，便也想在這一方麵能與之一較高低之故。與韓愈同時的李翱寫瞭一篇《復性書》以闡發《禮記》的《中庸》篇中“盡性命之道”的道理，是從事於這種努力的第一人，也可以說他是宋學的一個先導。
　　既然要在講說義理方麵與佛教學者和道傢學者爭高低，便不能不把佛學和道傢的理論中可以吸取的部分盡量加以吸取。生活在宋真宗、仁宗之際的一個名叫晁迥（993—1059）的學者，既“崇尚佛乘”、“歸心釋教”，又把“老莊儒書匯而為一”，而他卻始終是以一個儒者的麵目齣現。盡管他在《宋元學案》中並未占有一席之地，但他的這種學風在當時是很有代錶性的。
　　《宋元學案》把鬍瑗列居宋代學者的首位。鬍瑗所著《安定易說》、《周易口義》等書，全是著重於義理的闡發，而對於《易》中的“象數”則“掃除略盡”，成為宋代以義理說《易》的先驅。這也應是受到瞭釋傢講說心性的影響的。他先後在蘇州和湖州的州學中做教授，把學捨分為兩種：經義齋和治事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這可見，鬍瑗的治學，已經不是去搞章句訓詁，而是重在講明大義，所以要選取一些“心性疏通”的人去治經義。他所選取的人，還要“有器局，可任大事”，說明他的“講明六經”是要“學以緻用”。看不齣鬍瑗與佛道兩傢在學術上的直接關係，但他並不像石介那樣地排斥佛老。就對北宋的學術影響來說，在所謂“宋初三先生”當中，鬍瑗是遠遠高於孫復和石介的。
　　《宋元學案》的諸作者，對於王安石（1021—1086）都存有偏見，故把《荊公新學略》置諸最後，這是很不公允的。
　　作為政治傢的王安石，是一個援法入儒的人；作為學問傢的王安石，又是一個把儒釋道三傢的義理融閤為一的人。他曾當麵嚮宋神宗說：“臣觀佛書，乃與經閤。蓋理如此，則雖相去遠，其閤猶符節也。”“臣愚以為，苟閤於理，雖鬼神異趣，要無以易。”（《續資治通鑒長編》捲二三三，熙寜五年五月甲午）又，釋惠洪在《冷齋夜話》中載有一事說：“舒王（按：即王安石）嗜佛書，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之也。居一日，會於南昌，少頃，潘延之（名嗣興）亦至。延之談禪，舒王問其所得，子固熟視之。已而又論人物，曰：‘某人可秤（抨?）。’子固曰：‘弇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學者讀其書，惟理之求，有閤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曰：‘前言第戲之耳!’”我認為這段記載也是可信的。
　　王安石還曾說：“聖人之大體，〔後世〕分裂而為八九……有見於‘無思無為，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而他本人不但對佛經作瞭《楞嚴經解》，還對《老子》作瞭注釋。
　　《宋史·王安石傳》說他對於“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是事實。他與新黨的呂惠卿等人共同撰寫的《三經新義》，也都是重在發揮義理而不是重訓詁名物方麵的。
　　晁公武的《郡齋讀書誌》，在《王氏雜說》的《解題》中引有蔡卞所作《王安石傳》（可能是《神宗實錄》中的附傳）中的一段話，說道：“宋興，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於神。初著《雜說》數萬言，世謂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於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窺性命之端雲。”在《字說》的《解題》中則又說道：“介甫晚年閑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錶裏。而元祐中言者指其糅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特禁絕之。”
　　《雜說》、《字說》兩書俱已失傳，《雜說》的內容不可知，《字說》則是講文字學的，亦即屬於“小學”一類的書，王安石卻結閤天地萬物之理去闡發文字的涵義，可知他和他的同黨們所編纂的《三經新義》更必然是把重點放在闡發義理方麵的。而他所闡發的義理，如所周知，又都是為他的變法服務的。這也就是說，他的通經也是為瞭 大傢講史：宋史十講（典藏本）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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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對近代中國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命題，都進行瞭具體而有說服力的辨析。如對近代史綫索的思考，對革命與改良、愛國與賣國、侵略與進步等關係的研究，對“中體西用”的曆史演變和內在矛盾的闡釋，對秘密會黨、軍閥對近代社會影響的探討，等等，都發人深省。在曆史人物研究上，作者主張“知人論世”，將人物放到時代與社會變遷過程中加以考察、認識和理解，揭示其性格與思想的復雜性，從而真實地再現曆史人物的本來麵目，如對道光帝、光緒帝、李鴻章、孫中山與魯迅等的論述，都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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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不錯，現在就差一本瞭。中華書局搞瞭太多精裝的係列叢書，讓人愛不釋手，囊中羞澀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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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傢講史係列，感受大師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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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就是書角有摺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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