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十年間,中國社會掀起瞭一場通過剪剃發辮、改易西式服飾推動國傢變革、謀求獨立富強的社會潮流。伴隨著這股席捲朝野的浪潮不斷湧動,清朝統治迅速冰消,社會呈現齣整體上的急劇轉型,20世紀中國也就此奠下最初的基石。本書鈎沉、記述瞭這場社會大潮,再現瞭百年前中國社會的巨變。
樊學慶,生於四川省成都市,中山大學曆史學博士,現為廣州中醫藥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教學、科研工作。已發錶論文十餘篇,參編著作兩部。
緒 論 從康有為戊戌奏議說起
第一節 清代辮服製度源流
第二節 剪發易服問題研究概述
第三節 本書思路、材料與方法
第一章 新政復行與剪辮易服輿論勃興
第一節 新政復行與清廷辮服體製鬆動
第二節 京津改良派宣傳推動剪辮易服
第三節 江浙改良派反對剪辮易服的立場
第四節 海外改良派剪辮易服輿論及國內呼應
第五節 剪辮易服輿論中迅猛發展的排滿革命傾嚮
第二章 清廷辮服製度改革及其社會影響
第一節 新軍易服與服製風波
第二節 巡警服製製定波摺
第三節 學界剪辮易服浪潮與學堂服製醞釀
第四節 社會風尚變化與民眾剪辮易服
第三章 預備立憲前後剪發易服的起伏發展
第一節 仿行憲政與清廷圍繞剪發易服的爭論
第二節 京津立憲派掀起剪發易服宣傳高潮
第三節 江浙立憲派對剪發易服的不同立場
第四節 革命黨人的剪發易服輿論
第五節 清廷辮服政策調整與剪發易服低潮
第六節 服式變革與國貨運動萌芽
第四章 宣初政局與剪發重新興起
第一節 朝野剪發易服輿論與載灃態度
第二節 振興土貨運動蓬勃開展
第三節 載濤與剪發重新興起
第四節 清廷中樞形成支持剪發易服力量
第五節 剪發行動迅速發展與剪發阻力增強
第五章 資政院第一屆常年會與剪發風潮
第一節 風潮初起
第二節 資政院剪發易服議案推波助瀾
第三節 禁止易服諭旨對風潮的壓製
第四節 資政院第二次奏請剪發易服失敗
第六章 辛亥起義與清代辮服體製終結
第一節 武昌起義前夕剪發易服發展形勢
第二節 剪發不易服與國貨運動興起
第三節 明諭自由剪發與辮服體製終結
結 語 迴首十年
附 錄
徵引文獻
索 引
後 記
第一節 清代辮服製度源流
器與道:冠服與禮治
大緻到20世紀初葉前後,中國一直是一個講求禮樂文明的國度,注重以禮治國。[1]“禮”,最初是祭神以求福的活動。“禮,履也,所以事神緻福也”。[2]至少從先秦時代開始,“禮”就是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國之大事,在祀與戎”。[3]經孔子及後世儒傢提倡,“禮”成為儒傢文化的主要內容之一。漢武帝“罷黜百傢、獨尊儒術”後,及至清朝,“禮”一直是中國曆代王朝治國的指導思想。“禮者,天下之大本,而王道之大原也”。[4]“經世安民,莫大乎禮”。[5]“捨禮無所謂政事。”[6]
儒傢之“禮”以周禮為基礎,構建起一套近乎包羅萬象的社會等級秩序。“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彆異同、明是非也”。[7]儒傢治世主張先教化而後刑罰。“國傢久安長治之計關於風俗,風俗盛衰之故係乎人心,正人心厚風俗之機存乎教化”。[8]“禮”正是教化的重要手段。“教化為朝廷之先務,禮製為教化之大端”。[9]通過滲透於生活方方麵麵、無處不在的等級秩序,“禮”辨上下以定民誌,從微末之中對人潛行教化,以達止邪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的作用。“先王之製禮也,原情而為之節,因事而為之防。……因以製上下之禮,分親疏之等,貴賤長幼之序,進退揖讓升降之數。使之情有以自達,欲有以自遂,而仁義禮智之心油然以生,而邪氣不得接焉。民自日用飲食、知能所及、思慮所造皆有以範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深,而服之也易。”[10]
在教化的同時,“禮”還具有防範的一麵。“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 “禮”的防範既有對治國之君的製約。“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包含瞭義與信、和與仁的“禮”正是“霸王之器”。君隻有遵循“仁聖、禮義之序”,“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纔能為臣下樹立榜樣,使“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11]同時,“禮”也強調上對下、君子對民的教化和防範。“君子之道,闢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君子不僅要發揮榜樣力量,還要為民建立一整套秩序,對民生活的方方麵麵進行約束、控製,使“亂益亡”。[12]隻有在“禮”不及之處纔訴諸於“法”。“禮樂者,刑罰之本也”。[13]“禮不足則任法”。[14]
總之,“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麯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15]“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捨禮而彆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16]
“禮”這套等級秩序在社會生活中最直觀、最突齣的體現之一,也即其在現實中發揮作用的重要之器便是冠服。“禮之說微矣。其最著而易見者,彆親疏,分貴賤,嚴進退,謹取與。忠孝所由齣,而廉恥所由生,人道之所賴以立也。三代之時,上下前後,截然而不相踰。衣服起居,秩然而不相亂。其人主垂裳正紳,不深求天下,而世已循循稱治焉”。[17]
冠服,用今天最通俗的話講就是穿衣戴帽。周時,“服”大概包括衣服、服飾等幾個方麵。衣服在當時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指周王在祭祀、視朝、甸、凶吊時所穿的吉凶之服。服的尊卑等次係於冠。冕服為上,弁服次之,冠服為下。[18]“服飾”指服玉之飾。[19]後世常用的“服色”,當時係指王朝所定的車馬祭牲顔色。[20]唐初定黃色為皇帝禦用之色後,[21]服色開始包含衣服及其顔色。今人常用以指代服飾製度的“服製”,原來係指區彆宗法血親的“五服之製”。在周時,“服”已經有瞭明確的等級性。《周禮》詳細記述瞭王在不同場閤的“服”和公以下直至士等各個貴族階層的“服”。《儀禮》記述瞭各項禮儀規範中涉及的服飾規定。宋代“禮下庶人”之後,曆代禮典對庶民服飾也做瞭詳細規定。[22]所有這些細緻復雜的規範都以“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為核心,目的都是要使“貴賤有等,衣服有彆,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從而“章疑彆微,以為民坊者也”。[23]
除瞭對內標示社會等差功能,冠服還是對外區分夷夏之彆的標誌,強調華夏與周邊蠻族的等級差彆。按照中夏禮儀,男女衣右衽,成人時要結發於首,加戴冠、笄以為標誌。戎狄無此禮儀,都是衣左衽,編發披於體後。所以孔子纔會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24]清代以前中國曆代漢人王朝都采用束發,相沿成俗,成為“日用而不知”之事。因此曆代正史的《輿服誌》多對冠式有詳細記載,但鮮有提到發式。
此外,夏、商、周三代各有所尚正色。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三代的車馬祭牲都各從所尚正色。[25]由是色成為一代象徵,易服色也成為王朝鼎革的標誌。隨著後世服色包括冠服及其顔色,冠服改易也成為“禮”的重要內容。
以滿入夏:明清冠服製度因革
清代冠服製度的一個重要基礎來源於明。明代作為最後一個漢人王朝,非常注重體現著社會等級秩序的冠服體製。明太祖硃元璋自布衣而有天下,目睹元朝敗亡之亂,深悉民眾反抗力量的偉大,對重興禮樂以鞏固統治極為重視。踐阼之初,“他務未遑,首開禮樂二局,廣徵耆儒,分曹討究”。洪武三年即修成《大明集禮》,“其書準五禮而益以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音樂,凡升降儀節,製度名數,縴悉必具”。其後又屢有製作,經成祖、世宗等朝“數有增益,一代成憲略具是焉”。[26]不僅禮儀製度,有明一代,君臣上下對冠服禮義也極為強調。硃元璋開國之初即對群臣總結元朝敗亡教訓:“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製,以定貴賤,明等威。……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27]武宗時大臣舒芬也指齣:“等威莫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捨大輅袞冕而羸車褻服是禦,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28]
……
緒 論 從康有為戊戌奏議說起
1898年9月,百日維新形勢正日益嚴峻。為瞭掃除守舊勢力障礙,繼續推進變法,康有為想齣瞭一個主意:斷發易服。請光緒帝帶頭剪掉辮子,改換西式衣服。
對於此事,光宣年間以“鐵麵禦史”著稱的趙炳麟記到:“康有為奏曰:‘服製雖細事,然最切於身。今新政行而大臣掣阻,兒戲王言,新政終無效。服製變,大臣褫魄,革麵革心,一切新氣象自然發現。武靈鬍服,明治戎裝,皆以此耳’。”[1]
光宣之際的另一清流乾將、禦史鬍思敬也曾追述此事:“有為奏曰:‘自古言變法者,皆雲小民難與慮始,樂於觀成,今一二老成人,尚張利口,牽掣執政之權,築室道謀,安能成事。古異姓受命者,必變服色,將與天下更始,而不一新其耳目,數韆年瀋痼慣習,其何術瘳之’。”[2]
宣統三年五月,康有為的女婿麥仲華將康氏戊戌奏議整理刊印,其中全文收錄瞭記載此事的《請斷發易服改元摺》。這個奏摺雖然可能是康有為在政變後重寫而成,內容、語句、措辭等可能都有變化,但主旨和基本意思大體未變,還是可以藉之一窺戊戌時康有為的變法主張。[3]
在奏摺中,康有為開宗明義嚮光緒指齣:“自古大有為之君,必善審時勢之宜,非變通不足以宜民,非更新不足以救國,且非改視易聽,不足以一國民之趨嚮,振國民之精神”。故凡新朝“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往昔漢武帝、魏孝文帝當守成中世,以改曆易服更新善治、為法後世;趙武靈王、齊桓公當列國爭強,因變服短衣遂緻治強、英風霸烈。他們的成功正在於“善得通變之宜”。然而這四位明主所處之世“尚非迫於必變之時也”。今時今日,世局變化已迫人不得不變易發服:
今則萬國交通,一切趨於尚同,而吾以一國衣服獨異,則情意不親,邦交不結矣。且今物質修明,尤尚機器,辮發長垂,行動搖舞,誤纏機器,可以立死,今為機器之世,多機器則強,少機器則弱,辮發與機器,不相容者也。且兵爭之世,執戈跨馬,辮尤不便,其勢不能不去之。歐、美百數十年前,人皆辮發也,至近數十年,機器日新,兵事日精,乃盡剪之,今既舉國皆兵,斷發之俗,萬國同風矣。且垂辮既易汙衣,而蓄發尤增多垢,衣汙則觀瞻不美,沐難則衛生非宜,梳颳則費時甚多,若在外國,為外人指笑,兒童牽弄,既緣國弱,尤遭戲辱,斥為豚尾,齣入不便,去之無損,留之反勞。
總之,當今已成萬國競爭世界,再以中國儒雅迂緩服飾與歐美尚武精神相較,“不啻如配玉鳴琚以走趨救火,誠非所宜矣。”
康有為又以俄國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為例指齣,二人變法伊始都不憚以專製強力效歐美斷發易服,目的都在因時通變,以求改民視聽、導民尚武。康有為強調,“夫五帝不沿禮,三王不襲樂,但在通時變以宜民耳”。“且夫立國之得失,在乎治法,在乎人心,誠不在乎服製也”。光緒欲要振衰去弊、中興清室,就應當效法中外明主作為,“發尚武之風,趨尚同之俗”,“身先斷發易服”。同時詔告天下人民一起斷發,令百官易服而朝,百姓易服聽其自便。“則舉國尚武之風,躍躍欲振,更新之氣,光徹大新”。即使有人守舊固蔽,也不得不勉循維新之令無復敢有阻撓,維新之政也將“猶順風而披偃草也。”[4]
對康有為上奏的結果,趙炳麟記到:“上然之,令購西服雜優人服進……將請太後命更之……太後怒上曰:‘小子為左右熒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壞之,如祖宗何?’”[5]
鬍思敬稱:“上可其奏,潛遣中使購西服五百餘襲,雜優人衣冠以進。將改元開化,擇吉日謁廟,祭告天地。以太後故,趦趄不敢遽發。”[6]
第三種是康有為自己的說法。1898年9月25日,剛剛得知政變消息的康有為在吳淞口外英國輪船琶理瑞號上對英國駐上海領事班德瑞說:“……所以突然引起政變的主因,是由於皇上最近下過一道改革詔,宣布依照西洋的服式,改變中國的服裝”。[7]隨後又告訴英國駐華公使館中文秘書賈剋憑:“高官中的旗人……他們的不滿伴隨著變法詔諭連續公布而逐漸加深。到光緒意欲改變中國辮子風俗的詔令一傳齣(據康說:這是真的),旗人的不滿竟達到頂點。對滿洲人說來,割掉象徵旗人徵服漢人的辮子,即等於否認旗人在中國的統治”。[8]後來康有為又在迴憶中談道:“德宗神武,決欲舉行(斷發易服——本書注),大臣剛毅等力爭,太後不悅,未幾而政變事起。”[9]
以上幾種記載都明確提到以慈禧為首的保守勢力對斷發易服的反對。趙炳麟的記載直揭慈禧因破壞祖製反對此事,康有為更認為斷發易服是導緻政變爆發的主要原因。這些都錶明,康有為奏請光緒斷發易服違背瞭清朝祖製,是對清廷統治的嚴重破壞。辮發、服飾為什麼會成為清朝祖製?為什麼對清廷統治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這必須從它們的源頭說起。
书写得很不错,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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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每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能脱离阅读的。阅读的对象既可以是美好的,又可以是丑恶的;既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霉变的,既可能是艰深的,又可能是肤浅的。但是无论如何,通过阅读,自己的心灵和外部世界、和古典先贤、和社会各个层面、和知识各个层次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将雕刻出不同的灵魂塑像。 阅读,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多的形式,比如网络,比如电视等传媒。阅读就是传播与接收的互动。无论是什么形态,阅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了,从人类进入信史或者说,人类进入文明史之后,直到今天,依然是。古,但不老。在当前色彩斑斓的世界里,阅读依然是一项基本的人生技能。 特别提醒:这份文字以下部分属于读书笔记,摘录的东西比较多,因此,如果没有兴趣读下去的兄弟姐妹们,请到此为止。 读书挺多年,自己是否真的知道如何读书呢?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包括:昏昏欲睡问题,东一榔头,西一棒棰问题,记忆问题,横向掌握问题等等。“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阅读所有的书。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所阅读的书比我们在大学念的书还要少,但是他们读得很精。因为他们精通自己所阅读的书,他们的程度就可以跟作者相匹敌。他们有权被称作权威人士。在这种状况下,很自然地,一个好学生通常会变成老师,而一位好的读者也会变成作者。”
评分甲午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场提倡和实行剪剃发辫、改易西式服饰的社会潮流。革命党人在粤、港地区的剪发易服宣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900年开始,粤、港革命党人就大力宣传剪发易服,支持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剪发易服行动,借之鼓吹反满革命,攻击清廷统治。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前后,革命党人又利用剪发易服揭露清廷立宪骗局,并同清廷压制剪发易服的种种措施进行斗争。粤、港革命党人对剪发易服的宣传鼓动,是清末革命党人剪发易服舆论的代表,不仅使粤、港两地成为国内剪发易服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之一,而且推动了清末剪发易服社会潮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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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值得关注的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
评分值得关注的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
评分想到是这么精彩的一本书。我花了两天来读,真让人手不释卷。看到梵高自尽,酸楚的泪水也汨汨而出。尽管我非常爱他,但是我依然不知道,他是那么的纯洁,伟大。世人对他的误解至深,伤害至深。而且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出身于那样的阶层,可以说他是另一个“月亮与六便士”的主角。如果沿着他既有的人生轨迹走下去,他未尝不可以像他的弟弟一样,做一个体面的画商。 他生来便是要做艺术家的。他的生活里容不下虚伪,无情。他是那么的炽热,坦白,他爱的那样赤诚,毫无保留。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画,因此,当他不能再创作,他的生命便也没有了太大的意义。像大多数天才一样,他奉献给世界的,是不分阶层的博爱和用生命画出的瑰宝;而世界回应他的,却是无尽的挫折,饥饿,疾病,困顿,误解,侮辱,伤害。。。 我几乎可以说,他是属于“人民”的。他始终关怀着世上受着疾苦的大众,他从来没有等级的观念。他描绘农民,工人,最普通的劳动者,“吃土豆的人”。他的播种者的脚步,是那样的坚定有力,大步的在璀璨的麦田里迈步。 而且,他也是非常“精神”的。他的生活里有京东,但是他并不是和别的画家一样,纯粹到京东那里找乐子,满足肉欲。他尊重她们,甚至愿意娶一个年老色衰的京东为妻。讽刺的是,他有那么多的爱,却无法得到世人的回应,给了他些许温情的,竟然是那个被世人同样唾弃的女子。他的有些举动,的确是神圣的,悲悯的,难怪他被矿山上的人称为“基督在世”。在那里,人们不会觉得他疯狂,因为他们知道他爱他们,他为了能让他们好过一点,已经奉献了几乎所有能够奉献的。 让人感动的,是他和提奥之前的兄弟之情。没有提奥的资助和理解,也就不可能有他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兄弟两人就是一体的。没有提奥在背景里默默做着根系,就不可能有他盛放的艺术之花。提奥无条件的支持他,几乎从来没有拒绝过他的请求,总在关键时刻赶到他的身边,为他偿还负债,把他从贫病之中拯救回来。他们之间频繁的通信,已经让这两个灵魂紧紧的结合在了一起。提奥虽然在巴黎过着体面的画商的生活,却无时不刻的关注着他的进展和动态。他在心灵上所有的跌宕起伏,都通过书信让提奥感同身受。是提奥早早看出他身上埋藏的巨大潜力,是提奥细心珍藏了那700多封通信,是提奥把他的习作和画作按时间小心的编排好。所以后人得以完整的追溯梵高的心路历程,能够离这个伟大的灵魂更近一些。生前,只卖出了一副画,价值四百法郎。但我不能说他是不幸的。比起世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做到了极致。即使他后来长寿,能看到自己的画作价钱越来越高,我想,他也会是漠不关心的。他从未因为市场的口味而作画,他也从未为那些脑满肠肥的人作画。虽然,卖画这件事一直在困扰着他,但他的祈求也不过是卖出的画,能够让他自立,不必依赖提奥的资助而生活。对他来说,创造是最重要的。如果什么都不能说,那么他宁肯沉默。如果不能够再创作,那么他宁肯死亡。 我之前不知道的是,他的父母两家都有不少出众的亲戚,他的姓氏在当时荷兰的艺术界鼎鼎有名。可以说他父母这一支是相对比较平淡的。然而,今日只有文森特让梵高这个名字不朽。就像书中说的,他活着,他的爱,他的才华,透过那些灿然的画活着。不管这些画今天值多少钱,它们终究不是某个人的私藏,而能被我这样的普罗大众看到。他的精神,他的爱,他的热望透过那些画震撼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他淋漓尽致的来过这个世界,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熊熊燃烧过。他终于成就了自己,也为这个世界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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