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入中國最早的馬剋思主義者李大釗1913年至1927年的論文、演講、雜文和講義等。李大釗曾參與中國近現代史上許多重大事件和重要活動，其論著不僅反映瞭他對所處時代社會、政治、思想文化和中外時局的觀察與評論，而且展現瞭他在探索救國救民真理與道路的艱辛麯摺過程中，對中國古代民本思想、西方近代自由主義思想和史學思想、馬剋思學說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深入研究與思考。這些論著對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中國馬剋思主義傳播史和中國共産黨曆史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人物簡介
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直隸樂亭縣（今屬河北省）人。中國最早的馬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産黨的主要創始人。早年畢業於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後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1917年底，被聘為北京大學圖書部主任，後兼任北京大學政治學係、史學係教授，校評議會議員，校長室秘書。1920年10月創建北京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1921年起，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書記、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書記。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27年4月被奉係軍閥殺害。遺著編為《守常文集》、《李大釗全集》等。

編者簡介
楊琥，1965年生，甘肅通渭人，曆史學博士。先後就讀於西北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現為北京大學校史館副研究員。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選編有《憲政救國之夢：張耀曾先生文存》（2004）、《曆史記憶與曆史解釋：民國名人談五四》（2011）、《夏曾佑集》（2011）等書；參與編注《李大釗全集》（2006、2013）。另在《曆史研究》、《中國學術》、《北京大學學報》等刊物發錶論文若乾篇。

導言

隱憂篇（1912年6月）

大哀篇

——（一）哀吾民之失所也（1913年4月1日）

暗殺與群德（1913年5月1日）

裁都督橫議（1913年6月1日）

論民權之旁落（1913年6月1日）

論官僚主義（1913年9月1日）

文豪（1913年11月1日）

風俗（1914年7月10日）

政治對抗力之養成（1914年11月1日）

國情（1914年11月10日）

警告全國父老書（1915年2月初）

國民之薪膽（1915年6月）

厭世心與自覺心

——緻《甲寅雜誌》記者（1915年8月10日）

民彝與政治（1916年5月15日）

青春（1916年4、5月）

《晨鍾》之使命

——青春中華之創造（1916年8月15日）

製定憲法之注意（1916年10月20日）

省製與憲法（1916年11月9日）

憲法與思想自由（1916年12月10日）

矛盾生活與二重負擔（1917年1月10日）

孔子與憲法（1917年1月30日）

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1917年2月4日）

新中華民族主義（1917年2月19日）

政論傢與政治傢（一）（1917年2月25日）

政論傢與政治傢（二）（1917年3月2日）

立憲國民之修養（1917年3月11日）

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1917年3月19日—21日）

調和之法則（1917年春）

戰爭與人口（上）（1917年4月1日）

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1917年4月12日）

真理之權威（1917年4月17日）

中心勢力創造論（1917年4月23日）

政治之離心力與嚮心力（1917年4月29日）

闢僞調和（1917年8月15日）

暴力與政治（1917年10月15日）

俄羅斯文學與革命（1918年1月）

“今”（1918年4月15日）

新的！舊的！（1918年5月15日）

強力與自由政治

——答高元君（1918年7月1日）

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年6月—7月）

法俄革命之比較觀（1918年7月1日）

Pan……ism之失敗與Democracy之勝利（1918年7月15日）

庶民的勝利（1918年11月底）

Bolshevism的勝利（1918年12月）

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1919年1月1日）

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1919年2月1日）

戰後之世界潮流

——有血的社會革命與無血的社會革命
（1919年2月7日—9日）

新舊思潮之激戰（1919年3月4日—5日）

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1919年6月1日）

階級競爭與互助（1919年7月6日）

我的馬剋思主義觀（1919年9月、11月）

再論問題與主義（1919年8月17日）

“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1919年9月15日）

再論新亞細亞主義

——答高承元君（1919年11月1日）

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1919年12月1日）

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1920年1月1日）

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1920年12月1日）

原人社會於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1920年）

自由與秩序（1921年1月15日）

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

——在北京中國大學的演講（1921年12月15日—17日）

今與古

——在北京孔德學校的演講（1922年1月8日）

馬剋思的經濟學說

——在北京大學馬剋思學說研究會上的演講
（1922年2月19日）

宗教與自由平等博愛（1922年6月）

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Democracy and Ergatocracy）
（1922年7月1日）

社會問題與政治

——在北京中國大學哲學讀書會上的演講
（1922年12月17日）

平民主義（1923年1月）

史學與哲學

——在復旦大學的演講（1923年4月17日—19日）

報與史（1923年8月30日）

史學思想史（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

時（1923年11月1日）

史學概論

——在上海大學的演講（1923年11月29日）

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錶大會上的發言
（1924年1月28日）

史學要論（1924年5月）

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1926年3月12日）

獄中自述（1927年4月）

李大釗年譜簡編

精彩書摘

導言

一
李大釗，原名耆年，字壽昌，後改名大釗，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於直隸樂亭縣（今屬河北省）大黑坨村。七歲起在私塾讀書，1905年入永平府中學，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青年時代，目睹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傢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狀況，激發瞭愛國熱忱，立誌要為苦難的中國尋求齣路。1913年，東渡日本，就讀於東京早稻田大學。在日本嚮中國袁世凱政府提齣“二十一條”亡國條件後，參加中國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鬥爭，嚮國內寄發《警告全國父老書》。1916年5月迴國後，任北京《晨鍾》報編輯主任、《甲寅日刊》編輯，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1917年12月至北京大學工作，1918年1月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後兼任政治學係、史學係教授，參加《新青年》雜誌編輯部。1918年12月，與陳獨秀創辦《每周評論》，介紹一戰結束之後興起的世界新思潮——社會主義。

1920年3月，李大釗指導北京大學進步學生鄧中夏、高尚德、何孟雄、黃日葵、羅章龍等19人秘密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馬剋思學說研究會。 1920年初，他與陳獨秀探討瞭創建中國共産黨組織的問題。1920年8月，在共産國際的幫助下，陳獨秀在上海創建中國共産黨第一個黨組織。10月，李大釗在北京發起建立瞭北京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後，李大釗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書記兼中國勞動組閤書記部北方區分部主任，負責領導黨在北方地區的全麵工作。

1922年8月底，李大釗參加瞭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舉行的特彆會議。1923年6月，他齣席瞭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産黨第三次全國代錶大會，積極參與瞭黨的統一戰綫策略方針的製定。此後，李大釗多次會晤孫中山，商討國共閤作問題。同年10月，李大釗應孫中山電邀再赴上海，討論並直接參與瞭國民黨改組的籌備工作。
1924 年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錶大會在廣州正式開幕。李大釗為大會主席團五人成員之一。此外，他還擔任大會宣言審査委員會委員、國民黨章程草案審査委員會委員、齣版及宣傳審查委員會委員等職，參與瞭大會各項主要文件的審定。會上，李大釗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1924年國共閤作統一戰綫成立後，李大釗除繼續領導中共北方區的工作之外，還負責國民黨中央北京執行部工作，領導北方地區國共兩黨的革命鬥爭，以策應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行。1927年4月6日，李大釗被奉係軍閥張作霖逮捕，4 月28日，英勇就義。

二
在中國近代史上，李大釗是一個具有特殊曆史意義的人物。他在世的時間僅僅38年，但他跨越瞭中國近代史上的幾個重要的曆史時期。他開始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時候，僅僅是天津北洋法政學校的一名青年學生，他交往的師友主要是北洋法政學會的成員，他的思想也主要受清末康梁維新派和立憲派的影響，與當時已經興起的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及其主張尚有一定距離。可以說，他思想的起點並不高，主客觀條件又很不利，但他鍥而不捨，一往無前，衝破重重艱難險阻，一步一步地越過曾經走在他前麵的同時代人，勇敢地站到瞭新的曆史潮流的最前列，親手揭開瞭中國革命史的新篇章。他不愧是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先驅和最早的馬剋思主義者。

李大釗從一個愛國青年成長為我國共産主義運動的先驅和最早的馬剋思主義者，毫無疑問，主要是由近代中國的社會、曆史條件和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時代環境決定的。但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考察，除瞭諸種客觀原因以外，李大釗的思想特點、人格品質和精神素質起瞭相當重要的作用。綜觀李大釗短暫的一生，他身上具有一般曆史人物不可比擬的思想特點和精神素質。這主要體現在：

1.忠貞愛國的情懷，提倡新愛國主義

李大釗生活在內憂外患、災難深重的近代中國，自他步入社會起，即以救國救民、民族振興為職誌：“感於國勢之威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獄中自述》，本導言凡引用李大釗語，均收入本書，故隻注篇名，具體頁碼省略。）而李大釗的這一特點，在他與陳獨秀關於“愛國心”與“自覺心”的論爭中非常鮮明地反映齣來。
這場關於“愛國心”與“自覺心”的討論，是由陳獨秀引發的。1914年11月，針對“二次革命”後袁世凱實行的名為共和、實為專製的專製統治，陳獨秀在《甲寅雜誌》上發錶《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提齣“愛國心與自覺心”的問題。陳獨秀說：“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恒亡。國人無自覺心者，其國亦殆。二者俱無，國不必國。”他尖銳地指齣：“國傢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若中國之為國，外無以禦侮，內無以保民，且適以殘民。”國傢本應是保護人民自由權利、增進個人自由幸福的工具，而中國的實際情形則是，國傢為專製者所把持，成瞭他們殘民以逞的工具，這樣的國傢值不值得人民去愛呢？他認為：“保民之國傢，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傢，愛之也何居？”憤激之餘，他說中國隻有聽任亡國瓜分的命運：“立國既有所難能，亡國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實所趨”，“海外之師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矣” 。他以激烈的態度宣稱：“窮究中國之國勢人心，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為奴，何事可怖？”“國傢國傢，爾行爾法，吾人誠無之不為憂，有之不為喜。”（陳獨秀《愛國心與自覺心》，載《甲寅雜誌》第1捲第4號，1914年11月10日）
陳獨秀《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的主旨，本意是呼籲人們對個人自由權利的自覺，呼籲人們愛國應以對國傢目的的自覺為前提。但“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為奴，何事可怖？”的說法則又失之偏激、悲觀，而“有國不如無國”說法的流行更錶明瞭人們在自覺之後的彷徨心情，因此，這篇文章發錶以後，招緻許多誤解與批評。經過半年的思考，李大釗撰寫瞭《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進一步從理論與現實兩方麵探討瞭愛國心與自覺心的問題，把近代以來中國人對國傢與個人的關係的認識提高到瞭一個新的層次。
首先，李大釗說，陳獨秀的文章，“厭世之辭，嫌其泰多；自覺之義，嫌其泰少”。因此，他的立論主要針對陳獨秀文中的不足而進行闡發。李大釗指齣，要求愛國應當以對國傢目的的自覺為前提，是要人們認識到不能保護自己權利的國傢沒有存在的價值，目的是要人們造一可愛之國而愛之，並不是要人們不愛國，更不是使人們自甘亡國。對中國人來說，真正的自覺，不僅僅是對國傢目的的自覺，而應當是：“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傢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傢之不足愛，遂緻斷念於國傢而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傢，遂乃自暴自棄，以儕於無國之民，自居為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 李大釗提齣要“求一可愛之國傢而愛之”，那麼，如何纔能求到一可愛國傢呢？
李大釗指齣：“吾民今日之責，一麵宜自覺近世國傢之真意義，而改進其本質，使之確足福民而不損民。民之於國，斯為甘心之愛，不為違情之愛。一麵宜自覺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謂所逢情勢，絕無可為，樂利之境，陳於吾前，苟有為者，當能立緻，惟奮其精誠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 （《厭世心與自覺心》，載《甲寅雜誌》第1捲第8號）所謂“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就是“本自由意誌之理，進而努力，發展嚮上”，以發揚“我”之“良知良能”，“盡我天職”，而“緻國傢於善良可愛之域” 。即培育個人人格的獨立與自覺，改造專製國傢為民主共和國傢。反過來說，隻有盡其在我，纔能承擔起挽救民族、重建民族國傢的任務。由此可見，李大釗所謂自覺，不僅僅是對個人自由權利的自覺，而且也包括對個體獨立人格精神與自我意識的自覺。
從關於“愛國心與自覺心”的討論中可以看齣，李大釗繼承瞭中國傳統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和愛國主義，又受到瞭近代西方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等學說的影響，提齣瞭個體獨立人格基礎之上的新愛國主義。從他後來的錶現可以看齣，終其一生，李大釗都保持瞭這種精神和情懷。

2.全球政治與世界文化的眼光，追蹤世界新思潮

李大釗是近代中國具有全球政治頭腦和世界文化眼光的代錶人物。他生活的時代，是中國與世界的聯係越來越密切的時代，國際、國內問題互相糾纏、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一方麵，世界局勢的變動迅速而深刻地影響到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動，世界主要國傢的語言、文化、思想通過不同渠道傳入中國；另一方麵，中國先進的仁人誌士為瞭救亡圖存，變革自強，也密切關注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時刻追蹤和學習世界思潮的最新演變，以因應世界潮流，尋求使中華民族走嚮國傢獨立、民族振興的真理與道路。作為這群仁人誌士代錶人物之一的李大釗，在他初登曆史舞颱開始成長之際，國際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影響著遠東局勢的變化；國內袁世凱逐漸暴露齣復闢帝製的野心，引起反袁護國戰爭。這一係列重大事件的發生，促使尋求救國救民之路的青年李大釗，將中國國內的問題與世界局勢的變化聯係在一起來考察。而這種中國與世界互相影響的客觀形勢，以及李大釗參加反袁護國運動的實際鬥爭的錘煉，又使李大釗在探索和尋求中華民族的命運和齣路時，更加自覺、主動地密切結閤世界格局的變化、世界思潮的演變、世界發展的未來趨勢等世界大勢來思考這一重大問題。在此，我們以李大釗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論述為例，說明他的這種思想特點。
1918年11月11日，持續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這件事在中國引起很大反響。作為加入“協約國”一方參戰的中國，雖未齣一兵一卒，但畢竟也躋身戰勝國之列。為慶祝勝利，北洋政府國務院發布通告，規定：“本月二十八日，慶祝歐戰完全勝利，所有機關應放假一日。”段祺瑞在紫禁城太和殿前指揮瞭盛大的閱兵式。14日至16日，北京各校放假3天，慶祝“協約國”勝利。28日，北京政府各機關全天放假，而北京大學師生及各界群眾一連3天，在中央公園再度舉行慶祝大戰勝利的講演會。
大戰勝利瞭，但如何認識這次大戰勝利，或者說對這次大戰的意義如何認識？對此，當時思想文化界的代錶人物有不同的認識和答案。
在蔡元培看來，這次的戰爭是互助主義戰勝瞭競爭主義；而將來的世界是“光明主義”代替“黑暗主義”（蔡元培《黑暗與光明的消長》，載《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1月27日）。鬍適指齣：“這一次協商國所以能完全大勝，不是‘武力解決’的功效，乃是‘解決武力’的功效。”（鬍適《武力解決與解決武力》，載《新青年》第5捲第6號，1918年12月）陳獨秀認為，這次大戰的勝利是“公理戰勝強權”的結果，因此，他認為，今後的中國與東亞“對於戰後的覺悟和要求，最要緊的是對外對內兩件大事”：“對外的覺悟和要求，是人類平等主義，是要歐美人拋棄從來歧視顔色人種的偏見。……對內的覺悟和要求，是拋棄軍國主義，不許軍閥把持政權。”（陳獨秀《歐戰後東洋民族之覺悟及要求》，載《每周評論》第2號，1918年12月29日）
對於北洋政府的這一係列慶祝活動，對於報刊輿論對段祺瑞的頌揚，對於知識界對戰後世界的樂觀分析，李大釗都是看在眼裏的，而究竟如何認識第一次世界大戰，認識戰後世界的發展趨勢，尤其是戰後世界與中國的關係以及中國的前途和齣路，是李大釗在大戰結束前後思考的重要問題。
早在1917年，在主持《甲寅日刊》國際版時，李大釗就發錶瞭一係列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中國是否參戰的文章，而在俄國發生瞭二月革命、十月革命這兩次革命以後，李大釗於1918年7月發錶瞭《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更加密切關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和歐戰的結局。
而此時，當歐戰勝利以後，在政府、民眾和大部分知識分子異口同音的歡呼聲中，在中央公園召開的慶祝大會講演會上，李大釗發錶瞭題為《庶民的勝利》的著名演說。在這場講演中，李大釗麵對聽眾發齣瞭疑問：這次戰爭中獲勝的“究竟是那一個”？我們大傢“究竟是為那個慶祝”?他的結論是：“這迴戰勝的，不是聯閤國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傢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我們慶祝，不是為那一國或那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不是為打敗德國人慶祝，是為打敗世界的軍國主義慶祝” （《庶民的勝利》）。
首先，李大釗論述瞭一戰的社會基礎，指齣其爆發的真正原因是資本主義的發展、競爭與擴張，需要更加廣闊的市場和組織，以掠奪其他國傢的資源與市場，這種發展就促使資本之間的鬥爭轉化為國傢力量的鬥爭。他指齣：“原來這迴戰爭的真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傢的界限以內，不能涵容他的生産力，所以資本傢的政府想靠著大戰，把國傢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傢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濟組織，為自己國內資本傢一階級謀利益。”（《庶民的勝利》）他又說：“此次戰爭的真因，原來也是為把國傢界限打破而起的。因為資本主義所擴張的生産力，非現在國傢的界限內所能包容；因為國傢的界限內範圍太狹，不足供他的生産力的發展，所以大傢纔要靠著戰爭，打破這種界限，要想閤全球水陸各地成一經濟組織，使各部分互相聯結。……這種戰勝國，將因此次戰爭，由一個強國的地位進而為世界大帝國。”（《Bolshevism的勝利》）
在此基礎上，李大釗指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則是帝國主義國內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互相轉化的結果，是俄國、德國工人階級覺醒並發動革命的結果。他說：“俄、德等國的勞工社會，首先看破他們的野心，不惜在大戰的時候，起瞭社會革命，防遏這資本傢政府的戰爭。……這亙古未有的大戰，就是這樣告終。這新紀元的世界改造，就是這樣開始。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失敗，勞工主義就是這樣戰勝。”（《庶民的勝利》）他進一步指齣，大戰的結束，並不是帝國主義武力之間的勝利，不是德國被“協約國”的武力所打敗，而是德國軍國主義被國內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所打敗：“原來這次戰局終結的真因，不是聯閤國的兵力戰勝德國的兵力，李大釗捲（中國近代思想傢文庫）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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