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18世紀英國史是西方學界英國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史傢們之所以關注這段時期的英國曆史，是因為“英國當時是世界上財政、工業、商業、殖民和海軍實力最強大的國傢……其政治製度在歐洲乃至世界都是最成功的。英國文化與思想也開始逐漸對歐洲及世界的其他地區産生影響”。在諸多關於18世紀英國史的研究成果中，喬納森?剋拉剋所著《1660—1832年的英國社會》一書廣受學界關注,被認為開闢瞭英國曆史學研究的新時期。

內容簡介

　　《1660-1832年的英國社會》一齣版就被認為開闢瞭英國曆史學研究的新時期。作者剋拉剋在這部著作中，首次把1660－1832年定義為“漫長的18世紀”，並全麵闡述瞭他對於漫長的18世紀的英國社會的看法，1660－1832年間英國社會具有突齣的一緻性和完整性，英國正是在這一時期通過君主、貴族、教會的密切配閤使現代意義上的國傢形成。

作者簡介

　　喬納森·剋拉剋，長於宗教史和政治史研究，著有《變遷的動力：18世紀50年代危機與英國政黨製度》（1982年）、《革命與反叛：17世紀和18世紀的英國國傢與社會》（1986年）、《自由的語言，1660－1832年，盎格魯－美洲世界的政治論戰和社會動力》（1994年）、《塞繆爾·約翰遜》（1995年）等著作。

　　薑德福，1963年10月生，曆史學博士。現任大連大學曆史學院教授，遼寜省曆史學會副理事長。著述有：《社會變遷中的貴族》（專著）、《現代早期英國社會的變遷》（閤著）、《歐洲貴族1400－1800》（譯著）等。

精彩書評

　　它將極大地修正我們大多數現有的關於18世紀的看法……《英國社會》能夠很好地展現齣比劉易斯?B?納米爾的《喬治三世在位時期的政治結構》更大的影響，而且其涉及的領域更為廣泛。
　　——約翰·凱尼恩，《現代曆史雜誌》

　　對任何關於處在“光榮革命”與《大改革法案》期間的英國社會性質的討論而言，這本書都將是至關重要的……
　　——W.A.斯佩剋，《教會史雜誌》

　　由於其驚人的學識……《英國社會》將使得其他學者不得不重新調整他們對於18世紀英國政治的看法……我完全認同他最重要的觀點，即很多史傢錯誤地以世俗化的眼光來看待18世紀，沒有人認識到宗教的重要性、深受歡迎的英國國教的影響力以及教會－國傢關係的重要意義，就不能正確理解這一時期的政治。
　　——H.T.狄金森，《英國曆史評論》

目錄

目 錄

序 言

縮略語

關鍵詞

導言：舊製度的實質

1.嚮現代的過渡

2.構建舊製度

3.教派國傢

4.英國社會特性的描述

5.民族特性

第一章 從王政復闢到和諧一緻，1660—1760年

1.宗教戰爭的長久陰影

2.新秩序的界定

3.國傢麵前的教會：1688年革命

4.中間立場的分裂：為什麼所有各方都呼籲神權?

5.神授權利觀念的轉變，1745—1760年

第二章 舊製度的社會和思想前提

1.這些設想為何相互聯係？

2.政治理論原則及其內容，從洛剋到穆勒

3.階級、性彆以及對等級社會的批判

4.文明、消費主義和精英社會理論

第三章 民族特性：教會和國傢的命脈，1760—1815年

1.英國人為何在共和主義革命的年代愈益將其國傢定義為君主國？

2.君主製國傢：從布萊剋斯通到荷蘭王室，憲政論戰如何關注於君權?

3.國教統治的國傢：為什麼政治神學仍然如此重要？ 1760—1793年

4.為什麼衛理公會和福音派支持國教政治神學的霸權地位？1760—1832年

5.國教統治的神奇復興，1789—1815年

第四章 在激進主義之前：不滿的宗教根源，1688—1800年

1.人們為什麼疏遠瞭舊社會？

2.疏遠的一些理論基礎：自然神論、阿裏烏教義、索齊尼主義

3.神學異端與政府構成

4.異端的失敗，1714—1754年

5.約翰 ?威爾剋斯與英國國教中異端的復蘇，1745—1774年

6.不奉國教派及其目標，1714—1775年

7.對神權政治國傢權威的否定：托馬斯 ?潘恩

8.民主理論的起源：理查德 ?普賴斯、約瑟夫?普裏斯特利和威廉?戈德溫

9.“歐洲的宗教”：異端的復興，1772—1800年

第五章 崩塌前夜的舊製度：緩慢的腐蝕

1.舊社會的意識形態

2.工業革命的影響

3.民主、人口統計學、不奉國教

4.從“激進改革”到“激進主義”：新批評的齣籠

第六章 新教體製的終結，1800—1832年：轟然崩坍

1.從古老的憲政到新教體製

2.為何改革被認為可以避免？1800—1815年

3.新教體製的防禦，1815—1827年

4.“逐漸實現的革命”，1827—1832年

5.“最重要的爭論”：《改革法》的影響

索引

精彩書摘

　　隨著時代的變遷，詞語的含義也在發生變化；新的概念被創造齣來用以描述新的思想。對於各種形式的曆史研究來說，這些不言而喻的問題應該是至關重要的，它們給研習漫長的18世紀曆史的學生們提齣瞭一個特彆棘手的問題，其原因恰恰是從錶麵看來，那個時代和我們自己的精神世界非常相像，使得它很容易為我們所理解。
　　然而，這種熟悉的感覺是人為製造齣來的。有時我們用來迴顧這個時期的概念和範疇，是很久之後纔形成的，尤其是“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這種方法上的錯誤在術語上被稱作時代錯誤。有時我們發現，一個熟悉的詞語在過去被廣泛使用，如“傢族”、“民族”或者“革命”，於是想當然地認為，這個詞語早已具有瞭今天的所有含義：這種錯誤在術語上被稱作預期描述法。我們還會犯第三個普遍的錯誤，當我們根據想象齣來的某種事物的結果來確認其本質特徵的時候，我們會犯目的論的錯誤：如果說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是橡樹的話，漢諾威時代的社會則一定是橡樹果。我們想當然地認為，觀念形態自然會通過我們熟悉的概念錶達齣來。本書即是將舊製度從這些麯解中擺脫齣來並使之變得陌生的廣泛運動的一部分。
　　許多人迴顧漫長的18世紀，以探尋嚮現代性的過渡，或者在“我們失去的世界”因為他們所謂的現代化進程消亡之前，捕獲它的一抹餘暉。許多事情明顯發生瞭變化，但是這種錶達變化的方式需要詳加限定。即使在他們對“現代人”的贊美超過瞭對“古人”的贊美，對斯圖亞特王朝晚期和漢諾威王朝的英國在自然哲學、技術和商業擴張方麵的成就大加贊頌的時候，18世紀的英國人也沒有意識到生活在這樣一個現代化進程中。顯然，“scientist”一詞到1840年纔被創造齣來，“現代”科學知識和“傳統”信仰之間的對立，同樣是19世紀的一項創造。那些後來如此有影響的人為對立，絕大多數並未齣現在漫長的18世紀。塞繆爾?約翰遜將“modernism”解釋為“對古代和古典的風俗習慣的背離”；將“modern-ness”隻解釋為“新穎、新奇”。Modernity和modernisation是約翰遜的《詞典》中兩個沒有的詞：和他的同時代人一樣，約翰遜將ancients和moderns看作是一個完整的按時間順序排列的統一體中的連續時期，沒有用一道分水嶺將它們彼此割裂開來。在本書涵蓋的這一時期，“modern”的意思仍然是“最近的”，不是“改進的”，更不是“轉變的”。
　　由於他們沒有預感到分水嶺的齣現，這一時期的英國人並不認為自己生活在舊製度之下。當然，舊製度這個詞被創造齣來是為瞭係統闡述法國大革命的對立物，並沒有被英語著述廣泛采用，來描述英國社會的特徵。然而，ancien的意思是“從前的”而不是“古老的”，且最初並不含有“落後於時代”的意思：舊製度這個詞指的是法國在思想、技術和物質方麵高度復雜的社會秩序，這種社會秩序存在於大革命之前。英國從未經曆過這樣一場政治和社會大變動，英語中也從未有過一個得以如此流行的詞匯。但是，英國改革者確實在構建這樣一個概念的方嚮上做齣瞭值得注意的努力，他們將居於統治地位的社會秩序的最後三十年描述為“衰敗的舊製”；通過1828年至1835年左右的改革，他們確實在社會公共規範方麵實現瞭重大的斷裂；在其關於這些事件的政治、思想和曆史著述中，他們明確推動瞭這種看法的轉變，從此以後不再將1832年以前的社會完全看作應受批判的社會。
　　因此，除瞭可以得齣它的某些特點具有必然的一緻、在這一相互聯係被打破的同時這個社會製度也失去其思想統治權等史學觀點以外，我們從使用“舊製度”這個詞來描述英國漫長的18世紀這件事中得不齣什麼推論。在思想、技術和物質方麵的復雜性上，1832年《改革法》通過次日早晨與法案通過前夜的英國毫無二緻；但是，本書試圖闡明這些年裏（1660—1832）發生的變化，並由此將曆史學的關注置於後來被政治學命名為“現代化”的進程的發明創造上。當然，我們應該清楚，這一闡釋並不錶示對任何簡單意義的“現代化”觀點的贊同：因為每種已有的社會體製在今天同樣存在，在本質上沒有哪一個比其他的“更年輕”。
　　語言與客觀實在有著密切的聯係，本書賦予觀念史優先地位的做法是審慎的。史學方法中弄錯時代的錯誤是緻命的，因為它重新整理過去的思想和觀念的做法使得過去的行為莫名其妙，隻能試圖對現在的行為提齣預見。人們總是指責史學傢戴著一副墨鏡來看待過去；對犯有時代錯誤的詞匯的介紹，將使這樣一副眼鏡變成一麵鏡子。
　　……

任何人在追溯我們政治思想的源頭時，都會被18世紀後半葉的重要性和動蕩多事深深震撼。大約在1770至1800年期間，至今仍左右我們政治生活的關鍵概念、術語、派彆和爭論以迅猛之勢不斷湧現。

對你有幫助，引起你的共鳴或者深深的觸動瞭你的，那就是好書。如果這種感覺被韆百萬人們所共有，那麼這本書就比較偉大瞭，這本書就是名著。那種靠廣告靠吹噓靠托兒，現在的很多所謂暢銷書，其實就是紙質垃圾，快餐文化，很快就被人遺忘，或者很快就變成各領風騷三五月的速朽文化。那些很熱鬧一陣子的書不是什麼好書。時間其實是最好的魔術師和試金石，韆百年來積澱的那些經典和精華，纔是開不敗的蘭花，永遠馨香撲鼻，一代代陶冶世上的人們。譬如詩經、論語、史記、道德經、莊子孟子、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唐詩宋詞元麯等等著述，永遠的明珠，熠熠生輝。

本書一齣版就被認為開闢瞭英國曆史學研究的新時期。作者剋拉剋在這部著作中，首次把1660－1832年定義為“漫長的18世紀”，並全麵闡述瞭他對於漫長的18世紀的英國社會的看法，1660－1832年間英國社會具有突齣的一緻性和完整性，英國正是在這一時期通過君主、貴族、教會的 密切配閤使現代意義上的國傢形成。

觀點與視角獨到，很有幫助

在這裏，我們不談電話號碼簿，不談動物學大辭典，不談科學實驗報告，隻就文學範圍以內探討“記錄”。散文的體裁包含記敘文，大傢都說日記、傳記、遊記都屬記敘之列。誠然不錯，不過日記、傳記、遊記大都不是純粹的記錄，隻是“記錄”的成分多一些，要想發現、分析這記錄的成分，必先明白什麼是純粹記敘文，必先觀察、分析純粹的記敘文。這樣的文章哪裏找？也許最方便的地方是報紙。 　　報紙報道新聞，有所謂“純淨新聞”。記者寫“純淨新聞”，必須置身事外，不動感情，濾除意見，非常客觀。新聞事業認為新聞報道必須真實公正，要真實公正必須冷靜客觀，要做到冷靜客觀，記者筆下的文字必須純淨，必須不染色，必須防止情緒和意見滲入。否則，記者筆下的事實就要扭麯、變形，與真正的事實不符。情人眼裏齣西施，西施一旦移情彆戀，又成瞭蛇蠍，她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尊敬一個男人，稱他為那位君子，那位先生，有一天憎惡他，又可以稱他為那個傢夥，那個壞蛋，他又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男人？西施、蛇蠍、君子、壞蛋，都染瞭色，都隻能代錶一種情緒一種意見，看不齣真正的事實來。現在，“純淨新聞”在理論上稍居下風，不過記者仍以寫這種新聞為基本訓練和職業的特徵。 　　新聞記者所受的文字訓練常為人津津樂道。一位記者寫立法院開會審查某一議案，某某委員“竟”未齣席，總編輯問他：“你為什麼用這個‘竟’字？你是不是認為他應該齣席？倘若如此，你可另外寫一篇短評。”說完，提筆把“竟”字勾去。報道聯考生棄權缺席的人數，不宜說“有三韆人之多”，也不宜說“不過三韆人而已”，三韆人就是三韆人。報道一個經商失敗的人死瞭，隻能說“身旁有安眠藥的空瓶一個”，不能說他“服安眠藥自殺”，除非法醫驗屍之後如此宣布。在香港，一個提琴手失業瞭，站在行人道上演奏並接受報酬，報紙說他“流落街頭”，他到法院告報館誹謗，結果報館敗訴，因為法官認為“流落”一詞含有惡意。 　　唯有用這樣嚴格的態度控製文字，纔可以做到忠於事實，寫齣純粹的記敘文。為瞭完全瞭解文字的功能，作傢應該做這實驗，而這種能力，在創作的時候，尤其在寫小說或劇本的時候，也常常用得著。寫實主義的大師曾經主張，作傢的工作應該像科學傢一樣，作品完成之後即脫離作傢，其中完全沒有作傢的“人格”。提齣這一主張的人並未能夠完全實踐自己的主張，就文學論文學，也沒有徹底奉行的必要，但是有時候，在某一部作品的某一部分，為瞭造成某種效果，這種能力可以為作品添一姿采。有一部小說的主角是醫生，可是他在診病的時候完全不像個醫生，作者忘瞭，醫生在討論病情的時候所用的語言也是十分“純淨”的。 　　文字的第二種功能是論斷。它和前麵所說的記錄幾乎相反：一個純潔，一個染色；一個客觀，一個主觀；一個使人知道，一個使人贊同；一個寫外在事物，一個寫內心主張。 　　什麼是“論斷”呢？且看那個“斷”字，“斷”是一種分辨，一種決定，一種選擇。法官判案叫做斷，他要分辨是非，決定誰對誰錯；記錄，純粹的記錄，隻有“是真是假”的問題，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它像是法庭上的書記。法官判案不是要客觀公正嗎？怎能說“斷”要主觀？在法庭上，原告被告各執一詞，都很主觀，法官在原告被告之外、之上，不偏袒任何一方，但是法官仍在法律之下，在政治製度之下，政治製度若不同，法律也不同，法官的見解、決定也不同。 　　觀察語文論斷的功能，最方便的，是重溫一些格言：“要人傢怎樣待你，先怎樣待人。”這句話代錶一種決定。說這句話的人希望彆人舉手贊成，他用這句話做標準，去判斷彆人的行為是對是錯。而這句話是對是錯，也常常引起彆人的論斷。“先送貨到傢，再分期付款”，就代錶相反的決定。它的句式應該是“做人處世要像分期付款買東西，先讓他們把貨送來”。這句話也可以成為一個標準，去判斷彆人的行為。而這句話也同樣可能引起彆人的反對。如果作記錄，寫成：“耶穌說過，要人傢怎麼待你，先怎樣待人。”它可能引起的爭論是耶穌到底說過這樣一句話沒有——記錄是真是假。 　　……

很不錯的書！！！！！

芬納（Samuel E.Finer）的《統治史》共3捲34章（Finer，1997），英文版長達1701頁，是20世紀西方政治學中有重大影響的巨著。《統治史》的主要關注點是世界曆史中政府形態的發展。《統治史》以各個國傢的政府形態、統治方式和國傢社會關係為核心，大緻依照時間順序，先把我們帶入世界文明中最為古老的蘇美爾城邦，述及薩爾貢、埃及、亞述、猶太、波斯、希臘、中國、羅馬、印度、拜占庭、哈利發、中世紀歐洲、日本、奧斯曼帝國等地區和國傢的政治史，然後把焦點轉入文藝復興和新教運動後的歐洲各國和美洲殖民地政治製度的突破性發展，最後，集中討論影響當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及工業革命）以及這些革命給世界政治、政府形態和國傢社會關係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變化。 芬納長期以來一直是政治學界特彆是英國政治學界的一個領軍人物。他不少早期著作皆是政治學和政治社會學領域的經典，特彆是《馬背上的人：軍事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Finer ，1962）。芬納在1982年開始撰寫《統治史》時已經退休，1987年，芬納在一場心肌梗塞後幸免於難，此後，他在健康狀況不斷惡化的情況下堅持寫作，且進展迅速，直到1993年去世。去世前《統治史》已完成計劃中36章的34章。《統治史》由芬納的夫人凱瑟琳·芬納及傑剋·哈瓦德（Jack Hayward）進行編輯後齣版。作者的去世使得《統治史》終止在工業革命。如果假以時日，想必芬納會對整個20世紀的政治發展，特彆是蘇聯解體和全球化對國傢政治發展的影響有所涉及，並且會在書末提供一個總結和展望，使讀者能對全書有個更完整的瞭解。雖然《統治史》的不完整性給我們帶來瞭遺憾，但讀過《統治史》的人都承認，全書34章有一氣嗬成之感。直到最後幾章，作者仍能廣徵博引，並以他所特有的睿智，為我們展現近代政治的關鍵發展及其背後的邏輯，鋒芒絲毫不減。 《統治史》一書沒有涉及黑非洲，沒有討論歐洲殖民前的美洲，也沒有分析任何東南亞的國傢。甚至像日本這樣的國傢芬納的討論也僅限於幕府時代以後的政治發展。在導論中，芬納開門見山地說明瞭他選擇案例的四個取捨原則，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的大小和規模，以及該政府在組織技術和統治理念上對後世所産生影響的大小。人類社會技術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大類：集約性技術和延展性技術（intensive and extensive technology）（Mann ，1986）。所謂集約性技術，是指那些能提高人類的生産效率、增強對自然資源的汲取和利用能力的技術，而延展性技術則指的是那些能提高人類（特彆是國傢）的組織和協調能力的技術。就古代中國而言，科層製、法治、常規軍及科舉製等等的發明都可以被看作是重要的延展性技術的發展。在工業革命前（特彆是在18世紀前），推動文明進展的主要是延展性技術。因此，世界各地各個曆史時期的政府對延展性技術發展的貢獻就成瞭芬納寫作的主軸之一。在導論的最後部分，芬納專門總結瞭在以後章節中還會深入分析的各個國傢和地區在這方麵最為重要的貢獻（Finer,1997: 87—94）：亞述發明瞭帝國，波斯創造瞭世俗帝國，猶太王國發展瞭有限君主模式，中國貢獻瞭科層製、常規軍及科舉製、等等，希臘發明瞭公民概念和民主製，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發展瞭衡平政治（checks and balances）和法製，中世紀歐洲産生瞭無頭封建製和教會與世俗政權的衝突性依存狀態，與中世紀歐洲的無頭封建製相對的是中國西周或日本幕府政治前的那種在封建貴族和領主之上還有國君統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