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的前提當然是有趣，而我就要說，日本的曆史確實是非常具有趣味性的。在東亞曆史上，日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確實是一個異類，它局促於小島之上，而又並不缺乏學習精神，就使得日本文化深受大陸影響，同時又具有自身的獨特性。朝鮮、越南，可以說學自中華的文明多，自身保存的傳統文明較少，或許正因如此，近代以來一意脫離中華影響，甚至連文字都徹底改掉瞭。但日本不同，日本傳承瞭中華之肌皮，同時也保留瞭自身的筋骨，或許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因曾經的敵對關係，日本是最值得仇視的國度，但也因文字的神似、文化的形似，日本文化是最接近於中華正統的亞文化。正是因仇視和親近的情感相互交織，纔使得日本的曆史，在中國人看來確實趣味無窮。

尤其是15、16世紀的戰國時代。有人鄙稱，那不過是村長之間的械鬥而已。確實，就疆域而論，日本的一州（國），不過中國之一縣，一郡不過中國之一鄉，一郡之內各稱豪雄的豪族、地頭們，也不過中國某鄉中一個個小小的村長罷瞭。然而村與村之間的械鬥，亦未見得無可觀之處，就如同深入研究中國一縣之曆史，則豪強之間的紛爭、村莊之間的械鬥，也是梳理發展脈絡之重要環節，不可隨意忽視。

更何況若論人口密度，日本也不在中國的中原地區之下，戰國時代，村與村之間的械鬥固然無日止息，更大規模的戰爭卻也並非絕無僅有。比方說一般認為戰國開端的“應仁之亂”，僅京都一地的戰鬥，東、西兩軍便各投入十餘萬眾——即便其中武士寥寥，多為亦耕亦戰的農兵，亦不可以械鬥視之。再比如晚期的豐臣秀吉小田原徵伐，總兵力約二十一萬，號稱三十萬；關原之戰，東軍八萬餘而西軍七萬餘。

相比之下，同時期的明朝寜夏之役，動用官軍亦不足十萬，而較晚一些席捲大半個歐洲的三十年戰爭，初始時天主教同盟亦不過齣兵兩萬五韆而已。則日本戰國時代的戰爭規模，又何小之有呢？

除戰爭頗有可觀外，當時日本的社會形態、政治、經濟，亦皆趣味無窮，值得愛好者去瞭解，去研究。隻是橫亙在愛好者和曆史真實之間有一條巨大的鴻溝，那就是戰國亂世，群雄並起，韆頭萬緒，很難梳理齣一條清晰的脈絡來，隻究細節，很容易使人墮入五裏霧中，莫名所以。

在這種情況下，這本中文書的齣現，便非常有其價值瞭。本書從武士的崛起為開篇，簡述瞭鐮倉和室町的輝煌以後，便轉入亂世的導火索“應仁之亂”，就此以通俗的筆調、簡潔的脈絡，將這百餘年的戰亂呈現在讀者麵前。

戰國時代在日本曆史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三大幕府——鐮倉、室町、江戶——總體而言是皇室的權力越來越小，幕府的權力越來越大，武士成為全社會的領導階層，而戰國長年之動亂，便促成瞭這一變化的最終完成，其影響力直接使日本邁入近代社會的“明治維新”。我們不得不說，要瞭解近代日本，必深究古代日本；要瞭解軍國主義的日本，必深究武士時代的日本；要瞭解昭和時代，須深究明治、大正時代；而要瞭解明治、大正時代，亦不得不對戰國時代有所認識。

從這個角度而言，這套書便更有其不俗的價值瞭。

知日對中日交流大有裨益

馬伯庸

從卑彌呼遣使通魏王以來，中日交流已經兩韆年。這兩韆年裏，文明呈現齣對嚮流動的態勢。先是大陸文明嚮島國文明進行輸齣，以唐宋為高潮；到瞭明清之際，這種流動趨於靜止。近代之後，日本率先開國，進而躋身列強之列，文化傳輸開始逆嚮而動，中國反過來成為日本的學生。

遺憾的是，我們雖然一直跟日本有著不解之緣，可對我們這位老鄰居始終還是不太瞭解。相比起日本人對中國不遺餘力的研究，中國對日本的瞭解始終還不夠深入。隻要走進兩國的書店，看看是日本書店裏關於中國的書多，還是中國書店裏關於日本的書多，就可以知道。

日本是我們的鄰國，是我們的競爭對手，還曾經是我們的敵人。對於臥榻之側的這個鄰居，我們不該錶現漠然，應該用開放的眼光去審視，用執著的態度去鑽研，用嚴謹的方式去思考。知此知彼，方能對中日交流中有所裨益。無論你對日本的態度是怎樣，知日應該是最起碼的一個要求。

日本戰國史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曆史。且不說它對中國人有什麼特彆的意義，純粹從趣味的角度去看，也充滿瞭魅力。我當年最早是通過玩相關題材的電子遊戲，對這段曆史産生瞭極大的興趣，後來覺得玩遊戲不過癮，又想去找相關的資料，結果發現關於日本戰國的中文研究著作非常少，偶爾有那麼幾篇，也是隔靴搔癢，不夠詳盡。幸虧當時已經有瞭網絡，靠著網上愛好者的翻譯和交流，算是有瞭一知半解。從那個時候起，我意識到，中國對日本的研究態度真的很不夠，需要全方位地推進、擴張、深入。

所以這套書的齣版，我覺得是一件好事。它用一種相對不那麼學術的輕鬆口吻，把日本的一段波瀾壯闊的曆史介紹給讀者。說不定其中有些讀者就像我一樣，被激發起對日史的興趣，自發地去學習。這樣的人多瞭，就可以形成知日的風潮，推動中國的日本學嚮前發展。

書摘

清洲會議

為什麼這麼說？本來有清洲會議“門票”的應該是五個軍團長，即羽柴秀吉、柴田勝傢、瀧川一益、池田恒興和丹羽長秀，其中前三個在信長生前所屬軍團權勢最大，戰功也最顯赫（還有明智光秀，可惜在山崎“掛瞭”），後麵兩位屬次等軍團。

但山崎之戰和神流川之戰後，均勢發生瞭激烈的變化，被後北條擊敗的瀧川一益連旁聽票都拿不到，而池田和丹羽則混進去給羽柴秀吉搖旗呐喊，所以整個會議上柴田勝傢等於是以一對三，難免處處被動。

首先在信長繼承人的問題上，柴田和羽柴就發生對立。柴田勝傢算是個厚道人，他主張擁立在討伐明智過程中錶現過人（不能說是齣色，但起碼齣力瞭）的神戶信孝為繼承人。神戶信孝是信長三子，這位年輕人呢，不能說多齣眾，但也屬智商情商中等水準的，而且循規蹈矩，也有一定的威望，反正比他二哥北田信雄要強五個戰鬥力。但羽柴秀吉不乾，他聽取瞭心腹黑田孝高（這傢夥絕對是日本亂世後半部的首席導演，不光負責劇情，還負責挑演員）的謀略——神戶信孝過繼到名門，加上年齡心智成人瞭，根本不好控製，他若繼承信長事業，主公您必然事事被他掣肘——不如，就擁立信長的孫子，那個三歲大的娃娃“三法師”當繼承人吧！

結果秀吉的方案是：三法師為繼承人，神戶信孝當後見人，信長生前打下的領土，我們四個分掉。此言一齣，把柴田勝傢氣得是須發如戟，這明顯是要把織田傢的基業拆散變賣啊！但勝傢又有什麼辦法？誰叫四國軍團被秀吉拐走，誰叫山崎之戰是秀吉打的呢？再加上丹羽長秀和池田恒興的支持，勝傢也隻能無奈接受瞭這個方案。

接下來，便真的是“拆散變賣”的節奏瞭。清洲會議決定：

三法師即刻進入安土城，成為其爺爺的繼承人；

信長次子北田信雄恢復“織田”的苗字，獲得尾張一國加封；

信長三子神戶信孝，獲美濃一國加封；

信長四子，也是羽柴秀吉的養子羽柴秀勝，得明智光秀遺留下的丹波一國；

丹羽長秀的若狹國不變，另獲近江三郡加封；

池田恒興獲攝津三郡加封；

羽柴秀吉原領地不變，獲山城一國加封；

柴田勝傢越前國領地不變，秀吉同意將舊領長濱在內的北近江三郡割給柴田勝傢；

瀧川一益，所有都不變……

還有森長可、毛利長秀之輩，因為沒能參加山崎之戰，加上丟失瞭新占的領地，結果也在清洲會議上毫無所得。於是乎，在明智光秀死後，就著這個會議，並圍繞著關於織田信長遺産的爭奪，織田傢內部新的矛盾迸發：羽柴秀吉、織田信雄（因為秀吉幫他加瞭尾張一國）、丹羽長秀、池田恒興為一派；柴田勝傢、瀧川一益、神戶信孝（雖參加瞭山崎閤戰，但他的繼承人資格卻被拿下瞭）等在清洲會議上失意的人為一派。此後的賤嶽閤戰，既是這兩派山頭爭奪遺産的對決，也是決定未來京畿霸權花落誰傢的激烈角逐。

七月八日，在處理完長濱等三郡土地交割給柴田勝傢事宜後，羽柴秀吉開始委派淺野長政、杉原傢次等心腹在丹波（在這點看來，信長四子羽柴秀勝所領的丹波國，其實也等於是秀吉的禁臠）、山城等光秀舊勢力範圍內進行土地的“指齣”工作，即重新整頓審核土地的人力和産齣，清查被國眾與寺廟隱瞞的收入，繼續信長未竟的集權化事業。同時，羽柴秀吉繼續在京畿積極開展外交活動，拉攏中間派勢力，他是何等精明的人，自然知曉將來與柴田、瀧川免不瞭一戰，現在，山崎之戰後占據山城整個政治中心的他，形勢遠比偏居北陸越前一隅的柴田勝傢和窩在伊勢長島的瀧川一益要好，必須得利用好此大好局麵。

當月十一日，細川幽齋父子就來到京都本國寺，嚮秀吉獻上臣從的起請文；大約同時，筒井順慶也將嫡子（後來的筒井定次）送給秀吉當瞭養子。至此，明智光秀原來的領地被秀吉或親秀吉的軍團長（即丹羽長秀）瓜分消化，而光秀本來的下屬兼盟友細川與筒井也被秀吉拉到傘下，其勢力進一步膨脹，已確立瞭對柴田勝傢的優勢位置。

另外，秀吉此時還加大瞭對丹羽長秀的策動力度，須知此時丹羽長秀的地位也是頗為重要，他占據若狹一國，屬下的若狹眾自信長時代就是剽悍善戰的代名詞，況且若狹還自側翼威脅著越前、北近江連通京都的道路，地理位置極為重要。當時丹羽長秀因加贈瞭包括阪本城與安土城在內的近江三郡，加上本人精通土木作業，所以忙乎的事務就是修復在“本能寺之變”與山崎閤戰裏分彆被嚴重損壞的安土城與阪本城。當時三法師已經來到近江，但安土城尚在修復中，故而長秀先把三法師安置在阪本城，但又念及此城原為弑君之人明智光秀的居城，且滿目瘡痍，便又徵發人夫修繕。結果這時，找長秀碴兒的人來瞭，先是在神流川失勢的瀧川一益嫉恨長秀，派人散布對方的流言；而後就是同樣感到不滿的神戶信孝，開始公開要求以木曾川為界限，劃分美濃與尾張的地盤，等於明目張膽地嚮信雄索取領地。這錶明織田傢繼承人之爭，不但沒有隨著清洲會議的結束而塵埃落定，反倒愈發白熱化。更讓人詫異的是，瀧川一益甚至還唆使信孝在三法師前往近江途中將其扣留，獲取大義名分，重新分配信長的遺産——此話被長秀得知後，他不由得驚懼莫名。

於是丹羽長秀就寫瞭封信，朝秀吉抱怨訴苦，秀吉火速抓住瞭此機會，他一麵迴信勸慰長秀，並請他先集中力量修復好安土城，安頓並保護好三法師，另一麵居然同意瞭神戶信孝劃分地界的請求，以此來拖延與這些人的翻臉時間。以此為契機，秀吉與長秀關係迅速升溫，二人於九月中旬在京都地界多次秘密會晤，等於達成瞭同盟協議。

對秀吉越來越頻繁的不尋常舉動警覺的柴田勝傢，也開始瞭外交活動，但勝傢所做的並不是拉攏中間勢力，而是通過三法師的傳役堀秀政，直接嚮秀吉攤牌，真不知道該如何評價是好。不過柴田勝傢的攤牌言論還是溫文爾雅的，其大緻說瞭五條內容：

一、對清洲會議已達成的條約絕不會做任何更改要求，即便自己是信長的妹夫（大約勝傢還認為這個也算是己方的一層實力），也絕無篡奪信長霸業的非分之想（這等於變相警告秀吉）。

二、對秀吉在會議上私下濛蔽拉攏其餘與會者的行為錶示不安與譴責，呼籲大傢擯棄私心，團結起來守護好三法師。

三、清洲會議上，我勝傢本就應得包含長濱在內的北近江三郡領地，但在交接時卻被原先此地的奉行官吏多方阻擾非難（不用說，肯定是秀吉指使），希望秀吉能給齣閤情閤理的解釋。

四、關於三法師盡快前往安土城一事，我也完全贊同秀吉的主張，並已書信通知信孝與一益，請他們不要再在其中作梗。

五、主君死後，織田傢內部萬不可妄起爭端，這樣隻會遂瞭仇敵心願。原本主君信長鞍馬勞頓，討滅瞭武田，占據瞭甲、信、上三國之地，現在卻大部被背盟的後北條侵吞，所以織田諸將須同仇敵愾，協助德川傢康徵討後北條纔是當今要務，但秀吉你卻在山崎之地私築寶寺城，究竟意欲何為，實在讓他人心感遺憾。（以上五條均記載於《南行雜錄》）

說起寶寺城，地址即在山崎閤戰時秀吉本陣所在的寶積寺，戰後秀吉徵發人力，在此地修築瞭一座新城堡，目的似在保障播磨、攝津與山城京都的交通，柴田勝傢對此舉的指責，起碼在錶麵上沒什麼問題，這確實是齣於秀吉私利所緻。但細細推敲起來，勝傢的這五條看似正義的質問實則也摻雜瞭很多私心進去。因為柴田勝傢的領地地處北陸，又沒能及時趕上討伐明智光秀的戰爭，不管是財力物力還是政治輿論，和秀吉比較都落於下乘，所以他更多隻能憑藉這種“正義”“團結”的言論來抵禦秀吉神速的擴張，而且他極力主張徵伐後北條，目的也是很明顯的——瀧川一益是在神流川被北條氏政打敗纔喪失勢力的，此舉就等於要為瀧川復仇雪恨，拉攏其和信孝的想法怕也是昭然若揭（如徵伐後北條的話，擔綱統帥的多半是神戶信孝），還能轉嫁矛盾去外部來為自己贏得時間。

另外，得插一句，彆看北條氏政被勝傢說得那麼壞，其實人傢也隻是搶瞭上野一處罷瞭，甲斐明明是“本能寺之變”後德川傢康唆使武田舊臣把信長安插在此地的河尻秀隆殺害，再乘虛取得的，後來為瞭爭奪甲信，德川又和後北條鬧翻。勝傢要打後北條，就有點選擇性遺忘的雙重標準，也有拉攏德川傢康的意思在裏麵。

不過，接到柴田勝傢質問書的秀吉還是展現瞭一名梟雄能伸能縮的風采，在關鍵處含糊不答，但在無關緊要處卻反應頗為神速：立刻毀棄瞭寶寺城，以給天下人守信忠誠的麵目，但其實當時秀吉已在更為重要的大阪築城瞭。

接著，羽柴秀吉神速主持瞭在京都大德寺為死去主君所舉辦的葬禮，即“大德寺葬儀”，據《言經卿記》所言，在葬禮上信長的棺槨外濛金紗（裏麵擺的其實是信長的木像），抬輿之頂與欄杆滿是金銀寶石，丹羽長秀派使者參加，細川藤孝與筒井順慶派遣軍馬護衛，羽柴秀長擔任火葬場警衛職務，池田輝政（池田恒興長子）行在棺前，羽柴秀勝行在棺後，信長的八子長丸負責捧牌位，葬禮隊伍的僧侶、司儀、樂人、人夫約三韆人，規模盛大。至於整個葬禮所用的巨額花銷全由秀吉支付，非但如此，秀吉還在事後送給大德寺一萬貫錢、銀幣韆枚，外加米五百石，作為經營信長供養的長期花銷。

這場葬儀錶演是秀吉為進一步鞏固信長霸業繼承人地位而打的一場不見血的漂亮仗，首先葬禮是在京都舉辦，此地在山崎戰後已是秀吉地盤，前來參加的莫不是秀吉一方的人物，而柴田勝傢、神戶信孝與瀧川一益也都因為這些原因，拒絕參加主君葬禮，其中似已氣急敗壞的勝傢更是阻擾信長名義上的繼承人三法師前往京都參加葬禮，無疑在政治上愈發孤立被動起來，也給瞭秀吉隨後嚮他質詢問罪的口實。

果然，在大德寺葬禮後的第二天，秀吉就手書長信一封（共二十四本），送給神戶信孝，很是嚴厲地譴責瞭信孝諸多不軌行為，如違背清洲會議精神，與信雄私下爭奪地位與領地，三番五次對三法師有不敬之舉，並把矛頭直指背後的柴田勝傢。

以此長信為起端，羽柴秀吉和柴田勝傢的爭奪很快超越瞭墨寫的範圍，進入瞭流血的戰場，畢竟“批判的武器代替不瞭武器的批判”！

最早完成動員的是早有準備的羽柴秀吉，十月下旬他就頒布文書給播磨姬路城的守將，讓他們加強領地戒備，並朝京畿己方輸送兵員與物資；此外，秀吉也強製性要求攝津的國眾高山右近、中川清秀、池田恒興等三人同心協力完成戰備工作，至於細川父子與筒井順慶則繼續要求他們交齣人質以示忠誠。另外，即便丹羽長秀已加入己方，但秀吉仍密令近江的長榖川秀一、山岡景隆與山崎片傢（原明智光秀部將）等城主完善城防，一來是為瞭應付隨時可能爆發的戰事，二來也是為瞭監視丹羽長秀的動嚮。

輿論上，羽柴秀吉嚮天下各勢力大發書信，痛訴自己是如何含辛茹苦，為死難主君復仇並下葬，擁戴三法師繼承位子，而柴田勝傢、神戶信孝及瀧川一益之流又是如何從中百般嫉恨阻擾的，並且錶示瞭如果這種矛盾得不到妥善處理，自己是不憚使用武力手段的。

外交上，羽柴秀吉和柴田勝傢也互相尋找能夾攻包圍對方的盟友，羽柴秀吉拉攏瞭本在“禦館之亂”後已奄奄一息的越後上杉，希冀能前後夾攻北陸的柴田（但其實是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上杉景勝這時忙著鎮壓“新發田之亂”還自顧不暇）；而柴田勝傢則拉攏瞭四國的長宗我部元親、紀伊國的雜賀眾，甚至遠在西國的吉川元春與奧州的伊達政宗都接到瞭他請求助拳牽製的乞求。不過讓人很不理解的是，越前北之莊城的柴田勝傢，明明已開始瞭戰爭準備，但卻在十一月，又派齣瞭“府中三人眾”裏的前田利傢、不破光治以及金森長近做使者前往寶寺城和秀吉進行最後的和平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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