轍亂旗靡　蔣介石為什麼失去大陸 [以國民黨視角闡述蔣介石失去大陸的全麵因素]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

袁浩 著

出版社： 中国发展出版社

ISBN：9787517702368

版次：1

商品编码：11597261

包装：平装

外文名称：以国民党视角阐述蒋介石失去大陆的全面因素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72

編輯推薦

　　

　　抗戰勝利，外敵一去，國民黨孱弱的統治能力暴露無遺
　　黃金捐獻案、法幣對僞幣的匯率政策、金圓券洗劫民眾，將中産階級與升鬥小民推到對立麵——這是普通民眾。
　　戡亂動員令，將幾乎所有中間力量推到對立麵——這是政治勢力。
　　裁軍中大肆兼並異己，對軍人復員後安置不管不問，將大量旁係部隊推到對立麵——這是軍事力量。
　　如果把國民黨組織比喻成汪洋中一艘破損進水的大船，那麼船上的人從始至終都在爭吵、內鬥，眼睜睜地看著船與自己一起沉沒。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今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內容簡介

　　

　　危機的應對：戡亂動員令
　　戡亂動員令齣颱背景
　　國共內戰爆發之初，國民黨高層錯誤估計瞭形勢，以為能迅速取得勝利。然而僅僅幾個月後，國民黨就因為前綫損兵摺將以及後方經濟危機，不得不將全麵進攻調整為重點進攻。對山東的進攻很快就遭遇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的重大失利，在東北戰場中共也挫敗瞭國軍的攻勢並發動反攻。軍事形勢的惡化徹底震撼瞭國民黨高層。到全麵內戰爆發一年之際，國軍內部也不得不承認：國軍“以優勢之裝備及兵力，未能一舉擊破匪軍主力，且於各戰場屢遭局部重大之失敗”；國軍“始而失之驕，繼而失之懼，遂緻因懼而處處被動，由指揮過失所招緻之失敗，益影響戰鬥精神及士氣之低落”。軍事失利還隻是國民黨統治危機的一方麵，在政治方麵，國民黨同樣未能獲得社會各階層的支持，反而將中間力量越推越遠；在經濟方麵，通貨膨脹如脫繮野馬，經濟次序一片混亂；在外交方麵，對美對蘇外交均頻頻失利，國際援助遠低於預期；甚至在黨內，執政的危機讓派係矛盾變得日益尖銳而難以調和。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各個方麵形勢惡化之快，大大齣乎國民黨原先預料，導緻國民黨內部産生深重的危機感。
　　1947年年中，中共轉守為攻，戰場形勢已不容樂觀，現在國民黨內部不僅沒有人再提所謂三到五個月“消滅”中共的誇張之詞，而且彌漫著對其自身命運的濃重悲觀氣氛。一年前強硬主戰的國民黨大佬，此時亦意態消沉，對前途悲觀絕望。閻锡山放言“依現在情況，三個月後局麵恐有大變化”；傅作義憂心“謂以如此政治如此軍隊剿共，直不知何年纔能告一段落”；“小諸葛”白崇禧講到剿共軍事屢搖頭，錶示無把握；鬍宗南直言“當前戰場我軍幾均處於劣勢，危機之深，甚於抗戰”；開戰之初自信滿滿的參謀總長陳誠，由於屢屢失利而頗露消極之意。軍隊將領的態度既如此消極，黨政官員對戰爭前途更無信心。陳立夫感嘆“不想軍事已到如此地步”；孫科直稱如此“剿共決無把握”；張繼認為形勢發展“江河日下”；王世傑感覺“大多數人均有重大恐懼心”。但對如何挽救危局，國民黨高層沒有人能拿齣有效的辦法，其中一些人如孫科等主張退齣東北，力保關內不失；一些人如梁寒操等建議在東北實行和蘇政策，以支撐東北局勢；還有更多的人將希望寄托於美國援助。
　　由於國民黨戰後執政的錶現不佳，美國對國民黨政權的態度也日益冷淡。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發給國務院的報告中，認為國民黨的政治地位由於經濟和軍事狀況的加速惡化而更為虛弱，社會不安與失望日見增長，共産黨的威望因為華北和滿洲的軍事勝利而大大加強，他甚至已經預見到國民黨內其他派係上颱或中央政府瓦解的可能性。
　　作為國民黨領袖，蔣介石深知局勢之不利與嚴重性。他以“危急存亡之鞦”、“瀕危階段”、“非生即死”等用語，形容1947年中之局勢，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時局逆轉，人心動蕩，軍、政、經、社均瀕危殆，本黨同誌大都苟且自全，多失信心，頓呈憂惶之象。 他在對國民黨高級將領訓話時頗為不甘地質問：“剿匪軍事到現在已經荏苒一年瞭，我們不但尚未把匪軍消滅，而且不能使剿匪軍事告一段落，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中共“何以能用劣勢裝備而且毫無現代訓練的部隊來擊敗我們整師整旅的兵力？此其原因何在？癥結何在？”蔣認為，“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質方麵，而是在士氣精神上麵。” 實行“戡亂動員”，以強力手段處置危局，就是蔣介石心目中提高“士氣精神”的重要舉措。
　　戰爭不僅僅是單一的軍事行動，還牽涉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麵，但全麵內戰開始後，因為種種原因，國民黨遲遲未能進行公開的戰爭總動員。戰爭之初，為瞭對外維持“和諧”、“和平”的國傢形象，國民黨動武的名義是“恢復交通”、“難民還鄉”等等名義。1947年3月以後，國民黨雖然斷絕瞭國共關係，但用兵名義仍為“綏靖”，即清除地方之“不靖”，以緩和輿論要求和平之壓力。
　　戡亂動員令實施
　　1947年7月4日，國民政府通過蔣介石提交的《為拯救匪區人民，保障民族生存，鞏固國傢統一，提請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施憲政，貫徹和平建國案》，聲稱“和平建國之國策，已非以政治方式所能求得解決”；錶示“政府決心戡亂，實齣於萬不得已”；決定“實行全國總動員，號召全民，一緻奮起，淬厲進行”。“戡亂動員”由此成為國策。與此相配閤，8月20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戡亂建國動員方案》，強調“使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綫，爭取勝利，在此過程中，絕不容有任何和平之幻想”；要求加強國民黨各級組織，大力組訓民眾，協助徵兵徵糧，確立國民黨對各級政府和民意機關的領導地位，發起“戡亂建國”總動員運動。
　　“戡亂動員案”通過之後，對於如何實行“戡亂動員”，國民黨內部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可繼續實行1942年公布的《國傢總動員法》，“集中全國人力物力，達成軍事第1勝利第1之目標”；也有人認為，《國傢總動員法》為因應對日抗戰而製定，繼續沿用於“戡亂”，有使中共成為交戰團體之顧慮，不如另訂“實施綱要”較為方便與靈活；結果後一種意見得到多數人的支持。7月18日，國民政府公布《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此案與4日國民政府通過的“全國總動員案”一般並稱為“戡亂動員令”），規定在“戡亂動員”時期，應積極動員兵役、工役及各項資財，凡有規避妨礙之行為均應依法懲處；怠工、罷工、停業、關廠及其他妨礙生産及社會秩序之行為均應依法懲處；對於日用品價格、工薪及物資、資金、金融業務，得加以限製或管理；對於煽動叛亂之集閤及其言論行動，應依法懲處。根據這個綱要，隨後齣颱瞭一係列有關實行“戡亂動員”的具體政策措施。27日，國防部命令各地警備司令部：對遊行、請願、罷工、罷課之處理，除齣動警察外，必要時可齣動憲兵、警備部隊協助；如發生暴動抗亂情事時，警備部隊可在請示當地軍事長官後齣動鎮壓。11月1日，行政院公布《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規定禁止罷工怠工，遇有勞資糾紛，由縣市政府設立勞資糾紛委員會裁決，並得強製執行。12月6日，教育部公布《學生自治會規則》，規定學生自治會不得參加校外團體活動或有校際間聯係組織，校方可審核撤換其負責人，並可在其違反規定時撤銷解散之。9日，行政院公布《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國防軍事實施辦法》，規定實行徵兵徵糧；徵調、徵用或租用企事業單位員工和民間運輸工具器材；必要時得停止或酌減客貨運輸；國營工廠生産應優先供應軍用；民營工廠生産應以軍需為要求，可以徵用改造等。
　　戡亂動員令——動員資源效果甚微
　　國民黨齣颱“戡亂動員案”，實際上期望將國傢轉成戰時體製。通過嚴峻法令，穩定後方統治，調動國統區資源，來支撐與中共的戰爭。
　　任何政策都要靠組織係統來執行。中共就曾多次強調：正確的路綫政策確定之後，乾部就是決定性的因素。國民黨由於組織係統渙散而低效，黨內乾部貪汙腐敗盛行，所以，國民黨雖然以“戡亂動員案”法律層麵明確瞭國統區進入戰時體製。但是其在動員資源層麵收效甚微。
　　以糧食為例。1947年全國稻、麥登六種主要糧食産量為22.5億市擔，約占1936年産量的97%。也就是說，糧食生産與戰前並無變化。而1936年的中國人口為5.7億（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由於多年戰亂的影響，1947年中國人口僅有4.06億。人口在減少，糧食生産卻沒有下滑，應該糧食供應很充裕。
　　但是，情況恰恰相反。由於國民黨組織效率的低下以及錯誤的經濟政策，作為民生基本的糧食問題一直是國民黨頭痛的難題。城市糧食消費有增無減，各地糧價不斷上漲。據《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二種全會輯要》記載“各地糧情之紊亂，糧價之暴漲，無憑遏止”。1946年，全國糧食消費虧空竟高達 446萬噸，而糧食進口因國際配額管製，隻能彌補供應缺口的 1/10。為瞭保證軍糧和主要城市糧食的供應，國民黨仍然實行戰時采用的徵實徵藉徵購政策，但在其渙散低效的組織執行下，糧食實徵數竟節節下降。戰後初期的兩個年度內，實徵7210萬石， 在“戡亂動員案”實施第1年度——1948年糧食徵收反而劇降為2000萬石。由於糧食供應無法滿足消費需求，在城市裏經常發生搶購糧食風潮，加劇瞭社會動蕩。
　　反觀中共，其接管國統區後，通過嚴密高效的組織係統，幾個區域糧食統籌調配，很快就讓糧食供應穩定充足，糧價趨於平穩。所以，糧食問題不是生産問題，根本還是一個組織係統的問題，即使有“戡亂動員案”法律層麵的支持，沒有一個完善有效的組織係統，所謂動員資源也就是一句空話。
　　雖然“戡亂動員案”在動員資源方麵收效甚微，但是在鉗製輿論、打擊中間以及進步勢力方麵倒是效果顯著，但一味高壓，反而讓社會各階層對國民黨執政當局更加離心離德。
　　政治高壓讓社會各階層離心離德
　　“戡亂動員令”發布後，除瞭動員各種社會資源支持戰爭之外，其影響在於對人民各項自由權利之限製。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在輿論壓力下曾廢除若乾限製人民自由權利的法令法規。1946年12月製憲國大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對於人民自由權利也有較為寬鬆之規定。但不等這些規定落在實處，隨著民間反戰運動的高漲，尤其是中共對反戰運動的支持和1947年5月的反戰，使國民黨後方城市局勢動蕩，直接影響其統治的穩定，迫使國民黨不能不加強統治，更多地限製人民的自由權利，“戡亂動員”則為這樣的限製提供瞭“閤法”依據。1947年12月25日，在《中華民國憲法》施行的當天，國民政府公布《戡亂時期危害國傢緊急治罪條例》，規定如有將軍隊、軍事要塞、軍械及一切軍需品交付“匪徒”者，投降“匪徒”者，煽惑軍人叛逃者，泄露軍事秘密者，為“匪徒”間諜及招募兵工、募集錢財、供給軍用品及其他物資者，意圖妨害“戡亂”、擾亂治安及金融者，可處死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文字、圖畫、演說為“匪徒”宣傳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該“條例”的施行區域，起初隻限於所謂“匪區”或“綏靖區”，1948年11月4日，在國民黨統治全麵動搖之際，由蔣介石下令施行於全國。
　　1948年4月，國民政府公布瞭《特種刑事法庭組織條例》和《特種刑事法庭審判條例》，規定在首都設立中央特種刑事法庭，在若乾地點設立高等特種刑事法庭，專門審理與“戡亂”有關的案件；判決後不得上訴或抗告，但處五年以上徒刑者可嚮中央特種刑事法庭申請復判。國民黨設立特刑庭的目的，是“與戡亂建國相輔而行，審判案件應與國策配閤”，避免齣現一般司法審判須經多級審理、需時較長的情況，以迅捷強力手段鎮壓中共及國統區民主運動，安定後方形勢。為瞭保證特刑庭的審理能夠配閤“戡亂建國”之國策，蔣介石指示應盡量由軍法機關人員兼辦特刑庭的業務，各地軍政機關和軍警部隊並應切實協助特刑庭的工作。軍事當局甚至提齣，不僅在每一綏靖區所在地，而且在每一兵團司令部所在地設立特刑庭，並隨軍隊進止而隨時判案，隻是格於司法當局之不同意見而未實行。根據1948年6月5日國民黨中央黨政軍乾部聯席會議的決定，各地國民黨乾部聯席會議於必要時得邀請當地特刑庭負責人參加，並隨時提供情報供其參考；特刑庭於承辦案件發生睏難時，亦得商請各單位予以協助。 特種刑事法庭因此成為國民黨鎮壓反抗、維持穩定的重要工具。
　　但是，政治高壓並沒換來統治的穩定。
　　對中間勢力打壓，給國民黨製造更多的對立麵
　　國共內戰爆發後，在國共兩黨之外的其他主要黨派中，中國青年黨和民主社會黨先後站到瞭國民黨方麵，參加國民黨主導的製憲國大和政府改組，並因此以政府成員的身份，支持“戡亂動員”，成為國民黨的友黨。中國民主同盟則反對國民黨的內戰政策和一黨專製，拒絕參加製憲國大和政府改組，要求實行政協決議，成為中共的盟友。但齣於現實的考慮，民盟及其領導人也還與國民黨維係著一定關係，仍然參加一些由國民黨主導的機構如國民參政會的活動，並且主張實行西式民主，在政治理念上與中共還有一定的距離。因此在內戰初期，當國民黨自信可以武力在短時期內解決中共問題時，雖對民盟親中共的立場頗為不滿，但為對外顯示其“民主”形象，仍對民盟保持瞭一定的容忍。隨著國民黨在內戰中接連失利，而民盟又不斷批評國民黨的戰爭政策，尤其是在“戡亂動員令”發布後，民盟公開錶示“痛心”和異議，使國民黨再也無法容忍。
　　“戡亂動員令”發布後，7月7日，有記者問國民政府副主席孫科：“政府對於反對內戰派如民盟，今後態度如何？”孫科當即錶示：“動員令頒布後，反對內戰等於反對國策，亦即反對政府，當然要取締，不容其存在。”孫科是國民黨內著名的鴿派人物，連他對民盟都有如此嚴厲的態度，預示著國民黨對民盟態度的重大變化。
　　10月7日，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杜斌丞，以“勾結共軍，密謀暴動，販賣煙毒”之罪名，被陝西省戒嚴總司令部處以死刑。民盟南京辦事處也受到警察的監控，民盟成員的人身安全已不能得到保障，如此種種強烈的信號，顯示民盟的處境已是岌岌可危。
　　麵對國民黨的打擊迫害，民盟領導人在上海連日會議，討論對策。鑒於國民黨對民盟的鎮壓已不可避免，而民盟一嚮為公開活動之政黨，為瞭保護其成員的安全，暫避鎮壓之鋒芒，他們在27日決定，派黃炎培赴南京交涉，要求國民黨不下令解散民盟，民盟則通告盟員停止政治活動。
　　但國民黨為殺雞駭猴，已經等不及民盟的錶態，而於27日由內政部發布公告：以民盟“勾結共匪，參加叛亂”為由，聲明“政府對此不承認國傢憲法，企圖顛覆政府之非法團體，不能坐視不理”；“已將該民主同盟宣布為非法團體，今後各地治安機關對於該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動，自應依據‘妨害國傢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及‘後方共産黨處置辦法’嚴加取締”。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命令既下，黃炎培亦到南京，與已在南京的羅隆基等，連日與張群、吳鐵城、邵力子等國民黨高級官員交涉，提齣解決問題的善後辦法。黃炎培提齣，由民盟自行宣告停止活動，解散總部，領導人辭職，但政府不追究民盟成員的責任，並保證他們的自由權利。雖然民盟因其追求民主的言論行動為國民黨所強烈不滿，但民盟在社會上尤其是知識界有廣泛的影響，其領導人多為有地位有聲望之人士，其中一些人還與國民黨領導人和美國方麵有一定的個人關係，國民黨齣於各種考慮不便斷然予以鎮壓。已經退齣民盟、並且與民盟有不同政治主張的民社黨和青年黨領導人張君勱與李璜亦專函緻行政院長張群，希望“政府適可而止，不必株連，以安人心”。在民盟願意自行停止活動、國民黨藉此警告所有反對派的目的已達的情況下，國民黨亦考慮留有餘地，對民盟成員故示寬大。10月31日至11月1日，行政院長張群和黃炎培談話，錶示經過其疏通，政府可以同意民盟自行結束，不再下解散令；黃炎培則要求，民盟成員一律免除登記，被捕者不援用“後方共産黨處理辦法”，得張首肯。11月5日，民盟領導人在上海開會，討論與國民黨商談結果及民盟停止活動等事宜。瀋鈞儒、史良等對公告有所異議，但“終以大局被迫至此，已無否認之餘地，乃決照原稿付公錶”。 其後，民盟發布公告，聲明“最近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禁止活動，同人已不能活動”；決定民盟盟員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動，總部同人即日起總辭職，總部亦於即日解散。
　　至此，曾在戰後民主運動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中國民主同盟在國民黨的政治高壓下停止公開活動。在此前後，農工民主黨、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為瞭避免國民黨的鎮壓，也陸續停止公開活動。
　　國民黨對民盟的鎮壓，固然使其統治少瞭公開的批評者，耳根清靜瞭不少，但卻在政治上大大丟分，嚴重影響其極力對外展示的“民主”形象，並未獲得多少實際的利益，反而促使民盟此後更義無反顧地站在中共方麵，增加瞭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力量。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可謂戰後中間道路走嚮的轉摺點，此後，民盟等中間黨派轉而逐漸接受中共的領導，擁護中共的政治主張，成為中共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同盟軍。對中間勢力的鎮壓不僅沒有加強國民黨的統治，反而給自己增加更多的對立麵，進一步削弱瞭國民黨的統治基礎。
　　1948年年末。因幣值改革失敗以及軍事上的失利。國統區工潮、搶糧風潮如風暴一般席捲江南，“戡亂動員令”形同虛設，國民黨的統治基本瓦解。政府、軍隊或公開起義，或等待中共接收。國民黨政令不齣總統府。解放軍百萬雄師下江南，所到之處幾乎傳檄而定。
　　“戡亂動員”是國民黨在統治危機時的應變之舉。但是，國民黨的潰敗是其組織係統的全麵潰敗。僅靠一個“戡亂動員”顯然無法挽救國民黨失敗的命運。“戡亂動員”實行一年之後，國防部長何應欽不得不承認：“過去剿匪失敗，由於沒有實行總動員，僅係純軍事的剿匪，雖有完備之總動員法令，但無執行機關，以至政治經濟各方麵均未動員。”“戡亂動員”不但沒能動員資源支持其反共戰爭，反倒因為鉗製輿論、限製民眾自由權力、打擊中間勢力，讓社會各個階層對國民黨更加離心離德，從而加速瞭國民黨統治的崩潰。
　　本來就沉屙已深，偏要用虎狼之藥——國民黨迅速潰敗當為此典範。
　　

作者簡介

　　袁浩，工程管理碩士，重慶華房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閤夥人。作為天涯論壇最知名樓主之一，他的文章見解獨到且深刻，廣受網友追捧。曾著有《你所不知道的冰冷經濟真相》。

目錄

前言國共內戰的重重迷霧
政治篇
馬歇爾為什麼不看好國民黨？國民黨錶麵上具有巨大優勢，實際上充滿隱憂。國軍為什麼無法投入自己的全部力量？為什麼中共特工無處不在而國民黨情治係統一事無成？戡亂動員令是一劑虎狼藥。
第1章組織動員能力的巨大差異
第2章混亂的組織：活躍的紅色特工與無能的國民黨情治係統
第3章危機的應對：戡亂動員令

經濟篇
誰製造瞭惡性通貨膨脹？國民黨如何在1年內將自己的傢底敗得精光？金圓券改製為什麼失敗？中共的小米加步槍為什麼可以打敗國民黨的黃金美元？中共為什麼能獲得經濟領域的淮海戰役——兩白一黑戰爭的勝利？
第4章匪夷所思的幣值匯率
第5章滑嚮深淵!金融開放與經濟自由化
第6章艱難的工業
第7章失控的官僚資本
第8章經濟領域的“淮海戰役”之一——金圓券改製
第9章中共經濟篇：小米加步槍為什麼可以打敗國民黨的飛機、大炮
第10章中共版的貨幣戰爭
第11章經濟領域的“淮海戰役”之二——中共與兩白一黑戰爭

外交篇
國民黨有中央大義名分，為什麼外交卻屢屢受挫？《'雅爾塔協議》與蘇俄的胃口。東北對蘇交涉失敗決定瞭東北的命運。美國佬為什麼忽冷忽熱。中共獲得的國際援助遠超國民黨政府。
第12章悲催的國府外交
第13章蘇俄：東北外交始末
第14章美國：忽冷忽熱的美國佬
第15章英法：被忽略的勢力"#*,
第16章日本：讓國民黨政府吃成胖子
第17章中共外援之蘇俄篇
第18章中共外援之朝鮮篇
第19章中共外援之聯閤國篇
第20章外援對國共內戰的影響

軍事篇
小三大戰役：國軍作戰意誌被摧毀。什麼說兩淮戰役是我軍軍史上最不成功的戰役？國軍節節勝利，為什麼充滿隱憂？孟良崮戰役的迷霧。蔣介石的昏招與戰局的逆轉。戰局逆轉：解放軍反守為攻。小三大戰役：國軍作戰意誌被摧毀。
第21章!國民政府經濟狀況對軍事形勢的影響
第22章!國共軍事力量的優劣勢與雙方戰略選擇
第23章!#,(&!國民黨初期的勝利
第24章!#,($!相持與拉鋸
第25章!#,(+!急轉而下的戰局
第26章!氣數已盡的三大戰役
綜述國民黨為什麼會失去大陸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危機的應對：戡亂動員令
　　戡亂動員令齣颱背景
　　國共內戰爆發之初，國民黨高層錯誤估計瞭形勢，以為能迅速取得勝利。然而僅僅幾個月後，國民黨就因為前綫損兵摺將以及後方經濟危機，不得不將全麵進攻調整為重點進攻。對山東的進攻很快就遭遇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的重大失利，在東北戰場中共也挫敗瞭國軍的攻勢並發動反攻。軍事形勢的惡化徹底震撼瞭國民黨高層。到全麵內戰爆發一年之際，國軍內部也不得不承認：國軍“以優勢之裝備及兵力，未能一舉擊破匪軍主力，且於各戰場屢遭局部重大之失敗”；國軍“始而失之驕，繼而失之懼，遂緻因懼而處處被動，由指揮過失所招緻之失敗，益影響戰鬥精神及士氣之低落”。軍事失利還隻是國民黨統治危機的一方麵，在政治方麵，國民黨同樣未能獲得社會各階層的支持，反而將中間力量越推越遠；在經濟方麵，通貨膨脹如脫繮野馬，經濟次序一片混亂；在外交方麵，對美對蘇外交均頻頻失利，國際援助遠低於預期；甚至在黨內，執政的危機讓派係矛盾變得日益尖銳而難以調和。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各個方麵形勢惡化之快，大大齣乎國民黨原先預料，導緻國民黨內部産生深重的危機感。
　　1947年年中，中共轉守為攻，戰場形勢已不容樂觀，現在國民黨內部不僅沒有人再提所謂三到五個月“消滅”中共的誇張之詞，而且彌漫著對其自身命運的濃重悲觀氣氛。一年前強硬主戰的國民黨大佬，此時亦意態消沉，對前途悲觀絕望。閻锡山放言“依現在情況，三個月後局麵恐有大變化”；傅作義憂心“謂以如此政治如此軍隊剿共，直不知何年纔能告一段落”；“小諸葛”白崇禧講到剿共軍事屢搖頭，錶示無把握；鬍宗南直言“當前戰場我軍幾均處於劣勢，危機之深，甚於抗戰”；開戰之初自信滿滿的參謀總長陳誠，由於屢屢失利而頗露消極之意。軍隊將領的態度既如此消極，黨政官員對戰爭前途更無信心。陳立夫感嘆“不想軍事已到如此地步”；孫科直稱如此“剿共決無把握”；張繼認為形勢發展“江河日下”；王世傑感覺“大多數人均有重大恐懼心”。但對如何挽救危局，國民黨高層沒有人能拿齣有效的辦法，其中一些人如孫科等主張退齣東北，力保關內不失；一些人如梁寒操等建議在東北實行和蘇政策，以支撐東北局勢；還有更多的人將希望寄托於美國援助。
　　由於國民黨戰後執政的錶現不佳，美國對國民黨政權的態度也日益冷淡。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發給國務院的報告中，認為國民黨的政治地位由於經濟和軍事狀況的加速惡化而更為虛弱，社會不安與失望日見增長，共産黨的威望因為華北和滿洲的軍事勝利而大大加強，他甚至已經預見到國民黨內其他派係上颱或中央政府瓦解的可能性。
　　作為國民黨領袖，蔣介石深知局勢之不利與嚴重性。他以“危急存亡之鞦”、“瀕危階段”、“非生即死”等用語，形容1947年中之局勢，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時局逆轉，人心動蕩，軍、政、經、社均瀕危殆，本黨同誌大都苟且自全，多失信心，頓呈憂惶之象。他在對國民黨高級將領訓話時頗為不甘地質問：“剿匪軍事到現在已經荏苒一年瞭，我們不但尚未把匪軍消滅，而且不能使剿匪軍事告一段落，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中共“何以能用劣勢裝備而且毫無現代訓練的部隊來擊敗我們整師整旅的兵力？此其原因何在？癥結何在？”蔣認為，“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質方麵，而是在士氣精神上麵。”實行“戡亂動員”，以強力手段處置危局，就是蔣介石心目中提高“士氣精神”的重要舉措。
　　戰爭不僅僅是單一的軍事行動，還牽涉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麵，但全麵內戰開始後，因為種種原因，國民黨遲遲未能進行公開的戰爭總動員。戰爭之初，為瞭對外維持“和諧”、“和平”的國傢形象，國民黨動武的名義是“恢復交通”、“難民還鄉”等等名義。1947年3月以後，國民黨雖然斷絕瞭國共關係，但用兵名義仍為“綏靖”，即清除地方之“不靖”，以緩和輿論要求和平之壓力。
　　當國民黨軍事不斷失利並麵臨統治危機時，國民黨已經意識到，僅靠軍事力量無法打敗中共。蔣介石在《剿匪戰事之檢討》中明確提齣“剿匪軍事，不僅為一單純的軍事問題，且有其政治性與經濟性，……如僅以軍事力量作戰，而其他力量不發生作用，就戰爭之立場言，則為戰力分散，乃軍事上之孤軍深入，即為被匪各個擊破之態勢。”
　　1947年3月，國民黨舉行六屆三中全會，如何整閤力量“討伐”中共成為會議的主題之一。張繼領銜提齣《請對共産黨問題重行決定態度以維統一而保民生並利憲政之實行案》，要求對中共采取強硬態度。蕭錚、任卓宣等提齣：共産黨問題是今天最重大的問題，我們的軍事行動感受威脅，在輿論上受到壓迫，應該轉變空氣。大連市黨部、重慶市黨部等嚮全會提齣議案，要求下令否認中共為閤法政黨，並予明令討伐。在一片反共聲浪中，全會公開宣示，對中共“軍事叛亂自不能不采取堅決迅速之措置，而予以遏止”。其後，國民黨在山東和東北戰場接連失利，各大城市發生大規模學潮，對國民黨統治造成強烈的危機，實行總動員、以全國之力與中共作殊死之搏的呼聲在國民黨內日漸強烈。白崇禧上書蔣介石，建議政府應變成戰時體製，使能擔任全國總動員之任務，以全麵之力量，攻擊全麵叛亂之敵人。徐永昌和賈景德也嚮蔣介石提齣：“現在我方是以經常應付非常，應以非常應付非常，一切以滅共為目標。吾人應承認，今日之中國，可能成為共黨之中國，吾人應利用一切人力物力以滅共”。蔣介石於此認為：若不早下決心，用斬釘截鐵手段，撥亂反正，則因循延誤，更難挽救，故決定先肅清後方，安定社會。“戡亂動員”因此而呼之欲齣。
　　戡亂動員令實施
　　1947年7月4日，國民政府通過蔣介石提交的《為拯救匪區人民，保障民族生存，鞏固國傢統一，提請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施憲政，貫徹和平建國案》，聲稱“和平建國之國策，已非以政治方式所能求得解決”；錶示“政府決心戡亂，實齣於萬不得已”；決定“實行全國總動員，號召全民，一緻奮起，淬厲進行”。“戡亂動員”由此成為國策。與此相配閤，8月20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戡亂建國動員方案》，強調“使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綫，爭取勝利，在此過程中，絕不容有任何和平之幻想”；要求加強國民黨各級組織，大力組訓民眾，協助徵兵徵糧，確立國民黨對各級政府和民意機關的領導地位，發起“戡亂建國”總動員運動。
　　“戡亂動員案”通過之後，對於如何實行“戡亂動員”，國民黨內部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可繼續實行1942年公布的《國傢總動員法》，“集中全國人力物力，達成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之目標”；也有人認為，《國傢總動員法》為因應對日抗戰而製定，繼續沿用於“戡亂”，有使中共成為交戰團體之顧慮，不如另訂“實施綱要”較為方便與靈活；結果後一種意見得到多數人的支持。7月18日，國民政府公布《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此案與4日國民政府通過的“全國總動員案”一般並稱為“戡亂動員令”），規定在“戡亂動員”時期，應積極動員兵役、工役及各項資財，凡有規避妨礙之行為均應依法懲處；怠工、罷工、停業、關廠及其他妨礙生産及社會秩序之行為均應依法懲處；對於日用品價格、工薪及物資、資金、金融業務，得加以限製或管理；對於煽動叛亂之集閤及其言論行動，應依法懲處。根據這個綱要，隨後齣颱瞭一係列有關實行“戡亂動員”的具體政策措施。27日，國防部命令各地警備司令部：對遊行、請願、罷工、罷課之處理，除齣動警察外，必要時可齣動憲兵、警備部隊協助；如發生暴動抗亂情事時，警備部隊可在請示當地最高軍事長官後齣動鎮壓。11月1日，行政院公布《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規定禁止罷工怠工，遇有勞資糾紛，由縣市政府設立勞資糾紛委員會裁決，並得強製執行。12月6日，教育部公布《學生自治會規則》，規定學生自治會不得參加校外團體活動或有校際間聯係組織，校方可審核撤換其負責人，並可在其違反規定時撤銷解散之。9日，行政院公布《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國防軍事實施辦法》，規定實行徵兵徵糧；徵調、徵用或租用企事業單位員工和民間運輸工具器材；必要時得停止或酌減客貨運輸；國營工廠生産應優先供應軍用；民營工廠生産應以軍需為要求，可以徵用改造等。
　　戡亂動員令——動員資源效果甚微
　　國民黨齣颱“戡亂動員案”，實際上期望將國傢轉成戰時體製。通過嚴峻法令，穩定後方統治，最大程度調動國統區資源，來支撐與中共的戰爭。
　　任何政策都要靠組織係統來執行。中共就曾多次強調：正確的路綫政策確定之後，乾部就是決定性的因素。國民黨由於組織係統渙散而低效，黨內乾部貪汙腐敗盛行，所以，國民黨雖然以“戡亂動員案”法律層麵明確瞭國統區進入戰時體製。但是其在動員資源層麵收效甚微。
　　以糧食為例。1947年全國稻、麥登六種主要糧食産量為22.5億市擔，約占1936年産量的97%。也就是說，糧食生産與戰前並無變化。而1936年的中國人口為5.7億（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由於多年戰亂的影響，1947年中國人口僅有4.06億。人口在減少，糧食生産卻沒有下滑，應該糧食供應很充裕。
　　但是，情況恰恰相反。由於國民黨組織效率的低下以及錯誤的經濟政策，作為民生最基本的糧食問題一直是國民黨最頭痛的難題。城市糧食消費有增無減，各地糧價不斷上漲。據《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二種全會輯要》記載“各地糧情之紊亂，糧價之暴漲，無憑遏止”。1946年，全國糧食消費虧空竟高達446萬噸，而糧食進口因國際配額管製，隻能彌補供應缺口的1/10。為瞭保證軍糧和主要城市糧食的供應，國民黨仍然實行戰時采用的徵實徵藉徵購政策，但在其渙散低效的組織執行下，糧食實徵數竟節節下降。戰後初期的兩個年度內，實徵7210萬石，在“戡亂動員案”實施第一年度——1948年糧食徵收反而劇降為2000萬石。由於糧食供應無法滿足消費需求，在城市裏經常發生搶購糧食風潮，加劇瞭社會動蕩。
　　反觀中共，其接管國統區後，通過嚴密高效的組織係統，幾個區域糧食統籌調配，很快就讓糧食供應穩定充足，糧價趨於平穩。所以，糧食問題不是生産問題，根本還是一個組織係統的問題，即使有“戡亂動員案”法律層麵的支持，沒有一個完善有效的組織係統，所謂動員資源也就是一句空話。
　　雖然“戡亂動員案”在動員資源方麵收效甚微，但是在鉗製輿論、打擊中間以及進步勢力方麵倒是效果顯著，但一味高壓，反而讓社會各階層對國民黨執政當局更加離心離德。
　　政治高壓讓社會各階層離心離德
　　“戡亂動員令”發布後，除瞭動員各種社會資源支持戰爭之外，其最大影響在於對人民各項自由權利之限製。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在輿論壓力下曾廢除若乾限製人民自由權利的法令法規。1946年12月製憲國大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對於人民自由權利也有較為寬鬆之規定。但不等這些規定落在實處，隨著民間反戰運動的高漲，尤其是中共對反戰運動的支持和1947年5月的反戰學潮，使國民黨後方城市局勢動蕩，直接影響其統治的穩定，迫使國民黨不能不加強統治，更多地限製人民的自由權利，“戡亂動員”則為這樣的限製提供瞭“閤法”依據。1947年12月25日，在《中華民國憲法》施行的當天，國民政府公布《戡亂時期危害國傢緊急治罪條例》，規定如有將軍隊、軍事要塞、軍械及一切軍需品交付“匪徒”者，投降“匪徒”者，煽惑軍人叛逃者，泄露軍事秘密者，為“匪徒”間諜及招募兵工、募集錢財、供給軍用品及其他物資者，意圖妨害“戡亂”、擾亂治安及金融者，可處死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文字、圖畫、演說為“匪徒”宣傳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該“條例”的施行區域，起初隻限於所謂“匪區”或“綏靖區”，1948年11月4日，在國民黨統治全麵動搖之際，由蔣介石下令施行於全國。
　　1948年4月，國民政府公布瞭《特種刑事法庭組織條例》和《特種刑事法庭審判條例》，規定在首都設立中央特種刑事法庭，在若乾地點設立高等特種刑事法庭，專門審理與“戡亂”有關的案件；判決後不得上訴或抗告，但處五年以上徒刑者可嚮中央特種刑事法庭申請復判。國民黨設立特刑庭的目的，是“與戡亂建國相輔而行，審判案件應與國策配閤”，避免齣現一般司法審判須經多級審理、需時較長的情況，以迅捷強力手段鎮壓中共及國統區民主運動，安定後方形勢。為瞭保證特刑庭的審理能夠配閤“戡亂建國”之國策，蔣介石指示應盡量由軍法機關人員兼辦特刑庭的業務，各地軍政機關和軍警部隊並應切實協助特刑庭的工作。軍事當局甚至提齣，不僅在每一綏靖區所在地，而且在每一兵團司令部所在地設立特刑庭，並隨軍隊進止而隨時判案，隻是格於司法當局之不同意見而未實行。根據1948年6月5日國民黨中央黨政軍乾部聯席會議的決定，各地國民黨乾部聯席會議於必要時得邀請當地特刑庭負責人參加，並隨時提供情報供其參考；特刑庭於承辦案件發生睏難時，亦得商請各單位予以協助。特種刑事法庭因此成為國民黨鎮壓反抗、維持穩定的重要工具。
　　但是，政治高壓並沒換來統治的穩定。
　　中央特刑庭成立的第一個月，僅審理南京上海二地的復判案件即有二三百件，可見特刑庭的判案數量不在少數。但即便如此，國統區各城市的“危害治安”案件仍層齣不窮，社會動蕩有增無已，僅1948年上半年比較有影響的學潮和工潮就有1月上海同濟大學學潮，2月上海申新工潮，4月北平學潮，6月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全國性學潮。為瞭遏製形勢的惡化，8月17日行政院又發布命令，規定：一、司法警察機關於情形緊迫時可無搜索票而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二、對於罷工及其他妨害生産之行為嚴予禁止，違者移送特刑庭；三、對於學生罷課遊行、聚眾請願、擾亂治安或文字鼓動、口頭煽惑、破壞秩序者，切實禁止或解散，重要者送特刑庭；四、各機關團體學校負責人應切實負責維持秩序，發現違法者應嚮治安機關陳報，並盡可能協助偵取證據，違者應予懲處。在國民黨的殘酷鎮壓之下，也由於中共根據形勢變化而適度改變瞭城市鬥爭策略，1948年下半年以後國統區學潮和工潮的發生頻率有所下降，但是國統區形勢並未因此而平靜，更大的風暴正在醞釀。
　　對中間勢力打壓，給國民黨製造更多的對立麵
　　國共內戰爆發後，在國共兩黨之外的其他主要黨派中，中國青年黨和民主社會黨先後站到瞭國民黨方麵，參加國民黨主導的製憲國大和政府改組，並因此以政府成員的身份，支持“戡亂動員”，成為國民黨的友黨。中國民主同盟則反對國民黨的內戰政策和一黨專製，拒絕參加製憲國大和政府改組，要求實行政協決議，成為中共的盟友。但齣於現實的考慮，民盟及其領導人也還與國民黨維係著一定關係，仍然參加一些由國民黨主導的機構如國民參政會的活動，並且主張實行西式民主，在政治理念上與中共還有一定的距離。因此在內戰初期，當國民黨自信可以武力在短時期內解決中共問題時，雖對民盟親中共的立場頗為不滿，但為對外顯示其“民主”形象，仍對民盟保持瞭一定的容忍。隨著國民黨在內戰中接連失利，而民盟又不斷批評國民黨的戰爭政策，尤其是在“戡亂動員令”發布後，民盟公開錶示“痛心”和異議，使國民黨再也無法容忍。
　　“戡亂動員令”發布後，7月7日，有記者問國民政府副主席孫科：“政府對於反對內戰派如民盟，今後態度如何？”孫科當即錶示：“動員令頒布後，反對內戰等於反對國策，亦即反對政府，當然要取締，不容其存在。”孫科是國民黨內著名的鴿派人物，連他對民盟都有如此嚴厲的態度，預示著國民黨對民盟態度的重大變化。
　　10月7日，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杜斌丞，以“勾結共軍，密謀暴動，販賣煙毒”之罪名，被陝西省戒嚴總司令部處以死刑。民盟南京辦事處也受到警察的監控，民盟成員的人身安全已不能得到保障，如此種種強烈的信號，顯示民盟的處境已是岌岌可危。
　　麵對國民黨的打擊迫害，民盟領導人在上海連日會議，討論對策。鑒於國民黨對民盟的鎮壓已不可避免，而民盟一嚮為公開活動之政黨，為瞭保護其成員的安全，暫避鎮壓之鋒芒，他們在27日決定，派黃炎培赴南京交涉，要求國民黨不下令解散民盟，民盟則通告盟員停止政治活動。
　　但國民黨為殺雞駭猴，已經等不及民盟的錶態，而於27日由內政部發布公告：以民盟“勾結共匪，參加叛亂”為由，聲明“政府對此不承認國傢憲法，企圖顛覆政府之非法團體，不能坐視不理”；“已將該民主同盟宣布為非法團體，今後各地治安機關對於該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動，自應依據‘妨害國傢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及‘後方共産黨處置辦法’嚴加取締”。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命令既下，黃炎培亦到南京，與已在南京的羅隆基等，連日與張群、吳鐵城、邵力子等國民黨高級官員交涉，提齣解決問題的善後辦法。黃炎培提齣，由民盟自行宣告停止活動，解散總部，領導人辭職，但政府不追究民盟成員的責任，並保證他們的自由權利。雖然民盟因其追求民主的言論行動為國民黨所強烈不滿，但民盟在社會上尤其是知識界有廣泛的影響，其領導人多為有地位有聲望之人士，其中一些人還與國民黨領導人和美國方麵有一定的個人關係，國民黨齣於各種考慮不便斷然予以鎮壓。已經退齣民盟、並且與民盟有不同政治主張的民社黨和青年黨領導人張君勱與李璜亦專函緻行政院長張群，希望“政府適可而止，不必株連，以安人心”。在民盟願意自行停止活動、國民黨藉此警告所有反對派的目的已達的情況下，國民黨亦考慮留有餘地，對民盟成員故示寬大。10月31日至11月1日，行政院長張群和黃炎培談話，錶示經過其疏通，政府可以同意民盟自行結束，不再下解散令；黃炎培則要求，民盟成員一律免除登記，被捕者不援用“後方共産黨處理辦法”，得張首肯。11月5日，民盟領導人在上海開會，討論與國民黨商談結果及民盟停止活動等事宜。瀋鈞儒、史良等對公告有所異議，但“終以大局被迫至此，已無否認之餘地，乃決照原稿付公錶”。其後，民盟發布公告，聲明“最近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禁止活動，同人已不能活動”；決定民盟盟員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動，總部同人即日起總辭職，總部亦於即日解散。
　　至此，曾在戰後民主運動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中國民主同盟在國民黨的政治高壓下停止公開活動。在此前後，農工民主黨、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為瞭避免國民黨的鎮壓，也陸續停止公開活動。
　　國民黨對民盟的鎮壓，固然使其統治少瞭公開的批評者，耳根清靜瞭不少，但卻在政治上大大丟分，嚴重影響其極力對外展示的“民主”形象，並未獲得多少實際的利益，反而促使民盟此後更義無反顧地站在中共方麵，增加瞭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力量。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可謂戰後中間道路走嚮的轉摺點，此後，民盟等中間黨派轉而逐漸接受中共的領導，擁護中共的政治主張，成為中共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同盟軍。對中間勢力的鎮壓不僅沒有加強國民黨的統治，反而給自己增加更多的對立麵，進一步削弱瞭國民黨的統治基礎。
　　1948年年末。因幣值改革失敗以及軍事上的失利。國統區學潮、工潮、搶糧風潮如風暴一般席捲江南，“戡亂動員令”形同虛設，國民黨的統治基本瓦解。政府、軍隊或公開起義，或等待中共接收。國民黨政令不齣總統府。解放軍百萬雄師下江南，所到之處幾乎傳檄而定。
　　“戡亂動員”是國民黨在統治危機時的應變之舉。但是，國民黨的潰敗是其組織係統的全麵潰敗。僅靠一個“戡亂動員”顯然無法挽救國民黨失敗的命運。“戡亂動員”實行一年之後，國防部長何應欽不得不承認：“過去剿匪失敗，由於沒有實行總動員，僅係純軍事的剿匪，雖有完備之總動員法令，但無執行機關，以至政治經濟各方麵均未動員。”“戡亂動員”不但沒能動員資源支持其反共戰爭，反倒因為鉗製輿論、限製民眾自由權力、打擊中間勢力，讓社會各個階層對國民黨更加離心離德，從而加速瞭國民黨統治的崩潰。
　　本來就沉屙已深，偏要用虎狼之藥——國民黨迅速潰敗當為此典範。
　　……

前言/序言

　　曆史不能隻有一種聲音
　　有瞭文字，纔會有曆史。
　　但“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對於文明之始的造字，這實在不是歡天喜地、興奮場景的描述。我們的祖先已清晰地感知到：有瞭文字既可以思接韆年，續傳韆古，寫齣恢宏壯麗的“正史”，也可以史筆如刀，砍掉曆史真相,描白為黑，煉土成金，僅讓後來者信奉這是“確知的曆史”。是為佛傢所謂“文字障”。
　　韆百年來，中國的文盲率一直高居不下，文字掌握在少數統治階層及精英人士手中。這讓人們養成瞭見字而敬、見文而信、見書而畏的習慣，從而對曆史缺乏去僞求真的心理高度，當然也缺乏多維度看待曆史復雜性的寬闊視野，遠距離觀察曆史縱深的求解精神。寫就的曆史也多數是“為當政者諱，為尊者隱”，多以非黑即白、非好即壞、非忠即奸的價值判斷和道德評價代替曆史。從黃帝開始，對蚩尤的妖魔化延續幾韆年。其實蚩尤也是中華民族之始祖，隻不過在黃帝的統一大業中，黃帝打敗瞭炎帝，炎帝識時務及時歸順瞭黃帝，而蚩尤一直反抗至死不降，其族人也“堅貞不屈”，寜願四處逃亡也不做黃帝順民，先逃至湖南等處，後達貴州等地，成為今天苗族祖先。黃帝對蚩尤恨之入骨，稱之為三頭六臂的半人半獸，史官也隻尊炎黃為華夏始祖，不見蚩尤。現今苗族男帥女俊，會是人獸之後？相反純正漢人血統似要在苗人中去尋找。
　　中國的曆史似乎素來是贏者通吃，現代史更是勝者的曆史。就曆史的行動者而言，勝者總強調曆史的必然性，敗者總強調曆史的偶然性。在傳統中國革命史的語境中，蔣介石一直被描述為排斥異己、屠殺人民的獨夫民賊，即使其擁有數倍於中共的軍力及先進的美式裝備，也必然於四年內戰中徹底失敗。這種以政治邏輯寫就的評判是否就是曆史的本來麵目？
　　在本書作者袁浩“同情的理解”的曆史角度看來，蔣介石是好人或壞人，不是問題的關鍵，一切曆史結果不能隻以“成王敗寇”一語蔽之，也不能以傳統的道德邏輯或正統意識形態的史觀，把曆史人物或事件臉譜化、簡單化。應充分記述分析處於曆史漩渦深處的人物和事件的復雜性。袁浩對“戡亂動員令”一章的敘述令人印象深刻。蔣介石在內戰之初，齣於對中共的輕視，沒有進行公開性的戰爭總動員，及至局勢極端不利纔發布“戡亂動員令”進行全國性徵兵。殊不知國民黨雖有現代的高層組織機構，但是深入農村的下層組織機構並未如中共重新建立，仍是沿用中國一韆多年以前的組織去承擔徵兵納糧的任務。如此上下脫節渙散的組織，導緻人口數倍於解放區的國統區，反倒抽不齣兵來，徵不上糧來。“戡亂動員令”同時還把社會的中間力量完全推嚮瞭國民黨的對立麵。一紙“戡亂動員令”雖小，也容易被多數史傢所忽略，但它摺射齣的國民黨的組織問題，足以顛覆已知的多種對蔣介石失敗分析的結論。
　　中國的長期革命猶如一條長長的隧道，傳統的中共黨史研究將其劃分為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産革命三個階段。但是中國革命為什麼會發生？中國為什麼會徹底摧毀幾韆年來靠“尊卑、男女、長幼”維持的社會治理結構？這三個革命階段不能給齣全部答案。從第一次鴉片戰爭被轟開國門後，中國的落後完全裸現在先進的工業社會國傢麵前。從此中國危機、戰亂不斷，經曆第二次鴉片戰爭、同治中興、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八國聯軍進京、清帝遜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八年抗戰、四年內戰等，逐步匯成瞭要求中國徹底革命的強大原動力。李鴻章、譚嗣同、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各階段曆史人物相繼登場，並在各階段竭其所能，各司其職，改造著中國社會。可見中國革命確然是一個不斷纍積、推進、演化的過程，各曆史人物的個人品性、私德好壞在其中並不是問題的關鍵。他們被一波接一波的潮流所推動，個人的成敗既有獨立性又有承繼性，對他們成敗的研究也應放迴到20世紀中國政治和社會經濟文化變遷的大背景下考察，不應在“神化”與“魔化”兩極之間簡單往復。當然，對四年內戰的評價也不能停留在誰輸誰贏、誰好誰壞的兩極上。它的神聖性在於之後建立瞭新中國，它的悲劇性在於付齣瞭幾百萬人的生命代價。袁浩對四年內戰進行多維度研究後，難能可貴地從失敗的一方觀察到瞭許多積極的因素，在書中概然的結論也是有助於現實中國看清未來的曆史箴言。
　　曆史不能隻有一種聲音。就中國革命史的研究而言，已逐漸從正統的馬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掙脫齣來，研究成果越來越細緻地呈現齣革命過程的復雜性、歧異性和偶然性。袁浩著作打破常規，對四年內戰的研究沒有孤立地研究中共革命力量一方，而是將革命的主體、客體以及局外各方置於同一曆史維度中探討，為讀者再現瞭當時復雜多元又關聯互動的曆史本相。其視角為“同情的理解”，其著力點更是在“失敗的一方”，並通過大量紮實的數據還原瞭四年內戰中國共兩黨真實力量的變化及對比，讓讀者固有的“中共總是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百戰百勝”的確知印象，産生瞭顛覆性翻轉。
　　對現實政治的焦慮與對中國未來走嚮的縈懷，牽動國人對中國革命曆程進行重新反思和探究，為當下問題嚮過去尋找答案。對於蔣介石的失敗，袁浩沒有因循“反革命必然失敗”的政治邏輯及“黑暗腐化必失天下”的道德邏輯展開討論，而是條分縷析，運用最新的史學研究方法，從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多維度解剖四年內戰過程的演變及結果。在敘述“曆史為什麼會這樣展開”的過程中，也啓發讀者自己對曆史和現實求解。書中精彩之處頗多，在其擅長的經濟學方麵運用貨幣理論，對“小米加步槍”中的“小米”和“步槍”做齣瞭完全不同於傳統的全新闡釋，打破瞭人們對“小米加步槍”已經確知的認識；對中共版“貨幣戰爭”及“兩白一黑”鬥爭過程的描述，既生動有趣，寓見於樂，又步步驚心、環環動魄，讓人如墜其景。雖是寫史，袁浩對人物的敘述大量采用日記素材，在研究曆史事件中的必然因素外，力圖呈現當事人的情感世界，重構曆史人物認識時局發展變化的心靈圖景，豐富瞭讀者的閱讀體驗，打開瞭讀者的曆史視野，讓讀者更能體會理解“曆史為什麼會如此展開”的多重動機和動力。
　　正如托剋維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中所言：“當過去不再照耀未來，人的心靈就會茫然地遊蕩。”問新於舊，這或許就是袁浩寫作《蔣介石為什麼失去大陸》一書的最深刻的理由吧。寫史首先是“求真”，更上一層樓是“求解”。綜閤四年內戰的大量史料，以“同情的理解”的視角，本書重現、還原瞭當時景象，對蔣介石的失敗歸結為“組織係統的全麵潰敗”，思想彆開一麵，觀點新穎獨特。“組織係統的全麵潰敗”的結論對中國現實的藉鑒又是什麼？是反腐倡廉，還是法治建設？抑或是引入互聯網思維的政治治理和社會治理？如此等等，答案在每個讀者心中。通觀全著，此觀點曆史邏輯的自洽性已經形成，是否需要形成普遍共識倒顯得不十分緊要。可以肯定的是，袁浩的著作不會是探索的結束，而是另一個開端啓新，會讓更多的讀者一起去迴望、反思和品味那個遠未清晰，也更遠未過去的20世紀中國革命。
　　榖 明 鋒
　　2014年10月28日清晨於廣廈城

评分☆☆☆☆☆

还没用，放起，还没用，放起，

评分☆☆☆☆☆

国共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高层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能迅速取得胜利。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国民党就因为前线损兵折将以及后方经济危机，不得不将全面进攻调整为重点进攻。对山东的进攻很快就遭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重大失利，在东北战场中共也挫败了国军的攻势并发动反攻。军事形势的恶化彻底震撼了国民党高层。到全面内战爆发一年之际，国军内部也不得不承认：国军“以优势之装备及兵力，未能一举击破匪军主力，且于各战场屡遭局部重大之失败”；国军“始而失之骄，继而失之惧，遂致因惧而处处被动，由指挥过失所招致之失败，益影响战斗精神及士气之低落”。军事失利还只是国民党统治危机的一方面，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同样未能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反而将中间力量越推越远；在经济方面，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经济次序一片混乱；在外交方面，对美对苏外交均频频失利，国际援助远低于预期；甚至在党内，执政的危机让派系矛盾变得日益尖锐而难以调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形势恶化之快，大大出乎国民党原先预料，导致国民党内部产生深重的危机感。

评分☆☆☆☆☆

袁浩的书，观点很独特，值得一读

评分☆☆☆☆☆

很有意思的一本书，一点都不觉得枯燥

评分☆☆☆☆☆

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就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而言，已逐渐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挣脱出来，研究成果越来越细致地呈现出革命过程的复杂性、歧异性和偶然性。袁浩著作打破常规，对四年内战的研究没有孤立地研究中共革命力量一方，而是将革命的主体、客体以及局外各方置于同一历史维度中探讨，为读者再现了当时复杂多元又关联互动的历史本相。其视角为“同情的理解”，其着力点更是在“失败的一方”，并通过大量扎实的数据还原了四年内战中国共两党真实力量的变化及对比，让读者固有的“中共总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百战百胜”的确知印象，产生了颠覆性翻转。

评分☆☆☆☆☆

快递给力 非常好！很喜欢！

评分☆☆☆☆☆

很有意思的一本书，一点都不觉得枯燥

评分☆☆☆☆☆

发货速度快，正版图书，非常满意！京东就是值得信赖！！！！！

评分☆☆☆☆☆

本来想给京东差评的 31号下的单 足足用了快一周 还有一本配货配的影子都没了 看在快递小哥分上 强东我也就不说你了 当父亲了有点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