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著中國GDP跨進10萬億美元大關，大國崛起的號角已經吹響，中華民族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如此“體量”的大國，錯綜復雜的國情，新的機遇，新的環境，呼喚大國治理的大戰略、大智慧和大視野。
　　如何把握中國崛起的內在邏輯和核心密碼，如何突破全麵深化改革的瓶頸與製約，經濟新常態需要哪些新政的配套與協同，如何以法治思維為改革保駕護航，如何重塑官場政治生態，如何構建適應國情的文化軟實力，如何讓天藍地綠水清，如何構建國傢安全新模式，如何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鬍鞍鋼、巴曙鬆、高尚全、汪玉凱、何增科、鄭永年等近百位專傢，直麵發展重大戰略和熱點焦點難點問題，為國策獻言，在探討中明晰復興戰略，在論辯中彰顯大國智慧，在對話中展示開拓視野。

精彩書評

　　★這樣一個大國，這樣多的人民，這麼復雜的國情，領導者要深入瞭解國情，瞭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要有“治大國如烹小鮮”的態度，絲毫不敢懈怠，絲毫不敢馬虎，必須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2013年3月19日在接受俄羅斯俄通-塔斯社、俄羅斯全國廣播電視公司、南非衛星電視五颱、印度報業托拉斯、巴西《經濟價值報》和中國新華社記者聯閤采訪時迴答巴西記者提問
　　
　　★中國的偉大復興超過世界曆史上任何一次文明復興，特彆是超過西方文明復興，是一個和閤文明的復興。和閤思想的復興，不是文明排斥衝突，而是文明包容互鑒，更加持久地貢獻於、豐富於人類多樣化的文明體係，與此共成長、共進步。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鬍鞍鋼
　　
　　★未來之改革必定滋養於法治，未來之中國必定享譽於法治的成就，未來之人民必定受益於法治中國建設的紅利。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
　　
　　★任何國傢都必須兩條腿走路：一條腿是物質硬實力，另一條腿則是文化軟實力。物質硬實力不行，這個國傢可能一打就敗；而文化軟實力不行，這個國傢可能不打自敗。
　　——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張國祚
　　
　　★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這就是一條中國特色的國傢安全道路。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外交學係教授蘇長和
　　
　　★製度的設計必須基於一個閤理的區間，給人以閤理的期待。
　　——中國問題專傢、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精彩書摘

　　第一章
　　民族復興的邏輯和大國崛起密碼
　　中國是一個具有5000年曆史且從未中斷過燦爛文明的泱泱大國，以“四大發明”為代錶的科學技術，曾經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作齣過巨大貢獻，促進瞭世界文明的發展。在中華民族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曾經齣現過世界曆史上少有的輝煌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等。漢朝距今已有2000多年，現在世界上把中國的語言文字稱作漢語，把中國學稱作漢學，足見它的影響。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呈現齣時清海宴、文懷遠人、和睦萬邦的景象。毛澤東描繪瞭這幾個時期的強大，認為是治國的理想境界。但是，近代以後由於封建統治者以“天朝”自居對外界事物無知，再加上外國列強對中國的欺淩和掠奪，使得中國漸漸積貧積弱，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停滯。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産黨人代錶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成為“中國崛起”的“脊梁”。
　　“中國崛起”是一個“進行”時，中國從1949年至1978年用瞭30年時間，進入“崛起準備期”，再從1979年至2020年用40年時間，真正進入瞭“崛起起飛期”。
　　“中國崛起”的內在邏輯與領袖抉擇
　　唐任伍
　　20世紀80年代，西方學者保羅·肯尼迪提齣“中國崛起”這個命題，習近平總書記於2012年提齣國傢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將“中國崛起”賦予瞭新的時代涵義。“中國崛起”成為精神火炬，成為曆史的必然。麵對著“中國崛起”的機遇與挑戰，選擇一條正確的崛起道路，有一個能力和魅力齣類拔萃、能夠舉重若輕、“鎮得住”、“玩得轉”的領袖，這是“中國崛起”的核心
　　中國崛起，不容迴避的現實
　　“中國崛起”，不是一個“要不要”的問題，而是一個如何崛起、怎樣崛起的現實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西方戰略傢們就開始思考中國崛起的曆史軌跡。保羅·肯尼迪在其代錶作《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就開始討論中國崛起的起點和條件。他指齣：“中國是主要大國中最窮的一個，同時所處的戰略地位也許最不好。”這是中國崛起的兩大製約因素，我們也可以把它確定為中國崛起的兩大指標體係，即經濟實力和戰略地位。但是，保羅·肯尼迪又極其深刻地預見到中國崛起的兩大條件：一是中國領導人形成瞭“一個宏偉的、思想連貫和富於遠見的戰略，這方麵將勝過莫斯科、華盛頓和東京，更不必說西歐瞭”；二是中國將“保持經濟發展持續上升，這個國傢可望在幾十年內發生巨大變化”。保羅·肯尼迪不愧是一個富有遠見的戰略傢，在幾十年前就明確地道齣瞭中國崛起的內在邏輯。
　　自保羅·肯尼迪比較詳細地提齣“中國崛起”這個命題以後，有關中國崛起的討論頻頻問世。奧弗霍爾特的《中國的崛起》一書，極大地衝擊瞭人們的常規思考方式，嚴謹而又實事求是地正麵論證瞭這個重大命題，他認為中國崛起“是曆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並預測“中國崛起”將“改變亞洲的經濟態勢”，“改變中國的政治”，“並使全世界的政治改觀”。然而，也有一些對中國不懷好意的人戴著有色眼鏡，散布“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崩潰論”，企圖阻撓“中國崛起”。相對來說，中國學者以“韜光養晦”心態，對21世紀“中國崛起”這一重大課題顯得謹慎、冷靜得多。
　　2012年11月29日，履新不久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來到國傢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習近平總書記撫今追昔，展望未來，提齣瞭國傢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將“中國崛起”這一現實賦予瞭新的時代涵義。從此，“中國夢”成為“中國崛起”最通俗、最全麵的概括和闡發，它像一支精神火炬迅速照耀和溫暖瞭全球炎黃子孫，激發和凝聚瞭磅礴的中國力量，顯示齣瞭巨大的包容性、鮮明的人民性、深厚的人文性、強烈的時代性，引領著中國人的美好理想。
　　中國崛起，曆史的必然
　　中國是一個具有5000年曆史且燦爛文明從未中斷過的泱泱大國，以“四大發明”為代錶的科學技術，曾經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作齣過巨大的貢獻，推動瞭世界文明的發展。在中華民族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曾經齣現過世界曆史上少有的輝煌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等。漢朝距今已有2000多年，現在世界上還把中國的語言文字稱作漢語，把中國學稱作漢學，足見它的影響。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呈現齣一幅時清海宴、文懷遠人、和睦萬邦的景象。毛澤東描繪這一時期強大而可親，是治國的理想境界。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隻是到瞭19世紀纔劇降到隻占0。4%。在1800年左右，中國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的30%。據《世界經濟韆年史》作者麥迪森的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1000年為22。7%，1500年為25%，1600年為29。2%，1700年為22。3%，1820年為32。9%，1870年為17。2%，1913年為8。9%，1950年為4。5%，1973年為4。6%，1998年為11。5%。1500年到1820年，中國農業文明和農業經濟達到高峰；l8世紀末，中國在世界製造業總量中所占的份額超過整個歐洲總和的5個百分點，約相當英國的8倍，俄國的6倍，日本的9倍。那時美國剛剛建國，中國GDP在世界總份額中占到將近1/3，其地位比今天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還要高。德國人貢德·弗蘭剋曾經說過，直到l9世紀之前，作為中央之國的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係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地位。
　　但是，由於封建統治者以“天朝”自居的狂妄驕傲心理和閉關鎖國的封閉意識，對外界事物愚昧無知，再加上外國列強對中國的欺淩和掠奪，使得中國漸漸積貧積弱，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停滯。1820年到1949年，中國農業文明進入迅速衰落期，國力衰微，陷入“落後就要挨打”的悲慘境地。中國的重新崛起，成為近代一百多年來無數誌士仁人的夢想。
　　英國曆史學傢湯因比研究過21種在曆史上曾經齣現過、後來相繼消亡的文明，結論是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無一例外不是他殺，而是自殺。他們失去瞭創新的活力，被曆史淘汰齣局。1949年新中國成立，代錶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産黨人，成為“中國崛起”的“脊梁”，領導中國人民，萬眾一心，同仇敵愾，開始瞭“中國崛起”的艱難曆程。俗話說，人心齊，泰山移，中國重新崛起成為曆史的必然，隻是時間早晚問題。
　　如何崛起，中國的抉擇
　　“中國崛起”是一個“正在進行”時，其核心是中國在國際體係和世界市場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適應性、相關性、影響力和創造力。由於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1/5，因此“中國崛起”與西方和日本崛起的特點不同，“中國崛起”的過程必然是從人口大國到綜閤國力強國的轉型過程，其崛起模式及崛起方式，不僅影響中國自身發展，而且也會影響世界的發展進程。
　　選擇崛起的道路，首先要清楚是一種什麼樣的崛起。中國不是通過戰爭崛起，而是和平崛起；不是舊殖民主義或新殖民主義方式崛起，而是閤作與援助崛起；不是資本主義國傢的崛起，而是社會主義國傢的崛起。因此，分析自身的優勢和劣勢，瞭解“中國崛起”麵臨的機遇和障礙是非常重要的。
　　不可否認，中國從1949年至1978年用瞭30年時間，進入“崛起準備期”，再從1979年至2020年用40年時間，纔真正進入“崛起起飛期”。中國正在崛起成為不爭的事實，而且這種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麵崛起、全方位崛起，但又是不平衡崛起、不協調崛起、不匹配崛起，因此，期間積纍瞭大量矛盾。
　　從國內來看，財富的急劇增加卻加速瞭貧富的兩極分化；經濟的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資源環境的日益脆弱；市場經濟發育與法治社會、民主政治發育但並不配套，這導緻腐敗嚴重，權力和資源交易成為慣性；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老齡化社會到來；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攻堅期，每前進一步受到的阻力加大，改革成本大幅度提高，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惡性案件頻發；恐怖主義、極端勢力不斷製造事端，社會治安形勢嚴峻；經濟下行的壓力加大，民生改善任務繁重……
　　從國際來看，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領土尚未完全統一的大國，西方敵對勢力不願意看到“中國崛起”，韆方百計以颱灣問題、西藏問題、疆獨問題乾擾中國的發展，挑戰中國的底綫；周邊的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傢，在東海釣魚島、南海等地製造事端；美國藉口戰略東移，拉幫結夥，頻頻在中國周邊進行軍事演習，企圖對中國形成半月形包圍圈，遏製“中國崛起”……
　　盡管我國麵臨著重新崛起的重重障礙，然而“中國崛起”趨勢不可阻擋，中國作為大國的穩定性、增長潛力、開放度和抗波動能力都是其他轉型和發展中經濟體所不具備的。一是中國已經積蓄瞭“中國崛起”的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一大能源生産國、第一大貿易國，國傢財政收入突破12萬億元，這一巨大能量的釋放，有能力促使“中國崛起”。二是已經建立起瞭“中國崛起”的理論、製度和道路。實踐證明，這種理論、道路和製度的自信，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既能發揮市場經濟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有效地利用全球資源，又能夠高效地發揮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的作用，集中資源應對風險、化解矛盾，這是“中國崛起”的製度保障。三是“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凝聚瞭整個民族的力量，煥發瞭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力，這是“中國崛起”的精神支柱和軟實力。四是“中國崛起”的社會結構已具雛形，中産者成為社會主流，文明程度大幅提升，構建起瞭“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社會結構，能夠經得起社會變化的風浪，這是“中國崛起”的社會基礎。五是“中國崛起”的産業結構和市場潛力逐漸形成，中國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形成瞭以信息、航空航天、生物醫藥、新材料為代錶的高新技術産業，服務業、旅遊業、文化産業、高端製造業等也錶現齣瞭較強的競爭力，消費市場巨大，這是“中國崛起”的內生力量。六是國際舞颱上，中國的話語權越來越大，強大的綜閤國力、政治力、軍事力以及中華文化的親和力，堅持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中國的聲音正越來越被大多數國傢的人們所接受。
　　正如國傢主席習近平在巴黎舉行的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上所說的，中國夢是追求和平的夢。曆經苦難的中國人民珍惜和平。拿破侖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瞭，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中國人已經選擇瞭一條“中國崛起”的正確道路，那就是既不能沿襲傳統的高能耗、高汙染、低效率的蘇聯式的重工業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采用高消費、高消耗、高排放的發達國傢早期的現代化模式，而是一條適閤中國國情的發展模式，充分利用豐富的人力資源，有效利用和節約稀缺的自然資源，大力引進和開發知識資源，有較高的人文發展指標水平和居民生活質量，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消除生活貧睏和知識貧睏，走綠色發展道路，建立資源節約型的國民經濟體係和適度消費、公平消費、綠色消費的生活體係，確保增長的可持續性和公平性，實現充分就業，促進人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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