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馴服偶然》從大尺度上描繪瞭觀念轉變的過程,彌補瞭科學社會學中案例研究和標準形式的識知研究的不足。有些論證值得商榷,尤其是哈金描述的“革命”,在我看來,就從未在他所認為的意義下發生過。但是哈金的思想過於復雜,很難被這些反駁意見所駁倒。關於塗爾乾和高爾頓的寫作上,對很難說清的方麵把握恰到好處,論證雄辯,這正是《馴服偶然》閃光之處。
作者簡介
哈金,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哲學係、科學技術哲學與科技史研究所教授。1962年獲劍橋大學博士學位。曾在劍橋大學、斯坦福大學任教。哈金長期從事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研究,著述影響甚大,並被廣泛引用。1975年齣版的《概率的突現》,成為學術暢銷書。《馴服偶然》同樣獲得巨大成功,問世不久便被評為“20世紀100部英語寫成的最佳作品”之一。
譯者為我館老譯者。為我館翻譯過《計算和信息哲學導論》。
目錄
緻謝
1 大思路
2 必然性信條
3 公開的業餘人士:秘密的行政官僚
4 官僚機構
5 理性的開明專治
6 疾病的量
7 科學的豐産區
8 自殺是一種癲狂
9 立法哲學的實驗基礎
10 無認證、無細節、無對照、無價值的事實
11 由什麼樣的多數來決定?
12 大數定律
……
注釋
索引
譯後記
精彩書摘
《馴服偶然》:
道德科學旨在研究人以及社會關係。但是如何研究呢?不是通過預測經驗心理學或社會學抽樣調查。孔多塞的道德科學主要指兩件事情,因此留下瞭一樁至今也未厘清的懸案。他勾勒齣所謂涇渭分明的兩個岩層。一個是道德科學作為曆史學,另一個是道德科學作為概率、統計學、決策理論、成本收益分析、理性選擇理論、應用經濟學等等。
道德科學作為曆史學不是那種編年史,而是由孔多塞的名著所錶現齣的那種拱形結構,這是他長期構思的有關人類進步的理論,《人類精神進步史》。這部著作完成於1793年年底,當時他正躲藏著逃避追捕,於他死後一年1795年齣版。該書作講述瞭人類通過9個階段發展的故事,以及進入第10個發展階段,即法國大革命開始的那個階段。這個模式也許由聖西門詩意般地藉用過,孔德這位實證主義的創始人則完全采納瞭它。孔德那部看上去無限長的《實證哲學教程》,在1830年至1842年間齣版,把人類知識帶入實證階段,這種狀態也是拉格朗日和居維葉,比沙和拉普拉斯等所達到的。孔多塞的模式由黑格爾轉換為曆史辯證法;它也是由馬剋思賦予新動力的一個模式。
道德科學的另一岩層,沒有任何人能像黑格爾和馬剋思那樣異常地使之公之於眾。在他生命行將結束時即將付印的最後一部著作中,孔多塞將其命名為“社會數學”。“比起'道德'或‘政治'來,我更喜歡社會'這個詞,因為‘道德'或‘政治'這些詞的涵蓋麵太窄,而且也不夠確切。”他總是一個分類者,他把社會數學分為5類。第一類研究的對象是復閤興趣和其他時間序列。然後是排列和組閤,再是歸納,第4為概率的計算,最後為平均值理論。盡管我將強調社會數學的道德科學在統計方麵所固有的性質,然而人們也可以強調經濟學的一麵。那種分類學對術語的現代化和意義稍有確認:道德科學的第二個岩層便是道德科學作為概率、統計學、決策理論、成本收益分析、理性選擇理論、應用經濟學等等。
道德科學這兩個岩層,曆史學的和數目字的,在19世紀早期産生瞭嚴重分歧。孔德所探究的是一種,統計學傢凱特勒則是另一種。他們就各種名稱如“社會數學”和“社會物理學”打嘴巴官司。在每一種情況中,顯然是由孔德為其曆史認識論提齣來的名稱,都被凱特勒搶過去作為其對人的統計研究的名稱(對孔德的詛咒)。在絕望之中,孑L德發明瞭“社會學”這個詞,說這個詞是如此醜陋,那些人類的統計學者不再會屈尊盜用瞭。可這一次他又錯瞭。
孔多塞的社會數學,他的數目字那一方麵,似乎應是有關統計定律研究所關心的課題。這是皮爾遜的觀點,他對孔多塞非常欽佩,說他具有可親近的精神,但卻不是一位偉大的數學傢,“腦子裏充滿瞭想象力,能夠抓住可以用數學方法解決的新問題”。他認為孔多塞是“第一位在其科學(統計學)中具有一種哲學的著作傢,他指齣我們對於統計比例穩定性的信念正好與我們所謂的自然定律的信念是一緻的。”是的,但至關重要的是孔多塞堅定的哲人/重農的信念纔使他確信存在著社會定律。對於他而言,這些不是統計學的,而是理性本身的一些原則。皮爾遜的判斷中的真值是這樣的;未來統計學領域繼承瞭一種誕生於啓濛理性的道德科學有關定律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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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不錯,尚未發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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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來得及讀,讀後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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馴服偶然馴服偶然馴服偶然馴服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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馴服偶然馴服偶然馴服偶然馴服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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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Hacking的書都很不錯,商務的翻譯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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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大戰是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一場令人矚目、聲勢浩大的運動,它以1996年的“索卡爾詐文”為導火索,參戰者主要圍繞科學的性質以及對科學的態度等方麵展開瞭唇槍舌劍的論辯。從其影響的輻射範圍來看,可以說它是以科學傢為代錶的科學陣營(常被冠之以“科學衛士”的稱號)和以哲學傢、曆史學傢、社會學傢以及女權主義者和文化理論傢為代錶的“科學元勘”陣營(有時被冠之以“學術左派”的稱號)之間的一場較量,而其本質可以說是20世紀50年代發軔的“兩種文化”之爭的延續,是科學與反科學、科學主義與反科學主義之間的一場大戰。雙方相互指責對方是這場論戰的“肇事者”:科學傢堅決捍衛科學的客觀性與真理性,痛斥科學元勘學者有關“科學是社會建構的”斷言,認為他們應該為可能引發災難性後果的“反科學”情緒的滋長負責;而科學元勘學者則極力辯解其擁有研究科學的天然學術權利,力陳科學並沒有認識論上的優先權地位,因此也沒有免於人文勘探的豁免權。論戰雙方也分彆被冠以各種名號標簽:科學衛士與學界左派、科學傢與後現代主義者、科學主義者與人文主義者、反反科學者與反科學者,等等。後者總是希望能夠淩駕於自然科學的權威之上,而前者則極力否認後者對權威的要求。盡管有關科學大戰的爭論一路蔓延,戰事有意無意地將諸多領域的研究者捲入其中,緻使其日益陷人多方混戰的局麵,但從爭論的根源來看,科學論戰的實質其實主要是科學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簡稱SSK,通常也稱之為社會建構論)之間的較量,正如奧利卡·捨格斯特爾所說“科學大戰不應該被看成是科學傢和研究科學的學者之間的對立。它發端於小部分相關的科學衛士和STS(科學和技術的文化與社會學研究)內部一個特殊的學派——科學知識社會學之間的矛盾,……它代錶著社會建構主義和相對主義的立場……爭論隻是存在於科學與社會建構主義、科學和相對主義的社會學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