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棋局中的國共關係 [Butterfly and Dragonfly: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Cold War, 1944-1950]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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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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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72348

版次：1

商品编码：11698251

包装：平装

外文名称：Butterfly and Dragonfly: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Cold War, 1944-1950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20##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大棋局中的國共關係》雖以國共為題，卻並不要按照冷戰模式去兩分世界。它試圖說說意識形態以外的東西，試圖講講人在大環境中的命運。按照作者的脈絡，冷戰是內戰的繼續，內戰是二戰的繼續；而二戰又是一戰的繼續，一戰更是以往大小血腥權力爭鬥的繼續。民（種）族主義——現代主義為核心的世界觀和曆史觀，無助於我們反思人類社會20世紀的野蠻屬性，文化差異也自然不能通過擴大對立去彌閤。所以，《大棋局中的國共關係》提供的是一個通過曆史去體會、理解的場景，一個反思的機會和希望。

作者簡介

　　呂迅，安徽閤肥人。1999-2006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曆史係、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係，獲法學學士、文學碩士。2006年獲瑞典隆德大學國際人權法碩士學位。2009年獲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曾為美國哈佛大學、颱灣大學、意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訪問學者。研究方嚮為中外關係史。

前言
一美國至關重要：1944
延安對美外交
美軍來到延安
聯閤政府口號
史蔣攤牌結果
毛赫交惡開端

二靠不住的條約：1945
美國與讓東北
國共六下七上
中蘇首個盟約
不可能的和平
蘇美兩分中朝
西南第二戰綫
華北還是東北

三一個破碎的心：1946
東北完全除外
憲政還是訓政
一紙難包眾火
勝負的轉摺點
反蘇還是反美

四危急存亡之鞦：1947
中共非共謬論
共國夏季攻守
魏德邁的建議
中國土地改革
沒有中間道路

五呼啦啦大廈傾：1948
美遲到的援助
總裁當然總統
蘇隱蔽的支持
國共財政危機
瀋陽華德事件

六中國嚮何處去：1949
蔣中正三下野
米高揚秘使華
彆瞭司徒雷登
從大陸到颱灣
毛澤東始訪蘇

七革命進行到底：1950
中蘇盟約變遷
颱灣還是韓國
東溪到長津湖
全麵反美到來
後語
主要參考資料
索引

精彩書摘

　　《大棋局中的國共關係》：
　　事實上，羅斯福乃至杜魯門執政前期也都是這樣做的，他們積極鼓動著那些可以替代蔣中正的中國人，當然也包括共産黨在內。且不說像史迪威、馬歇爾這樣的職業軍人做何感想，這次對話對戴維斯、謝偉思（JohnS.Service）、範宣德（John C.Vincent）、艾奇遜（Dean Acheson）等外交官所産生的影響則往往被簡單忽略。艾奇遜在六年後成為輔佐杜魯門的強勢國務卿，並於國共內戰的白熱階段，發錶白皮書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辯解，仍舊贊成戴維斯等提齣的“須減少與國民黨往來而開始與共産黨閤作”的建議，伺機承認中共政權。要說起來，這始作俑者竟是羅斯福總統。因此本書自始至終，都包含著一個美國政府找人替換蔣中正的故事。
　　然而當我們在21世紀迴顧曆史的時候，發現其後發生的事統統走嚮瞭這個版本的反麵，蔣中正換成瞭毛澤東，中國倒嚮瞭蘇聯，美蘇聯閤主宰世界變成瞭美蘇對峙。
　　因此，羅斯福對斯大林的基本判斷是錯誤的。民選總統的義務當然是要討好選民，他會把政府擺在國傢的前麵；然而，到瞭斯大林那裏，在地球的另一麵，基本價值恰恰相反。絕對的權力也會造成安全感的缺失。美國總統覺得過大的領土象徵著過多的義務，而蘇聯總理則認為領土越大越安全。斯大林永遠不會滿足於蘇聯現有的廣袤土地，他要波羅的海，要波蘭，要伊朗，要新疆，要濛古，要滿洲，要朝鮮……他已經開始在新疆秘密組織“民族復興小組”，準備推翻背叛自己的督辦盛世纔；外濛古則宣告獨立，軍事外交無不仰承剋裏姆林宮的鼻息。一個強大而統一的中國政府是斯大林一直所不願見到的。
　　……

前言/序言

　　1943年11月21日晨7時半，蔣中正（字介石）的座機降落在埃及開羅機場。這是自有民國以來，他首次以“四大國”領袖之一的身份，走嚮世界。37年前，年近弱冠的蔣誌清首次踏齣國門，去的是日本，讀的是軍校，從此振武強兵成為其終身信條；20年前，已屆而立的蔣中正再次踏齣國門，去的卻是蘇俄，考察的是黨務，盡管深受革命的洗禮，他日後也慢慢認清瞭“赤色帝國主義”的本質；10年前，不惑的蔣委員長與德國希特勒（Adolf Hitler）元首關係火熱，他憑藉日耳曼重新崛起的軍事實力蕩滌瞭贛閩的赤色政權，驅逐他日後的競爭對手們奔走偏遠；5年前，蔣總裁的強國之夢終於被他昔年所崇尚的日本軍隊撕得支離破碎；3年前，他的副總裁、政敵汪兆銘（號精衛）在日軍控製下的南京自立瞭門戶；3個月前，蔣主席通過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強化瞭個人權力，而成為名正言順的國傢元首。作為一個革命的民族主義者，蔣深切地知道自己萬裏之外的祖國和腳下埃及的這方土地，有著諸多相似之處：雖同屬文明古國，然因實力羸弱，屢遭外人百般淩辱。今中國曆6年抗戰，山河破碎，但他竭力爭取與“盟邦”地位相稱的權利，“大國”的頭銜對他而言與其說是至上榮耀，毋寜說是巨大諷刺。而作為一個傳統的軍國主義者，他高舉孫文（又名中山）的主義和遺教，以軍人治國、武力優先，痛恨黨徒的自私無能以及國民的愚昧無知。但“領袖即國傢”、“本黨即國傢”，蔣欲以一己之意誌為舉國之準則，以自我之道德為全民之典範。他秉性多疑而優柔寡斷，剛愎自用而患得患失。他敵視任何黨外異己的存在，無視自由與人權，封閉瞭改革之多途。他懷抱19世紀之常識來治理20世紀充滿外憂內患之中國，舉國命運都要在他的耳順之年上來一個瞭斷。等待著他的，將是更多的無奈和彷徨。
　　安頓好之後，蔣中正分彆拜會瞭陸續趕來的英國首相丘吉爾（Winston S.Churchill）和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由於“日將落”帝國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思想，蔣中正對丘吉爾無甚好感，他送瞭八個字“狹隘浮滑自私頑固”。蔣此行目的原本就在於另一位坐在輪椅上卻已讓民主黨把持白宮長達11年的強人總統。然而，總統此時62歲，身體狀況極差。他信賴的戰時內閣成員主要有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73歲）、作戰部長史汀生（Henry L.Stimson，77歲）、海軍部長諾剋斯（William Frank Knox，70歲）等，甚至還可以包括參謀總長李海（William D.Leahy，69歲）、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George C.Marshall，64歲）、海軍軍令部長金（Ernest J.King，66歲）、陸軍航空兵總司令阿諾德（Henry H.Arnold，58歲）。可以說這個年輕的國度也是被一群老人統治著。
　　中國自1942年以來，主要依靠美國的援助支撐至今。更早之前，大力援助國民政府的是“赤色帝國主義”蘇聯，然而經新疆的陸上交通綫在蘇德戰爭爆發不久就中斷瞭。隨著1942年春天緬甸被日軍占領，中國對外的海陸交通幾乎斷絕。唯一脆弱的補給綫，是由美國東海岸將物資裝船行駛1.2萬海裏（當時一艘貨輪一年至多往返4次）到達印度半島西岸的孟買和卡拉奇，通過軌距寬窄各異的鐵路係統運至印度東北的阿薩姆，從那裏飛躍地球屋脊的喜馬拉雅山脈實施“駝峰”空運，到達雲南昆明，再運至各基地。通過這條艱險而低效的補給綫，每月僅有4000噸的物資可以成功運入中國；直到1943年底，在蔣中正的一再要求下，每月纔增加到1萬噸左右。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投入隻占全球開支中很小的比重。中國更一直是供應鏈條的最末端。此時距離中國全麵抗戰已是2300餘晝夜。國民政府毫無疑問起著主要的對日牽製作用。年軍費開支在1000億元法幣（按黑市1∶200的美元/法幣比價，約閤5億美元）以上，國統區物價飛漲、通脹嚴重。河南大災之後，餓殍遍野，駐守其間的第一戰區蔣鼎文、湯恩伯部40萬大軍更加重瞭農民的負擔。甘肅、寜夏、四川和貴州等地復又爆發瞭抗稅衝突。洞庭湖要衝常德在日軍猛攻下已是危在旦夕。蔣本人的估計是“無論軍事與經濟危局，決不能支持至半年之久”。羅斯福雖然派來瞭馬歇爾上將的親信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中將作為美軍中緬印戰區（CBI）司令，但由於史同時兼任蔣中正的參謀長，兩人因為中國軍隊的指揮權和租藉物資的控製權問題漸生齟齬。而中國戰場的形勢始終與歐洲戰場乃至太平洋戰場相左：當其他地方盟軍節節勝利的時候，中國很可能會在第二天即行崩潰。
　　關於史迪威與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之間的矛盾，多有述及。陳納德是個強悍的得剋薩斯軍人，他因耳聾於1937年由美國陸軍航空隊以上尉銜退役，經私人介紹來華被蔣氏夫婦聘為中國航空委員會（國民黨空軍前身）調查員，於1941年成立美國誌願航空隊（即“飛虎隊”），創製齣對日空軍的有效打法，從而以數量有限的P-40戰鬥機立下赫赫戰功，被正式納入美軍第十航空隊戰鬥序列。由此可見，與史迪威以馬歇爾為後颱的陸軍背景相比，陳納德依靠的隻能是看好空軍發展前景的中國元首蔣中正。1943年春，陳納德和史迪威在華盛頓進行瞭一場陸軍和空軍之間爭奪戰略優先權的辯論，羅斯福總統也顯然對陳納德提齣的投資少而迴報高的空軍計劃大感興趣。同時為瞭安撫蔣，羅斯福破格提拔陳納德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司令，並陸續增加瞭“駝峰”空運的噸位以及其中供給“飛虎隊”的份額。
　　關於史迪威和蔣中正之間的過節，眾說紛紜。史迪威和馬歇爾都是《辛醜條約》之後駐過天津的美軍舊人，貌似與中國頗有淵源。史蔣矛盾究其原因，美國人指責蔣獨裁、自私、無能，中國人指責史乖戾、陰險、無能。歸根結底，兩人的矛盾是兩國政治和文化的矛盾所引起的。在政治製度上，民主黨執政的白宮迫於四年一屆的競選壓力，重視短期目標的達成，而國民黨執政的重慶對民訓政，尚無選舉壓力，更注重在抗日之外，徹底消滅國內的武裝反對派。再加上美國由於堅持歐洲第一的原則，又往往犧牲掉遠東的利益。因此雙方一旦共事，衝突在所難免。不幸的是，這一衝突構成瞭此後國民黨與華盛頓關係的主綫。
　　有不少人也曾經談論過美國總統羅斯福對中國乃至中國人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他並非那麼重視中國。羅斯福的對華認識基本還停留在19世紀。羅斯福從未到過東方，更不瞭解中國。他所喜談論的都是祖父輩的舊事，藉以顯示自己對中國事務的發言權，並掩飾其東方知識的嚴重不足。這也是為什麼他一接觸到即將赴華的美國人，就鼓勵其嚮自己直接報告所見所聞。他告訴左派作傢斯諾（Edger Snow）說“必須對東方人有信心，他們有自治的能力”；他多次提及不要把蔣中正當作“摩洛哥蘇丹”（Sultan of Morocco）或者“蠻族頭領”（barbarian chieftain）。然而，這也恰恰暗示他正在努力剋服自己的這種傾嚮。羅斯福憑藉對東方的想象力，認為幅員遼闊的中國在戰後可以同化日本。對美國改造中國這一點，羅斯福有著不甚可靠的自信。這種自信是隱約建立在美國強大的實力和白人的優越感之上的。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戴維斯（John P.Davies, Jr.）曾如此評價羅斯福的這種天真樂觀：“他們［羅斯福和霍普金斯］以中國的戈登、華爾來看待［讓一個外國人指揮中國軍隊］這碼事”。羅斯福與丘吉爾相比，好處在於他反對殖民主義，然而二人又都是強權政治的擁躉。羅斯福積極乾涉中國，但派來的人卻往往不敷之用，例如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居裏（Lauchlin Currie）、華萊士（Henry A.Wallace）、赫爾利（Patrick J.Hurley）、納爾遜（Donald M.Nelson）等，不一而足。
　　後來的事實錶明，白宮並不相信中國人。盡管戰略上，它力圖把中國裝點成“四大國”之一，但是作為盟軍核心決策機構的聯閤參謀部卻拒絕中國人參加。它必須重視蘇聯，卻可以怠慢中國。對蔣中正，它就美英於緬甸的戰略部署進行瞭隱瞞，就蘇聯將對日作戰進行瞭隱瞞，就同意蘇聯在中國東北享有優越利益進行瞭隱瞞，理由是“齣於安全考慮”而中國人會泄密。更不消說原子彈研發和轟炸這樣的機密。斯大林有其強大的諜報係統可以偵知內幕，羅斯福的後繼者杜魯門（Harry S.Truman）在德黑蘭也及時通報瞭新式武器試驗成功，唯獨蔣對這些情報兩眼一抹黑，以緻日本突然投降時慌瞭手腳。這些在後麵的章節裏，將會詳加敘述。
　　迴到眼前。23日晚7時半，蔣中正應羅斯福的邀請，來到位於開羅西郊的美國大使官邸赴宴，從這裏可以遠眺著名的鬍夫大金字塔。餐後，兩人進行瞭第一次私下長談。羅斯福的摯友、親蘇的霍普金斯（Harry L.Hopkins）在側，當然，由麻省衛斯理學院畢業的蔣夫人宋美齡充當翻譯。沒有談話記錄，兩位元首留下瞭各自不同版本的記載。
　　從蔣中正的敘述來看，他完全被羅斯福的魅力徵服而贊不絕口。他很快就發現這位健康狀況欠佳的美國總統頗具親和力，更重要的是，彼此對戰後安排達成瞭不少共識，包括日本未來之國體、日本對華賠償、新疆投資、朝鮮獨立、安南（越南）問題等。羅斯福甚至堅持戰後盟國對日占領應“由中國為主體”。蔣盛贊美國的對蘇政策，羅斯福則錶示東北、颱灣和澎湖應為中國領土，颱灣和澎湖戰後可以歸還中國。兩人“直談至深夜十一時後告辭，尚未談完，相約明日續談”。
　　與之恰恰相反，羅斯福則對這位國民政府的統帥卻印象欠佳。當他的兒子於次日晨詢問觀感時，羅斯福聳聳肩，隨後說道“［蔣］知道他要什麼，也知道他不可兼得”。接著，羅斯福說瞭一句後來為不少人引來證明其對蔣正麵印象的話，所謂“一席之對談，勝於聯閤參謀團四小時之會議”。可是在兒子的繼續追問下，羅斯福道齣瞭其中原委。他說：
　　蔣的軍隊現在根本沒有打仗，即便白紙黑字的報告上寫得煞有介事。他聲辯自己的軍隊未經訓練、沒有裝備，可以理解。但是這並不能解釋他為何一直全力阻止史迪威來訓練中國的軍隊，而且也不能解釋他為何將成韆上萬的精銳部隊集結在西北——放在紅色中國的邊界上。
　　他對蔣錶現齣來的善意隻是因為一時找不到其他的替代者。羅斯福又談道：“我已經告訴他，［蔣的政府］並非如觀念上理應的那樣是一個現代民主政體。我還跟他說，隻要仗還在打，他就不得不與延安的共産黨結成聯閤政府。他同意瞭。有條件地同意瞭。”（強調為原文所有）這是國共聯閤政府的構想第一次被提齣，而且是由美國總統本人。蔣中正的條件總結起來是兩個，一是美國“保證蘇聯同意尊重中國在東北的邊界”，二是美國“支持他主張英國和其他國傢於香港、上海和廣州不再享有帝國特權”。“當聽到委員長答應在實行選舉之前就邀請共産黨加入國民政府，我特彆高興”，羅斯福自信地說道：“事實上，就他來說，他唯一希望我們能夠竭誠做到的就是當日本屈膝投降的時候，我們確保英國軍艦不會駛進中國的港口。唯獨美國的軍艦。對此，我已作個人擔保”。
　　蔣中正在開羅與羅斯福進行瞭六七次會談，討論瞭緬甸兩棲作戰的必要性。這本是盟軍在太平洋地區進入反攻之後的基本共識，也是蔣中正和史迪威難得的共識，即打通緬甸補給綫並在中國東南海岸綫上會師。1943年初的英美首腦卡薩布蘭卡會議上，羅斯福以在意大利南部登陸為條件換取瞭丘吉爾增加對緬甸戰場投入的錶態。然而，由於英國的不斷抵製和食言，第二次緬甸戰役一拖再拖，實施規模也不斷縮水，到瞭年末的開羅會議就隻局限於緬甸北部。羅斯福一再保證促使英國盡早實行緬甸登陸作戰。另外，蔣夫人宋美齡報告說羅斯福基本答應給中國10億美元的貸款，以解決中國因戰爭而惡化的通貨膨脹問題。蔣中正對羅斯福的態度不但滿意而且感激。11月28日，蔣懷著愉悅的心情登機返國，他認為開羅會議是其“革命事業”的“重要成就”，是“中國外交史上空前之勝利”。在歸國途中，蔣還順道印度東北藍伽視察瞭史迪威訓練的X部隊——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一軍（新一軍），並會見時任軍長、黃埔一期鄭洞國。然而，他的好心情很快就被嚴峻的國內形勢、羅斯福的食言和史迪威的挑釁徹底衝散，變得蕩然無存。
　　羅斯福也於11月27日飛抵近東的另一個文明古國——伊朗，去和本書的另一個重量級人物蘇聯總理斯大林（Иoсиф В.Стaлин）會麵，主要討論在法國北部開闢歐洲第二戰場（Overlord霸王行動）的實施。斯大林和丘吉爾就意大利戰役的必要性問題有著很大分歧，因為地中海作戰會牽製英軍將原本有限的登陸艇及時調往北大西洋。11月30日，是英國首相的69歲生日，這一天他得到瞭最好的生日禮物。在午餐前，丘吉爾私下約談斯大林，暗示他問題的關鍵就在倒黴的緬甸戰場，如果不是美國人遷就中國人而實施緬甸戰役的話，英國就能及時滿足意大利和法國兩個戰場的需求。這時候，斯大林突然宣布蘇聯將在德國投降之後轉嚮對日作戰。在稍後用餐的時候，丘吉爾不斷嚮斯大林示好，斯大林繼而暗示將在對日作戰之後對中國有所要求。羅斯福隨即錶示可以把大連作為自由港，還代替蔣中正錶瞭態。斯大林更暗示蘇聯還想要旅順作為軍港。羅斯福沒有接話。丘吉爾和斯大林一唱一和地鼓動：世界的管理權必須集中在強國手中，也就是英、蘇、美三個國傢。然而，斯大林對美國最近要求使用蘇聯空軍基地和軍港的提議沒有迴應。
　　德黑蘭會議持續6天後結束，羅斯福和丘吉爾飛迴開羅。此時，丘吉爾已有充分的理由來說服羅斯福放棄對蔣的承諾：既然斯大林自告奮勇地要對日作戰，整個戰略形勢將隨之改變，無須再在中國建空軍基地，美國可以經由阿拉斯加使用蘇聯濱海現成的基地，進而轟炸日本本土的工業中心。還有什麼可說的呢，羅斯福緻電蔣中正，建議緬甸戰役延期至1944年11月。
　　12月6日午後，總統就在幾天前對蔣委員長做齣許諾來年春天即開始緬甸兩棲作戰的同一房間裏，再次召見瞭他的將軍史迪威，目的卻是讓他去收迴這個許諾。談話主要在總統、史迪威及戴維斯間展開，霍普金斯因為生病隻在談話中略坐瞭一會兒。根據史迪威的私人筆記，羅斯福先是東拉西扯瞭其祖父在中國經商的曆史，被他拉迴現實，繼而錶示美國不大可能嚮中國提供10億美元的貸款。總統說：“我告訴過他們［蔣夫婦］要獲得國會的同意還有難度。現在，我可不是一個金融專傢（！！）”並提議以5000萬或1億美金收購中國黑市流通的法幣來抑製通貨膨脹。接著，當戴維斯從旁提及中國人無法打開交通綫的後果時，羅斯福轉嚮史迪威：“你認為蔣還能撐多久？”
　　史迪威：形勢嚴峻，5月份的攻擊再來一次就可能摧毀他。
　　羅斯福：好吧，那麼我們應該找另外一個人或一群人，來繼續下去。
　　史迪威：他們很可能會來找我們。
　　羅斯福：對。他們會送上門來。他們真的喜歡我們，還有，彆說齣去，他們不喜歡英國人。現在，我們與英國人在那兒的目標並不一緻。舉例而言，香港。現在，我打算讓香港成為自由港：對所有的國傢——全世界——商貿自由！但首先要在那兒插上中國旗，接著蔣在第二天就可以做齣重要姿態，讓它成為自由港。就這麼辦！大連也一樣！我確信蔣會樂於讓那兒也成為自由港的，而貨物可以經由西伯利亞進入內陸——沒有關稅檢查。
　　戴維斯：您認為是什麼促使那些俄國人做齣高尚姿態，同意中國擁有滿洲？
　　羅斯福：這個，我想他們認為得到的已經足夠瞭，事實如此。你可以往西伯利亞再遷入1億人口。斯大林不想要更多的土地瞭。他占有已足。他在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上贊同我。我們應該會組成委員會代管這些國傢25年左右，直到我們讓他們自力更生。就像菲律賓。我直白地問過蔣，他會否想要印度支那，他說“絕不！”就像這樣——“絕不”。
　　史迪威：蔣在嚮他的人民解釋盟軍無法打通緬甸時會有睏難。
　　羅斯福：是啊。是啊。但如果我們不執行這一行動，我們可以增加飛越駝峰的噸位。對，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將更多物資輸入中國。
　　隨後，羅斯福又談瞭一些中國需要“大量”美國援助的話，隱約地錶達齣他對國民政府索要無度的不滿。而國民政府的美籍經濟顧問楊格（Arthur N.Young）卻也不無同情地批評華盛頓目光短淺：“［蔣］疲憊不堪而憂心忡忡，他難以理解為何中國率先抵抗侵略並做齣瞭重大犧牲，卻如此不被重視。部分來說，這個［10億美元貸款］計劃是著眼於中國戰後需要而提齣的”。
　　戴維斯的日記同樣留下瞭這次會談的記錄，內容與上述基本一緻，隻不過羅斯福要讓香港插上的旗幟換成瞭米字旗，然後輪到丘吉爾來做姿態，接著是自由港；換成是戴維斯直接詢問總統：“如果蔣政權倒颱瞭，我們應做什麼”。總統先生毫不猶豫地說：“立第二個人（build up the next man）。”
　　這裏之所以要花許多筆墨來引述此次對話，是因為裏麵包含瞭羅斯福本人對蔣中正、中國政治以及戰後國際和平與閤作的基本態度。在他的未來構想中，美國與蘇聯可以通過閤作的方式來主宰世界，沒落的大英帝國會聽美國的，而落後的中國更要依賴美國的支援，蔣不過是戰略棋局上的一枚棋子罷瞭，必要的時候可以更換。毫無疑問，在主權和民族主義者看來，美國無禮而粗暴。事實上，羅斯福乃至杜魯門執政前期也都是這樣做的，他們積極鼓動著那些可以替代蔣中正的中國人，當然也包括共産黨在內。且不說像史迪威、馬歇爾這樣的職業軍人做何感想，這次對話對戴維斯、謝偉思（John S.Service）、範宣德（John C.Vincent）、艾奇遜（Dean Acheson）等外交官所産生的影響則往往被簡單忽略。艾奇遜在六年後成為輔佐杜魯門的強勢國務卿，並於國共內戰的白熱階段，發錶白皮書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辯解，仍舊贊成戴維斯等提齣的“須減少與國民黨往來而開始與共産黨閤作”的建議，伺機承認中共政權。要說起來，這始作俑者竟是羅斯福總統。因此本書自始至終，都包含著一個美國政府找人替換蔣中正的故事。
　　然而當我們在21世紀迴顧曆史的時候，發現其後發生的事統統走嚮瞭這個版本的反麵，蔣中正換成瞭毛澤東，中國倒嚮瞭蘇聯，美蘇聯閤主宰世界變成瞭美蘇對峙。
　　因此，羅斯福對斯大林的基本判斷是錯誤的。民選總統的義務當然是要討好選民，他會把政府擺在國傢的前麵；然而，到瞭斯大林那裏，在地球的另一麵，基本價值恰恰相反。絕對的權力也會造成安全感的缺失。美國總統覺得過大的領土象徵著過多的義務，而蘇聯總理則認為領土越大越安全。斯大林永遠不會滿足於蘇聯現有的廣袤土地，他要波羅的海，要波蘭，要伊朗，要新疆，要濛古，要滿洲，要朝鮮……他已經開始在新疆秘密組織“民族復興小組”，準備推翻背叛自己的督辦盛世纔；外濛古則宣告獨立，軍事外交無不仰承剋裏姆林宮的鼻息。一個強大而統一的中國政府是斯大林一直所不願見到的。對蔣中正明拉暗打的兩手原來就是自己區彆於托洛茨基（Лев Д.Троцкий）和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Бухарин）而奪得高位的根本。
　　蔣中正為抵製莫斯科而嚮華盛頓頻送鞦波。對於新疆，重慶政府破天荒主動邀請美國建立領館，無疑繼承瞭晚清所謂“以夷製夷”的方略。而對東北，重慶則已經顯露齣對莫斯科繼承沙俄政策、可能利用對日作戰予以搶占的擔憂，開始嚮美國預警。按照蔣主席的訓令，國民政府甚至經由莫斯科渠道嚮華盛頓傳遞瞭信息。新任亦是末任國民政府駐蘇大使傅秉常托即將離任的美國公使級參贊杜曼（Eugene H. Dooman）捎話說，西伯利亞蘇軍將可能以快於華南中國軍隊的速度挺進東北，而一旦占據，想送客就不會那麼簡單。
　　美國國務院以政治顧問項貝剋（Stanley K.Hornbeck）為首的遠東派也預見到蘇聯對東亞的野心，並嚮國務卿赫爾及時報告。項貝剋認為蘇聯政府對於異己政權具有“深刻猜忌的本能”，其在德國、波蘭、南斯拉夫的錶現業已證明下一步將在遠東鄰國建立類似於外濛古的政權，即便不直接占領，也要攫取溫水良港。報告明確指齣：“假使蘇聯在戰爭末期日本投降以前對其宣戰的話，它很可能會盡力進軍滿洲、南薩哈林和朝鮮，並在那裏提齣條件，要求某種領土及/或行政特權……當日本戰敗並産生政治真空時，蘇俄自然會想進入華北，還可能包括朝鮮。”不幸的是，赫爾年邁不視事，加之總統本人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在外交政策上忽略國務院係統以及在全球戰略上忽視中國，報告最終被束之高閣。
　　開羅-德黑蘭會議標誌著美國在蘇英壓力下降低國民政府地位的開始。由於成本高昂的“駝峰”運輸不可能給重慶以持續有力的援助，美國逐漸放棄瞭以中國為基地攻擊日本本土的戰略設想，這當然對國共雙方都産生瞭影響。曆史錶明，美國為綏靖蘇聯而不惜犧牲中國權益亦從此時開始，而非一年後在雅爾塔。戴維斯是上述開羅談話的唯一受益者。作為美國駐外使館的一個二等秘書，他平添瞭經由霍普金斯上達天聽的渠道，直接促成瞭美國嚮陝北派齣軍事觀察組一事，對後世的曆史産生瞭難以估量的影響。在此先按住不錶。
　　距離開羅以東7000多公裏外，在中國陝北，黃土隴上，清涼山下，中國共産黨的路綫之爭此時已到瞭收官階段，隨處可見反對國民黨和加強整風運動的標語。七年前中共實行與國民黨結成抗日統一戰綫的政策。近兩年來，“整風”運動已在陝甘寜邊區和各根據地如火如荼地開展。
　　王明在一個月前趁毛澤東批準蘇聯醫生給他檢查身體的機會，請求他們秘密嚮自己女兒的養父、前共産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Георги Димитров）發齣求救電。就在蔣中正與羅斯福詳談的當日，季米特洛夫接見瞭由延安返迴述職的蘇聯軍事情報人員，得齣這樣的結論：“無論如何國共關係正常化都沒有瞭希望”。12月底，季米特洛夫在斯大林的授意下，以私人身份通過蘇聯軍情部緻電毛澤東，除瞭通報對其子毛岸英的安排之外，委婉地批評瞭毛澤東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其針對王明、周恩來的鬥爭，以及“在黨的乾部中産生瞭不良的反蘇情緒”，並警告說康生（本名張宗可）的“清洗”正在為重慶國民黨的離間策略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刻意將兄弟黨領袖的子女留在蘇聯作人質。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和蔣中正的兒子蔣經國都曾有過這樣的經曆。蔣經國是伴隨著斯大林建立國共抗日統一戰綫的要求，於1937年3月纔獲準迴國。毛岸英迴國則是兩年後1945年12月的事。
　　中國共産黨和蘇聯有著天然的血親關係。1943年共産國際解散，毛澤東獲得解放。但是當時包括他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共黨員認為，蘇聯毫無疑問是中共的依靠力量，盡管莫斯科戰時予以延安的援助較給重慶的為少。毛澤東對莫斯科的態度取決於實力對比的變化：當遠方（莫斯科）勢弱的時候，他會積極主動；而當遠方強勢時，他就會暫時順從。毛澤東最主要的政治秘書鬍喬木在晚年迴憶這兩年往事時特彆強調，毛澤東懷著“緊張、沉重的心情”，“全神貫注於蘇德戰爭的發展。《解放日報》經常發錶社論，每天都有蘇德戰場情況的報道”。蘇聯歐洲戰場的分量遠遠超越美國的亞太戰場。鬍進一步總結說：“毛主席在蘇德戰爭期間，能夠根據戰局的變化，指導國內鬥爭，開展對英美的工作”。在中共的天平上，蘇聯和美國的重量嚮來就不是對等的。莫斯科決定著中共的對美政策。這一點更在隨後的十年間被多次證實。經過延安整風，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不是像以往想象的那樣疏遠瞭，反而變得更加熾烈。當重慶還在思索中外如何如何的時候，延安已經開始考慮蘇美怎樣怎樣。兩黨思想維度的不同決定瞭政策體現的差異，也影響瞭外交關係和國際形勢。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政務次長的吳國楨對中共與蘇共之間的關係，有著這樣的體認：“每當國民黨要求蘇聯政府給予一項重要援助時，不久就會接到中共方麵提齣的某種新要求，如果國民黨試圖拖延答復，那麼就會遇到蘇聯各種莫名其妙的拖延；一旦馬上對中共讓步，那麼蘇聯政府也會立刻給予滿意的解決。”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黨允許八路軍在重慶、西安、桂林等地設立閤法的辦事機構，這些辦事處漸漸變成中共對外情報交流的樞紐。
　　共産黨與國民黨本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一對雙生子。然而，在對國傢政權的長期爭鬥中，卻勢同水火。雖然蔣中正以黃埔嫡係鬍宗南部26萬國民黨軍對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寜邊區施以持續封鎖，但陝甘寜、太行、太嶽、晉察冀、冀南、冀魯豫、山東、蘇中等中共邊區都自成格局，發行各自的貨幣，法幣禁止流通，而邊幣的發行數量更是絕對機密。貨幣本身不是必需品卻是奢侈品。1941年陝甘寜邊區乾部人數激增（達到1938年的4.6倍），財政入不敷齣，通貨膨脹同樣嚴重，供應和稅收以小米結算，農民年負擔也隨之膨脹至20萬石小米（1938年的13倍），造成瞭當地農民不滿，以緻1942年6月齣現瞭“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的言論。毛澤東予以重視，開展大生産運動，號召精兵簡政，推行軍隊屯田，鼓勵移民墾荒。自此，陝甘寜乾部軍隊年需約26萬石小米，自己承擔10萬石，農民負擔16萬石。所謂精兵簡政，就是“機構閤並，減少層次，乾部下放降級使用，減少非戰鬥人員，處理老弱病殘，清洗不穩分子”。該政策在所有根據地都得到瞭貫徹。通過精兵簡政，共産黨在根據地內的執政地位有所鞏固，全部軍隊數目已經號稱47萬。但彈藥奇缺，未來一兩年能否獲得國際援助將成為中共存亡的關鍵。
　　這本書旨在重新闡釋從中國內戰到國際冷戰的過程中，國共關係及美蘇影響。在這一轉變的過程中，共産黨的意識形態發揮瞭主導作用，中共和蘇聯較早進入瞭挑戰方的角色。美國則對國民黨始亂終棄，國民黨亦對美國貌閤神離。中國內戰雖以中共占領大陸、國民黨逃亡颱灣而告一段落，然而尚未確立所謂國際兩大陣營的對峙局麵。朝鮮戰爭的爆發，以及美國和中共次第參戰，纔使得兩極格局真正被塑造瞭齣來。
　　中國共産黨中央黨史研究室對於美蘇其時的對華政策有如下論述：
　　在美國嚮全球擴張的戰略中，歐洲是重點地區，亞洲也是重要地區。在美國政府看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控製瞭中國，就基本上控製瞭亞洲。這樣，就可以集中力量控製歐洲，遏製蘇聯。美國政府把國民黨視為其控製中國所需要的一個工具，把正在發展壯大的中國共産黨視為實現其目的的一大障礙……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在軍事實力上雖有所增強，但綜閤國力仍不如美國。為瞭集中主要力量與美國在歐洲抗衡，它在亞洲采取瞭既阻止美國勢力擴張，又與美國達成某種妥協，同時盡可能擴展自己勢力的政策。
　　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本書著重強調中國“內戰”。這是為瞭引起當代人再次關注近一百年前中國與朝鮮相似但不同的命運。所謂“內”者，充分體現瞭現代國傢理論與全球化實踐在當時乃至現今的矛盾衝突。所謂“戰”者，則旨在說明國共黨爭的實質以及整個20世紀人類社會的暴力特徵。就蘇美而言，權力滲透國界，並非純粹內戰；就中國來說，始終都是熱戰，並無冷戰可言。
　　本書也強調美國與國共兩黨的關係，這是由於主流曆史並沒有把故事敘述清楚。美國從本國利益齣發在中國內戰中發揮的明白作用和潛在影響，將是本書探討的重點。而硬幣的另一麵，蘇聯對中共或隱或顯的支持及挖國民黨的牆腳，在作者看來，已是得到充分證明的基本事實；所要做的僅是在曆史的細節處放慢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