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比較》是為讀者提供的一個有關比較製度分析的學術性平颱。《比較》站在理論前沿，根據中國經濟改革中遇到的重大問題，有選擇地介紹彆國的經驗和教訓、轉軌經濟的理論和實踐，以及比較研究領域的發展，同時，有針對性地介紹國內外學術理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方案設計、政策建議和評論。

內容簡介

　　當前的經濟形勢究竟如何判斷，有各種“專業人士”錶達他們的看法。《比較》關注的是體製性的轉型問題。當中國步入中等收入行列後，不少有識者就提齣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錶麵上是經濟問題，但更深層次上是製度問題。從國際經驗來看，那些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都有一個好的市場經濟，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都有一個壞的市場經濟。究其根源在於沒有好的法治基礎。當前反腐風暴中揭露的大量腐敗案件充分說明，中國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極為薄弱：政府權力缺乏製衡和監督，這樣的法製環境，使得政府部門常常會利用法律法規，以規範市場、宏觀調控之名，行乾預企業和個人經濟活動、擴充政府權力之實。法治不彰的結果，必然是強權橫行、腐敗肆虐、社會不公、貧富分化，加之經濟增長條件和外部環境的變化，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絕非聳人聽聞。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法製”市場經濟嚮“法治”市場經濟的轉型，實現18屆三中全會《決定》提齣的“現代國傢治理”的目標，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務。

作者簡介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傢，中國經濟學界的泰鬥。

目錄

樓繼偉

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及實現途徑

蔡昉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增長源泉

劉世錦

攀登效率高地

孟昕

有效地利用中國未開發的勞動力供給

傑弗裏·弗蘭剋爾

中國成為世界第一還有待時日

福山 青木昌彥 秦曉 高西慶 季衛東 張文魁 陳強 方晉

治理與發展

阿代爾·特納

財富、債務、不平等和低利率

羅納德·吉爾森 艾倫·施瓦茨

約束控製權私人收益

愛德華·格萊澤

貧睏國傢城市化的原因與後果

陶玲 劉婕

國際金融監管體製改革的脈絡與方嚮

前言/序言

　　樓繼偉的《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及實現途徑》一文，根據他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4月24日的演講整理而成。圍繞著中國經濟發展，如何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他認為，中國雖然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條件，如初步建立瞭市場經濟的製度框架，全方位的逐步開放，較強的財政能力和較為謹慎的財政政策，仍不失靈活的勞動力勞動市場。但是，滑入陷阱的不利因素需要清醒認識：政府依然在替代市場配置資源，體現法治經濟的産權保護缺失，以勞動力和土地為代錶的要素流動繼續受限；更糟糕的是，中國未富先老，勞動人口正以每年二三百萬人的速度下降，其他國傢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過程，而中國隻有五到十年的調整期。麵對這些不利因素，應對之道也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堅定地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的各項改革措施，同時把握好社會穩定與改革力度之間、改革進度和改革力度的權衡，就可以實現中高速增長，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一個錶現，就是傳統經濟增長源泉式微，不再能夠維持長期以來近兩位數的GDP增長速度。如果不能及時挖掘齣新常態下特有的增長源泉，潛在增長率將繼續降低。蔡昉的文章重新思考瞭一些經濟理論問題，藉鑒瞭相關的國際經驗教訓，並結閤他對中國經濟增長所做的一些實證研究結果，以挖掘新的增長源泉。他認為，至少可以從四個方麵入手引領新常態，達到穩定經濟增長的目標：供給方與需求方的增長潛力、以生産率引導産業結構調整、提高人力資本積纍、藉助後發優勢實現趕超。在這四個方嚮上的努力都要以深化經濟體製改革為前提，特彆是通過讓市場機製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劉世錦的文章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下行是規律使然，今明兩年很可能是中高速增長的觸底期，需要“緩衝性”宏觀政策與“效率導嚮”改革措施的協同配閤，加快實現轉型再平衡。成功跨入高收入國傢行列，關鍵在於通過深化相關領域改革，為全麵持續提升要素生産率鋪平道路。具體來看，這些改革包括：重建和完善政策性金融體係；在金融領域打破剛性兌付，在嚴重過剩産業行業加快低效産能退齣和轉産；基礎産業領域切實“放大”，促進競爭；加快城鄉之間土地等資源的流動和優化配置；由“強政府”轉變為“巧政府”；使綠色發展可操作。“效率導嚮”應當成為判定真改革還是假改革、改革是否到位的重要尺度，成為經濟轉型關鍵期改革的基本要求。

　　近年來，中國的人均GDP增速顯著下降，然而，農民工的實際工資水平每年以超過10%的速度持續增長。許多人認為，這一實際工資增長錶明，由於農村勞動力供給減少，低技能勞動力已經齣現短缺，即所謂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但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孟昕運用最新傢庭調查匯總數據，提齣瞭彆樣看法。《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中國未開發的勞動力供》正是在調查基礎上，討論瞭中國實際工資水平上漲的原因，她認為，城市中的低技能勞動力短缺是或明或暗的城鄉移民製度限製的結果，這些限製和其他政策，比如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和農業補貼的增加，推動瞭技能勞動力的實際工資上漲。把中國城市勞動力供給短缺誤讀為勞動力的絕對短缺，再加上傳統的城鄉二元思維以及政治傢們不希望看到在大城市中齣現貧民窟，給中國未來的城鎮化進程和經濟發展帶來挑戰。

　　近年來，國際組織和不少國外的經濟研究機構和學者，以購買力平價為衡量手段，預測中國經濟將在最近一兩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老大。但是，在這篇題為“中國還不是世界老大”的文章，傑弗裏·弗蘭剋爾的文章從購買力平價的正確使用和如何被誤用的角度，說明瞭中國經濟為什麼還不可能在最近一兩年內成為世界第一。

　　2015年4月23日，《比較》編輯室、中國比較經濟學研究會和財新傳媒邀請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著名學者弗蘭西斯·福山和青木昌彥就“治理與發展”和秦曉、高西慶、季衛東、張文魁、方晉、陳強等國內學者展開討論和交流。福山提齣瞭理解政治體製的三要素框架：國傢、法治和問責製。他認為，建設一個有效的政治體製，必須實現在這三個要素之間實現某種平衡，而且順序是非常重要的。在談到中國時，他認為中國的國傢過於強大，而缺乏國傢權力加以製約的法治和問責；中國的政治秩序改革，應當是法治先於民主。對於當前的反腐風暴，他認為應當納入法治的軌道，有正確的監督和指控腐敗官員的程序，而不僅僅依賴於政治意願，這可以給人們尤其是商界人士帶來更加穩定的預期。季衛東、陳強、方晉等對福山的觀點給予瞭迴應。季衛東認為，福山提齣瞭一個去意識形態化的分析框架，這是極有意義的。他也認同福山關於中國應當法治先行的觀點。他還提齣瞭一些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在中國國傢權力過於強大的情況下，如何確保法治的權威；如何適當限製自由裁量權；如何從根本上預防腐敗的發生。方晉則側重從民主的角度，對解讀福山的分析框架，他談到瞭民主和經濟發展之間並不存在明確的正相關關係，大多數民主國傢經濟發展差強人意甚至糟糕，而一些非民主國傢則獲得瞭幾十年的增長和繁榮。陳強從三要素分析框架的普適性、製度建設的順序，如何施壓促成一個好的政府提齣瞭值得思考的問題。青木昌彥教授討論中國如何應對新常態下麵臨的兩大挑戰：人口老齡化和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他認為應當從改善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入手，包括將國有企業部分利潤劃撥給社保基金，以混閤所有製推動國有股轉讓，完善董事會機製等。秦曉、高西慶和張文魁對青木老師的觀點給予瞭迴應。秦曉認為，青木老師的分析框架錶明，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已經從需求轉嚮供給，政策的導嚮應從數量型轉嚮質量型，即通過製度改革改善人力資本、促進技術創新。對於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問題，他頗為具體地指齣瞭目前存在的種種問題。高西慶認為，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要有真正的改善，必須實行股權的多元化，改造國資委，學習瑞典、丹麥、荷蘭的模式，把國有企業的管理部門或者社會保障管理部門多元化。張文魁認為，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速下滑，主要著來自結構性扭麯。國有企業消耗瞭大量的經濟資源，但效率低很多，是一種嚴重的市場扭麯。防止中國經濟增長過度放緩、實現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對國有企業進行的改革確立底綫製度：除特殊行業外的自由準入和退齣製度，把國有企業的商業和政治分離。

　　英國金融服務局前主席阿代爾·特納的文章著重討論對金融和宏觀經濟穩定具有深遠影響的四大趨勢： 日益擴大的不平等、持續上升的財富收入比、不斷攀升的私人部門杠杆率、逐步走低的實際利率。一些固有的技術因素正在形成“無需投資就創造齣股權價值”的現象，使不平等進一步擴大，還壓低利率實際利率；低的實際利率和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推高杠杆率，高杠杆率推動瞭房地産價格上漲，進一步惡化瞭不平等，最終導緻金融動蕩、債務積壓和後危機時期的經濟衰退。這四個趨勢之間多重和自我強化的關聯，對支撐現代宏觀經濟學和金融學的許多假設和方法提齣瞭挑戰。就政策而言，特納認為有幾個方麵特彆需要關注：減少不平等，至少控製不平等進一步加劇的勢頭；管理房地産密集型經濟的發展動態；管理信貸創造的數量和結構。

　　在“法和經濟學”欄目中，兩位著名的法學傢羅納德·吉爾森和艾倫·施瓦茨討論瞭公司治理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控製權的私人收益”。他們比較分析瞭美國和歐盟限製控製權私人收益的方法，前者采用的是事後交易審查，後者施行的是對控製權的事前結構限製。這兩種方法究竟哪一種更可行，取決於是否有一個一個高效的司法體係和富有經驗的專業化法庭。

　　“比較之窗”欄目收錄瞭《城市化的世界：貧睏國傢城市化的原因與後果》一文，愛德華·格萊澤討論瞭在過去的50年間，世界範圍內在最貧睏、治理最糟糕的國傢，城市齣現瞭爆炸式的擴張。格萊澤認為這一現象是全球化的産物：在封閉經濟中，農業繁榮促進瞭城市化，而在開放經濟中，農業凋敝是導緻城市擴張的原因。在發展中國傢，往往存在糟糕的製度和超大城市並存的情況，為瞭減輕外部性，更為專製的事前預防可能比事後懲罰效果更好。文章認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有助於減少外部性，當城市人口較少或者製度質量較高時，由私人提供基礎設施成本更低，但在較大的城市中，公共部門提供基礎設施是更好的選擇。作者指齣，即便城市人口密度增加，可利用的資源有限，糟糕的治理，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産生瞭嚴重的問題，但是，城市生活終究比土地貧瘠的農村地區的生活更繁榮、更穩定。而且城市化是製度發展的工具之一，這可能是城市帶來的最重要的益處。

　　中國人民銀行陶玲和劉婕的文章詳細描述瞭美國、英國、歐盟、澳大利亞、德國、日本和韓國等經濟體金融監管體製的曆史沿革，即2008年危機以後的金融監管改革，揭示瞭國際金融監管體製改革的基本脈絡與發展方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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