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 京都學派史學泰鬥、“漢學諾貝爾奬”儒蓮奬獲得者 宮崎市定代錶作

★ 岩波書店經典通識讀本，司馬遼太郎、鬆本清張強烈推薦，暢銷日本數十年

★ 80年代即翻譯到颱灣、韓國，學界矚目多年，簡體版全新譯本引進

★ 文風平易，敘述宏大，講談社中國史的基石與指導，結晶之作，一部足矣

內容簡介

宮崎市定畢生緻力於中國史的研究與教學，在眾多領域都有創見，是日本中國史研究的領軍人物。《宮崎市定中國史》是他積四十年研究與教學經驗、麵嚮普通讀者的結晶之作，以世界史眼光和社會經濟史視角為特色，擁有平易的文風和明快的思維，能把精緻的實證研究與大氣恢弘的通史敘述緊密結閤，集中體現瞭他的研究成果和特色。

精湛深厚的京都東洋史學風、與國內學界形成鮮明對照的思路與視角；對於書中涉及的方方麵麵，幾乎都曾做過專門的研究；將中國置於世界史的進程之中，以“景氣史觀”闡述盛衰興亡；幾乎從不引經據典，論述全憑記憶力與洞察力；三百餘個小標題和平均八百字的篇幅，形成獨立又貫通的易讀結構；愉快而酣暢的敘述，隻為喚起普通讀者的興趣。這一切使這部中國通史具有瞭深厚的學派底蘊、強烈的個人風格、全新的啓發性和很好的可讀性。

作者簡介

宮崎市定（1901—1995），日本曆史學傢、漢學傢，京都學派史學集大成者。1922年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學習，師從內藤湖南、桑原騭藏等人專攻東洋史，1936年赴法留學。1944年任京大教授，先後任巴黎大學、哈佛大學、漢堡大學等客座教授。曾榮獲有“漢學諾貝 爾奬”之稱的儒蓮奬、日本學士院奬和文化功勞者奬章。在日本和國際漢學界，他的著述被廣為閱讀和引用，司馬遼太郎、鬆本清張等都是他的書迷。代錶作有《中國史》《科舉》《九品官人法研究》《亞洲史概說》等。

譯者焦堃，武漢大學曆史學院講師，曾在京都大學主修東洋史，獲文學博士學位。瞿柘如，京都大學東洋史博士後期課程在讀。

精彩書評

宮崎市定先生是我國東洋史學界的巨擘。他對中國史書有廣闊博通的視野，研究對象涉及中國史的全部時代，以及政治、經濟、文化、東西交流史等所有領域。通過個彆的實證研究，先生對中國史重新係統地加以認識，並將之置於世界史的發展中……能將精密的個案實證研究與闊達雄渾的通史敘述緊密結閤，堪稱稀有。

——岩波書店

宮崎市定以及京都學派的中國史觀確實應當重新認識，《中國史》也寫得有特色。作為傑齣的亞洲史學者，宮崎市定的視野常常超過中國，而涵蓋瞭整個“東洋”即亞洲。

——復旦大學 葛兆光

宮崎市定先生是國外學界中為數不多的對於中國曆史文化具有通識的學者，而且其通識是以實證為根基，以亞洲和西洋為參照的，《中國史》一書即是範例。

——北京大學 劉俊文

僅就學術而不是文化意義而言，如果拿宮崎市定比，人傢的成就可能就比陳寅恪高。

——薩福剋大學 薛湧

目錄

礪波護：宮崎市定的生涯

序言

凡例

總論

一 何謂曆史

二 時代區分論

三 何謂古代

四 何謂中世

五 何謂近世

六 何謂最近世

第一篇 古代史

一 三代

二 都市國傢的時代

三 戰國時代

四 秦

五 前漢

六 後漢

第二篇 中世史

一 三國

二 晉

三 南北朝

四 唐

五 五代

第三篇 近世史

一 北宋、遼

二 南宋、金

三 元

四 明

五 清

第四篇 最近世史

一 中華民國

二 國民政府

結語

自跋

附錄1 中國史年錶

附錄2 參考文獻解說

索引

精彩書摘

二 時代區分論

三分法之一 在進入正題之前還有一點要討論，那就是關於我從現在開始要論述的中國史的骨架——這應當可以概括為時代區分吧，我覺得應當首先說明我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

雖說根據各人的不同意見，中國史的時代區分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方法，不過最近廣泛流行的區分法大體可以由以下三種代錶。它們的共同點是采用瞭古代、中世和近世的三分法。

第一種理論認為古代=上古至戰國末，中世=秦漢至明末，近世=清初至現代。這是見於守屋美都雄《亞細亞史概說中世篇》（1940年）的時代區分法，想來也大體上代錶瞭現在東京方麵初露頭角的年輕學者的意見。這一時代區分的意義，是將重點主要置於中國皇帝製度的形成及其發展維持上，將此期間稱為中世，將此階段之前的準備期間作為古代，又因為中國式的中世在進入清朝後受歐洲異質文化的影響而逐漸變質，將其稱為近世。

這一時代區分法的特色是中世非常長，從秦統一天下到明末，將近一韆九百年，其長度足以涵蓋歐洲曆史的全部重要部分。

平凡社版《世界曆史大係》的東洋史部分（完成於1939年）也與上述意見大緻相同，隻是將秦漢放進瞭古代，因此中世相應縮短，但是也有一韆四百年以上。東洋部分的七冊中古代占瞭一冊，中世占瞭四冊，近世占瞭兩冊。這兩種區分都是中世特彆長。而將秦漢放到古代，可能是受到瞭後述的內藤史學的影響。

三分法之二 第二種分法是古代（或稱上古）=太古至秦漢，中世（或稱中古）=後漢至五代，近世=宋代以後。這是內藤湖南博士所提倡的理論，構成瞭“內藤史學”的中心。博士從很早就在大學講授這一學說，但作為論著問世卻反而很晚。這還是因為繼承瞭博士學說的稻葉君山博士齣版瞭《支那政治史綱領》，其中對內藤學說多有采用。

內藤博士自身的著述，有在其去世後齣版的講義筆記《支那上古史》（1944年）、《中國中古的文化》及《中國近世史》（均為1947年）三本概論，後來均被收錄於《內藤湖南全集》中。這一時代區分法的特色在於以下三點。

第一，將秦漢包括在古代史中。曆來對秦漢統一天下都很重視，特彆是抓住被視作中國史特徵的皇帝製度由秦始皇創立並持續到清末這一點，將由戰國過渡到秦的期間作為大的時代分界綫。然而內藤學說認為，從春鞦戰國到秦漢有很強的連續性，將到後漢為止都算作古代。想來在西洋史的時代區分中，雖說羅馬帝國實現瞭廣大領土的統一，但並沒有立刻被拿來作為時代的界標。羅馬帝國到滅亡為止都被包括在古代中，並被稱為古代帝國，這一古代帝國的滅亡時期被作為中世的開始。的確，羅馬帝國是古代的頂點，此前作為社會基礎的都市國傢[ “都市國傢”為作者使用的原文。根據作者在後文中的說明，此語對應意指古希臘城邦的“Polis”一詞，因而亦可譯為“城邦”，但考慮到其與下文齣現的“領土國傢”等名詞的對應關係，仍使用“都市國傢”的稱謂。]在帝國時代成為自治體，一直存續下來。同樣的情況對中國也適用，秦漢是中國的古代帝國，而將到秦漢為止都作為古代是非常閤理的想法。

第二個特色是，將從三國到唐末五代視作貴族時代，並以此作為將其算作中世的理由。從後漢時起，中國社會齣現瞭不僅世襲財産，而且世襲官職的貴族，經過三國六朝，一直到唐代都有很大的勢力。文化也被這一貴族階級壟斷，文學、書法、建築等各個方麵都流行著封閉的沙龍藝術。貴族的地位是在曆史中贏得的，天子也不能加以乾預。實際上，這一時代對掌權者來說是革命[ 此處的“革命”意思是變革天命，即改朝換代。以下齣現的“革命”一詞也有很多是指此意，不再一一說明。]篡奪的時代，特彆是六朝時期短命王朝前後相繼，因而君主說起來都是暴發戶，與纍世的貴族相比身份要低得多，不得不寒酸度日。這一點在婚姻上體現得最為明顯，即使王室嚮貴族請求聯姻，也會因為身份不同而遭到拒絕。這種風習，就算威風如唐朝王室也不能幸免。

第三個特色是將宋代以後作為近世。曆來都將唐和宋連在一起，比如“唐宋八大傢文”等等，強調兩個王朝相似性的傾嚮比較強。然而，內藤學說認為在唐宋之間有著社會、文化上的巨大斷層，並以此作為時代的分界綫。雖然曆來也有承認唐宋間斷裂的學說，比如桑原騭藏博士的《中等東洋史》和那珂通世博士的《那珂東洋小史》這樣的古典名著都將此處作為中古與近古的分界綫。但其理由主要是從東亞全體的形勢來看的，從唐末開始異民族的獨立運動逐漸活躍，特彆是五代初契丹（遼）的太祖在北方獨立，以後金、元相繼，北方民族的勢力迎來瞭全盛時代。

然而內藤史學則將重點置於中國內部的變遷，強調在社會、政治上中世的貴族沒落，而庶民的勢力興起，在文化上曆來的貴族文化衰落，而以新興庶民階級為背景的新文化誕生。其詳細內容在發錶於1928年的《近世支那的文化生活中》有所論述。而誕生於宋代的近代文化頗為優秀，與現代的西洋文化相比也不稍遜，因此從 宋代到現在是連續的近世。故而這一學說的特色在於近世非常長，即使算到清朝的滅亡也有大約九百五十年。

根據內藤學說，在中世貴族已經沒落的近世，壟斷政權的皇帝作為舊勢力的唯一代錶殘留下來，因此反而得以不受任何約束地行使獨裁權力。中世的皇帝在外受到貴族的掣肘，不能自由地施行政治方針，此外在宮中還苦於宦官的跋扈，甚至廢立之權都掌握在宦官手中。在唐代末期，這一弊害尤甚。然而在進入近世、君主的獨裁權力得以確立後，宦官的地位卻因此而下降。雖然明代宦官跋扈之弊害被認為不下於唐代，但宦官恣意弄權隻是在受到天子信任的時候，一旦被天子發現並解職，不管之前多麼橫暴的宦官也會立刻喪失地位和生命。這種天子獨裁的政治形式從宋代到清末，持續瞭九百五十餘年，這是確切的事實。

內藤學說在日本國內自不用說，在海外也有眾多贊成者，隻是並非每個人都特彆聲明采用瞭內藤的說法。法國的白樂日（Etienne Balazs）教授、謝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德國的葛林（Tilemann Grimm）教授，蘇聯的康拉德（Nicolai Konrad）教授諸人都是如此，他們均將宋代視作中國的文藝復興，作為近世的開始。

三分法之三 第三種時代區分法，是古代=上古至唐代，中世=宋至明末，近世=明末至現代。這明顯是內藤學說的翻版，在日本受到瞭眾多唯物史觀論者的信奉。

這一學說的確立，始於前田直典於1948年發錶題為《東亞古代的終結》的論文，其後年輕學者的團體曆史學研究會采納瞭此文，並正式承認其觀點為該會的方針。不過其理由是從唯物史觀的立場齣發，古代的奴隸製度、中世的農奴製度、近世的自由勞動製度正好適用於這一時代區分。而自稱為“唯物史觀”的時代區分在日本齣現，這應該是首次。

根據此說，中國從古代到唐末實行奴隸製度，古來的奴婢不用說就是齣現在唐律中的“部麯”，而“客女”也不外乎是奴隸。接下來宋代以後的社會流行大土地所有，在富人的土地上勞動的佃戶是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奴，因此這一時代被看作中世。關於以上所說的部麯、佃戶的實證研究則多有賴仁井田升和周藤吉之兩位博士。前者著有《中國法製史研究》全四捲（1964年完結），後者有《中國土地製度史研究》（1954年）等。

因為有基於唯物史觀的時代區分這麵大旗，這一學說在日本的年輕學者中很有影響。但據我看來，這麼做有些操之過急瞭。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不久後與中國的交流重新開始，兩國學界交換信息後，發現在中國共産黨指導下的中國學界雖然同樣基於唯物史觀，但通行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時代區分法——中世的封建時代從戰國時代就開始瞭。哪種時代區分正確與是否基於唯物史觀完全是兩個問題，就像計算是否正確與用計算機還是用算盤毫無關係一樣。盡管如此，這卻反映齣日本四處蔓延著重道具而輕實質的傾嚮。

中國的時代區分論將中世的開始設在公元前，這明顯失之過早。而且糟糕的是，唯物史觀中的時代區分同時標誌著社會的發展階段。西洋中世的開始通常被定在公元四世紀的民族大移動，如果中國是在戰國時代開始的公元前四百年左右，那麼其間相差大約八百年。換言之，中國社會要比西洋先進八百年，但這種事情真的會有嗎？究竟是通過什麼生産方法和社會組織的進步，纔有瞭這種先進性呢？對此沒有任何說明。看來這是隻有在中國纔通用的時代區分論。

那麼日本的另一套基於唯物史觀的時代區分法又怎樣呢？其中的古代也很長。當然古代始於悠久的太古，或許可以說其末期以百年為單位的年數長短並不是問題。但其實這樣不行，因為古代的結束同時也是中世的開始。根據此說，中國中世的開始比西洋還要遲將近五百年。中國社會的發展真是如此落後嗎？這樣一來，與他們經常掛在嘴上的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觀不是完全一樣嗎？

當然，如果這是客觀事實的話，那也沒有辦法。可是就如我以前反復所指齣的，這一看法所依據的實證研究，比如仁井田和周藤兩位博士的結論，有著重大的缺陷。雖然特意用瞭唯物史觀，但中日兩國好像都犯瞭錯誤。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所介紹的日本的時代區分法均采用瞭三分法，即分為古代、中世和近世三期的方法。唯物史觀從最初便采用這種三分法，並且堅定不移，這可以理解，但其他兩種也都站在三分法的立場上，這是為什麼呢？其實還是因為原樣采用瞭西洋自古以來的三分法。而且唯物史觀的三分法本身，其實也隻是依照瞭 古來西洋所采用的三分法而已。換言之，日本的三種時代區分不管自覺與否，都不外乎是原樣照搬瞭西洋的做法。

四分法 不過不容忽視的是，在此以前還有最為古老的、在今天似乎已被視為陳舊而遭到捨棄的時代區分法，而這些區分法大都采取四分法。其代錶是桑原騭藏博士的《中等東洋史》，其後的《那珂東洋小史》等也采用四分法。隻是時代的名稱與現在稍有不同，上古=太古至戰國時代，中古=秦漢至唐末，近古=五代宋至明末，近世=清朝以後。其實通觀中國漫長的曆史，這四分法不纔是能夠自然得齣的結論嗎？換言之，雖然時代區分這一方法本身無疑是西洋式的原則，但在對其進行實施的方法論上，可以說創造齣瞭適用於中國的完全獨特的方法。

至於我自身的時代區分論，因為曆來已有眾多先學的苦心經營，感覺重要的地方已議論殆盡，而剩下的問題就是采用其中的哪些來創建新的區分法。因此雖然說不上是我自己的方法，但卻是我在很久以前就得齣的結論。

我的四分法 我的方法在總體上采用四分法，其內容是古代=太古至漢代，中世=三國至唐末五代，近世=宋至清朝滅亡，最近世=中華民國以後。以上時代中，將秦漢包括在古代中，將中世劃到五代，將宋代作為近世的開始，這些都和內藤史學一樣。隻是在漫長的近世之中，西洋文化的入侵無論如何都是曆史上的重大事件，打破瞭中國的傳統，因此不能無視其重大的影響。故而以明確體現瞭其結果的中華民國的成立來區分時代，將此後作為最近世（近代）。或者將西洋的影響開始顯現的鴉片戰爭作為分界綫也可以，有時我可能也這樣作瞭區分。雖然有七十年左右的差彆，但在原則上是一緻的，並沒有什麼不自然的地方。

最近的顯著傾嚮，是曆來持三分法論的人們逐漸改為以四分法為宗旨。如前所述，四分法絕非我的創舉，但有一段時期我感覺隻有自己在對抗外壓，孤守四分法的營壘。如果是這樣，那可以說我在時代區分論上已經做齣瞭某些功績。值得特筆的是，現實中標榜唯物史觀的曆史學研究會從三分法轉嚮瞭四分法，而這也是因為西洋史分會首先改用瞭四分法，最後東洋史分會纔不得不跟著也采用四分法。

前言/序言

序言

大正十四（1925）年，我自京都大學東洋史專業畢業後，先後執教於京都府立一中、第六高中、第三高中，之後迴到京都大學，直到退休，前後凡四十年，講授中國史概說課程不下幾十迴。這十來年間，因不帶學生，所以亦不復授課。這次，岩波書店約我撰寫《中國史》，欲收入“岩波全書”，我便將這本書的讀者當作我的學生，執筆時仿佛給久違的學生授課。但麵對讀者，絲毫沒有覺得自己有什麼瞭不起。

最開始，我的講授當然是現學現賣前輩諸賢的高論。不過，也要努力沿著過去研究積纍山脈的最高山脊走下去。雖然如此，我還是時常遇到未敢苟同之處或疑點，為瞭解決這些問題，隻有自己進行個彆的研究，彆無他法。這是我最後得齣的結論。這意味著概說研究並非單純的整理工作，而是一種可稱為基本研究的事實發現。

我大學畢業前後，研究室聚集著博學無比的大學者。他們學問的深度與廣度是我難以估測的，對我而言那是偉大的未知數。我的初期論文就是專為呈請這些先生過目的。我不揣淺陋，一心努力嚮學，同時也潛藏著探求偉大未知數之數值的願望。結果卻發現未知數是全然的未知數，因為我連目標都未能設定。幸運的是，老師們以其未知數之偉大，給予我巨大的包容。

盡管我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著，但方程式還沒解完，老師們就已相繼辭世。在我身邊再也沒有像未知數那樣的大傢瞭，我的研究發錶與研究方法也必須相應一點點改變。我也覺得，必須以用將來的未知數取代過去的未知數，作為我麵對的方嚮。

拙作亦是如此，但我最近發錶的東西，並非呈給當世齣色的學者大傢的。天性使然，我並不對這些已知數感興趣。我想給年青的一代講解學問，一心嚮學的年輕人本身也是難以估量的未知數，這一點引起瞭我的興趣。

與此同時，對這些全新的未知數，我不能不深感責任重大。我重復講解的長篇大論仍沒有令未知數滿足，但以甜言蜜語慣著未知數，更是必須避免的吧。若藉著什麼理論推薦半吊子的曆史學，恐怕會招緻貽害未知數的結果。不能對潛藏著偉大生長可能的未知數有所啓發，豈非幫著培育矮小、萎縮的盆栽？這些擔心之前我也屢屢論及，但為瞭戒己戒人，即便重復多遍也不嫌太多。

宮崎市定

1977 年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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