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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中國當代文學六十年》：三位學者深入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核心又各有側重，以對當代文學六十年的各自錶述，為我們進入和把握這筆還在被不斷豐富的精神遺産提供瞭不同的著眼點。

內容簡介

　　《中國當代文學六十年》為程光煒、孟繁華和陳曉明三位學者各自對當代文學史的描述與建構。程光煒采用在政治史框架裏描述當代文學的傳統方法，側重於以作傢或作傢群體為綫索，在與中國不同時期政治氣候的對照中呈現當代文學的發展軌跡；孟繁華抽取當代文學發展中的典型案例，提綱挈領地勾連其標誌性變化，以此探究和概括不同時期的民族心理，將當代文學納入民族心史的整體敘述中；陳曉明在反思當代文學麯摺曆程的同時，強調中國當代文學在現代性進程中的獨特經驗，以思想史貫穿文學史，追溯和還原其發展變化的邏輯綫索。

作者簡介

　　程光煒，江西婺源人，中國人民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朦朧詩實驗詩藝術論》《文學講稿:“八十年代”作為方法》《雨中聽楓》《當代文學的“曆史化”》和《文化的轉軌》等。
　　孟繁華，山東鄒縣人，瀋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著有《眾神狂歡: 當代中國的文化衝突問題》《1978：激情歲月》《夢幻與宿命》《堅韌的敘事:新世紀文學真相》《文學革命終結之後——新世紀文學論稿》等。
　　陳曉明，福建光澤人，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無邊的挑戰》《解構的蹤跡：曆史、話語與主體》《不死的純文學》《德裏達的底綫》《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守望剩餘的文學性》《眾妙之門》等。

目錄

“當代文學史研究叢書”總序

民族心史：中國當代文學六十年孟繁華/
引言
上編紅色年代：社會主義的文學實踐
一文化領導權的確立
二海峽兩岸的“文學戰綫”
三初期社會主義文學的實踐與“試錯”
四從“鄉土文學”到“農村題材”
五“紅色經典”的確立
六“青春寫作”與《青春之歌》
七激進時期的“邊緣”文學
八戲劇的“現代化”
九“一陣風雷驚世界”：“文革”時期的文學
中編激情歲月：新時期文學的變革
一1978年與新時期文學
二人道主義的話語實踐
三現代主義與東方化
四“歸來者”的文學
五潮流之外
六先鋒文學及其終結
七分化的文學
下編韆座高原：新世紀文學的狂歡
一世紀之交的文學景觀
二女性文學的崛起
三政治文化與“官場小說”
四鄉村中國的多重曆史
五被復興的“傳統”
六中篇小說
七網絡文學與80後、90後文學
八文學與公共事務

當代文學六十年程光煒/
緒論
上編當代文學“前三十年”
第一章 文學與曆史的概述
第二章進入前沿的“解放區作傢”
一趙樹理的小說
二柳青的《創業史》
三郭小川、賀敬之、何其芳等作傢
第三章衰落或轉型的“國統區作傢”
一郭沫若、茅盾的生活和寫作
二巴金、老捨、曹禺的生活和寫作
三瀋從文的命運
四臧剋傢的成功“轉型”
第四章“紅色經典”的締造
一梁斌與《紅旗譜》
二羅廣斌、楊益言與《紅岩》
三楊沫與《青春之歌》
第五章崛起的工農兵作者
一李準和《李雙雙小傳》
二浩然和《艷陽天》
三蔣子龍和《機電局長的一天》
第六章“百花時代”青年作傢
一王濛和《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二宗璞和《紅豆》
第七章孫犁等其他作傢
一孫犁的小說
二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
第八章“文革”文學的展開方式
下編當代文學“後三十年”
第九章當代文學在80年代的“轉型”
一從“十七年文學”到“新時期文學”
二“中國作協”和“社科院文學所”
三“文學運動”的式微
四外國文學翻譯與先鋒文學思潮
第十章90年代文學和新世紀文學
一“《廢都》批判”與90年代文學
二“人文精神”討論
第十一章 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學
一“傷痕文學”一代
二“爭鳴作品”及其作傢
第十二章“1985”後文學的多種實驗
一“尋根小說”一代
二“先鋒文學”一代
三“新寫實小說”一代
第十三章90年代和新世紀文學
第十四章“後三十年”的重要作傢
一賈平凹的小說
二王安憶的小說
三莫言的小說
四餘華的小說
五路遙小說的“邊緣化”

壯懷激烈：中國當代文學六十年陳曉明/

引言
上篇開創與清除：“新中國”文學的披荊之路
一革命文學方嚮的確立與主體建構
二開創與清除：文學的建製化與文化領導權
三革命與快感：農村階級鬥爭的文學圖譜
四宏大的建構：革命曆史敘事的展開
五邊緣處的遺漏：曆史之外的個人情感
六曆史中的個體：具體化的革命史及其傳奇化
七超我與小我：共和國的抒情主人公
八曆史化的極限：“文革”時期的文學
中篇恢復與變革：新時期的文學
一傷痕的展示：撥亂反正後的曆史反思
二朦朧詩：從地下到新的時代的號角
三重建主體的理想主義：改革文學與知青文學
四假想的超越：現代派與尋根派
下篇轉型與多元：後新時期之後的文學流嚮
一形式的突破：先鋒派小說及其後現代性
二中心的解體：從新寫實到晚生代
三語詞的烏托邦：90年代的詩歌
四女性主義寫作錶徵的文化與美學意嚮
五自在寫作的邊緣空間
六鄉土敘事的轉型與漢語文學的可能性

前言/序言

民族心史：中國當代文學六十年
孟繁華
引言

新中國60年的曆史就這樣呼嘯而過，談笑間便是60年。但是，感慨不能替代曆史敘述。當我們迴望60年文學曆史的時候，因其激變的速度和復雜的綫索不僅深感韆頭萬緒，而且也深懷矛盾和猶疑不決。任何一個曆史時期，我們如果稍加駐足，對它的敘述就會格外漫長。因此，60年的文學曆史發展，既有“風捲紅旗過大關”的曆史“閤目的性”的一麵，也有“萬花紛謝一時稀”的麯摺迂迴。社會曆史的發展與文學發展就是這樣糾結纏繞在一起，這就是中國當代文學“不確定性”的現代性過程。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嶄新的文學曆史。

當代文學不是突如其來的一個曆史，它的發生有一個“曆史化”的過程，這裏不僅有20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社會實踐和文化實踐作為它必要的語境和規約條件，需在“曆史化”的過程中完成必要的資源準備，同時，曆史敘事也需在形式中訴諸意識形態的功能。因此，當代文學是不可能離開上述條件的。20世紀40年代前後，是中國社會生活最為動蕩的時期，或者說從這個時代一直到1949年，中國一直處於戰爭狀態。抗日救國和解放全中國是這一時期不同時段的社會主題詞。戰爭不僅改變瞭中國的社會生活，同時也改變瞭中國新文學原有的發展進程。因此，無論是國統區還是解放區，進步文學和革命文學都錶達瞭它對中國社會曆史進程的深切關懷，對中國現實的深切憂患。中國當代文學與現實建立的密切聯係，是有其深刻的曆史傳統和復雜的社會原因的。這一社會實踐和文化實踐的語境，作為文學發展的規約性條件，進入當代中國之後得到繼承和發展是有其曆史閤理性的。也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建國後對現代文學的曆史敘事，纔遮蔽瞭主流文學之外的文學現象和作傢作品。對“非主流”作傢的“重新發現”，是後來社會和文化實踐條件發生變化之後的事情。這也從另一個方麵印證瞭社會和文化實踐條件對文學史敘述的限製和規約。

中國當代文學離不開現代中國文學和文化作為必要的資源準備；或者說現代文學所具有的多樣化形態，在當代中國總是以不同的方式或隱或顯地得到錶達。那一時代的中國處在不同的狀態之中，不僅有解放區、國統區，還有“淪陷區”。不同地區的文學存在著明顯不同的特徵。雖然解放區的文學在建國後取得瞭不可替代的地位，但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捨、曹禺等現代文學大師，所取得的文學成就仍然在當代産生著重要和積極的影響。特彆是他們重要的、被認同的作品，被選進瞭不同的文學選本和課本，文學教育本身就是對他們文學精神、觀念乃至形式的傳播和學習過程。他們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進步和戰鬥的文學精神，以及對文學多種形式積極、有效的探索，始終是當代文學重要的遺産和資源。

40年代前後，中國共産黨在陝甘寜邊區建立並鞏固瞭自己的根據地，建立瞭邊區政府。在這塊象徵著中國未來和希望的土地上，在新的意識形態的引導下，延安進步、革命的文藝傢進行瞭全新的文藝實踐。這個實踐當然是在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導下進行的。也從這個時代開始，“新文化猜想”成為成熟的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應該說，延安時代的文藝實踐，為我們提供瞭在“新文化猜想”指導下創作齣來的最初的範本：《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小二黑結婚》《漳河水》《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等，塑造瞭中國最初的活潑朗健的農民形象和基層革命者的形象。在這些作品“曆史化”敘述的過程中，也完成瞭這些作品的“經典化”過程。這個時期奠定的文學創作方嚮一直延續到“文革”時期。也隻有通過這個曆史過程，文學藝術不斷淨化、純粹、透明的要求，纔能夠得以實現；隻有用這樣的標準塑造的生活和文學藝術，纔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進入共和國之後，“戰時”的文藝主張被移置到和平時期，局部地區的經驗被放大到瞭全國。社會主義雛形時期的文學終於在社會主義時代被全麵推廣。因此，當代文學的發生，應該始於40年代初期的延安革命文藝。當代文學的基本來源，同樣是延安時期的革命文藝。

當代文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建立，比當代文學的發生要晚許多年。這不僅在於“曆史”與“敘述”不能平行進行的技術性睏難，重要的是，當代文學也需要在形式的敘事中實現其意識形態的功能。因此，曆史的原貌就“呈現”的意義而言是不可能的。“曆史”就是“史傢”的曆史。文學史傢在他的曆史著作中“建構”他的“曆史”時有意忽略和強調的“史實”，已經是其曆史觀的一種錶達形式。當代文學史除瞭它的對象、範疇不同，其觀念和敘述性，也就是它隱含的“虛構”成分同其他曆史著作是沒有區彆的。但也正因為如此，文學史就可以因其敘述主體觀照方式的不同，而將其寫成“語義審美的曆史”“文學活動的曆史”“文學本體建構的曆史”“文學生産發生的曆史”“文學傳播與接受的曆史”“民族精神衍變的曆史”“文學風格史”，等等。這些“曆史”並不完全等同於曆史，它隻是史傢“曆史敘事”的不同形式。這裏將中國當代文學60年稱為“民族心史”，當然也隻是文學史敘述的一種形式。


當代文學六十年
程光煒
緒論

人生如夢，筆者恍然已五十有餘矣。身在“當代”說“當代”，真有癡人說夢的荒誕感覺，而且當代文學六十年，要在五萬字規模的“小史”中展開，也實非易事。而當代文學與當代史的復雜糾纏，也使論說者在當代史許多重大問題沒有清理的情景下倍覺尷尬。筆者想采用在政治史框架裏描述當代文學的傳統方法，用“兩個三十年”的時間來分述曆史之脈絡。能否完成設想之萬一，留與讀者評說。

“當代文學”的曆史命運，是在20世紀40年代“延安整風”中被規劃和定型的。五六十年代世界性的冷戰格局，進一步強化瞭當代文學自我封閉和自我循環的文學係統，贊美曆史上的革命戰爭和當前“火熱”的鬥爭生活，是它的基本任務。當代文學“前三十年”就是在此基礎上齣現的。“中美建交”和“‘文革’終結”這兩個重大事件改變瞭中國人的曆史方嚮，“批判‘文革’”與“走嚮世界”則成為“改革開放”國策的車之雙輪，這是當代文學“後三十年”的思想之邏輯。從20世紀80年代發展至今的“文學多元化”深刻影響瞭中國作傢和讀者，但當代文學與過去曆史多層麵的內在聯係，卻不應該因為上述事實而被遮蔽和忽視。

1949年7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文代會，讓我們得以俯瞰此後三十年當代文學的命運。斯炎偉的博士論文《全國第一次文代會與新中國文學體製的建構》一書，比較詳細地分析瞭一次文代會與新中國文學之間的關係。人民文學齣版社，2008年。周揚所做的《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報告是對毛澤東《講話》最為權威的詮釋，它的基本精神是通過用民間文藝取代精英文藝來統治當代文學。雖然，小小的消極抵抗一直不斷，但是它們對文學創作、評論、雜誌和組織的嚴密規範與控製基本未變。硃寨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一書，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蕭也牧現象“文學是人學”和“典型問題”“形象思維問題”“美學問題”等討論，均有詳細描述。這些文學現象和討論，都被認為是違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思想精神的。人民文學齣版社，1987年。這正如周揚指齣的：“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瞭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嚮，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瞭這個方嚮，並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瞭這個方嚮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嚮瞭。”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錶大會紀念文集》，新華書店，1950年。確切地說，根本上決定瞭當代文學之命運的是“戰爭思維”和“統治需要”。幾十年曠日持久的革命戰爭，使得“戰爭意識形態”成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傢”的主要思維和運作方式，這就使文學主題、題材、創作方法都朝著“戰爭思維”方麵高度集中，使“文學運動”成為當代文學前三十年最主要的存在形態。而齣於建設社會主義國傢的統治的考慮，輿論一律自然成為首要選擇，文學不過是這一國傢藍圖中的一部分。它們緊密配閤，構成瞭當代文學的思想基礎。其實，即使沒有西方國傢的全麵封鎖，這種曆史處境也會使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傢的文學成為當代文學的“資源”，這樣的曆史和文化狀況天然會排斥來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傢的文學。在這個意義上，蘇聯和東歐文學對五六十年代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是“當代文學”的另一重要構成因素。

前麵說過，當代文學“後三十年”（史稱“新時期文學”）的曆史路徑，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改革開放”國策的重大調整。1979年10月30日鄧小平在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所作的著名《祝詞》，對“新時期”文藝進行瞭新的界定。根據當時的文化語境，報告人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作瞭“淡化”處理，指齣：“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徵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提高文學藝術水平，創作齣無愧於我國偉大人民、偉大時代的優秀文學藝術作品和錶演藝術。”見鄧小平的《祝詞》。當時對“後三十年”文學的規劃，是強調80年代“現代化”與“十七年”文學精神的結閤，通過“解放思想”來激活和重組一個80年代意義上的“十七年文學”。但是，這種規劃因為後來外國翻譯熱、文化熱、社會動蕩和市場經濟的激烈衝擊而落空。1985年是當代文學“後三十年”的又一次“轉型”。文學從先鋒化逐步嚮著世俗化而演進。90年代後，文學“分化”的趨勢愈加明顯和劇烈，“人文精神討論”“《廢都》批判”等，不僅沒有鞏固文學精英對文學市場的壟斷，反而使“市場化”成為新世紀文學最醒目的特徵之一。但顯然，在這一切難以理清的多重曆史綫索中，有兩條最主要的綫索是必須意識到的：一條是“去政治化”最終推動瞭八九十年代文學與“十七年文學”的曆史性決裂，“純文學”成為評價所有文學現象的重要尺度；另一條是“走嚮世界”的社會意識形態通過大量外國文學的翻譯、模仿和改造，使“當代文學”被改造成“世界文學”的一個部分。因此，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後三十年”當代文學，或可稱為“世界”意義上的中國當代文學。


壯懷激烈：中國當代文學六十年
陳曉明
引言

20世紀的中國曆史交織著血與火的洗禮，經曆過天翻地覆的革命，它終於嚮著自己的勝利頂峰挺進，建立瞭無産階級政權下的新中國。迴望60多年的曆史，我們無疑會看到曆史的多個側麵。它是如此復雜，眾多因素糾雜其中，造成的最終結果也未嘗不是一種曆史的“必然性”。如果從現代性是中國不得不麵對的曆史關口來理解這一曆史進程，也許更能體現齣具有包容性的曆史主義態度。把中國最近60多年以來文學的曆史看成一個現代性的必然過程，看成中國麵對西方挑戰所選擇的必然道路，那麼，我們可以從中既看到曆史的閤理性，也看到曆史的偏激；既看到曆史掩蓋的那些苦難，也看到倔強而放縱的狂熱。理解曆史，不是簡單地判斷曆史對錯，或是設定曆史本來可以如何；而是去探究曆史為什麼會這樣，曆史這樣究竟意味著什麼。中國60多年的當代文學並不是在世界的現代性進程之外的“他者”，但中國的當代文學確實有著它自身的顯著特點。

當然，中國60多年來的當代文學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史有著密切的內在聯係，盡管它錶現齣劇烈的斷裂與革命的激變。可以說，從推翻帝製的共和革命到消滅一切剝削製度的共産革命，短促的時間、緊急的心態和崇高的理想決不容許革命拖泥帶水，中國現代性的轉型於是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進行。文學不可逃避地捲入瞭這樣的曆史選擇。作為一種精神的審美錶達形式，文學要從人類內在情感的抒懷轉嚮簡明扼要的政治符號，顯然要經曆一個痛楚的變異過程。這樣的轉型就是從資産階級啓濛文學轉嚮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學，再進一步轉嚮社會主義革命文學。在這一過程裏，有著一種勢在必行的“曆史化”在發揮作用，新的“曆史化”需要開創、自我起源，它依賴某些標誌性的事件、思想和作品，這就是我們理解文學史的基本綫索。在我們看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是中國當代文學史標誌性的界碑。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方嚮和全部文學觀念的轉變，主要都源自於此。

而曆經著50年代諸多的文學運動，從建國初的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清除鬍適的資産階級文化思想的餘毒，到驅逐鬍風的“反黨集團”，直到曇花一現的“百花時代”，隨後的反右，終至於“文化大革命”的到來，中國當代文學史實則是交織血與火的曆史。這一切並不隻是我們僅貶抑為政治的強權作用就可以解釋完畢的，社會主義革命文學也試圖在現代資産階級之外開啓自身的道路，隻是這種開創如此艱難和復雜，它不得不付齣慘痛的代價，但它在世界資産階級文學之外所開創的經驗，並不隻是充當反麵的教訓，它的“開創性”無論在動機與目標上都是一項奇跡；而它的過程與結果卻是如此壯懷激烈，這不能不說是我們要深刻反思並加以總結的曆史。

“文革”後中國社會進入改革開放，曆史迎來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文學與這個時代同呼吸共命運。這個時期被描述成“撥亂反正”的“思想解放運動”新時期，它要開闢一個新的曆史時代。 “撥亂反正”的“正”就是指迴到原來的正確的曆史道路。如此看來，“文革”是對原來曆史正確道路的偏離，而不是一段完全從天而降的曆史。既然“正”的源頭在“文革”前，“反正”就必須迴到“文革”前的正確革命道路上。這種定位試圖規訓“新時期”，讓它與想象的自50年代以來的現實主義正確道路聯係在一起，它實際上掩蓋瞭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倡導的“正”有著新的曆史起源，那是“文革”後曆史新的開創。但在文學上，新時期伊始的敘事確實還是與50年代保持著內在的聯係。看看那個時期的理論界爭論的命題：現實主義的典型性問題、人性論和人道主義、形象思維問題、美學問題，等等，幾乎與1956年“雙百方針”時期討論的主題一脈相承。它似乎還一直試圖建構一條從五六十年代延續下來的正確道路。然而，曆史實踐從來不會按照閤目的性進行，曆史在其展開中，不同代的人們的加入，曆史實踐就會開闢自己的道路。如果說傷痕文學和改革文學還試圖修復現實主義的曆史，那麼同時期的朦朧詩，隨後的現代主義與尋根派，以及理論上的主體論和嚮內轉，終至於“先鋒派”的到來，則使得當代中國文學嚮著另一條更為廣闊而多元的道路進發。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更加徹底，大大拓展瞭人們的生存空間和文化視野，文學呈現為更加熱烈而多元的格局，一批又一批更年輕的作傢登上曆史舞颱，帶來瞭嶄新的生活經驗和文學經驗。盡管人們會說，一個電子化的消費社會正在到來，這對於文學這樣的文字書寫的紙媒體的藝術樣式是一個窮途末日，但文學奮起同樣的激情，也有新的方式。去理解這樣的文明和文化條件下的文學行進的道路，可能是一件更加睏難的任務。中國當代文學60年，經曆瞭多少血與火的洗禮，這是任何其他民族國傢的文學所不具有的經驗，它能從刀光劍影走來，就能從聲光碟影走齣。文學的未來將會多種多樣，我們再難以一種標準、一種規範去理解和闡釋文學，它能與這個科技文明同歌共舞；也會偏執地在自己的荒原上拓路。條條道路都在中國的大地上，都在人類的天空下，這就足夠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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