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頂古怪的人物，恐怕眾口一詞的要推辜鴻銘瞭吧。他是福建閩南人，大概先代是華僑吧，所以他的母親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瞭一條小辮子，鼕天穿棗紅寜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裏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傢也不免要張大瞭眼睛看得齣神的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裏鄉下去特地找瞭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餘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正同課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為車夫隊中一個特齣的人物。

　　辜鴻銘早年留學英國，在那有名的蘇格蘭大學畢業，歸國後有一時也是斷發西裝革履，齣入於湖廣總督衙門。（依據傳說如此，真僞待考。）可是後來卻不曉得什麼緣故變成那一副怪相，滿口“春鞦大義”，成瞭十足的保皇派瞭。但是他似乎隻是廣泛的主張要皇帝，與實際運動無關，所以洪憲帝製與宣統復闢兩迴事件裏都沒有他的關係。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隨地想要找機會發泄。我隻在會議上遇到他兩次，每次總是如此，有一次是北大開文科教授會討論功課，各人紛紛發言，蔡校長也站起來預備說話，辜鴻銘一眼看見首先大聲說道：“現在請大傢聽校長的吩咐！”這是他原來的語氣，他的精神也就充分地的錶現在裏邊瞭。又有一次是五四運動時，六三事件以後，大概是一九一九年的六月五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紅樓第二層臨街的一間教室裏開臨時會議。除應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長，各人照例說瞭好些話，反正對於挽留是沒有什麼異議的，問題隻是怎麼辦，打電報呢，還是派代錶南下。辜鴻銘也走上講颱，贊成挽留校長，卻有他自己的特彆理由，他說道：“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們有好些都在坐，但是因為他是贊成挽留蔡校長的，所以也沒有人再來和他抬杠。可是他後邊的一個人齣來說話，卻於無意中鬧瞭一個大亂子，也是很好笑的一件事。這位是理教科教授，姓丁，是江蘇省人，本來能講普通話，可是這迴他一上講颱去，說瞭一大串叫人聽瞭難懂，而且又非常難過的單句。那時天氣本是炎熱，時在下午，又在高樓上一間房裏，聚集瞭許多人，大傢已經很是煩躁的瞭，這丁先生的話是字字可以聽得清，可是幾乎沒有兩個字以上連得起來的，隻聽得他單調的斷續的說，我們，今天，今天，我們，北大，北大，我們，如是者約略有一兩分鍾，不，或者簡直隻有半分鍾也說不定，但是人們仿佛覺得已經很是長久，在熱悶的空氣中，聽瞭這單調的斷續的單語，有如在頭頂上滴著屋漏水，實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大傢正在焦躁，不知道怎麼辦纔好的時候，忽然的，教室的門開瞭一點，有人伸頭進來把劉半農叫瞭齣去。不久就聽到劉君在門外頓足大聲罵道：“混賬！”裏邊的人都愕然齣驚，丁先生以為在罵他，也便匆匆的下瞭講颱，退迴原位去瞭。這樣會議就中途停頓，等到劉半農進來報告，纔知道是怎麼的一迴事，這所罵的當然並不是丁先生，卻是法科學長王某，他的名字忘記瞭，仿佛其中有一個祖字，六三的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學生都列隊齣來講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學生，北京政府便派軍警把這些中小學生一隊隊的捉瞭來，都監禁在北大法科校捨內。各方麵紛紛援助，贈送食物，北大方麵略盡地主之誼，預備茶水食料之類，也就在法科支用瞭若乾款項。這數目記不清楚瞭，大約也不會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會決定請學校核銷此款，歸入正式開銷之內。可是法科學長不答應，於是事務員跑來找劉半農，因為那時他是教授會的乾事負責人，劉君聽瞭不禁發起火來，破口大喝一聲。後來大概法科方麵也得瞭著落，而在當時解決瞭

　　丁先生的糾紛，其功勞實在也是很大的。因為假如沒有他這一喝，會場裏說不定會要發生嚴重的結果。看那時的形勢，在丁先生一邊暫時並無自動停止的意思，而這樣的講下去，聽的人又忍受不瞭，立刻就得有鋌而走險的可能。當日劉文典也在場，據他日後對人說，其時若不因瞭劉半農的一聲喝而停止講話，他就要奔上講颱去，先打一個耳光，隨後再叩頭謝罪，因為他實在再也忍受不下去瞭。——關於丁君因說話受窘的事，此外也有些傳聞，然而那是屬於“正人君子”所謂的“流言”，所以似乎也不值得加以引用瞭。

　　（摘自《知堂迴想錄》，北京十月文藝齣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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