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逃亡日本後，梁啓超飽覽明治西學譯述，從追隨康有為的世界主義到藉《清議報》《新民叢報》獨立宣揚國傢主義，其思想因何“為之一變”？
　　圍繞譚嗣同的糾葛，在旅日期間康梁關係的演變中扮演瞭何種角色？梁啓超怎樣以亡命者身份，秘密代筆完成清廷的憲政考察報告？
　　民國初年，梁啓超對日態度的轉變如何影響他的政治活動和晚年的學術論說？梁年譜的編纂和日譯對當下理解東亞文明圈的近代轉換有何意義？
　　《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啓超》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編“講學社叢書”第三輯，內容以2012年日本著名中國近代史學者狹間直樹在清華園為“梁啓超紀念講座”發錶的係列講演為基礎整理而成。狹間直樹教授在“東亞近代文明史”的宏闊視野下，以大量史料為基礎，通過細緻的文本比較分析，將梁啓超逃亡日本期間的經曆和轉變，尤其是與康有為的關係，明治日本對於梁啓超的政治活動和思想學術的影響，以及“二十一條”後梁啓超對日態度的轉變等議題，作以細緻的呈現和剖析，力圖揭示梁啓超其人其思對於東亞近代文明形成和內部互動的意義。
　　依照“講學社叢書”的體例，本書在講稿之外增加瞭叢書總序、學者評議、印象記等內容，並收入作者講演中涉及的曾發錶過的三篇論文作為附錄，另附有少量彩色插圖。

作者簡介

　　狹間直樹，著名中國近現代史學者，1937年生於日本兵庫縣，日本京都大學名譽教授，京都産業大學教授，2001年齣任孫中山紀念館館長，至2007年離任，被授予名譽館長稱號。研究範圍相當廣泛，尤其擅長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及國民黨革命時期政治思想、民眾運動史的研究，其對中日近代思想的傳播和影響的研究也尤為深刻。著作包括《中國文明選?革命論集》（閤著，1972）；《中國社會主義的黎明》（1976）；《東亞近代史研究》（閤著，1980）；《五四運動研究序說》（1982）；《中國曆史學的新浪潮》（與森時彥共同編著，1985）等。自1978年以來長年擔任京都大學生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近代史共同研究班班長，組織集體的學術研究、齣版活動。

　　高瑩瑩（譯者），日本神戶大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院，譯有《海與帝國：明清時代》（講談社?中國的曆史09）。

內頁插圖

序言
第一講　東亞近代文明史的時段劃分
——世界史的近代與東亞
一、就講座題目的若乾說明
二、東亞近代史的“文明史”時段劃分
三、日本對於逃亡前的梁啓超的意義
第二講　身為康有為的弟子
——以接受西方為目的的“康學”與“西學”
一、梁啓超的學識—抑或是傳統學術的基礎
二、康有為的學生
三、逃亡之後的在日活動
四、日本支持者
第三講　梁啓超思想的獨立
——《清議報》時期
一、康有為的來日與梁啓超
二、《清議報》的改編
三、《仁學》與《譚嗣同傳》—康梁與譚嗣同的關係
第四講　梁啓超的“輝煌期”
——《新民說》等
一、《新民叢報》的發行
二、梁啓超掌握的新學理
三、關於“新民說”
四、“新民說”的立論基礎和軸心的轉移
第五講　“預備立憲”時代的梁啓超
一、清朝的“預備立憲”與梁啓超的憲政視察報告
二、關於《請定國是摺》
三、梁啓超移居須磨
第六講　民國初年的梁啓超
一、迴國後的政治地位
二、對日態度的變化
三、日本人的對華態度—吉野作造
第七講　梁啓超與曆史學
——1920 年代東亞人文科學形成史的一個橫斷麵
一、《中國曆史研究法》
二、對桑原騭藏的評價
三、作為“科學”的曆史學
第八講　《梁啓超年譜長編》的編輯與翻譯
——梁啓超年譜在近代東亞文明圈中的意義
附錄
清朝的立憲準備與梁啓超的代作上奏
“曆史傢”和其所寫的傳記
——關於梁啓超撰兩種《譚嗣同傳》及其他
《新民說》略論
評議（張勇）
印象記（高瑩瑩）

精彩書摘

　　第一講　東亞近代文明史的時段劃分
　　——世界史的近代與東亞
　　就講座題目的若乾說明
　　從題目《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啓超——以梁啓超與日本在文明史上的關係為中心》亦可看齣，本講座談的是梁啓超與日本在文明史上的關係。因此，盡管在反袁護國戰爭中梁啓超曾與日本軍部有異常密切的關係，但是本講座並不打算直接涉及這一內容。
　　所謂“文明史”，廣義而言是指從文明的角度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人類一切曆史行為所作的研究。但這裏則根據梁啓超的主要活動領域，將其作為偏重於學術、思想、道德、藝術等精神也即文化方麵的概念來使用。不同的人對文明和文化會有各種不同的定義，這裏我將闡述自己的用法。“文化”誕生的基礎是與風俗、居民生活等密切相關的意識構造，這種意識構造的基礎是語言，而“文明”則指的是在某一地區占統治地位、具有優勢的那些文化帶給周邊其他文化以影響，並使他們受教化（civilize）的這樣一個總體。
　　“東亞”曾經是一個同把中華文明的精萃漢字和他的書麵語文言文（日本稱為“漢文”）作為主要傳播和記錄工具的地域。中華文明被稱作“四大文明”之一，“東亞”的範圍涵蓋瞭現在的中國、朝鮮、越南和日本。自古以來，在這個東亞文明圈中，許多種族都接受瞭中華文明，從而創造齣自己的文化（包括文字）。這一時期，橫寫文字無論從右往左還是從左往右，隻要進入中華文明的影響下都變成瞭竪寫，從這一事實可以看齣中華文明吸引力之強大。也就是說，源自閃米特文字（阿拉伯文字）的從右往左橫寫的文字，經維吾爾文作媒介成為濛古文以後，便同漢字一樣成為竪寫格式；而源自梵語=Sanskrit（拉丁文）從左往右橫寫的文字，從藏文變成八思巴文以後，也成為竪寫的形式。
　　作為世界史的時間劃分範疇，“近代”雖然與“古代”和“中世”一樣都作為術語在使用，但卻很難用一個時間或事件作為標誌對其作齣準確的界定。今天我們略去對這一方麵的討論，簡單敘述一下“近代”在此處的用法。
　　如果從經濟、政治、文化這三個方麵來觀察近代，可以如下概括它們的特點：
　　經濟　資本主義時代—世界市場與國民經濟的時代
　　政治　民權主義時代—萬國共存與國民國傢的時代
　　文化　科學主義時代—客觀知識與國民教育的時代
　　關於資本主義時代世界市場的形成，按照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現代世界體係》（The Modern World-system）的研究，也可以在“廣義的16 世紀”中追溯它的誕生。不久之後的19 世紀初期，“産業革命”也就是工業化和市場化的發展，在西方世界中巨變為“大西洋革命”。其中有關中國被捲入世界市場、逐漸擴大國民經濟領域的狀況，許滌新和吳承明編著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比較具有說服力。
　　民權主義時代是以“市民革命”—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奠定瞭基礎—為開端。其中英國的“光榮革命”（1689）、美國的“獨立革命”（1776）和法國的“大革命”（1789）是最為閤理的運動。國民國傢由宣揚人權平等（《人權宣言》）原則的市民構成，且與私有財産製密切相關，市民革命的發生使其登上瞭曆史舞颱。這前後之間的變化，可從當年明治維新後建設新體製的日本當局者大罵“權在民是個什麼意思”中一見端倪。因為從前隻有君權，而對於萬國共存，則隻要知道《萬國公法》被看作處理國際關係的通則即可。
　　科學主義時代隨著引導法則和理論齣現的學術知識體係的確立而開創。而這一學術知識體係的確立是通過17世紀以後對客觀存在的假定，以及對此進行試驗和觀察的歸納法和與之相反的演繹法而成的。“科學革命”是指存在於這一認識和思考法則基礎中的變化。它首先發生在天文學、物理學、數學、化學和醫學等自然科學領域，18世紀又在社會契約論、政治學說、經濟理論等人文社會科學方麵站穩腳跟。國民教育中最重要的兒童義務教育，19世紀中葉在美國開始實施。
　　通過這些始於16世紀而終於18世紀末的革命，西方世界誕生瞭完全不同於以往的社會與生活。從前基本上都住在農村的人們越來越多地搬往城市，以傢庭為單位進行的工作成為社會性的勞動；生活必需品在工廠中通過機器生産齣來，作為商品進行流通；物資和人口流動所需要的道路、鐵路、航路都得到瞭完善。無論是農民還是工人，作為一個獨立的人在政治上和社會上開始擁有選舉權和財産權。科學和技術發展帶來的生産效率和知識水平的飛速提高大大改善瞭人們的生活條件。我本人也親身體驗瞭這一變化中的大部分（少年時在農村，後來在城市生活，前後差彆有如兩個時代），所以對其中的差異感受頗深。就這樣，近代從西方開始，逐漸把它文明的波濤推嚮瞭非西方世界。
　　東亞的近代始於1840年清朝與英國之間的鴉片戰爭並延續至今。“現代”（中文稱為“當代”）不是時代範疇，而是為瞭便於劃定到現在為止的一段時期所用的概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代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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