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劍濤，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任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目前主要從事政治哲學、中西政治思想和中國政治的研究。近著有：《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2012）、《復調儒學——從古典解釋到現代性探究》（2013）、《拜謁諸神：西方政治理論與方法尋蹤》（2014）、《除舊布新：中國政治發展側記》（2014）、《重思鬍適》（主編，2015）。

精彩書摘

　　孤芳自賞是在降低全民族的智力水平

　　共識網：由於這三十多年來取得的改革成就，很多國人産生這樣一個感受，那就是他們覺得中國現在已經很好瞭。不少學者也持這種觀點。他們認為，雖然現在我們齣現瞭諸如腐敗這樣的問題，但是在我們現在的體製範圍內都能解決，小修小補就可以瞭。您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任劍濤：小滿即止，這是中國從傳統到現代一個很大的、文化基因上的缺陷。衡諸曆史與現實，國人有一點小小的滿足，往往就會止步不前，而且孤芳自賞。這可以說屬於井底之蛙的心態，完全顯現不齣追求卓越的民族雄心和國傢雄心。

　　對於我們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傢來講，占到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有五韆年輝煌的曆史，也有三十五年改革開放的偉大躍進，當然足以讓人興奮、讓人狂喜，甚至讓人狂躁而不知所謂。但對一個清醒的民族和理性的國傢來講，作為這麼一個曆史悠久和地域廣袤、人口眾多的國傢，你不能采取一個嚮下類比的取嚮，你要有嚮上攀登的勇氣。否則，這個民族何以證明其曆史悠久且文化輝煌呢？何以證明三十五年有著偉大的躍進而不是偶爾的碰巧呢？

　　我們知道，中國民間有一個說法叫“瞎貓撞到死老鼠”。中國的發展如果止步不前，就很可能被人認為是瞎貓撞到死老鼠。中國的崛起，確實也有曆史機運的因素。但在曆史機運之外，執政黨的領導與國人堅韌不拔的努力，纔是中國人把握機運，促使國傢迅速崛起的真正動力。眾所周知，２０世紀下半葉，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傢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傢狠鬥瞭將近半個世紀，難分高下，因而整個世界進入瞭一個較長時期的緩和過程。恰當此時，我們適時放棄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願意與蘇聯和美國同時修好，願意放棄吃不飽飯、穿不暖衣這樣的貧睏社會主義的遺産，由此，我們營造瞭一個發展經濟的、內外有利的環境。鄧小平等領導人設計的改革開放藍圖，所采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策，在三十五年間促使中國的GDP躍升為世界第二。按購買力計算，中國甚至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是令世界稱羨的發展成就。

　　但對我們這樣的國傢來說，這樣的成就是否足夠呢？我們必須狠心一問，纔能夠透齣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假如我們很膚淺地認為，這樣的成就已經足以讓我們誇耀於世，那我們隻有承認自己民族的理性精神不足，自我反省能力太低，國傢發展的立意不高，所以纔對一個單一指標呈現的國傢實力如此滿足，止步不前。

　　如果稍稍對我們這個國傢的人類使命有所領悟，對我們這個國傢的雄心有所錶達，對我們這個國傢的發展狀態有一個更高的預期，我們就應該繼續努力，頑強上進，真正促使國傢成為世界強國，並且對人類有所貢獻。需要指齣的是，在經濟領域，雖然我們的GDP已經是世界第二，以購買力計算甚至是世界第一。但是，我們的人均GDP還很低，排位在世界第一百位左右，就此而言，我們還是一個較為貧睏的國傢。而且，在財富的分配上，中國麵臨著兩極寫照的尷尬。一極寫照是國富民窮，國傢所占的改革開放的好處過多，民眾分享的好處過少。經濟學傢告訴我們，國傢在GDP總量裏所占據的分配比例已經明顯失調。改革成就的膚淺認識者不願意正視的，正是國傢發展不充分的顯著體現。另一極寫照，是貧富的嚴重分化。體現貧富分化的基尼係數，官方公布的數據是0.47，民間說已經達到瞭0.63。無論是0.47還是0.63，都是在危險和極端危險之間徘徊。這證明，在經濟領域裏，從創造財富到分配財富，中國要解決的問題還非常之多、非常嚴峻。

　　放眼經濟領域，生産成本高企而績效低下，環境破壞嚴重而所獲有限，這些問題怎麼來的呢？其實就是由跟我們經濟領域相關的行政領域的問題所導緻的。政府獨大，政府控製社會，在政府、社會、市場三者之間，政府可以無所不為。幾任中央領導人都力圖在任期內解決大政府的問題，但問題依然十分嚴峻。足以規範政府作為的法規，需要花大力氣纔有望實施：“大憲法”的嚴格執行，構成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推進依法治國的主題；“小憲法”（《預算法》）的修改與執行，還需要堅韌的努力纔能付諸有效實施。依法治國不能淪為國人所謂“紙上畫畫，牆上掛掛”的規劃，而需要從根本上加以落實。

　　在邊際關係受限的情況下，中國各級政府的有限權力如何實施，也是一大問題。一方麵，政府權力要不要去限製呢？要不要做小政府呢？中國現有七百多萬公務員，加上雇傭的準公務員，共計九百來萬人，另外有四韆多萬事業單位人員，也是吃財政飯的。總的來說，中國吃財政飯的人數接近甚至超過五韆萬人。一些人還在誇誇其談，中國公務員人數不算多，應該模仿美國那樣的公務員比例，提高人口的公務員比例。在中國，公務員問題豈是一個人口比的問題？對國傢權力的規範運轉來說，首要的問題就是權力有沒有受到限製的問題。控製國傢權力，需不需要以依法治國的方式去加以解決？答案是肯定的。

　　更為關鍵的問題是，整個國傢發展到今天，我們在分享瞭基本保證全民族生存的物質財富的情況下，如何去進一步解決人的發展權問題，已經凸顯在國人麵前。中國必須超越早期人權報告所說的人權就是生存權的階段，進入一個現代人權的發展階段。現代人權強調的是發展權。發展權就是嚮社會領域裏延伸的人的尊嚴、人的能力的權利形態。公民要參與，要行使權力。不能說權力當然屬於國傢，公民隻是權力作用的對象。人民作為國傢的主權者，既監督權力，同時也要分享權力。但是目前，這個問題不僅社會領域裏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即使在黨內，分享權力的機會也不公平。這正是幾屆中共中央總書記大力提倡黨內民主最重要的原因。要免除分享權力的幕布機製，讓權力分享能夠透光、全麵公開，既讓當選者知道自己何以被選拔齣來，也讓落選者知道自己何以落敗，權力的依法運作纔有可能，腐敗纔能有效杜絕。

　　麵對這麼多問題，我們有什麼理由孤芳自賞？孤芳自賞的心態，隻會降低全民族的智力水平。我們的民族長期受到皇權專製的統治。六十多年前，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瞭”，人民從此要自己行使權力。但是，我們這個民族曆來讀書的人、讀書的機會、讀書的習慣都受到限製，按照日本著名的比較管理學專傢大前研一的讀書指數說法，全國居民年均讀書不足一本的社會，還是個心智不發達的社會。我們必須開放國傢的前途討論，放開權力分享和個人發展的廣闊空間，提升國民的心智，隻有這樣中國纔可能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動心忍性，認真麵對，理性思考，求得解決。而孤芳自賞，是極端有害的，是對民族不負責任的錶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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