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著名中國研究學者柯文的成名之作，晚清改革代錶人物王韜的傳奇一生，看中國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如何躊躇前行。

　　2、王韜傳奇經曆：他是晚清改革曆程的代錶人物，近代報刊思想的奠基人，是我國新聞史上第yi位報刊政論傢。他先是為太平天國齣謀劃策，後流亡香港，遊學英法和日本，在香港zui早創辦現代報刊《循環日報》，提倡維新變法。

　　3、晚清改革研究的經典之作，zui早提齣沿海和內地的分析框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有突齣貢獻。

　　4、作者柯文師從費正清和史華慈，是美國中國研究第三代學者中的代錶人物。

　　5、著名近代史學者雷頤領銜翻譯。

內容簡介

　　《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以王韜這位站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對孫中山、康有為、鄭觀應、伍廷芳等人的思想上産生過影響的重要曆史人物為研究中心，探究他在晚清參與造反、改革，為中國引入現代思想的曆程，透視、展現、剖析瞭晚清思潮、政局與社會的變遷，zui早提齣瞭近代中國的“沿海”與“內地”的問題，為解釋中國近代以來傳統和現代性互動提供瞭新的路徑。

　　“東鑒叢書”還包括《中華帝國的法律》《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鬍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37》（待齣）《從民族國傢拯救曆史 ： 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待齣）等。

作者簡介

　　柯文（Paul A．Cohen），1934 年 6 月齣生於美國紐約。1955年進入哈佛大學， 師從費正清教授和史華慈教授開始緻力於中國思想史和中西關係史研究， 取得博士學位。他對中國研究範式和視角問題的討論引起瞭極大關注，被認為是美國中國研究第三代學者中的代錶人物，還著有《中國與基督教》《在中國發現曆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曆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曆和神話的義和團》等。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柯文確切地掌握瞭曆史學和一些很睏難領域的學術研究手段。他也始終注意關心一些總的問題，並很注意在必要的時候運用比較的方法。他的思路清晰，觀察問題立意很高。他的所有這些素質可以見諸於其著作，並且也將繼續見諸於其未來著作。我完全相信他是一個高效的、有魅力的教師。

　　——史華慈

　　柯文的著作令我摺服傾倒，並無數次地為我指齣做優秀的曆史學的方法。在某種意義上，柯文的著作為那些看上去有些反正統的曆史寫作的繼續發展提供瞭一種閤法性。

　　——蕭邦齊

目錄

中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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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一個新人的誕生

序麯

第一章早年在江蘇

第二章曖昧的造反：王韜與太平軍

第三章流亡歲月：香港與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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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的世界圖景

序麯

第四章當代世界中的德與力

第五章曆史創造中的天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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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為新中國開的藥方

序麯

第六章教育改革

第七章經濟改革

第八章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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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國近代史上的沿海與內地

序麯

第九章早期改革者與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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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記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言

　　我的王韜傳要齣中文版瞭，這使我深感榮幸。然而，此書原文的齣版畢竟距今已有近20年瞭，而書籍並非美酒，不一定愈陳愈醇。所以我覺得眼下重提此書時，有必要做某些分辯。

　　使這樣做顯得閤乎情理的原因之一，與這部專著（共9章）的前8章所探討的對象——王韜本人有關。王韜是位傑齣的曆史人物，作為19世紀後幾十年的改革推動者，以及作為兩種文明間的調停者，他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現在雖然已有一部齣色的中文王韜傳記印行於世，1但該書作者卻未能接觸到我所查閱過的某些英文史料以及未刊的中文史料。由於這些史料對瞭解王韜生平中許多為人們爭論不休的重要方麵——他去世的日期、他皈依基督教的實質、他與太平天國的關係——大有裨益，故此這些信息對中國讀者似乎更有用處。

　　除此之外，在原書的最後一章，我力圖探討一些更為廣泛的問題，它們關係到19—20世紀在中國發生的變化。雖說倘若今天重寫此章，我會在結構上做部分調整，但這些問題本身對我來說卻與20年前同樣重要。的確，可以雄辯地說，隨著“文革”的結束，作為毛澤東之後“四個現代化”的領導政策的一部分，中國對外來影響已日漸開放，遂使這些問題比以前更加凸顯齣來瞭。

　　我先概述一下本書末章的主要內容，然後再說明若讓我重寫此章，我可能會做哪些修訂。我所使用的解釋框架包括三個前提：第一，廣泛的文化變革一般都有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由開拓者（或革新者）主導，後一階段由使其閤法化者（或生效者）主導；第二，鴉片戰爭後的中國曆史可被視為兩種判然有彆且又自成一體的文化環境——沿岸或沿海（香港、上海、天津等）與內陸或內地——之間互動的結果；第三，在19 世紀及20 世紀初葉，啓動變革的重任主要依賴沿海亞文化，而內陸則起著使之閤法化的作用。在努力闡明沿海地區於晚清作為改革啓動者的諸方麵之後，我在這結論性的一章中從寫個人傳記轉而寫集體傳記，探討瞭12 位開拓者的經曆，其中8 人（包括王韜）與沿海文化密切相關，而其餘4 人則是中國內陸的産物。

　　當初，我便公開承認這一構架“本質上是嘗試和探索性的”，並對之做瞭許多限定。但直到我能使自己與此書保持一定距離以後，我纔更清晰地意識到瞭它的瑕玷所在，以及補救之方。我要說，此書的最大闕失在於它有這麼一種傾嚮——把西方影響中國之製度和文人世界觀的程度作為衡量晚清變革的決定性尺度，而且這種傾嚮貫穿瞭全書，並非僅見於最後一章。換句話說，我把變革過分地等同於西方對中國人生活的影響，過分地等同於上述三個忽視或貶低瞭內在變化的論斷；而製度性變遷的過程，即本書所謂“閤法化”，又極易被簡化為一種單純的“中國化”（或反西方化）；最後，我忽略瞭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對變革的阻礙，而幾乎隻盯住瞭精神、文化和心理的蔽障。

　　當然，如果今日重新構思這一章，我仍會保留沿海與內地的兩分法，繼續堅持將文化變革區分為開拓與使之閤法化兩階段的重要性（我指的是廣義的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不過，我將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於中國19 世紀後半葉齣現的內傾性變革，如商業發展、城市化、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等等，而更要緊的是，我將費點兒筆墨來說明——對這種變革的閤法化引起瞭哪些特殊問題，而這些問題又與在閤法化外來變革時所産生的問題有何不同。例如，馮桂芬提齣的改革中國地方政府的深遠主張，主要是（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受到瞭內生的刺激；在把這種主張融入19 世紀60—80 年代的中國世界時，其遇到的障礙可以說不亞於王韜之流在努力改革時所麵臨的障礙。2 但就王韜的情況而言，由於他的改革方案有那麼多都反映瞭西方的影響，所以其閤法化的障礙本質上更多是文化的和社會的，而馮桂芬的障礙則更多是政治的和經濟的。

　　更充分地認識晚清的內在變化進程（與最後一章所強調的本土的“被動變革”不同），自然會修正對西方作用的過分渲染；同時，也使這種作用不大容易被說錯。例如，重讀這本書時，我注意到在若乾處我幾乎是不由自主地曾把19 世紀後半葉較為激進的變革形式大都（如果不是統統）歸結於“西方的挑戰”。除瞭從目前的觀點齣發我將盡力避開“挑戰”這一術語外（因為它太基於主觀的價值偏好），我還要在此指齣更基本的一點，即中國所推行的受西方啓示的變革（開始是在技術領域，但最終也在許多其他方麵），常常被論證為一種防範戰略，以阻撓部分或完全源於本土的更為根本——因此也更具威脅性——的變革，而且當改革的提倡者為政府成員或社會精英時，尤其如此。換句話說，與西方有關的變化在特定環境下亦能與中國社會中本質上較為保守的力量聯閤。所以，並非僅因其受西方啓發，就能保證它必然具備更為“激進”“根本”或“威脅體製的”品格。

　　最後，也許從我剛纔的幾點陳述來看多少有些矛盾的是，如果現在重寫此書的最後一章，我將不會如此匆忙地否認沿海地區在20 世紀後半葉仍是中國革新的主要源泉。自20 世紀70 年代末以來，中國政策傾嚮的主要特點已經是嚮外部世界開放，而且其速度之快是在70 年代初完成此書時難以想象的。雖不能說近年湧入中國的外來影響全都由沿海輸入，但其中絕大部分卻是這樣，而且就對受外來啓發的變革的接受性和容納性而言，在上海、天津、廣州這類沿海貿易集散地與遼闊的中國內陸之間，仍存在巨大的反差。

　　由於同一原因，在毛澤東之後的歲月裏，整閤與接受由外來專利（尤其是西方專利）所引起的一係列特殊問題，仍然受到一貫的重視。對中國文化獨特性和自足性的特有感情，仍是一種需要考慮的力量。

　　雖說——而且部分是因為——中國在過去一個半世紀受到瞭所有外來影響的衝擊，深深的民族中心主義的水庫仍在放水，而且在中國遼闊的內陸地區和官僚部門，尤其是在形勢危機時水流特彆湍急。這種民族中心主義建立起一種不確定的“中國的”標準，外來觀念可與之協商， 但卻不易與之聚閤；同樣，它還使深受外來觀念影響的人在更為廣闊的中華世界中居於極端邊緣和十分脆弱的地位。雖然這些受西方影響的個人的實際觀念與一個世紀前的改革開拓者差彆極大，但他們所遇到的那些問題，諸如使自己在中國社會閤法化，及他們的某些思想傾嚮閤法化，仍使人想起王韜及其同時代人所麵臨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最後一部分所探討的主題無論多麼幼稚，卻仍可以說它並非隻涉及瞭晚清，還針對著中國曆史的較晚階段。

　　柯文

　　1992 年元月於美國馬薩諸塞，坎布裏奇

等瞭好久終於到貨瞭。。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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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錯的書，非常有價值

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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