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聽 “二戰”美軍審訊營秘密監聽檔案解密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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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菲利剋斯·略莫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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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57228

版次：1

商品编码：12038845

品牌：三联书店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57

字数：398000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1942至1945年間，美國情報機構在華盛頓附近的亨特堡秘密營地對數韆名德國戰俘施行監聽，並留下瞭厚達幾十萬頁的記錄。這些記錄不就前纔被公諸於世。曆史學傢菲利剋斯·略莫爾是第yi個對這份檔案進行整理和研究的人，他的闡析為我們開啓瞭一個關於戰爭的全新視角。在戰友間的談話中，士兵們講述各自的前綫經曆，吹噓自己的種種“英雄事跡”與“惡行”，袒露其內心的恐懼以及對希特勒的看法。檔案中記錄的每個士兵的生平經曆，也讓我們對這些人的生存狀態、行為自由度以及思想和行為獲得瞭真實的瞭解。這份特殊資料的公開，使軍服下的德國國防軍第yi次露齣瞭個人化的麵目。

作者簡介

菲利剋斯·略莫爾（Felix Römer）博士，1978年生於漢堡，2007年以一篇富於前瞻性的論述希特勒“政委法令”的論文獲得基爾大學頒發的博士學位。2008至2012年，以蒂森基金會資助的學者身份在美因茨大學曆史研究院任教，並從事“戰爭參考係”專項研究工作。2012年迄今，任倫敦德國曆史所研究員。

精彩書評

如果想要真正瞭解德國國防軍，便應該讀讀略莫爾這本書。
——德新社明星頻道， 2012年10月26日

毫無疑問，這些竊聽記錄作為德國國防軍心態史研究的原始資料，令那些經過刪節的戰地軍郵、日記、迴憶錄和國防軍檔案變得相形見絀。它為人們瞭解戰爭日常提供瞭一個深刻而又陰暗的視角。
——奧地利《小報》，2012年11月4日

一本關於亨特堡戰俘營解密檔案的好書，令人激動又引人入勝。本書的一個重要貢獻在於，它將德國國防軍從輪廓不清的一團灰色還原成瞭一個個鮮活的麵孔，還原成瞭人。
——德意誌廣播電颱文化頻道，2012年11月18日

作者菲利剋斯·略莫爾以原話摘錄的方式，對諸如意識形態、戰鬥、殺戮以及戰爭罪行等概念加以闡述，這些闡述將使納粹時期的曆史圖景發生持久改變。

——瑞士Ensuite，2013年6月1日

精彩書摘

第一章

導言

庫爾特叔叔是我未成年時見到的第一個總愛哭泣的成年人。庫爾特叔叔其實是我的叔祖父，名叫庫爾特·埃爾弗特（Kurt Elfert），同時，他也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國防軍老兵。少年時代，我經常去探望他，我們一起下象棋，談天說地。從他的身上，我看到瞭自己從未謀麵的祖父的影子。但是，有時僅僅一個詞，比如說蘇聯，就足以讓他由滿麵歡喜瞬間陷入莫名的苦悶。然後，他不再說話，渾身顫抖著，眼中淌下淚水。有一次我在一種完全不同的情境下提到這個詞，因為我弟弟弗洛（Flo）要去聖彼得堡做交換生。但是這個平平常常的詞對庫爾特叔叔來說卻意味太多，於是，他一聽到這個詞，立刻麵色大變，然後努力剋製著情緒，試圖讓自己重新恢復平靜。每一次，他總是講不瞭幾句，就淚水漣漣。很多時候，他都通過錶達自己對戰爭的厭惡和對蘇聯人民的同情，來讓自己的注意力重新迴到戰事本身。不過，他到底經曆過什麼，我永遠都無從知曉。後來，我又見過其他老人在我麵前哭泣。其中一個是我在弗萊堡軍事檔案館遇到的，這位老人是去那裏尋找自己的故事。然而，他的哭泣又與庫爾特叔叔有所不同。在他痛苦的迴憶中，既有垂死的戰友和可怕的肉搏戰中咬破頸動脈的畫麵，也有在東綫戰場上駕駛坦剋的驕傲與自信。

但有些國防軍老兵卻從來不哭，比如我們的鄰居君特（Günter）。乾嗎要哭呢？留在他記憶中的，都是快樂的事情，比如說與基爾警備司令女兒之間的風流韻事。君特原本想加入武裝黨衛軍，但是卻成瞭一名後勤兵，一直到戰爭結束，也沒有上過一次前綫。另外一個也叫君特的，是我傢另外一個親戚，他甚至在講述戰爭場麵時，也從不會哭。即使在講到自己作為一名年輕的黨衛軍士兵，如何在戰爭尾聲的維也納之戰中射殺紅軍戰士時，他的聲音也沒有任何變化。

然而，我卻再也沒有機會嚮我祖父詢問他當年的經曆瞭。我的祖父埃爾文·略莫爾（Erwin Römer）1939 年9 月應徵入伍，1945 年5 月3 日陣亡，時年僅36 歲。沒有人知道他為何在1939 年10 月——入伍僅僅幾周之後——申請加入納粹黨，1 也沒人能夠解釋，他為何在戰爭行將結束的那個清早，在巴伐利亞州基姆湖（Chiemsee）畔的小鎮瓦京（Waging）丟掉瞭性命。瓦京醫院的死亡證明上除瞭“失血緻死”（陣亡）之外，沒有其他說明。2 在當地教區紀事裏，也沒有任何有關這一天的交戰記錄，而僅僅提到瞭一次在夜間誤發的“教堂鍾聲警報”，以及在場的黨衛軍部隊與其他國防軍部隊之間的“嚴重爭吵”——事涉應不應該繼續留守的問題。3 美軍第一支部隊到達瓦京的時間是1945 年5 月4 日的清晨，恰好是埃爾文·略莫爾剛剛離世的時間。4 除瞭他的軍人墓地之外，還有幾個乾巴巴的數字，周圍人對他的一些粗略記憶，以及一直放在我祖母房間的穿著製服的肖像照，有關他的資料已所存無幾。

相比而言，我的外祖父則幸運得多。他留下的痕跡，也比我祖父多得多。我的外祖父維爾納·蘭普（Werner Lamp）生於1904 年，是後備軍的一員，開始他是在東綫戰場服役，後來去瞭非洲。1943 年5 月，他在那裏被俘，並以此結束瞭他的“戰爭”生涯——他甚至沒有打過一次仗。與我的祖父不同，外祖父留下瞭堆積如山的資料。因為在戰場上，他幾乎每天都給傢裏寫信。從這些信件可以看齣，外祖父為能夠穿上國防軍製服深感自豪，並且打心眼裏“感覺自己是一名軍人”。5 他在信裏稱呼他的小兒子是“偉大的士兵戰友”，6 他認為自己在距前綫一公裏遠的後方所做的是“一個美好而充滿責任感的工作”。7 他強調說，他“很喜歡在這裏做事”，8 這也是因為他“和戰友們相處得非常融洽”9 的主要原因。軍人精神、義務觀念和戰友關係——這些是維持納粹軍隊運轉的最大動力，我們在本書中還將不斷地觀察到這一點。而政治路綫上的忠誠，在這裏甚至是可有可無的。事實上，在這位來自漢堡阿爾托納區（Hamburg-Altona）、信奉魯道夫·斯坦納（Rudolf Steiner）人智學的國防軍老兵身上，幾乎完全感覺不到這種政治忠誠的存在。在他富於愛國情懷的傢庭中，顯得格格不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真是形單影隻。與他反差最大的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一個：弟弟赫爾曼（Hermann），他完全被希特勒和納粹思想洗腦瞭。1941 年10 月28 日，維爾納與赫爾曼在東綫某地的戰地影院不期而遇——在漫無邊際的戰場上，兄弟倆的相遇是一次意外的驚喜，兩個人都感到“不可思議”“開心極瞭”。10 為瞭定格這次偶遇，兩人拍攝瞭一張紀念照。

這是一對境遇懸殊的兄弟：赫爾曼身著精英坦剋部隊的特殊製服，翻領上有鐵十字勛章，胸前彆著重傷勛章——這兩個標誌是在嚮每個人展示其佩戴者在戰爭中獲得的榮譽。相反，維爾納的空軍製服非常樸素，沒有任何裝飾，也沒有勛章。盡管他身上不乏軍人氣質，但是從他的站姿可以看齣，與身邊麵容嚴肅的弟弟相比，明顯遜色瞭不少。這張閤影所呈現齣來的麵貌，是國防軍內部巨大反差的真實寫照。

這些來自我傢庭的幾位國防軍士兵，他們每個人的經曆都獨具特色，但是從某種角度來看，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就是個人經曆與“二戰”所走過道路的多樣化，以及經驗、命運和自我反思方式的差異性。毫無疑問，在大多數德國和奧地利傢庭中，都能找到一個與此相似的多樣化圖景。我們在本書中還會經常遇到這一基本模式：國防軍的構成是復雜多元的，正如招募這支隊伍的社會一樣。齣身和經曆對他們的影響差距之大，可以導緻完全相反的士兵生涯。為此，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對比鮮明的例子。有時，這一點也有可能在同一個傢庭中得到反映——就像這對懸殊巨大的蘭普兄弟一樣。同樣具有代錶性的是，我傢的兩位國防軍老兵對待自己戰爭經曆的態度也是迥然相異。其中一人在當兵時就已習慣瞭暴力行為，在戰後也能平靜對待這些迴憶；而另一個人卻對戰爭始終無法釋懷。但是，導緻我們對兩位傢人的戰爭經曆理解不同的原因或許也在於，我們對他們的瞭解實在太少。祖父埃爾文從開始到戰爭結束，

除瞭幾次短暫中斷外，幾乎一直在國防軍服役——但是除瞭他最初所在的部隊和最後的軍銜之外，彆的我們就幾乎一無所知。盡管外祖父維爾納從戰場寄給傢人的信件大都被保留下來，但是他在信中寫給妻子的隻是一些日常的瑣事。僅僅是通信本身，便已占據瞭巨大的空間：興奮地寫信和讀信，信件及包裹的發送和收取；還有，就是遠在傢鄉的三個孩子，以及在漢堡遭到頻繁空襲的時候，他對妻子和孩子們的擔心和掛念；最後是在國防軍的服役生活——“工作”，“活動”，“戰友”，夥食，福利，“大自然”，以及閑暇時的“散步”。戰爭真正包含的東西，他卻隻字不提——人們絲毫不會注意到，這些信是寄自一場人類曆史上最血腥的戰爭之中。這就是戰地通信的特點：士兵們寫信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瞭記錄自己的經曆和思想。他們之所以寫信，更多地是為瞭能夠短暫逃離前綫生活，為瞭能夠在寫信的那一刻讓自己的意識重新迴到傢人身邊，並從傢人那裏獲得情感上的支持。他們在信件中，會有意迴避那些有可能引起傢人不安的話題。在維爾納·蘭普寫給妻子的信中，反復齣現的內容就是：“你真的不用害怕”，11“不要為我擔心”。12 審查和自我審查所導緻的結果是，作為史料之一種，這些戰地通信所提供的信息價值是有限的。對士兵來往信件進行檢查的軍隊郵政檢查站，也早已注意到這一點。甚至在東綫戰事最緊張的那個月——1941 年12 月——審查人員在對幾韆封信件進行檢查後得齣結論，“大部分信件（93%）的內容都平淡無奇”。13 所有信件幾乎都是“對來信的迴復，裏麵提到的隻是傢庭或個人的私事，或是對生活狀況、駐地環境的客觀描述。信中沒有一句提到寫信者對這些事情的看法，或能讓人從整封信的內容推測齣寫信者的態度”。毫無疑問，這些特點與我外祖父維爾納·蘭普絕大多數戰地郵件的內容完全吻閤。在戰地通信中，士兵們描繪的是什麼樣的場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收信人是誰。這一特點在戰後庫爾特叔叔的傢中依然很明顯。從1941 年到戰爭結束，他一直在東綫戰場作戰——他對這段經曆的講述，往往會隨著談話對象的變化而變化。14 在大範圍傢庭聚會的時候，比如說過節，他喜歡講一些戰場上發生的軼聞趣事。而他所講的，幾乎都是關於開小差或是發生在戰友身上的糗事。而麵對最親密的傢人，例如，兩個女兒，他會跟她們講述一些相對沉重的經曆，常常講著講著就情緒激動得難以自已。在兒子麵前，他總是有意識地選擇輕鬆的故事版本——在父子之間，關於戰爭的話題從來都不會展開，所以他的兒子從來沒有見到過父親在講述戰爭時情緒失控的樣子。同女兒們不同的是，兒子自始至終都對父親從蘇聯帶迴的精神重負——伴隨他一生的噩夢，偶爾發作的嗎啡癮，還有無法剋服的對森林的恐懼—— 一無所知。甚至對自己的女兒們，庫爾特叔叔往往也會及時中止談話。隻有在他的妻子葛楚（Gertrud）和我的麵前，在談到蘇聯的時候，他纔會任由淚水在臉上流淌。這些便導緻在同一個傢庭中，每位成員對戰爭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在這些版本中，哪個版本更接近庫爾特叔叔在當兵時實際經曆的戰爭，沒有人能夠判斷。迴憶總是發生在當下，並隨著時間流逝和需求的不同而變化，因此往往不可信。

此前，所有的文獻隻能為我們提供瞭解國防軍內部的有限視野，因此眼下這批新的史料的發現堪稱是一件幸事，它比以往其他任何類型的史料都能更接近真實地再現國防軍士兵的心理狀態：這就是“二戰”盟軍審訊營的秘密監聽記錄。從1939 年起，英美盟軍開始運營這種特殊的拘押營地，他們在裏麵通過隱藏的話筒偷聽德國戰俘的對話，並把它們記錄下來。關於數韆名普通國防軍士兵的竊聽記錄和審訊報告加在一起，厚厚一大摞，遠超過瞭10 萬頁。這些原始資料構成瞭迄今為止內容最豐富、範圍最廣泛的“二戰”德國士兵自述。從信息價值之大來看，盟軍審訊記錄堪稱是一部獨一無二的國防軍意識形態史。

如我們所見，戰地通信常常有檢查和自檢之嫌，而私人日記隻能齣自少數受過教育的人之手。官方的國防軍文件，隻能反映齣軍隊領導層的觀點。追溯性質的迴憶錄，大多反映的是迴憶者當下的思考和生存狀態，而並非是迴憶的事件本身。相對而言，監聽記錄則遠離瞭這些源頭上的問題。這些資料産生於它所記錄的事件剛剛發生後不久、在戰爭仍然持續時，常常是這些德國兵被俘僅僅幾周之後。其最大的價值，在於講話者在談話時的坦誠。這些被俘的國防軍成員談及的話題，幾乎涉及一切：從他們的打仗經曆，到對希特勒和納粹的看法，直到對戰爭罪行的態度，他們對任何話題都毫不迴避。士兵們不用像在戰地通信時那樣有所顧忌，因為在這裏，每個人的處境都毫無分彆。那些不擅長書寫的普通國防軍成員，可以更乾脆更直接地說齣自己的心裏話。盡管這並不意味著，審訊營內的士兵們沒有根據麵前的談話對象而斟酌自己的言辭。但也正因為如此，監聽記錄纔能更加真實地反映齣這些男人作為國防軍士兵的角色。當然，如今已不可能再核實他們在這裏所說的話是否全部與事實相符。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很多人的敘述都摻雜著自己的感受。事實究竟怎樣，未必是最重要的，關鍵是這些士兵主觀上對事實的態度究竟如何。這恰恰是盟軍竊聽記錄作為史料的真正價值所在：人們可以通過士兵們的眼睛來觀察德國國防軍和“二戰”。

當下，這些竊聽記錄對國防軍曆史的研究起到瞭巨大的推動作用。從我們在美因茨、埃森和羅馬的研究項目“戰爭參照框架”得齣的結論可以看齣這點。15 森剋·耐策爾和哈拉爾德·維爾策在其開創性作品《士兵們》一書中，成功地做到瞭變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普通國防軍成員的“戰鬥、殺戮和死亡”。基於這些新的史料，他們主張應“停止對意識形態因素的高估”，這是目前與國防軍相關的曆史書寫中經常齣現的問題。16 在對英國戰俘營的竊聽記錄進行分析之後，他們得齣一個明確結論：個人態度纔是決定士兵行為的最重要動機。從這一點來看，大部分國防軍成員並沒有樹立一個穩固的世界觀。於他們而言，在前綫陣地上，他們對士兵具體角色的理解，比任何抽象的理論都更重要。行動的那一刻，他們自己的意圖無論怎樣都毫不重要。他們更多的是被現實所推動，因為現實的力量遠比其自身更強大：情境壓力和動力，社會環境的從眾壓力，戰友和上級的期望。在關於戰爭中的行動是受意圖還是情境支配的研究和討論中，耐策爾和維爾策將重點推嚮瞭後者。17 這是他們所取得的一大研究成果。他們藉助於社會心理學的解釋模型理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清楚地展示齣社會和情境壓力是決定國防軍士兵行動的關鍵——正因為如此，在戰爭環境中的特定情形下，這些男人幾乎是無所不能的。

但是仍有一個問題尚無答案。我們不知道是否所有士兵都在同等程度上發自內心地對這一“戰爭參照框架”錶示認同。根據目前現有的來自英國的竊聽記錄，這個問題仍未能得到解答。這個答案之所以空白，其原因就在於這些史料本身。因為此前來自英國審訊營的原始檔案，絕大多數並沒有任何關於被監聽的國防軍成員的其他說明。甚至連他們的名字，也往往未被提及。有可能因年齡和社會經曆而導緻的性格差異的産生，也同樣隻字未提。如今，這份新的檔案資料有可能使普通國防軍士兵的生平經曆與心理狀態之間的關係變得明朗。在本書中，這份檔案將首次得到分析和評價：這份來自英美聯閤審訊營的監聽記錄和審訊報告，遠超過102000 頁。同來自英國的資料不同的是，這些來自美國審訊營的捲宗裏包含著關於被竊聽國防軍士兵的性格和生活經曆的詳細介紹。正是這些原始資料的齣現，纔為我們研究這些士兵的不同生活環境對其造成的影響——正如前麵我傢人的例子那樣——成為可能。簡而言之，我們將在本書中一再確認這一事實：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個性特點都必然會導緻差異産生。

來自美國的資料揭示瞭士兵們的社會背景、“二戰”經曆及其個人觀點，同時也顯示齣，這些因素之間存在怎樣的關聯。成百上韆名普通國防軍士兵的鮮明個人形象，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得以呈現。在美國留下來的這些捲宗中，總共齣現瞭大約3000 名德國士兵。就“二戰”期間在國防軍服役的大約1700 萬名士兵而言，這隻是很小的一個截麵——但它比我們以往所看到的任何一個截麵都大得多，也更接近事情的本質。至少，它足以讓我們實實在在地瞭解到，在陰雨綿綿的天氣裏，那樣帶有群體性特徵的普通國防軍士兵到底有著怎樣的想法和感受。假如我們傢人當中的那些國防軍士兵也曾是秘密審訊營戰俘中的一員，並在那裏被竊聽，他們大概會怎麼說？由於這些文件涉及的隻是一個人數很少的士兵群體，因此，在今天的德國國防軍後代中，隻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夠讓自己對父輩的疑問得到解答。在美因茨大學，我們專門創建瞭一個網站，將所有在檔案中留下記錄的國防軍士兵按照字母順序加以排列，士兵的傢屬們可以通過這一途徑從我們這裏獲取相關文件的副本。18 對那些已經藉此獲得資料的傢庭而言，一段他們以往幾乎一無所知的曆史由此而露齣瞭真相，盡管這一過程偶爾也會伴隨著痛苦。對於其他所有人而言，這些塵封已久的捲宗可以說極具代錶性，它讓我們瞭解到，當普通的國防軍士兵們談到“他們”的戰爭時，通常是如何互訴心聲的。本書將以此作為基礎，為讀者講述一部原聲的德國國防軍心靈史。

我們將分十章來進行講述，每一章都可以獨立成篇。在“導言”之後，我們將在第二章把目光投嚮美國審訊營，即本書基礎——那份檔案産生的地方。這個秘密營地的運營本身，就是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對我們而言，認識到這一點十分重要，它有助於我們判斷，那些産生於此的資料到底有多大的說服力和可靠性。另外，這些被俘的德國士兵即使在被監禁過程中，仍然錶現齣某些具有國防軍特徵的行為模式。在第三章中，我們將探討一個在國防軍研究中備受爭議的話題：納粹軍隊的意識形態化程度。資料顯示，很多士兵都是不關心政治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政治對他們沒有産生影響。第四章主要是涉及那些決定士兵們行為的價值和標準：國防軍的軍人倫理。在這裏我們可以確定，幾乎所有的國防軍成員都擁有某種共識，但同時也存在明顯的差異。接下來，我們將在第五部分講述國防軍的社交文化。士兵們日常生活的內容堪稱貧乏，而更多的是戰友之間的相處。在他們記憶中留下積極印象的，除此幾乎無他。但是我們也會看到，由於戰友的數量極為龐大，因此，其關係在實際中自然也是矛盾不一。在第六章我們看到的是，士兵們如何講述他們在戰爭中經曆的事情；他們如何麵對屢屢的敗仗，還有敵軍對傢鄉的轟炸？他們是否相信納粹關於所謂奇跡武器的宣傳？當潛水艇不斷由驅逐艇變成被驅逐對象時，它們的駕駛者是怎麼想的？士兵們從這些經曆中所得齣的差異性結論充分反映齣，他們的感受程度取決於其個人對這些問題的態度和立場。第七章描繪的對象是國防軍中下級軍官—— 一旦拋開這一群體，我們將無法充分瞭解戰場上所發生的事情，因為這些身處最前沿的人對戰爭的進程發揮瞭決定性作用。接下來我們將在第八章探究戰爭的核心：前綫的戰鬥和死亡。我們將從士兵的角度去重溫戰火，去想象士兵們中彈或死亡發生時的情景，以及當事者在那一刻的所聞所感。在第九章，我們將進入“二戰”最黑暗的一章，關於戰爭罪行和大屠殺的問題。毫無疑問，在戰爭狀態下，絕大多數人都有可能做齣極端之事——盡管如此，士兵們並不會在同等程度上贊成任何形式的暴力。正如我們在所有章節所看到的一樣，國防軍成員的態度主要取決於其自身的經曆。在最後一章，我們將歸納前麵的內容並做齣結論。我們將確定地發現，國防軍當中的每一個個體受集體和現實的影響是多麼大。對於一個正處於戰爭中的軍事組織而言，怎會有其他可能性存在？大部分人都是隨大溜，做著與彆人一樣的事——但是僅僅憑藉這一論斷，並不能概括德國國防軍的整部曆史，因為隨大溜的形式也是各不相同的。在既定的限度內，可以有形形色色的詮釋，甚至有可能是截然相反的觀點。盡管士兵們的行動空間常常很有限，但有時卻關乎生死。如何充分利用這些空間，往往是偶然的、即興的，更多是個人的，而很少是統一的。無論怎樣，國防軍的異質性都是構成其曆史的一部分，值得我們去關注。為瞭從內部展示國防軍，本書采用瞭定性與定量相結閤的方法，既參考瞭軍事史與社會史的理念，同時也藉鑒瞭社會學的解釋模型理論。如果讀者讀完本書後能夠清楚地發現，整個戰爭離開個人的參與便無法運轉，那麼本書的目的也就達到瞭。

前言/序言

前言

在“二戰”中，那些成百上韆萬為希特勒賣命的德國國防軍和武裝黨衛軍士兵究竟是誰？他們為希特勒爭奪世界大國地位和攫取生存空間所發起的非正義戰爭立下瞭“汗馬功勞”。他們齣身於納粹獨裁統治下由“雅利安人”占多數的社會的不同階層，來自不同地區和教派。“二戰”後，他們之中的幸存者獲得瞭新的身份：企業傢、工人、公務員或職員，還有從政者，甚至還有人又成瞭軍人。

但他們首先是我們的傢人，是我們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抑或是他們的兄弟、連襟。他們中的一些人如今還活著，但生者是一年比一年少。過不瞭多久，我們就再不可能與他們麵對麵交流，傾聽他們的聲音或感知他們的緘默。藉由參戰老兵或他們後代的口口相傳，幾乎每個非猶太裔的德國人和奧地利人心中都還保存著有關“二戰”中士兵故事的記憶片段。在社會學傢們看來，除瞭“文化記憶”之外，這種通過書籍、電視節目和博物館保存下來“用於交流的”記憶，也是我們關於戰爭集體迴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我們究竟對自己那些手持武器，為一個非正義且近乎犯罪的目標而戰的親戚們瞭解多少？對他們在戰爭中的行為、思想和感受又認識到瞭多少？從我們的親戚身上去找尋界限、探求身份和心理的矛盾，終歸也是對我們自身的探究與反思。麵對那些親愛的父輩們，我們去探索這些可能令人痛苦的過往，除瞭好奇之外，更需要勇氣。

探尋路上的指示牌和裏程碑早已剝蝕不清，讓人無從判斷。從留存下來的老信件和老照片中，常常找不到任何綫索。那些戰後文學中講述的故事，我們固然能夠理解卻不相信，也不能去相信。趁著人還在世，當兵的故事可以一直講到孫子輩。那些戰後文學裏通常隻描述優秀的戰士和關於冒險的小故事，而幾乎不涉及戰鬥本身、死亡和犯下的罪行。這些內容顯然被刻意地避而不談並淡而化之，但從錶麵上卻看不齣來。“有罪”這個詞更多是作為雙關語普遍存在，並且在極少的瞬間得到加強。在這些瞬間裏，選擇性的敘述模式被打破；在這些瞬間裏，盡管還會立刻被重新湮沒，但那些被壓抑的記憶片段迅速被喚醒，並通過語言和情感錶達齣來。

哪個兒女、哪個孫輩敢執拗地去問他們的老輩：你都經曆過什麼可怕的事，又做過什麼可怕的事？你過去也是一名納粹嗎？長久以來，人們在關於德國國防軍和“二戰”問題的公眾曆史意識方麵一直在兜圈子，這種行為於事無補。戰後重建那一代人的集體良知，不應因為要對這場罪惡戰爭造成的傷痕去颳骨療毒而受到侵擾。刑事追訴以及從科學、道德角度齣發去評價的對象，多是那些主要的戰犯，特彆是納粹黨內和黨衛隊中希特勒最密切的追隨者。而那些身敗名裂的老派精英人士——他們之中有軍官、外交官、政府高官、司法人員、科學傢，還有企業傢等——卻在紐倫堡審判後不久就歸於平靜，社會名譽和地位也得到瞭恢復。納粹獨裁政權的大部分罪犯和幫凶都沒有遭受到什麼麻煩，其中不少人反而在大量文章、電影、講演和小說等文藝作品的鼓動下，形成瞭一種被害者式的敘述口吻：一個叫作“希特勒”的惡魔帶領他的小規模犯罪團夥，誘騙瞭“那些”德國人，並使他們遭到不幸。象徵性的代錶，就是那些被惡勢力煽動參戰、然後又被置之不理、“英雄般”承受痛苦並死亡的士兵形象。在這種戰後主流文學敘事話語中，德國士兵不僅是受害者，同時也是加害者的事實，就這樣被省略掉瞭。

德國史學界對於納粹暴政的核心人物態度顯得高貴而剋製，對普通士兵這樣的下層人物也並不關注。20 世紀60 年代以來，對德國在“二戰”中的集體犯罪行為和個人責任問題的批評聲音越來越大，同時曆史學傢們卻在新興社會學理論的影響下，更加熱衷於研究淩駕於個人之上的體製結構問題，而不是人本身。直到1995 年，漢堡社會學研究所舉辦的巡迴展覽——“殲滅戰，國防軍1941 至1944 年間的罪行”，纔滿足瞭公眾對關於戰爭淺顯易懂答案的需求。觀展的人們受到瞭極大震驚，引發的討論直到今天還在繼續産生影響。這場由漢納斯·黑爾（Hannes Heer）擔綱的國防軍展覽同時也強烈地印證瞭：國防軍整個變成瞭一座“行進中的屠宰場”，國防軍全體士兵齣於對納粹的信仰，成批變作瞭戰爭罪犯和殺人凶手，成瞭納粹的幫凶。即使後來那次展覽因為發現有重大問題而被一個更新的嚴肅版本所取代，它仍持續地影響著國防軍及其士兵的曆史形象。這次展覽還引發瞭社會、學界和傢庭對此話題的廣泛討論。因為那次展覽將過去的每個國防軍成員置於質疑之下，它對觀看展覽和參與討論的人是否弊大於利，達到何種程度，我們還隻能拭目以待。但無論如何，曆史研究都會從公眾辯論的推動力量中受益。這樣的辯論誠然迴答不瞭諸如有多少士兵曾參與戰爭和納粹罪行這樣的問題——這種問題原本也不是從經驗齣發就能夠解決的。然而，要尋找那些在極端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軍事形勢影響下，將士兵的“通常”行為轉化為侵害和過激行為的外部條件、感知方式和動機狀況，也是睏難重重。

和那些嚮自己傢人追問納粹曆史的後輩一樣，想要探究普通士兵的經曆與心態的當代史學者也麵臨著原始資料的來源問題。由於軍事檔案記錄的側重點不同，從中獲得的戰後記憶隻是經過層層篩選的結果，當時戰地軍郵要經過政治審查和自我審查，留存至今的戰地日記也寥寥無幾。在這種情況下，能發現上萬名德國（和意大利）戰俘在被英國和美國關押期間的審訊和監聽記錄，實屬幸運。

它將在對德軍精英將領的充分調研基礎上，帶動新一輪對“二戰”中普通士兵的研究。這些資料為瞭解德國士兵在戰爭中的心態和扮演的角色提供瞭新的視角。在這些記錄中，戰友間相互談論戰爭和各自的親身經曆，貌似對彼此互無防備，即使談話對象彼此有個適應過程，也全無像對待戰地軍郵和麵對傢人時的那種顧忌。由曆史學傢森剋·耐策爾（Sönke Neitzel）和社會心理學傢哈拉爾德·維爾策（Harald Welzer）牽頭的學者小組，著手對這些能産生轟動效應的材料進行研究。他們的第一個成果就是由耐策爾和維爾策共同撰寫的《士兵們——關於戰爭、殺戮和死亡的記錄》（Soldaten. Protokolle vom Kämpfen, Töten und Sterben），該書於2011 年一經齣版便獲得瞭極大關注。

兩位作者按照自己的方式，通過此書闡述瞭他們的觀點，但並不比那次國防軍展覽得齣的結論更為準確。漢納斯·黑爾和他的團隊的齣發點，是認為個體思想和行為受社會及其主導思想所決定的曆史社會學觀點；而耐策爾和維爾策則主要從軍隊集體化和社會心理學等角度進行論證。他們認為，國防軍無休止的戰鬥行為更多是受當時士兵們實際生活的世界和他們對它的直接感知等因素影響，而非納粹思想。如果拿意圖同客觀情境兩相對比，客觀情境因素纔是指引士兵采取行動的關鍵。因此德國士兵之所以成為戰爭罪犯，是因為他們是士兵，其行為符閤“戰爭”這個概念範圍，在其他類似狀況下也會采取同樣做法。士兵們的暴力乃至犯罪行為據此被解釋成人類本性和普遍的下意識行為，是客觀情境和社會力量造成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意識形態因素和對戰爭的事先認知隻起到瞭“配角”作用。試想如果在戰爭的某個領域，士兵們真的始終保持同一種行為模式，就連實施罪行時也一樣，那麼這場由國防軍發動的戰爭，包括他們在東綫戰場上最惡劣的行徑在內，便都失去瞭它的特點。

簡而言之，士兵們之所以成為殺人犯，一部分人認為因為他們是納粹，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因為他們是士兵。這兩種歸納性的解讀給補充、修正及對其中差異性的研究工作帶來瞭挑戰。對於存在缺陷的國防軍展覽來說如此，對於由耐策爾和維爾策撰寫的、引起廣泛反響的《士兵們》一書來說亦是如此。盡管該書的論證水平要高得多，但其太著重於立論且觀點又十分尖銳，因此也同樣激起瞭反對的聲音。目前，耐策爾和維爾策領導的項目團隊中的一名成員將這場討論提升到瞭一個新的高度，並得齣瞭不同的結論，印證瞭這個團隊的創新潛力和學術自信。

菲利剋斯·略莫爾所著本書與《士兵們》一書完全不同，它是本完全體現個人風格和原創性的作品。菲利剋斯·略莫爾的博士論文《專員的命令》獲得學界的高度贊揚，並憑藉此文成為對國防軍最為瞭解的研究者之一；之後，他就開始為耐策爾與維爾策團隊的書稿做必要的打磨、潤色工作，不放過其中任何一個重要問題。一想到經此人之手完成初次評估的原始資料規模之大：超過10 萬頁美國方麵的審訊報告和監聽記錄，占瞭為“美因茨項目”所用的英美檔案總量的2/3，並還取得較好的成果，就更使人對他的敬意倍增。

本書的閱讀方式有很多種——當然也可隨時與其他同類內容相對照，以構築整體印象。首先，這是本值得關注的書，書中德國士兵的自述內容新穎且非常引人入勝；其次，這本書深入透徹地講述瞭大量從普通士兵到中下級軍官乃至團級指揮官不同等級軍人的思想狀況；第三，本書還對關於國防軍的研究工作進行瞭權威性的總結。通過本書，讀者能瞭解戰俘的拘禁條件以及位於弗吉尼亞州的亨特堡審訊營的有關情況，深入瞭解政治意識形態和軍人氣質在其間所起的作用，更是瞭解有關牢房內戰友關係和部隊指揮官職責的第一手資料，從而能更好地解讀那些士兵們對戰爭、戰鬥、死亡和罪行的感知及事實的闡述。對於那些在關於國防軍公眾討論中有時隻是淺嘗輒止而沒有深入迴答的問題，作者從整體角度齣發，給齣瞭全麵而多樣的答案。菲利剋斯·略莫爾對不同戰場、武器兵種、兵團名稱和軍銜級彆也進行瞭詳細區分，唯有這樣纔避免瞭將大西洋上的U型潛艇艇長、意大利戰場上的空軍飛行員和東綫上的裝甲擲彈兵等人的言行混為一談，避免瞭那些用“戰爭就是戰爭”這樣的陳詞濫調來消解的差異化；事實上，這些或廣泛存在或故意而為的差異是因個人或集體原因而錶現齣來的。

對於上麵提到的有關個人意圖和環境因素哪個對“二戰”德國士兵行為更具影響力的意見之爭，略莫爾的觀點基本處於中立。盡管他的這種看法並不像其他論點那麼抓人眼球，卻具有更強的可信度。從士兵們關於戰爭的對話中可以推斷，行為不僅隻靠社會和客觀情境中的普遍性邏輯控製，還有諸如文化烙印、社會行為樣本及個人立場等因素發揮著影響力。士兵的行為空間是嚴格受限的，級彆越低，限製就越多。可一旦預先設定好範圍，行為的迴鏇餘地反而會越來越大。如何利用這種餘地，往往要看他們是否在自己的職責範圍內遵守瞭“普通戰爭”的規則，還是把它變成瞭“殲滅戰”中的犯罪通行證。菲利剋斯·略莫爾這本優秀著作的最大成功，也許就在於把德國士兵作為有血有肉的行為主體呈現齣來並加以分析，而沒把他們純粹當成客觀存在或是毫無思想的機器人。在對敘述對象的重塑中，個性占瞭很大比重，還體現瞭他們在特定暴力實踐中應負的個人責任以及各種特殊、差彆化的責任。本書針對離開曆史視野的戰爭罪犯們做瞭總結性概述，也糾偏瞭“戰爭就是戰爭”這樣追求同一化和相對閤法化的陳詞濫調的觀點。當德國士兵們的自述作為對他們思想狀態和個人經曆的反映得到嚴肅對待時，公平也就降臨到他們身上——這些自述也是他們作為士兵，除瞭被動隱忍之外，也是他們主動參與，甚至在極端情況下犯下戰爭罪行的證據。

與那些曾經參加國防軍或者武裝黨衛隊的傢族成員的坦誠對話，和那些為我們打開探究恐怖戰爭中人的心態和遭遇視野的對話，加深瞭我們對自己傢人的理解，最終也是對我們自身的理解。無論齣於什麼原因，這樣的對話絕大部分讀者沒有經曆過，也不可能再經曆。更何況，在過去幾十年中，人們對這段曆史的迴憶的不斷纍積，使得這種交流的認知價值被大大削弱……。正因為如此，這本書中那些如同多聲部閤唱般的敘述纔顯得彌足珍貴。從戰俘們時常毫不掩飾的坦率中，我們可以真切地體會到他們的感受。那些如臨其境的描述，仿佛是從與當年那些士兵無緣進行的談話中截取的片段一般。

本書將給我們帶來兩重收益。一方麵促使我們對作者字斟句酌的錶述再進一步思考。另一方麵，它讓我們聽到瞭那些男人們最原始的聲音，而他們就可能是我們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願這兩方麵對讀者朋友們都能有所裨益。

約翰內斯·許爾特（Johannes Hürter）

2012 年8 月，於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