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堪稱一部關於中國兵史的完整讀本。主體部分是雷海宗的成名代錶作《中國的兵》和《無兵的文化》，並匯編作者其他關於中國曆史及文化的重要篇章，以使讀者獲得一部雷海宗先生對中國兵史研究的完整讀本。有關中國兵製的研究已經很多，但雷海宗不走傳統兵製史的路子，從側麵發力，引入西方社會科學的分析方法，探討中國文化中的兵的精神，也就是武德的曆史及其喪失，其間牽齣中國文化中很多值得注意的特點，進而為中國史學彆開生麵。60多年後的今天，讀來仍發人深省。梁啓超先生說：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

作者簡介

雷海宗先生為一代史學大傢。一九二七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迴國後先後執教於南京中央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擔任教授、係主任等職。雷海宗先生碩學高德，學貫古今中外，其學術研究自成體係，博大精深，曾發錶《殷周年代考》《曆史的形態與例證》等重要論文，代錶性著作為《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整理齣版的著作有《西洋文化史綱要》等，被稱為中國現當代史學的開山宗師。

精彩書摘

中國的兵

曆代史傢關於兵的記載多偏於製度方麵，對於兵的精神反不十分注意。本文範圍以內的兵的製度，《文獻通考》一類的書已經敘述甚詳。所以作者的主要目的是要在零散材料的許可範圍內看看由春鞦時代到東漢末年當兵的是什麼人，兵的紀律怎樣，兵的風氣怎樣，兵的心理怎樣；至於製度的變遷不過附帶論及，因為那隻是這種精神情況的格架，本身並無足輕重。作者相信這是明瞭民族盛衰的一個方法。

春鞦

西周的兵製無從稽考，後世理想的記載不足為憑。但西周若與其他民族的封建時代沒有大的差彆，那時一定是所有的貴族（士）男子都當兵，一般平民不當兵，即或當兵也是極少數，並且是處在不重要的地位。

關於春鞦時代，雖有《左傳》、《國語》內容比較豐富的史籍，我們對於當時的兵製仍是不甚清楚。隻有齊國在管仲時期的軍製，我們可由《國語》中得知梗概，其他各國的情形都非常模糊。按《國語》：

管子於是製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

這段簡單的記載有一點可以注意，就是工商人沒有軍事義務，因為隻有十五個士鄉的人纔當兵。這些“士”大概都是世襲的貴族，曆來是以戰爭為主要職務的。這個軍隊的組織與行政組織是二位一體的。行政的劃分如下：

（一）國分十五鄉——由鄉良人治理；

（二）鄉分十連——由連長治理；

（三）連分四裏——由裏有司治理；

（四）裏分十軌——由軌長治理；

（五）每軌五傢。

與這個行政劃分並行的是管仲所製定的軍政製度：

（一）每軌五傢，齣五人——五人為伍，由軌長統率；

（二）每裏五十人——五十人為小戎，即戎車一乘，由裏有司統率；

（三）每連二百人——二百人為卒，閤戎車四乘，由連長統率；

（四）每鄉二韆人——二韆人為旅，閤戎車四十乘，由鄉良人統率；

（五）每五鄉萬人——萬人為軍，閤戎車二百乘；

（六）全國十五鄉共三萬人——全國三軍，戎車六百乘，由國君、國子、高子分彆統率。

這是“國”的軍隊，是由三萬傢齣三萬人組織而成。所謂 “國”是指京都與附近的地方，隻占全國的一小部分。“國”中的居民除工商外，都是世襲的“士”，並無農民。工商直到齊桓公時（公元前 685～前 643 年）仍無當兵的義務。農民當初有否這種義務雖不可考，管仲變法之後卻有瞭當兵的責任；但並不是全體農民當兵，而是揀擇其中的優秀分子。據《國語》：

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昵，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告，其罪五。

可見選擇農民中的特齣人纔 “能為士者”是有司的一項重要任務。

“國”以外的地方統稱為“鄙”，一定有“士”散處各處，但鄙中多數的人當然是人口中絕對多數的農民。管仲所定的鄙組織如下：

（一）三十傢為邑；

（二）十邑為卒——三百傢；

（三）十卒為鄉——三韆傢；

（四）三鄉為縣——九韆傢；

（五）十縣為屬——九萬傢；

（六）鄙共五屬——四十五萬傢。

國中每傢齣一人，鄙中卻不如此；既然規定選擇農民中優秀的為士，當然不能有固定的數目。但《國語》中說齊桓公有“革車八百乘”，而“國”中實際隻有六百乘；其餘二百乘，閤一萬人，似乎是鄙所齣的兵額。這若不足實數，最少是管仲所定的標準。假定四十五萬傢中有四十五萬壯丁，由其中選擇一萬人，等於每四十五人齣一人當兵。（1）所以春鞦時代的齊國仍是士族全體當兵，但農民中已有少數由法律規定也有入伍的責任。

（1）這些數目當然都是大概的成數，並不是精確的實數，但離實數似乎並不甚遠。鄙中四十五萬傢，每傢若按五口計算，共閤二百二十五萬人；若按八口計算，共閤三百六十萬人。至於國中人多半是士族，行大傢族製，所謂三萬傢的 “傢”字不知何指。但與鄙相較，國在人口數目上可說無足輕重，我們仍可說三百六十萬是齊桓公時齊國人口的最高估計。近代中國人口驟然增加，是與西洋接觸後的變態現象，不足為比較的標準。經過滿清一百五十年的太平盛世，乾隆晚年的人口大概可代錶中國曆代人口的最密限度。按清朝《文獻通考》捲十九《戶口考》一，乾隆四十八年[此後沒有分省的統計]山東人口為二韆二百零一萬二韆六百六十一人。這雖也是大概的數目，但自康熙廢瞭人丁稅之後人口的統計還大緻可靠。這個數目與三百六十萬為六與一之比，與二百二十五萬為十與一之比。桓公時齊國的領土界綫不清，但離今日山東麵積的六分之一或者相差不遠。即或當時的人口比較後代稀少，《國語》中的記載也是與事實大緻相閤。

彆國的情形如何，不得而知。但在同一個文化區域內，各方麵的發展一般都是一緻的，春鞦時代各國的情形大概都與齊國相仿。關於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1年），戰國時代有如下的一個傳說：

昔有秦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穆公嘆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餘恐其傷汝也！”於是遍飲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野人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穆公疾鬥於車下。遂大剋晉，反獲惠公以歸（《呂氏春鞦》捲八《仲鞦紀》）。

這雖是很晚的傳說，但《呂氏春鞦》是秦國的作品，關於秦國先君的記載或者不至全為虛構。由這個故事我們可見韓原一戰秦國軍隊中最少有三百個平民齣身的兵。

春鞦時代雖已有平民當兵，但兵的主體仍是士族。所以春鞦時代的軍隊仍可說是貴族階級的軍隊。因為是貴族的，所以仍為傳統封建貴族的俠義精神所支配。封建製度所造成的貴族，男子都以當兵為職務，為榮譽，為樂趣。不能當兵是莫大的羞恥。我們看《左傳》、《國語》中的人物由上到下沒有一個不上陣的，沒有一個不能上陣的，沒有一個不樂意上陣的。國君往往親自齣戰，所以晉惠公纔遇到被虜的厄難。國君的弟兄子侄也都習武，並且從極幼小時就練習。如晉悼公弟揚乾最多不過十五六歲就入伍；因為年紀太小，以緻擾亂行伍。（1）連天子之尊也親自齣徵，甚至在陣上受傷。如周桓王親率諸侯伐鄭，當場中箭。此外，春鞦各國上由首相，下至一般士族子弟，都踴躍入伍。當兵不是下賤的事，乃是社會上層階級的榮譽職務。戰術或者仍很幼稚，但軍心的旺盛是無問題的。一般地說來，當時的人毫無畏死的心理；在整部的《左傳》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因膽怯而臨陣脫逃的人。當時的人可說沒有文武的分彆。士族子弟自幼都受文武兩方麵的訓練。少數的史筮專司國傢的文書宗教職務，似乎不親自上陣。但他們也都是士族齣身，幼年時必也受過武事的訓練，不過因專門職務的關係不便當兵而已。即如春鞦末期專門提倡文教的孔子也知武事。《論語·述而篇》記孔子“釣而不綱，戈不射宿”，可見孔子也會射獵，並不像後世白麵書生的手無縛雞之力。又《論語·季氏篇》，孔子講“君子有三戒”說：“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孔子此地所講的“君子”似乎不隻是階級的，也是倫理的，就是 “有德者”如孔子弟子一類的人。他們要“戒之在鬥”，必有“鬥”的技藝與勇氣，不像後世的文人隻會打筆墨官司與研究罵人的藝術。

（1）《左傳》襄公三年。當時悼公自己年隻十七歲，揚乾幼小可知。

前言/序言

代自序

在望的第三周文化

隻看目前，我們是在抗戰中建國。但若把眼光放得遠大些，我們今日顯然的是正在結束第二周的傳統文化，建設第三周的嶄新文化。從任何方麵看，舊的文化己沒有繼續維持的可能，新的文化有必須建設的趨勢，此次抗戰不過加速這種遲早必定實現的過程而已。我們近來時常稱今日為“大時代”，真正的意義就在此點。

此次抗戰，有如塞翁失馬，在錶麵損失的背後，隱藏著莫大的好處。自抗戰開始之後，著者對它的最後意義，時常擬題自問，自供的答案也日愈清楚。假定開戰三兩月後，列強就齣來武力調{亭，勉強日本由中國領土完全退齣。那與日前這種沿江沿海與各大都市以及重要交通綫全因戰敗而喪失的局麵，孰優孰劣？答案是：戰敗失地遠勝於調停成功。假定開戰不久，列強中一國或兩國因同情或利益的關係而齣來參戰，協助中國於短期內戰敗日本。那與目前這種沿江沿海與各大都市以及重要交通綫全因戰敗而喪失的局麵，孰優孰劣？答案是：戰敗失地遠勝於藉外力而成功。假定戰爭初開或開戰不久，日本又發生一次大地震，較1923年那一次尤為嚴重，都市全部破壞，輕重工業整個消毀，全國公私一並破産，元氣喪失到不可恢復的程度，因而被迫不得不無條件嚮中國求和。那與目前這種沿江沿海與各大都市以及重要交通綫全因戰敗而喪失的局麵，孰優孰劣？答案是：戰敗失地遠勝於因敵遭天災而成功。假定我們有一位科學天纔，發明一種非常的利器，能使我們於一兩個月之內將日本的實力全部殲滅。那與目前這種沿江沿海與各大都市以及重要交通綫全因戰敗而喪失的局麵，孰優孰劣？答案是：戰敗失地遠勝於靠特殊利器而勝利。假定日本因國內與國際的種種顧忌而不敢發動此次的侵略戰爭，容許我們再有十年的準備，以緻我們與敵人勢均力抵，能用外交的壓力或戰場上短期的正麵決戰強迫它退齣中國。那與目前這種沿江沿海與各大都市以及重要交通綫全因戰敗而喪失的局麵，孰優孰劣？這個擬題的誘惑力，誠然太大；與上麵的幾個假設相比，的確是一個深值考慮的齣路。但我們仍不妨狠心而大膽地迴答：把眼光放遠放大些，戰敗失地還是勝於外交壓迫或短期決戰的勝利。

我們為何無情地摒棄一切可能的成功捷徑，而寜可忍受目前這種無上的損失與痛苦？理由其實很簡單：為此後韆萬年的民族幸福計，我們此次抗戰的成功斷乎不可依靠任何的僥幸因素。日本速戰速決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中國速戰速勝的戰果是不應該的。即或可能，我們的勝利也不當太簡易得來。若要健全地推行建國運動，我們整個的民族必須經過一番悲壯慘烈的磨煉。二乾年來，中華民族所種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徹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禮，萬難洗淨過去的一切骯髒汙濁，萬難創造民族的新生。

“新生”一詞含意甚廣，但一個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武德”。非有目前這種整個民族生死關頭的嚴重局麵，不能使一般順民與文人學士從心坎中瞭解徵兵的必要。好在我們淪陷的區域甚廣，敵人的瘋狂殘暴逼得嚮來自掃門前雪的老百姓不得不挺身自衛，不得不變成為個人，為傢庭，為國傢民族拼命的鬥士。同時，為應付勢所必然的長期戰爭，未淪陷的後方又不得不加緊推行戰前已經開端而未完成的國民兵役製度。所以全國之內可說都在嚮普遍徵兵的方嚮邁進。此中雖然因二韆年來的積習太深，不免有許多障礙與睏難，但經過此番波動，自衛衛國的觀念必可滲入每個國民的意識中，將來徹底實行徵兵，可無很大的睏難。

舊中國傳統的汙濁，因循、苟且、僥幸、欺詐、陰險、小器、不徹底，以及一切類似的特徵，都是純粹文德的劣根性。二個民族或個人，既是軟弱無能以緻無力自衛，當然不會有直爽痛快的性格。因為直爽痛快不免與人發生磨擦，磨擦太多就不免動武。但由弱者的眼光看來，動武是非常可怕的事，所以隻有專門使用心計瞭。處世為人，小則畏事，大則畏死。平日隻知用鬼鬼祟祟的手段去謀私利，緊急關頭則以“明哲保身”的一句漂亮話去掩飾自己的怯弱。這種人格如何的可恥！這種人所創齣的社會風氣如何的可鄙！上麵所列的一切惡德，都是由這種使用心計與明哲保身的哲學而來。此次抗戰有滌盡一切惡劣文德的功用。

文德的虛僞與卑鄙，當然不好；但純粹武德的暴躁與殘忍，恐怕比文德尤壞。我們的理想是恢復戰國以上文武並重的文化。每個國民，尤其是處於社會領導地位的人，必須文武兼備。非如此，不能有光明磊落的人格；非如此，社會不能有光明磊落的風氣；非如此，不能創造光明磊落的文化。此點若不能達到，將來我們若仍與以往二韆年同樣地去度純文德的卑鄙生活，還不如就此亡國滅種，反倒痛快！

初級教育與軍事訓練都當成為每個國民必有的義務與權利。義教是文化的起點，軍訓是武化的起點。兩者都是基本的國民訓練。這個目標達到之後，整個中國的麵目就要改觀。當然在麵積廣大邊防極長的中國，恐怕非有一個常備軍甚至職業軍不可，但這隻能作為徵兵的附庸，必須由徵兵訓練中産生。所有的兵必須直接齣自民間，兵與民必須一體，二韆年來兵民對立的現象必須徹底打破。由此次抗戰的英勇，我們可知中華民族雖然很老，但並不衰，仍是第一等的兵士材料。這是徵兵製能夠成功的絕對保障，也是新文化必定實現的無上把握。

兵的問題，牽動整個的社會；兵製與傢族製度又是不能分開的。中國曆來講 “忠孝”，認為忠與孝有密切的關係：在傢孝，在國必忠。但這大半是理論。實際上，為傢庭的利益而犧牲國傢社會的利益，在以往幾乎成瞭公認的美德。二韆年來無兵的文化，全都由此而來。所以舊日奪人誌氣的大傢族，必須廢除。反之，近世歐美的小傢庭也不是絕對無疵的辦法，因為小傢庭無形中容易培養成一個極端個人主義的風氣，發展到極點，就必演成民族自殺的行動一一節製生育。這恐怕是許多古代文化消滅的主要原因，這也是今日西洋文化的最大危機。中國於戰國秦漢間也曾一度遇到這個難關，所幸太古傳下的傢族觀念始終沒有完全消滅，漢代的人口政策大體成功，所以此種惡風未能普遍的流行，民族的生機未被不可挽迴的斬斷。我們今日能如此英勇的抗戰，就是受此種強度的傢族觀念之賜。否則我們的民族與文化恐怕也早已與埃及、巴比倫或希臘羅馬同樣的完全成為博物館中的標本，欲求今日流離顛沛的抗戰生活，亦不可得矣！這個問題，比兵的問題尤其難以應付。

兵的問題是一個可以捉摸的問題，可以用法令解決。傢庭生活雖有利益的關係，但情感的成分甚大，不是法令所能隨意支配的。輿論的倡導，學人的意見，社會領導者的榜樣，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必要力量。我們雖不必仍像從前以無限製的多子多孫為理想，但像西洋上等社會流行的獨身與婚而不育的風氣，卻必須當作洪水猛獸去防禦。所幸此種現象，在中國尚未成為固執的風氣。現在的中心問題是大小傢庭的問題，不是節製生育的問題。大傢族與小傢庭的調和，雖不免睏難，但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的。近年來，中國實際正在嚮這方麵進行。現在的趨勢，是在大傢族的觀念與形式仍然保留之下，每個成年人都去過他獨立的生活。舊日老人專權的傢族製，當然不能再維持，因為那是使社會停頓與國傢衰弱的勢力。但西洋的個人完全與父母兄弟隔絕的辦法，也萬不可仿效；因為無論短期間的效果如何，那到最後是使社會國傢破裂與民族生命毀滅的勢力。中國自古以來善講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無論在其他方麵是否仍當維持，在傢族製度方麵卻無疑的是絕對需要繼續采用的。我們若要度健全的生活，若要使民族的生命能萬古不絕，一個平衡的傢族製度是一個必不可缺的條件。這個問題非三言兩語所能說盡，最後的解決仍有待於來日與來人。

兵的問題與傢族問題之外，我們還有一個政治問題。政治問題雖然乾頭萬緒，但最少由錶麵看來，一個固定的元首製度是最為重要的。因為政局的穩定與否，就由元首産生時的平靜與否而定。近年來吃瞭群龍無首的大虧之後，國人已漸覺到首領的必要；此次抗戰尤其增進瞭這種認識，我們已有瞭全民族所絕對擁護的領袖。毫無疑問的，這對將來政治問題的解決可以有莫大的幫助。但這個問題，微妙難言。古代羅馬帝國的製度，或可供我們將來的參考。

建國運動，創造新生，問題何隻萬韆？但兵可說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問題，傢族可說是社會的基本問題，元首可說是政治的基本問題。三個問題若都能圓滿的解決，建國運動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實現。但我們萬不可認為這是輕而易舉的工作。此次的復興建國，是人類史上的空前盛事，因為從古至今嚮來沒有一個整個文化區組成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傢的現象。羅馬帝國或秦漢以下的中國皆為大而無當的龐大社會，絕非春鞦戰國或近世歐美的許多真正統一的一類國傢。所以我們是在進行一件曠古未有的事業，絕無任何類似的前例可援，其睏難可想而知。抗戰開始以前，著者對於第三周隻認為有實現的可能，而不敢有成功的希望。抗戰到今日，著者不隻有成功的希望，並且有必成的自信。以一年半以來的戰局而論，中華民族的潛力實在驚人，最後決戰的勝利確有很大的把握。我們即或承認最壞的可能，最後決戰我們仍然失敗；但此次抗戰所發揮的民族力量與民族精神仍是我們終究要創造新生的無上保障。

我們生為今日的中國人，當然是不免痛苦的，但也可說是非常榮幸的。今日是中國文化第二周與第三周的中間時代。新舊交替，時代當然混亂；外患乘機侵來，當然更增加我們的痛苦。但處在太平盛世，消極的去度坐享其成的生活，豈不是一種太無價值太無趣味的權利？反之，生逢二韆年來所未有的亂世，身經四韆年來所僅見的外患，擔起撥亂反正，抗敵復國，變舊創新的重任一一那是何等難得的機會！何等偉大的權利！何等光榮的使命！無論何人，若因意誌薄弱或毅力不堅，逃避自己分內的責任，把這個機會平白錯過，把這個權利自動放棄，把這個使命輕易中國兵史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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