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19世紀來華的英美傳教士，尤其緻力於撰寫方言語法、編纂方言詞典，他們留下的一批漢外雙語方言詞典，是記錄近代漢語多種地理變異的珍貴史料。本詞典是《19世紀西方傳教士編漢語方言詞典》係列中的一種，其齣版的學術價值：一是整理中西閤璧的近代語文資料，從另一角度展現19世紀漢語詞匯的麵貌；二是為我國的方言研究提供新鮮材料，藉西方人的眼光觀察漢語方言詞匯的變遷；三是推動我國的“傳教士語言學”（missionary linguistics）研究，有望為近年趨熱的海外漢學研究帶來新氣象；四是在推動當代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再次審視西方人對漢語方言的研究。該係列詞典此次影印注釋齣版，均由相關方言專傢、語言學者撰序、注釋、審訂。

內容簡介

　　《西蜀方言》（Western Mandarin, or the Spoken Language of Western China）是清朝末期由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傳教士鍾秀芝（Adam Grainger）編著，上海美華書館（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於1900年齣版的一部蜀地方言詞典。《西蜀方言》既是一部詞典，也是一部用於傳教士學習當地語言的口語教材。該書內容豐富，較完整地反映瞭19世紀末川西方言的狀況，涉及語音、詞匯、語法、民俗等諸多方麵。

作者簡介

　　鍾秀芝（Adam Grainger），生平不詳，英國人，1889年到中國，長期居住在成都金馬街37號，1904年創辦“聖經學堂”，1921年在成都去世。

目錄

簡介 /1

部首索引 /1

有字詞 /1-596

無字詞 /597-616

親屬稱謂錶 /617-628

音節索引 /629-708

英語索引 /709-802

勘誤錶 /803

前言/序言

　　總序

　　中西語言學傳統各有所長：西方長於語法，中國長於辭書。公元前1世紀，希臘語文學者色雷剋氏便撰成《語法術》，對本族語的語法體係做瞭分析，整理齣名、動、代、介等八大詞類。約在同一時期，中國人有瞭第一部語文詞典《爾雅》，分 19個義組及語類，收列詞匯並做解釋。《爾雅》被奉為十三經之一，足見古人對詞典的看重。兩漢有《方言》《急就篇》《說文》《釋名》，或搜輯方言詞語，或意在教人識字，或係統梳理文字，或以闡釋詞源為旨，——這種以辭書服務於語文教學、進而帶動語言文字研究的繁榮景象，在同時期的羅馬帝國是絕對看不到的。這些辭書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說文解字》，它是第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字典，所發明的部首析字和檢索法一直沿用至今。這之後的發展不煩細述，總之辭書越齣越多，到瞭明末傳教士來華，一方麵發現中國人沒有語法書，覺得不可思議，以為是中國學術的一大缺憾；另一方麵，看到中國辭書種類奇多，代代傳承而編纂有方，則不能不大為嘆服。

　　外國人學習和教授漢語，尤其需要瞭解它的語法體係，把握它的運作規則。由於沒有現成的中國語法書可用，傳教士必須自力更生，花大力氣編寫漢語語法書。此時，歐洲傳統的語法學範疇、概念、分析方法等便開始發揮作用，頗能供傳教士編撰漢語語法書藉力。當然壞處也在這裏，即常為今人詬病的套用。然而詞典不同。詞典中國人有的是，所以傳教士雖然不能拿來就用而得自編，但因為有中國本土詞典當作樣本，從整體框架、編纂路數到字詞條目的設立和釋義，都可以參考利用，於是就能省力許多；甚至直接就拿本土詞典（如明末清初暢行的《字匯》）當母本，把其上的字條悉數或者挑選一部分譯成西文，便算是編成瞭一部西洋漢語詞典，也就是漢歐雙語詞典。這樣的漢歐詞典，常見的編排方式有兩種：一種采用中國傳統的部首筆畫法，一種采用音序法。後者又分中式的和西式的：中式的，即按中國韻書如《廣韻》上所見的韻類編排西式的，即根據拉丁注音，按字母的順序排列。用作檢索的方法，部首法和音序法各有便利與不便，所以，有些考慮周全的編纂者會為部首詞典配上一個音序檢索錶；反過來也一樣，音序詞典的後麵經常附有部首檢字錶。這說的是漢歐詞典，以漢語字詞立條，用歐語詮釋意義。如果是歐漢詞典，用歐語的詞目立條，以帶齣漢語對應詞，則一般就采用西式的音序法。

　　早期傳教士來中國，都是走海路，從華南口岸入境。入華之初，逗留於廣東、福建等地，有些人就在那裏播教而終其一生；有些人得以繼續北上，抵達江浙、華北以及中國西部。而正是在粵、閩兩省，方言問題較之其他省份更加突齣：官話主要通行於公務人員、學者書生中間，日常生活中傳教士們仍不得不麵對難以聽懂的方言土語。所以，在早期的西洋漢語詞典上，官話與方言混雜的現象十分普遍；即便是萬濟國所編的西班牙語－漢語詞典，明確題作《官話詞匯》（Francisco Varo.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Mandarina.1679），也夾雜著許多閩方言的語詞，其中有些可能是無意間混入的，有些則可能明知屬於方言，而仍予以收錄，隻是沒有說明而已。後來的詞典傢更傾嚮於區分，雖然也常把明顯不屬於官話的詞語收進詞典，但會刻意說明來源。這種把方言與官話分開處理的意識逐漸增強，至 19世紀中期應中西交往大增之需，便終於促成瞭各種方言詞典的産生。收於本係列的《上海方言詞匯集》（1869）、《英粵字典》（1891）、《寜波方言字語匯解》、《西蜀方言》（1900）、《客英詞典》（1905），就是其中較重要的五種；細分之，前三種為歐漢型，後兩種則屬於漢歐型。

　　中國古代不是沒有記錄方言的著述。兩韆年前，西漢揚雄便輯有《方言》，可以劃歸辭書之屬。可惜之後的十多個世紀裏，再也沒有齣現堪與揚雄之著比肩的同類作品。直到明清，似乎纔有瞭起色：與一批搜輯俚言俗語的著作一道，齣現瞭一些考索某一特定地區方言詞語的專書，如明末李實的《蜀語》，康熙時毛奇齡的《越語肯綮錄》，乾隆年間茹敦和的《越言釋》以及鬍文英的《吳下方言考》。這些方言書上所見的詞條，從百餘到近韆不等，均為編著者齣於個人偏好而選收，或多或少顯露齣獵奇之趣，其詮釋則經常帶有溯源或考據的目的。 對比之後，我們會發現西士所編的方言詞典很不一樣：

　　一是使用拉丁字母注音，較準確地記錄瞭當時漢語方言的實際音值；

　　二是為日常交際服務，著眼於聽和說，更全麵地收集瞭一種方言的普通詞匯，包括大量常用的詞組和短句；

　　三是載錄瞭 19世紀我國各口岸及商埠洞開以後進入漢語的大批西洋物名、西學概念、西語錶達及其漢譯。

　　對於今人考察中國近代方言發展史以及中西語言文化交通史，這批西洋漢語方言詞典獨具價值，非中國本土的任何方言著作所能取代。唯其種類頗多，本次組織重印並予注釋的僅為其中的一小部分，期盼未來能有更多同類的著作，以這種具有研究性質的重刊本形式麵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