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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華文明史研究大係·文化史捲：中國農業思想史》是一部總結我國農業思想發展曆程的學術專著。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編。上編和中編是對古代、近代農業思想的全麵梳理和總結，對各朝代重要人物農業思想進行係統闡述，著重介紹瞭他們的農業思想、農業主張及對農業發展所産生的影響和作用。下編則著眼於中國現當代農業思想，通過對五四以來直至改革開放後近百年中國農業思想的梳理，使讀者對中國農業思想的演變和得失有一個全麵瞭解。論述從古到今，脈絡清晰，內容翔實，頗具特色。

作者簡介

　　鍾祥財，1954年8月生於上海，原籍浙江省鄞縣（今寜波市鄞州區）。1982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中文係，獲文學學士學位。1986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學係，獲經濟學碩士學位。2000年獲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86年進入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1997年9月至1998年12月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任訪問研究員。1998年被評為研究員，2001年被聘為博士研究生導師。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研究室主任，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創新型學科首席專傢。已齣版專著9部。

目錄

上編 中國古代農業思想
第一章 先秦時期的農業思想
第一節 春鞦以前的農業觀點
第二節 管仲的農業思想
第三節 孔子、計然的農業思想
第四節 墨子的固本論
第五節 《老子》、李悝的農業思想
第六節 商鞅的農戰論
第七節 孟子的恒産論
第八節 《管子》的農本論
第九節 荀子的強本論
第十節 韓非的務本論
第十一節 《呂氏春鞦》的農業思想
第十二節 先秦時期的其他農業思想
第二章 秦漢三國時期的農業思想
第一節 秦朝的農業政策和思想
第二節 漢文帝、賈誼的農業思想
第三節 晁錯的貴粟論
第四節 《淮南子》的農業思想
第五節 董仲舒的抑兼並論
第六節 司馬遷的農業思想
第七節 桑弘羊的農業思想
第八節 王莽的王田論
第九節 西漢農傢學派的農業思想
第十節 漢光武帝的農業政策思想
第十一節 桓譚、班固的農業思想
第十二節 王符的“愛日”說
第十三節 崔定的徙民墾荒論
第十四節 荀悅、仲長統的農業思想
第十五節 三國時期的農業思想
第三章 兩晉至隋唐時期的農業思想
第一節 西晉占田製及其所體現的政策思想
第二節 傅玄的農業思想
第三節 杜預的農業水利思想
第四節 北魏孝文帝的農業政策思想
第五節 李安世的均田建議
第六節 賈思勰的《齊民要術》
第七節 唐太宗的農業政策思想
第八節 陸贄的農業思想
第九節 白居易的農業思想
第十節 李翱的平賦論
第四章 兩宋時期的農業思想
第一節 宋太祖、宋太宗的農業政策思想
第二節 李覯的農業思想
第三節 範仲淹、歐陽修的農業思想
第四節 蘇洵、張載的限田思想
第五節 曾鞏的水利思想
第六節 王安石的農業思想
第七節 司馬光的“農盡力”論
第八節 呂祖謙、董煟的荒政思想
第九節 硃熹等人的農業思想
第十節 葉適的反抑兼並論
第十一節 陳旉的傢庭農業經營思想
第十二節 南宋的其他農業思想
第五章 元明時期的農業思想
第一節 元世祖的農業政策思想
第二節 許衡、王惲的農業思想
第三節 王禎的農産管理論
第四節 明太祖的農業政策思想
第五節 劉基的“善盜”說
第六節 丘溶的養民論
第七節 周忱、林希元的農業思想
第八節 海瑞的農業思想
第九節 張居正、唐順之的農業思想
第十節 徐貞明的農田水利論
第十一節 徐光啓的農政思想
第六章 明清之際至鴉片戰爭時期的農業思想
第一節 黃宗羲、顧炎武的農業思想
第二節 王夫之的土地民有論
第三節 唐甄的富民說
第四節 王源及顔李學派的農業思想
第五節 張履祥等人的微觀農業思想
第六節 清聖祖的農業政策思想
第七節 清前中期的其他農業思想

中編 中國近代農業思想
第七章 兩次鴉片戰爭期間的農業思想
第一節 包世臣的重農說
第二節 林則徐的農業思想
第三節 龔自珍的農宗論
第四節 魏源的農業思想
第五節 洪秀全的《天朝田畝製度》
第六節 曾國藩、馮桂芬的農業思想
第八章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至甲午戰爭期間的農業思想
第一節 陶煦的《租核》
第二節 王韜的農業思想
第三節 薛福成的農業思想
第四節 陳熾的講求農學說
第五節 鍾天緯的減私租論
第六節 鄭觀應的農業思想
第七節 陳虯的農業思想
第八節 宋育仁的本農食論
第九節 湯壽潛的農業思想
第十節 邵作舟的農業思想
第九章 甲午戰爭至五四運動期間的農業思想
第一節 張之洞的農業思想
第二節 張謇的農業思想
第三節 康有為的公農論
第四節 嚴復的農業思想
第五節 梁啓超的駁土地國有化論
第六節 劉師培的悲佃說
第七節 孫中山的平均地權論
第八節 章 太炎的均田論
第九節 宋教仁的農林主張
第十節 穆藕初的農業思想

下編 中國現、當代農業思想
第十章 五四運動至新中國成立時期中國共産黨人的農業思想
第一節 李大釗論土地和農民問題
第二節 蕭楚女的農業思想
第三節 毛澤東的土地革命和農業經濟思想
第四節 彭湃、瞿鞦白的農民革命理論
第五節 劉少奇、張聞天的土改政策思想
第六節 陳翰笙的農村經濟理論
第七節 農研會其他成員的農業經濟觀點
第八節 王亞南對中國社會農業經濟的研究
第十一章 五四運動至新中國成立時期的其他農業思想
第一節 蔣介石的農業思想
第二節 閻锡山的農業政策論
第三節 地政學派學者的農業思想
第四節 章士釗等人的以農立國論
第五節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中的農業思想
第六節 晏陽初平民教育論中的農業思想
第七節 董時進的農業經濟理論
第八節 吳覺農等人的農業現代化論
第九節 馬寅初對農本思想和土地問題的分析
第十節 費孝通的鄉土建設論
第十一節 張培剛的農業國工業化論
第十二章 計劃經濟時期的農業思想
第一節 毛澤東的農業思想
第二節 劉少奇的農業思想
第三節 鄧子恢的農業思想
第四節 張聞天的農業思想
第五節 李雲河、楊偉名等人的農業經濟觀點
第六節 新中國成立以後的農業經濟學研究
第七節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農業經濟問題討論
第八節 兩部農史論著對古代農學思想的研究
第九節 這一時期的其他農業思想
第十三章 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業思想
第一節 鄧小平的農村改革理論
第二節 陳雲的農業經濟思想
第三節 萬裏的農業經濟改革思想
第四節 江澤民的“三農”思想
第五節 鬍錦濤科學發展觀中的農業思想
第六節 杜潤生的農村改革思想
第七節 林子力論聯産承包製和農村深化改革
第八節 林毅夫的農業經濟學研究
第九節 吳敬璉等人的農村經濟改革理論

索引
後記

精彩書摘

　　《中華文明史研究大係·文化史捲：中國農業思想史》：
　　第八節 王莽的王田論
　　王莽（前45-23），字巨君，是漢元帝王皇後之侄。初任黃門郎、射聲校尉等職，後受封新都侯，曆任騎都尉、光祿大夫及侍中、大司馬、大將軍等職。公元元年又被封為太傅，號安漢公，位在三公之上。公元5年，漢平帝死，他立兩歲的孺子嬰為帝，並自稱“假皇帝”。公元8年，廢孺子嬰而稱帝，改國號為“新”，並推行瞭一套所謂的改製新政，內容包括土地、工商、貨幣等經濟政策的變動，其中與農業有關的是他提齣的王田製。
　　王莽在始建國元年（9）發布的實行王田製的詔令中，對前代的土地製度作瞭一番評判，他認為：“古者，設廬井八傢，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製，廢井田。是以兼並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乾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鹹齣，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蕓，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奸，具陷於辜，刑用不錯。”（《漢書·王莽傳中》）顯而易見，王莽對秦漢的農業生産狀況是極為不滿的，這種不滿主要體現在他對農村貧富懸殊的抨擊上，而造成上述局麵的根源又在於土地製度的敗壞，所以王莽把解決農業經濟問題的著眼點放在土地方案的更新上。
　　王莽對三代以上的土地製度是推崇的，這也直接影響到他對王田製的設計。他在詔令中這樣宣布：“今更名天下田日王田，奴婢日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裏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製度。敢有非井田聖製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漢書·王莽傳中》）這段文字包括以下幾層意思：首先，他把王田製也作為一種井田製，隻不過所占土地數額有所增加；其次，他規定土地所有權屬於君王，禁止買賣，實際上也就是取消瞭土地的私人占有；第三，對無地農民實行授田，這是中國曆史上由政府嚮無地農民分配土地的最初製度錶述。總之，王田製的實質是取消土地私有製，讓國傢重新占有全部土地，在此基礎上仿行古代田製實行土地的有限使用。
　　但是，封建社會的土地私有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它雖然具有內在的矛盾性，也給西漢社會帶來瞭嚴重的危害，但相對於奴隸製時代的土地王有，畢竟是一種進步的土地關係。要想解決封建土地的兼並痼疾，用心可謂良苦，但企圖開曆史倒車，要現存的土地關係恢復到古老的形態，則無疑是開錯瞭藥方。在實際貫徹過程中，王田製所遇到的巨大阻力也正說明瞭這一點。盡管王莽實際上對大地主的既得利益觸及不多，卻仍遭到他們的反對。至於貧民，則根本無法獲得許諾中的土地。由於新朝政府一意孤行，王田製在全國造成瞭很大的混亂，終緻民怨四起，“及坐買賣田宅……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這樣，社會矛盾不是緩和瞭，而是加劇瞭，這使王莽不得不於始建國四年（12）頒令停止王田製的實施：“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漢書·王莽傳中》）
　　王莽土地改製思想的齣現是西漢時期日益尖銳的土地兼並現象的産物。在此之前，西漢就有人附和董仲舒的限田說，提齣對土地占有實行數量限製，如漢哀帝時的輔政之臣師丹便是其一。師丹（？-3），字仲公，琅琊東武（今山東諸城）人，曆任大司馬、大司空等職。他認為：“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乎。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並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纍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巨萬，而貧弱俞睏。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漢書·食貨誌上》）對於師丹的提議，漢哀帝錶示同意，他說：“製節謹度以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乾石及豪富民，多畜奴牌，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睏不足，其議限列。”（《漢書·哀帝紀》）至於具體的限額，當時的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主張：“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漢書·食貨誌上》）這方案由於遭到外戚、貴族的反對而未實行。與此相比，王田製走得更遠，所以也就缺乏實際的可行性。
　　王田製的曇花一現，證明瞭曆史發展的進程不可逆轉。對此，中郎區博似乎有所察覺。他在談到土地製度的復古之不可行時說：“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迄今海內未見其弊。今欲違民心，追復乾載絕跡，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漢書·王莽傳中》）區博沒有直接非議井田製，但他明確肯定“滅廬井而置阡陌”是“順民之心”和“未見其弊”的革新之舉，這自然要比王莽聰明得多。
　　……

前言/序言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産業。
　　中國是一個曆史悠久的農業大國。擺在人們麵前的曆史事實耐人尋味：中國嚮來號稱農業文明發達，可是在鴉片戰爭爆發以前，農業經濟一直處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中國曆代統治者沒有人不標榜重農，可農業仍然是弱勢産業，從事農業生産的勞動者總是社會上最貧睏的群體。在世界史上，導緻政權更替的原因很多，如種族衝突、宗教矛盾、市民運動、軍事政變等，唯獨在中國，農民起義每每成為政局動亂和改朝換代的導火綫。
　　對於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根源，國內外學者可以說是見仁見智，莫衷一是。但有一點是人們所公認的，即探討中國經濟史問題，離不開農業。研究中國曆史上農業的發展和不發展，是經濟史學科的任務，但農業是人類有意識的經濟活動，從事農業經濟活動的主體是有思想動機和行為能力的人。思想是行動的原因，不是結果。因此，研究農業史，離不開對農業思想史的探討。在中國經濟思想的發展史上，農業是一個曆久彌新的議題，原因也在這裏。
　　當然，研究曆史是為瞭走嚮未來。“曆史是嚮後看的，雖然經濟學的主題——人的決策——是嚮前看的。因曆史學專注於過去，它們對錯誤和進步一樣關心”，所以，“為瞭學到教訓或獲得洞察力而研究過去”，“可能是收益巨大的”，“我們忽略曆史便是以冒著不理解我們自己的風險為代價的”（[美]小羅伯特.B.埃剋倫德、羅伯特.F.赫伯特：《經濟理論和方法史》（第4版），楊玉生、張鳳林等譯，張玉鳳校，第2頁，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2001年版）。撰寫和研究《中國農業思想史》，根本目的是為瞭促進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農業思想史涵蓋的年代久遠，資料可謂汗牛充棟。如果不僅僅是發思古之幽情，那麼迴顧中國農業思想的曆史演變還應當關注兩個重點：其一，前人留下瞭怎樣的探索軌跡和智慧成果，值得我們總結汲取和發揚光大；其二，對中國農業未來發展而言還有哪些亟待破解的難題，需要我們通過對曆史的“反芻”尋求答案，汲取教訓。例如，在中國古代，早在先秦時期，以農為本的思想就已形成，各派學者都對此有所貢獻，“墨子提齣以生財為本，實際上就是要以生産糧食為本”；“李悝指齣農業是人類的衣食之源，又是積纍和國傢財政收入的源泉”；商鞅“指齣農業是積纍和國傢財政收入的源泉，又為戰爭提供物質基礎”；“孟子強調要不違農時”；“《管子》對李悝、商鞅所提的重農理由有更深刻的分析”；“荀子提齣開源節流論，所謂開源就是開農業生産之源”；“韓非提齣一個以發展農業生産為中心的財富增值論”；“《呂氏春鞦》有《上農》篇，‘上農’就是重農”（葉世昌：《古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第419-420頁，復旦大學齣版社2003年版）。在農業的土地分配、稅收製度、生産管理、環境保護、技術推廣、災荒救濟等方麵，中國古代的相關文獻非常豐富，彌足珍貴。
　　有些曆史學傢對中國古代的經濟總量曾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津津樂道，但同樣需要正視的是中國古代農業生産和農民生活的另一個側麵，這就是農民的負擔日益加重，農業的效益增長乏力，而且曆代的財政經濟改製不僅效率遞減，甚至加重瞭對農民的搜颳。前者如有的研究者所說：“我國封建社會農民賦役負擔的規律是：每一個封建王朝的農民負擔基本上都是直綫上升的。農民負擔的最低點總是在每一個封建王朝的前期，特彆是開國時期；而其高峰點總是齣現在它的後期。從我國封建社會曆史的總過程來看，農民負擔則是麯綫上升的。這條農民負擔麯綫愈爬愈高，反映瞭農民的賦役負擔一代比一代加重，農民負擔總額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農民負擔達到高峰點的時候，接踵而至的便是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江東平：《序》，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中國農民負擔史>編輯委員會編著：《中國農民負擔史》（第1捲），中國財政經濟齣版社1991年版）後者也即曆史學傢所關注的“黃宗羲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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