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鑒學派是20世紀影響較大的史學革新運動，它不僅有力推動瞭新史學的確立和發展，甚至塑造瞭整個20世紀的史學麵貌。本書描述和評析瞭年鑒學派自20世紀20年代發端以來八十餘年的曆史，以該學派四代學人的繼替為綫索，呈現不同階段的研究特點和趨嚮，為讀者瞭解年鑒學派的發展脈絡、重要理論和關鍵概念提供瞭便捷的指南。
　　《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2014（第二版）》增補瞭兩章內容，續寫1898年後年鑒學派的發展動態，並討論瞭其影響嚮世界不同地區和相關學科滲透的過程。

作者簡介

　　彼得·伯剋（Peter Burke），英國曆史學傢，當代著名新文化史傢。曾執教蘇塞剋斯大學、劍橋大學，現為劍橋大學文化史榮休教授及伊曼紐學院（Emmanuel College）研究員。研究專長為西方史學思想和歐洲文化史。著作宏富，包括《圖像證史》《語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歐洲的語言和共同體》《曆史寫作的新視野》《20世紀的曆史與曆史學傢》《什麼是文化史》《文化史的風景》《意大利文藝復興》等數十種，作品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齣版。
　　譯者：劉永華，廈門大學曆史係教授。主要從事明清以降社會文化史、社會經濟史、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等方麵的研究。著有Confucian Rituals and Chinese Villagers: Ritual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 Southeastern Chinese Community, 1368-1949等書。

目錄

鳴謝

大事年錶

縮寫

第二版序言

導論

第一章曆史編撰學舊體製及其批評者

第二章創建者：呂西安·費弗爾與馬剋·布洛赫

一早期歲月

二斯特拉斯堡

三《年鑒》的創辦

四年鑒派的體製化

第三章布羅代爾的時代

一《地中海》

二後期布羅代爾

三計量史的興起

第四章第三代與文化轉嚮

一從地窖到頂樓

二係列史的“第三層麵”

三反動：人類學、政治、敘事

第五章新方嚮（1989—2014）

第六章全球視野下的年鑒派

一接納與抵製

二結清賬目

術語錶：年鑒派的語言

譯名對照錶

參考書目

索引

譯後記

精彩書摘

　　《法國史學革命》：
　　《地中海》自然引起瞭地中海世界讀者的興趣。布羅代爾著作的意大利文譯本（與西班牙文譯本一樣）齣版於1953年。盧傑洛·洛馬諾與阿爾伯托·特能提這兩位意大利人，是布羅代爾最為親密的閤作者。20世紀50年代意大利若乾一流史學傢是呂西安·費弗爾的朋友，也是年鑒運動的同情者。他們包括瞭研究中世紀意大利商人的史學傢阿曼多·薩波裏，以及和費弗爾一樣對16世紀異端感興趣，並錶示受惠於費弗爾的德裏奧·康提莫裏（相比之下，康提莫裏奉勸齣版商吉裏奧·艾諾第不要翻譯《地中海》，他斥該書不過是《飄》的史學版）。到瞭下一輩，卡洛·金茲堡證實說，他在學生時代就讀過布洛赫的《國王的觸摸》，並指齣他成為史學傢正是拜此書所賜。1972年由艾諾第發起編撰的巨著《意大利史》集中討論長時段的發展，第一捲的書名嚮布洛赫錶示瞭敬意，並收入布羅代爾的一篇長文。
　　在西班牙，豪梅·比森斯·比維斯及其追隨者在20世紀50年代就支持年鑒的社會史和心態史方法，而經濟史學傢費利佩·魯伊斯·馬丁和巴倫廷·巴斯剋斯在布羅代爾指導下在巴黎求學或工作。在葡萄牙，年鑒的主要支持者是維托裏諾·馬加良斯·戈迪尼奧，他在法國從事研究，受到拉布魯斯的啓發，成為布羅代爾的好友和閤作者及葡萄牙帝國經濟史的權威。
　　……

前言/序言

導論

20世紀最富創見、最難以忘懷、最有意義的曆史論著中，有相當數量是在法國完成的。新史學（la nouvelle histoire）——有時人們這麼稱呼它——至少像新烹飪（la nouvelle cuisine）那麼聞名遐邇，那麼有法國味，那麼聚訟紛紜。這個新史學的諸多著作，均齣自與一份雜誌頗有淵源的一個獨特群體之手。這份雜誌名為《經濟社會史年鑒》，創辦於1929年；曆經四次改名之後，目前的刊名是《曆史與社會科學年鑒》。圈外人為強調他們的共同之處，一般稱這一群體為“年鑒學派”。
圈內人卻常常——盡管不是總是——矢口否認存在這麼一個學派，以此強調這一群體內部的個人路數。在1985年斯圖加特舉辦的國際曆史學協會的一場討論中，我記得聽到這一群體的重要成員馬剋·費羅強烈否認存在這麼一個學派。與此同時，他反復使用“nous”（新）這一字眼。要是說“學派”一語（和年鑒“範式”或“精神”一樣）給人以引人睏惑的正統印象，兩個圈內人羅傑·夏蒂埃和雅剋·雷維爾提齣的“星係”（nébuleuse）一詞也許更為恰當。同樣，年鑒“網絡”“運動”甚或擴大式“傢庭”等說法也是有幫助的。
數十年以來，居於這一網絡核心位置的，顯然包括瞭兩位創建人——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剋·布洛赫；他們指定的繼承人——費爾南·布羅代爾，加上查爾斯·莫拉澤，此人名氣不大，但活躍在幕後，特彆是在第六部的創建中；年輕一輩的雅剋·勒高夫、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裏、馬剋·費羅和莫裏斯·艾馬德等史學傢；更為年輕的羅傑·夏蒂埃、雅剋·雷維爾、安德烈·比埃爾吉爾、讓剋勞德·施密特、呂塞特·瓦朗西、貝爾納·勒帕蒂和安托萬·利爾蒂。靠近中心的還有阿蘭·布羅、皮埃爾·肖努、喬治·杜比、阿爾方斯·迪普隆、阿勒特·法傑、弗朗索瓦·費雷、皮埃爾·古貝爾、剋裏斯蒂安·卡拉皮斯、莫裏斯·隆巴德和莫娜·奧祖夫。
恩斯特·拉布魯斯就更難定位瞭。他在第二代中扮演著核心角色，但同時他是個馬剋思主義者，而且他所屬的馬剋思主義流派無法讓他免於法國共産黨員的攻擊。同樣，由於莫裏斯·阿居隆和米歇爾·伏維爾投身馬剋思主義活動，他們被置於核心圈之外。由於各種不同的理由，處於邊緣的，還有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喬治·勒費弗爾；在學院工作的兩位意大利人阿爾伯托·特能提和盧傑洛·洛馬諾；以及自身定位為業餘史學傢的菲利普·阿裏埃斯。也許還應算上讓·德呂莫、阿蘭·科班和羅伯特·米捨姆布萊——三人追隨年鑒風格或精神，但身處網絡之外。博學的米歇爾·福柯、米歇爾·德塞都和保守史學傢羅蘭·莫斯涅處於邊緣甚或邊緣之外。他們之所以在本書稍稍露臉，是因為他們的史學興趣與年鑒派頗有契閤之處。
當初創辦這份迄今已超過八十年的刊物，是為瞭推進新式史學，至今它仍在鼓吹革新。《年鑒》背後的主導理念也許可扼要歸納如下。首先，是以問題導嚮的分析史學，取代傳統的事件敘述。其次，是以人類活動整體的曆史，取代以政治為主體的曆史。再次，為達成上述兩個目標，與地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語言學、社會人類學等其他學科進行閤作。正如費弗爾以其富有個性的祈使語氣指齣的，“曆史學傢，必須是地理學傢，也必須是法理學傢、社會學傢和心理學傢”。他總是告誡要“打破自我封閉的局麵”，與狹隘的專業化作戰。同樣，布羅代爾《地中海》之所以以那種方式撰寫，其目的在於“證明曆史學所能做的，並不僅僅是研究築有圍牆的花園而已”。
本書的目的是描述、分析和評價這一網絡的成就。圈外人常常認為，這是個一體化的群體，擁有統一的史學實踐：在方法上推崇計量，在推論中慣用決定論，對政治與事件充滿敵意，或充其量是毫無興趣。這種刻闆印象，不但無視這一群體不同成員之間的分歧，也忽視瞭它隨著時間推移發生的變動。因此，“年鑒運動”這個說法也許更得要領。
這一運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世紀20年代到1945年。這是小規模的、激進的、顛覆性的運動，對傳統史、政治史和事件史發動遊擊戰。二戰後，造反者掌握瞭史學權力機構。在運動的第二階段，它更像是個“學派”，因為此期擁有與眾不同的概念（尤其是“結構”和“局勢”）和與眾不同的方法（尤其是長時段變遷的“係列史”），這是由費爾南·布羅代爾主導的一個時期。
這一運動史上的第三階段發端於1968年前後。其特徵是碎片化（émiettement）。至此，這一運動的影響聲勢如此浩大，以緻它一度具備的許多獨特性已不復存在，在法國尤為如此。隻是在國外的仰慕者和國內的批評者看來，它還是個統一的“學派”。這些批評者喋喋不休地責怪這個群體低估瞭政治和事件史的重要性，盡管比方說，馬剋·費羅撰寫瞭一戰和俄國革命的論著。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這一群體的若乾成員從社會經濟史轉移到社會文化史，而另一些人則重新發現瞭政治史乃至敘事。1989年前後起，這一群體的不同成員轉嚮新方嚮，比如迴歸社會史，或是嘗試撰寫更具反思色彩的曆史。
因此，年鑒派的曆史，可詮釋為四代學人繼替的過程。它也顯示齣常見的周期過程：今日的造反者轉變為明日的當權派，並轉而成為造反派攻擊的對象。更為少見的是這一運動的長盛不衰。這不僅因為巴黎的高等實踐學院（此後的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提供瞭體製性基地，其領袖人物保持開放心態——盡管他們不鼓勵異議，但通常能容忍不同聲音的存在——也是個中的部分緣由。
就雜誌而言，連續性尤其顯而易見：從1930年至1988年，在巴黎一所學院講授曆史的保羅·勒裏奧，擔任編輯部委員會秘書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在雜誌的早期歲月，他還頻頻為雜誌撰稿。若乾基本關注點延續至今。的確，這份雜誌及相關史傢，提供瞭從20世紀30年代至今曆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碩果纍纍的互動的最為持久的一個例證。我決定撰寫本書，正是基於這一理由。
這個對年鑒運動的簡短考察，力圖跨越幾個文化邊界。它試圖麵嚮英語世界解釋法國的東西，麵嚮後輩解釋20世紀20年代，麵嚮社會學傢、人類學傢、地理學傢等解釋史傢不斷變動的研究實踐。這個考察本身采用曆史的組織方式，並試圖結閤編年的體例與主題的體例。
不管是本書還是在曆史寫作的其他場閤，這種結閤麵臨的問題在於所謂的“非同時性中的同時性”。舉例說，盡管布羅代爾即使到瞭漫長一生的晚年，對新思想依然齣奇地開放，但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籌劃《地中海》，到20世紀80年代編撰討論法國的論著，他從未根本改變看待曆史的方式，也確實從未根本改變撰寫曆史的方式。因此，拘泥於年代順序是毫無必要的。
本書隻能勉強算是思想史研究。它並不奢望成為研究年鑒運動的權威學術論著，我希望21世紀會有人來做這份工作。這樣一種研究工作必須挖掘本書在撰寫過程中無法獲取的資料。它的作者不僅需要具備曆史編撰史的專業知識，而且需要具備20世紀法國史的專業知識。
我想寫的東西，是更富個人色彩的專論。我有時自稱是年鑒的“同路人”，也就是說，（像許許多多其他外國曆史學傢一樣）受這一運動啓發的一個局外人。近五十年來，我緊追它的命運。盡管如此，劍橋與巴黎之間的距離，還是遠到足以撰文批評和祝賀年鑒派的成就。
盡管費弗爾和布羅代爾都是令人生畏的學術政客，但是，接下來的部分基本上不會談到運動的這一側麵——比方說，索邦與高等研究院（為瞭方便起見，這裏使用這個簡稱）之間的敵意，或是為控製職位和課程發生的爭權奪利現象。我也多少帶著遺憾，抵製瞭撰寫年鑒學人民族誌——他們的祖先、聯姻、派彆、庇護—被庇護網絡、生活方式、心態等等——的誘惑。
本書討論雜誌本身的篇幅也不大，這一點就更容易引起爭議瞭。在《經濟社會史年鑒》的早年歲月，許多文本都由費弗爾和布洛赫親自操刀（1929—1848年的3876篇文章中，他們撰寫瞭1800篇），而如今的《曆史與社會科學年鑒》，擁有更大的撰稿團隊，包括職業行政人員。在85年的時間裏，雜誌每兩月推齣一期。這份期刊的封麵是灰色、藍色，最後是亮白色。雜誌每推齣一期，對於來自法國國內外的史學傢，尤其是年輕史學傢的日常生活來說，都是一個激動人心的事件。給人深刻印象的，不僅是雜誌發錶的高質量專題論文，還有評論文章，未來的集體研究項目，以及討論新穎專題的專號，比方說布洛赫曾發錶重要的水車研究的技術史專號（1935）。作為新潮流的指示器，雜誌刊載的文章，齣於顯而易見的原因，比常常由同一作者撰寫的相同專題的專著更早問世。
盡管如此，在本書中，我決定集中關注這一群體的成員們編撰的主要專著，並試圖評估它們在曆史編撰史上的重要性。說來悖謬，我們是通過專著而不是論文，來討論這一以雜誌為紐帶發起的運動的。然而，從長遠的角度看，特彆是在國外，正是一係列齣類拔萃的專著，（對專業人士及普通大眾）産生瞭最重要的影響。
在討論這一運動時，人們常常將它等同於三四個人。呂西安·費弗爾、馬剋·布洛赫、費爾南·布羅代爾等人的成就固然是洋洋大觀，但如同許多學術運動那樣，年鑒運動也是集體的事業，許許多多的個體都曾為這一事業做過有意義的貢獻。這一點在第三代錶現得最為明顯，但在布羅代爾時代（在所有人中，他在學術上特彆倚重恩斯特·拉布魯斯的支持，在管理上則倚重剋萊門斯·赫勒的協助）甚或是創建者時代已然如此。兩位創建人應該感謝同事和保羅·勒裏奧和露西·瓦爾加等助手的幫助。早在1936年，團隊作業便已是呂西安·費弗爾的夢想瞭。戰後，夢想成真。法國史閤作研究計劃，包括瞭社會結構史、農業生産史、18世紀書籍史、教育史、住宅史和以電腦為基礎的19世紀徵兵的研究。
在討論四代人的篇章之後，本書最後一部分將討論對年鑒派的迴應——包括追捧或批評，講述它被世界不同地區和不同學科接納的過程，並試圖將它放置於曆史編撰史上進行定位。本書相當單薄，但我的目標是讓讀者將這一運動視為一個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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