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德國及其曆史學傢 [Autoine Guilland, Modern Germany and Historians,London:Jarrold & Sons,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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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基揚 著,黃艷紅 譯
圖書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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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168097
版次:1
商品编码:10078157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外文名称:Autoine Guilland, Modern Germany and Historians,London:Jarrold & Sons,1915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0-04-01###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近代德國及其曆史學傢》一部曆史學傢的集體傳記
  一個從分散虛弱走嚮統一強大的民族的精神曆程

內容簡介

  19世紀是曆史學的世紀,19世紀也是各種政治思潮和政治運動層齣不窮的世紀。無論是沉靜如水的蘭剋、還是激情似火的特賴奇剋,都在關注自己時代的核心政治主題——民族統一運動。安托萬·基揚的作品不僅生動地描繪瞭那個時代德國最傑齣的曆史學傢們的學術研究、個性特徵和錶達風格,更嚮我們展示瞭他們對現實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熱情(passion)、抱負(ambition)和渴望(aspiration)。他們以自己的曆史研究從觀念上重塑瞭德意誌民族意識,使康德的“舊德國”變成瞭俾斯麥的“新德國”。
  然而,這一過程的代價是什麼?安托萬·基揚以他不安的預言警醒人們:史學工作者在關注現實、運用曆史時承擔著何種道義責任?曆史研究是否能夠、如何能夠達緻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之間、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間的協調?

作者簡介

  安托萬·基揚(Antoine Guilland,1861-1938),師從法國曆史學傢布列爾·莫諾(Gabriel Monod),1895-1929年擔任瑞士蘇黎世邦理工學院(法語)曆史學與地理學教授。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在法國,很久以來,我們一直以為德國曆史學傢是公正的。但是,我們錯瞭,他們的學問欺騙瞭我們。
  ——安托萬·基揚

目錄

譯者的話
導論
第一章 先驅者
第一節 尼布爾
第二節 列奧波德·馮·蘭剋
第二章 特奧多爾·濛森
第三章 海因裏希·馮·聚貝爾
第四章 海因裏希·馮·特賴奇剋
結論
參考文獻
索引

精彩書摘

  但是,德國的曆史學傢們把現實主義政策看作是唯一正當的選擇,他們忽視瞭這樣一個偉大的曆史真理:人類處境的所有進步都是由以下偉大的思想傢們帶來的,這些人洞悉世界的矛盾和不幸,他們轉嚮瞭另一麵,設想並嚮人們證明世界可以更美好、更公正、更幸福。正像阿爾貝·索雷爾說的,我們應將以下思想歸功於這樣的思想傢們:“權利觀念來自對不公正的現實的思考,所有有關人類尊嚴、良知的觀念都來自對狂熱迷信的混亂狀況的思索。”
  根本上說,德國的曆史學傢們對這一真理的認識是模糊的,盡管他們有一套曆史哲學,但這隻是讓他們去證明強力和欺騙的閤理性,他們總是試圖證明,強力與道德價值不可分割,這個世界的盛大戲劇說到底是使得功業更具光輝。再者,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在討論普魯士的巧取豪奪的閤理性的時候,遠不是把這歸因於利益法則,而是以他們高超的詭辯技巧費盡心機地讓他們的同胞逃避對欺詐的譴責。
  我們必須提防這樣一種認識:德國曆史學傢們對法國大革命的仇恨完全是由這一事件的理想主義特徵引起的。我們必須考慮到,他們之所以會有這種情緒,一些人是因為恐懼,而另外很多人則是齣於嫉妒。
  “我本來很願意承認法國人的要求是正當的”,安希隆(Ancillon)曾說,“如果不是因為我在其他民族中看到由此帶來的危險的話”。這是柏剋式的呼喊,而所有普魯士的曆史學傢也都錶達瞭同樣的看法。
  是的,因為他們的國傢,因為他們鍾愛的製度,他們害怕這場革命,這種由恐懼造成的仇恨經常錶現在他們身上。
  在19世紀那個開明的德國,要找齣幾個真正同情甚至對法國抱有公正看法的人——學者、作傢、畫傢——是件悲哀的工作。也許我們可以指齣幾個人——如蘭剋曾認為笛卡兒(Descartes)是“一個深刻而富有創造力的思想傢”。

前言/序言



《近代歐洲思想史論綱:從啓濛到兩次大戰的知識圖譜》 作者: 約翰·阿什沃思(John Ashworth) 齣版社: 牛津大學齣版社 齣版年份: 2022年 --- 內容提要 本書旨在對自啓濛運動晚期至二十世紀中期,橫跨近兩百年間的歐洲核心思想脈絡進行一次宏大而精微的梳理與批判性考察。作者聚焦於三大知識領域——政治哲學、社會科學的興起,以及形而上學觀念的轉型——如何共同塑造瞭現代性的復雜圖景,尤其關注這些思想如何在社會結構、民族認同和國際關係中留下的深刻烙印。 本書的核心論點在於,現代歐洲的知識體係並非一條平順的演進之河,而是一個充滿內在張力、矛盾與斷裂的復雜場域。啓濛運動所宣揚的理性與進步觀念,在麵對工業化帶來的社會異化、民族主義的激進化,以及最終兩次世界大戰的殘酷現實時,經曆瞭深刻的自我質疑與重塑。 第一部分:理性時代的遺産與局限(約1789-1848) 本部分深入探討瞭法國大革命和德意誌古典哲學的遺産如何構建瞭十九世紀初的知識基礎。 第一章:啓濛的內在矛盾 作者首先審視瞭盧梭、康德等思想巨匠的遺産。重點分析瞭“自由”與“秩序”之間的永恒張力。康德的道德律令與國傢義務觀,如何在後來的政治實踐中被解釋為支持威權主義的理論基礎。我們考察瞭早期對“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構建嘗試,以及這種構建如何被新興的階級結構所限製和扭麯。 第二章:曆史主義的崛起與人類學的轉嚮 本章著重考察瞭曆史意識在十九世紀初的爆發。從赫爾德對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探討,到黑格爾對絕對精神通過曆史實現的宏大敘事,我們分析瞭曆史學如何從編年史轉變為一門旨在揭示時代“必然性”的學科。特彆指齣,曆史學的“係統化”傾嚮為後來的身份政治提供瞭理論武器。 第二部分:社會科學的建構與意識形態的對立(約1848-1914) 在社會動蕩和科學革命的背景下,一係列學科試圖以“科學”的方式解釋人類社會,從而引發瞭深刻的意識形態衝突。 第三章:功利主義、馬剋思主義與社會有機體 本章對比瞭英國的功利主義傳統(邊沁、密爾)與馬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功利主義對“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計算,與馬剋思對階級衝突和異化勞動批判的考察被放在一起分析。作者認為,這兩種理論都試圖將社會視為一個可以被量化和操控的“係統”,但目標和方法論截然相反。同時,本章也引入瞭早期社會有機體理論傢(如斯賓塞)的觀點,探討他們如何將生物學模型強加於社會結構之上。 第四章:社會學的誕生與權力的分析 聚焦於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建立過程。重點分析瞭塗爾乾對社會事實的“物化”處理,以及他試圖通過集體意識和道德規範來維係社會團結的努力。隨後,本書轉嚮探討早期關於權力、權威和閤法性的討論,為後續對韋伯的深入分析做鋪墊。 第五章:文化的批判與現代性的焦慮 本章探討瞭對啓濛理性過度膨脹的反思。尼采對“上帝之死”的宣告及其對虛無主義的預警,構成瞭對十九世紀末文化自信的根本性挑戰。同時,對審美現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的分析,包括其對形式的極端關注,如何成為逃避社會責任的一種方式,也被詳細剖析。 第三部分:危機、破碎與知識的重構(約1914-1945) 兩次世界大戰不僅是政治和軍事的災難,更是歐洲知識體係信任的全麵崩潰。 第六章:技術理性與戰爭的邏輯 本書詳細分析瞭技術理性如何滲透到國傢機器和軍事組織中。一戰的殘酷性,不再僅僅是傳統戰爭的延續,而是工業化、官僚化和係統化效率的産物。作者考察瞭早期對技術異化(Technological Alienation)的討論,並探究瞭這些討論如何被戰爭宣傳所壓製。 第七章:韋伯的遺産:理性化與非理性 本章深入剖析馬剋斯·韋伯思想的持久影響,特彆是他對“鐵籠”(Iron Cage)的描述。韋伯對現代官僚製作為一種最高效的支配形式的分析,揭示瞭在高度理性的組織結構中,個人意義和道德自由如何被係統性地擠壓。我們也將探討他關於宗教理性(如新教倫理)如何意外地催生瞭資本主義的悖論。 第八章:心理學的顛覆性影響 弗洛伊德對人類心智的解剖,對傳統的自主理性主體觀造成瞭緻命一擊。本章討論瞭潛意識理論如何挑戰瞭啓濛以來關於人類行為的透明假設,以及這種新的認知如何影響瞭藝術、文學和社會批評的走嚮。 第九章:戰間期的知識流亡與意識形態的激化 本書的收尾部分關注瞭戰間期知識分子的睏境。法蘭剋福學派的早期成員如何開始係統性地反思文化工業和技術理性對民主的威脅;而同時期,各種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無論是法西斯主義還是斯大林主義)如何利用簡化和情感化的曆史敘事,構建瞭對知識分子的強力排斥。我們總結瞭“科學真理”如何被不同陣營的政治目標所挪用和濫用,最終導緻瞭知識共同體的分裂。 --- 價值與特色 本書的特色在於其跨學科的綜閤視野。它拒絕將曆史學、社會學和哲學視為孤立的研究領域,而是緻力於揭示它們在特定曆史時期內相互滲透、互相塑造的復雜關係。通過對主要思想傢及其理論體係的細緻梳理,本書不僅解釋瞭“他們說瞭什麼”,更重要的是分析瞭“他們的思考是如何被其所處的時代環境所限製和推動的”。 本書特彆關注知識的社會功能與政治後果,力求避免純粹的文本主義解讀,而是將思想置於社會結構、經濟基礎和權力運作的動態框架中進行考察。對於研究現代性危機、知識分子角色以及意識形態形成過程的讀者來說,這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導論性參考著作。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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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閱讀過程中,我一直在尋找作者的“私貨”,即作者對“近代”這一概念本身的立場。畢竟,在1915年提齣“近代德國”的學術史,其意圖是何等明顯?它必然要迴應當前正在發生的歐洲大戰。我好奇作者是如何處理德國的崛起與這種崛起所帶來的國際衝突之間的關係的。如果作者僅僅將這種學術史視為一種純粹的知識活動,而完全迴避瞭其政治外溢效應,那麼這本書的深度就會大打摺扣。我期望看到一種更為辯證的分析:即學術上的精進如何與政治上的激進化相互促進。一本誕生於戰爭前夜或進行中的曆史著作,其敘事結構本身就帶有強烈的預設性。我們必須以一種批判性的“後見之明”來閱讀它,辨識齣那些在當時看來是“客觀真理”,但如今看來已然充滿時代局限性的論斷。這要求讀者具備極高的曆史敏感度,纔能真正品味齣這部作品的復雜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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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後,我感到作者對於德國思想界內部那些微妙的張力把握得十分到位。特彆是對於那些在帝國建立前後扮演瞭關鍵角色的史學巨匠,他們的著作並非孤立的文本,而是特定社會政治氣候的産物。這種解讀方式,避免瞭將曆史學傢塑造成不食人間煙火的純粹學者形象,而是將他們置於時代洪流之中,審視他們的學術選擇如何被權力結構所塑造,或者反過來,如何又在不經意間鞏固瞭既有的權力基礎。那種微妙的、難以言說的學者與權力的共謀或抗爭的張力,纔是閱讀此類研究最引人入勝之處。我特彆欣賞作者沒有采取一概而論的否定態度,而是細緻地梳理瞭不同學派在方法論上的細微差彆,這些差彆,恰恰摺射齣德國知識分子對“真理”和“秩序”的不同理解。這本書仿佛提供瞭一麵棱鏡,將近代德國復雜的精神風貌,以學術史的脈絡清晰地分解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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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它展示瞭“曆史”本身是如何被“製造”齣來的。近代德國的身份認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係列被精心挑選和闡釋的曆史敘事之上的。作者似乎在揭示,這些曆史學傢們如何運用他們專業的話語權,將零散的事件編織成一個具有必然性和光榮感的民族故事。這不僅僅是關於“發生瞭什麼”,更是關於“我們應該如何記住發生過什麼”的鬥爭。這種對曆史建構過程的解剖,讓人不禁反思我們自己所處的時代,我們又在用何種“曆史學傢”的濾鏡來觀看當下的世界,並預測未來的走嚮。因此,這本書的意義超越瞭對德國的研究本身,它成為瞭一部關於“曆史意識形態”的經典範例,提醒我們警惕任何聲稱擁有絕對解釋權的“官方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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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筆來看,這本書展現齣一種古典的嚴謹與剋製,這在早期的學術著作中非常常見,但對於現代讀者來說,保持專注力需要一定的耐心。它不追求流暢的敘事節奏,反而更側重於邏輯的推演和論據的堆砌,這本身就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氣質的體現。對我而言,這種風格恰恰是對所研究對象——那些沉溺於宏大體係建構的德國學者——的一種風格上的呼應。然而,這種對“體係”的迷戀,是否也限製瞭作者自身的批判視野?我時常在閱讀中思考,作者是否在不自覺中繼承瞭自己批判對象的某些敘事偏好?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既能深刻理解一個時代的思維方式,又能跳脫齣來,對其進行冷靜的、超越性的審視。這本書的價值,或許就在於它本身構成瞭一個有趣的“研究對象”——一個在特定曆史時刻對“近代德國”進行學術建構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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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裝幀和初版信息讓人不禁聯想起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1915年的倫敦,世界正處於戰火的邊緣或之中。光是這種曆史的厚重感,就已經足夠吸引人。我期待它能提供一個不同於傳統敘事的視角,尤其是在探討“近代德國”這一宏大主題時。通常這類著作容易陷入純粹的政治或軍事分析,但作者若能將曆史學傢群體的思潮變遷、他們如何構建和詮釋國傢記憶的過程描繪齣來,那纔真正抓住瞭“曆史學傢”這個關鍵詞的精髓。我希望看到的是對普魯士史學傳統的批判性繼承,以及這種學術傳統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瞭德國民族精神的形成。一個真正的觀察者,不應隻是記錄事實,更要剖析支撐這些事實背後的智識框架是如何搭建起來的。這本書如果能成功地將宏大的曆史敘事與微觀的學術生態聯係起來,那麼它無疑是一部極具洞察力的作品,超越瞭簡單的曆史編年,直抵思想史的核心。它的價值或許不在於提供瞭“新史料”,而在於提供瞭一種“新看史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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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之作,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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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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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发表于1899年,一个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的时代。考虑到作者的法国背景,我们必须回想到1870年普法战争给法国思想界带来的冲击。[3]虽然一些文化史专家认为这场战争对法国的影响非常小,但政治史家的看法大不相同。这场战争对法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我们这里感兴趣的只是法德关系的演变。普法战争前,法国思想界洋溢着某种普遍的乐观主义精神,法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文明充满信心,并认为它毫无疑问地居于欧洲和世界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认为祖国和普遍的人道主义密不可分,换言之,他们是普世主义者。不过他们很少关心德国,在他们的想象中,德国人是诚实的、爱沉思和幻想的民族,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德国怀有好感。但正如作者在书中揭示的那样,19世纪的德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变迁,启蒙时代理想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康德的德国变成了一个讲求实际、甚至为了实际目标而不惜耍弄手腕的德国,俾斯麦就是这个新德国最完美的化身。德国的知识分子,首先是它的历史学家们积极投身最为广阔和现实的政治生活,朱利安·本达所称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这时已经在德国出现。但是,除了埃德加·基内和帕拉多尔·普雷沃斯特之外,法国思想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咄咄逼人的新德国的潜在威胁,当普法战争到来时,法国人几乎不怀疑他们的国家会赢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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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内容也很有意思,这些近代德国史家,尤其是兰克对历史学界的影响确实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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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过程的代价是什么?安托万·基扬以他不安的预言警醒人们:史学工作者在关注现实、运用历史时承担着何种道义责任?历史研究是否能够、如何能够达致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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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现代历史科学的发源地,本书研究的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中最为知名的代表:两位先行者,尼布尔和兰克,他们为后来者奠定了方法,开辟了道路;然后是1848那一代的两位伟大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和海因里希·冯·聚贝尔;最后是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本书是19世纪德国史学的概览,是一部经久不衰的史学史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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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败的法国来说,战争中失去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和土地,它还感到自己的文明受到了威胁,它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发生了动摇。这首先表现在政治观念中。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是普世的,如米什莱认为,法国有为其他民族带去自由的使命;而德国人的爱国主义是个别化的,它源自某种自卑情结,是在外来的压迫下催生的,并在对抗、特别是同法国的对抗中发展。在19世纪,曾十分贴近于法国人思想观念的莱布尼茨和康德的理想主义,已经被黑格尔主义取代,历史学家们在聚贝尔和特赖奇克的带领下为民族统一、为反对法国而斗争。从思想根源上说,法国的理想和德国的理想是不可调和的。前者尊奉理性主义,倾向于否认各民族之间的特殊差异,后者是浪漫主义的,它植根于原始的、不可遏制的日耳曼特性之上。获胜的德国能取代法国,成为各民族精神上的领袖吗?这个问题不安地撞击着法国人的思想深处。[4]译者认为,基扬的这本书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这场思想斗争的一个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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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品评价用来对所购商品的质量进行评价,赠品评价暂时不奖励京豆,奖励京豆规则详见京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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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19世纪也是各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层出不穷的世纪。无论是沉静如水的兰克、还是激情似火的特赖奇克,都在关注自己时代的核心政治主题——民族统一运动。安托万·基扬的作品不仅生动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德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们的学术研究、个性特征和表达风格,更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对现实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热情、抱负和渴望。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研究从观念上重塑了德意志民族意识,使康德的“旧德国”变成了俾斯麦的“新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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