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1917-1919: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啓濛(套裝上中下冊)》主要研究瞭1917-1919年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啓濛。
《1917-1919: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啓濛(套裝上中下冊)》重視史料的真實性與全麵性,為此廣泛搜集整理瞭1917-1919年間國內各種期刊及相關著作中涉及有關蘇俄革命、馬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的內容,並選擇其中的代錶性文章或著述逐一分析,力求為全書的判斷奠定堅實的文獻資料基礎。
目錄
·上捲·
前言
第一編 1917一1918:馬剋思列寜主義經濟學傳入中國的發端(上)
第一章 關於列寜和俄國革命的評介——1917年的評介資料
第一節 關於俄國二月革命的報道綫索
第二節 關於俄國二月革命的若乾案例
第三節 關於列寜與俄國十月革命的早期報道綫索
第二章 關於列寜和俄國革命的評介——1918年的評介資料
第一節 新聞類報道的評介資料
第二節 評論類報道的評介資料
第三節 結語
第二編 1919:馬剋思列寜主義經濟學傳入中國的發端(下)
第一章 1919年圍繞蘇俄問題的報道綫索
第一節 《時事旬刊》的報道綫索
第二節 其他報刊的報道綫索
第二章 典型評介資料:《晨報》
第一節 關於蘇俄真相的評介
第二節 其他評介資料
第三章 典型評介資料:《每周評論》
第一節 關於俄國過激派報道的轉變
第二節 關於蘇維埃俄國新法律的介紹
第三節 其他評介資料
第四章 典型評介資料:有關列寜原著及其他
第一節 關於列寜原著的介紹
第二節 關於其他代錶人物著述的介紹
第三節 關於蘇俄憲法的評介
第三編 傳播馬剋思主義經濟學的中國先驅
第一章 李大釗對俄國革命和馬剋思主義的評介
第一節 1917—1918年對俄國革命和西方社會主義運動的關注
第二節 1919年對蘇俄革命和馬剋思主義的評介
第二章 李大釗《我的馬剋思主義觀》
第一節 關於馬剋思主義的概述
第二節 關於馬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第三節 關於馬剋思的經濟學說
第四節 《我的馬剋思主義觀》之曆史地位
第三章 楊匏安的《馬剋斯主義Marxism——一稱科學的社會主義》
第一節 關於各種社會主義的介紹
第二節 《馬剋斯主義Marxism——一稱科學的社會主義》
第四章 譚平山、安體誠、張聞天及其他先驅者
第一節 三人評介馬剋思主義的資料
第二節 其他先驅者的評介資料
[附] 杜威在中國的講演《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
·中捲·
第四編 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兩個輿論陣地
第一章 《新青年》的馬剋思研究專號及其他
第一節 顧兆熊《馬剋思學說》
第二節 黃淩霜《馬剋思學說的批評》
第三節 關於馬剋思研究的其他文章
第四節 關於《新青年》馬剋思研究專號的綜閤評價
第二章 《晨報》評介馬剋思主義經濟學的有關資料
第一節 五四運動以前的有關評介資料
第二節 五四運動以後的有關評介資料
第三節 《馬剋思的唯物史觀》與《馬氏唯物史觀概要》譯本
第四節 《勞動與資本》譯本
第五節 《馬氏資本論釋義》譯本
第六節 其他有關馬剋思主義經濟學的評介資料
[附]《每周評論》與《國民》的《共産黨宣言》譯本
第五編 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者——以其他報刊為例(上)
第一章 《民國日報》的有關評介資料
第一節 《覺悟》副刊外的有關評介資料
第二節 《覺悟》副刊的有關評介資料
第二章 《星期評論》的有關評介資料及其他
第一節 戴季陶的評介資料
第二節 《唯物史觀的解釋》及其4G
第三章 《建設》的有關評介資料
第一節 鬍漢民的評介資料
第二節 硃執信與戴季陶的評介資料
第四章 《閩星》的有關評介資料
第一節 關於蘇俄問題的評介
第二節 關於馬剋思學說的評介及其他
[附]孫中山的有關評介資料
第六編 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者——以其他報刊為例(中)
第一章 《時事新報》的有關評介資料
第一節 劉南陔評介馬剋思學說的資料
第二節 關於馬剋思學說的專題評介文章
第三節 其他涉及論述馬剋思學說的中譯本
第二章 《解放與改造》的有關評介資料
第一節 張東蓀論社會主義的文章 及其他
第二節 《社會主義之批判》及其他
第三章 《東方雜誌》與《太平洋》的有關評介資料
第一節 《社會主義之檢討》譯本及其他
第二節 彭一湖的《社會主義論》及其他
[附] 梁啓超《歐遊心影錄
·下捲·
第七編 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者——以其他報刊
為例(下)
第一章 1919年以前創辦的報刊
第一節 《民鐸》的評介資料
第二節 《尚誌》的評介資料
第三節 《法政學報》的評介資料及其他
第二章 1919年創辦的刊物
第一節 《新潮》與《進化》的評介資料
[附]《實社自由錄》及《工人寶鑒》的評介資料
第二節 《新中國》、《少年中國》與《曙光》的評介資料
第三節 《新群》與《新教育》的評介資料及其他
第三章 官方刊物與有關國外新村的評介資料
第一節 官方刊物的評介資料
第二節 關於國外新村的評介資料
第八編 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傳播的早期經濟學背景資料
第一章 1917—1919年的經濟學著述概述
第一節 經濟學著作概述
第二節 經濟類刊物的經濟學文章 概述
第三節 一般刊物的經濟學文章 概述
第二章 從經濟類文章 看馬剋思主義經濟學的傳播例證
第一節 1917—1918年的經濟類文章 例證
第二節 1919年的經濟類文章 例證——官方刊物
第三節 1919年的經濟類文章 例證——學術刊物
第四節 1919年的經濟類文章 例證——其他
第九編 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啓濛綜述
第一章 傳播啓濛的階段性特徵
第一節 從史料綫索看傳播啓濛的階段性特徵
第二節 從人物綫索看傳播啓濛的階段性特徵
第三節 從報刊綫索看傳播啓濛的階段性特徵
第二章 傳播啓濛的若乾啓示
主要徵引文獻
人名索引
論文索引
後記
精彩書摘
《1917-1919: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啓濛(上冊)》:
(二)陳獨秀的《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
這篇文章發錶於《新青年》1917年4月1日第3捲第2號,位居首篇。此文所謂“俄羅斯革命”,指俄國二月革命,所謂“我國民之覺悟”,針對“吾國短視之人”。如謂俄羅斯發生革命事件後,這些人誤以為俄國無論舊政府存續與否,將與德國單獨議和,形成日俄德同盟謀我之勢,因此反對加入與之對立的英法協約陣營,即使贊成加入,也不無懷疑和恐怖。“欲正告吾國民以促其覺悟者,即俄之革命,將關於世界大勢也如何,吾國民或猶在夢中,不聞吾言”。應當覺悟:“俄羅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國皇室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吾料其未必與代錶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德意誌單獨言和,以其革命政府乃親德派舊政府之反對者,而為民主主義、人道主義之空氣所充滿”;“吾中華民國國民,以是非計,以利害計,均不應滑頭中立,以圖敗則苟免,勝則坐享其成”。即令俄國新政府因反對戰爭而與德軍單獨言和,或德國利用俄國的紛擾,目前在軍事上獲得若乾勝利,“吾料新俄羅斯非君主非侵略之精神,將蔓延於德奧及一切師事德意誌之無道國傢,宇內情勢,因以大變,此為益吾國,視君主侵略主義之俄羅斯戰勝德意誌也,奚啻萬倍,奈何吾短視之國民,竟以俄羅斯革命之故而‘恐德病’反加劇耶”。
撰寫此文的用意,直白地說,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主張中國加入以英法為首的協約國陣營,對抗以德奧為首的同盟國。這裏呼籲國民放棄短見,須覺悟二月革命爆發後,原本屬於協約國陣營的俄國政府,不論是否與德國單獨議和,不論是否因此而增強德國勢力並對我國形成更大的威脅,都要看到俄國革命是革俄國皇室之命,革世界君主主義和侵略主義之命,關係到世界大勢,或者說,代錶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反對君主主義和侵略主義的新精神;因此,從是非和利害方麵考慮,我國均不應站在中立立場上耍滑頭,應剋服“恐德病”,明白新俄羅斯的非君主非侵略精神將蔓延到代錶君主主義和侵略主義的德奧等國,最終更有益於我國。可見,陳獨秀評價俄國二月革命,已經超齣戰爭對立雙方的界限,著眼於在世界範圍內清除專製君主製度和侵略主義的流毒,其中也寄托瞭從根本上清除威脅中國生存的外部惡劣環境的理想。這個評價,同大戰結束時,李大釗無意於區分協約國的勝利或同盟國的失敗,強調這是庶民的勝利,有些相似。不過,與後來李大釗站在庶民的立場上有所不同,此時陳獨秀主要把矛頭指嚮德國等“無道國傢”,對英法等國抱有幻想,又因俄國二月革命推翻君主專製製度,意味著從無道走嚮有道,所以由衷地祝其成功。陳獨秀撰寫此文,在二月革命爆發後不久,文中預測俄國革命後新政府與舊政府不同,未必會與德國單獨議和,看來其言得中,為隨後臨時政府繼續戰爭的政策所證實,但他的判斷標準,係依據舊政府有親德傾嚮,而新政府無此傾嚮。如此說來,十月革命後列寜政府主張與德國單獨媾和,很容易被看作一種親德傾嚮。陳獨秀的這些幻想和判斷,後來對他認識社會主義和俄國布爾什維剋政府,産生過消極的影響。
(三)長沙《大公報》兩篇社論
二月革命後不久,長沙《大公報》“社論”欄目先後發錶兩篇專文,錶達編輯部的看法。
第一篇社論《論俄國革命之影響》發錶於3月23日,署名“平子”。此文稱:“俄人謀易政府已非一日,故其革命為吾人意中事。特爆發於今日,則有足供研究者。其舉為齣於自動,抑或他人之唆使,均間接直接與歐戰及世界有莫大影響”。對我國是否加入協約國一事,“亦不能無所顧慮”。假定齣於自動,俄國在歐洲東部戰爭中“執其樞紐”,如今國內突然大變,不得不抽撥一部分對外力量用來對付國內;此次大變“由君主而易為民主”,君主本來掌握軍隊,“身臨前敵”,事關自身及後代的利害,“非迫於萬不得已,必不肯容易拋棄”,如今竟作退位之舉,可知國民“對外之力銳減,而悉易以對內”。“德人素以雄武狡詐著稱,東歐方麵,俄已屢敗,呈不敵之勢”;俄國得以支持到現在,靠的是法英在西部“猛力拒抗”,使德國“稍分其兵勢”。今後同盟國的軍事計劃,德國人將從俄國方麵調兵,轉而“突壓西方”,“英法之責任頓重”;等到“俄人秩序恢復,重整旗鼓”,恐已無濟於事。如果他人唆使,“俄必與德單獨媾和,同盟方麵益亡後顧憂在”。今後德人計劃,“西抗英法”,“東略亞非”,“於此則世界局勢必大更變”。如今我國已與德國絕交,是否加入對德作戰陣營,尚在與協約國方麵磋商交換條件。假使俄國革命係受他人唆使,則我國嚮戰場供給工役、糧餉、兵士等,“均取道無從,是參戰猶空言”;假使俄國革命係主動為之,則俄國力量因對付內部而銳減,我國“經濟睏難之邦”,即使加入協約國,“於戰事亦未必大補”。惟我國“與德絕交,係完全齣於自動,主持公理,申張主權”,與美國采取同一決斷,全與協約國方麵無關。是否宣戰,我國“當以義理為歸”,“要當體認俄國革命之真相,非可孟浪為”。我國以前依賴“有均勢之局”,得以幸存立國。歐戰開始,“均勢將破,故日人於我得屢肆其欺淩要挾”。如今德國實行潛艇政策,突然又繼之以俄國革命,“此皆握大局之關鍵,而均勢消滅之原因”。我國“既失賴人僅存之機關,則不可不作自存之謀,宣戰與否,固吾國存亡韆鈞一發之際,其可不審慎乎”。假使同盟國取勝,則協約國“將謀取償於我”,我國參戰,“反所以速禍而速仇”;假使協約國取勝,則同盟國“將謀報復於我”,我國參戰,“正所以召侮而來寇”。“世界既罹大變,吾人無術幸免”,兩方麵勝負,其結果都與吾國有莫大關係,吾國無論動靜,均不能脫身事外。
……
前言/序言
本書題名《1917-1919: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啓濛》,與已齣版的《迴溯曆史——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前史》(以下簡稱《迴溯曆史》)內容上前後傳承,時間上相互銜接,可謂姊妹篇。《迴溯曆史》的“緒論”曾圍繞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這一研究專題,說明其相關的背景、思路、資料、方法等,這些說明同樣適用於本書。本書既是《迴溯曆史》的延續,又不同於傳播前史階段而有自身的鮮明特徵,故在本書前言中再作若乾補充說明。
1917年和1919年,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標誌性的兩個重要年份。先是俄國爆發十月革命,接著中國爆發五四運動,其影響所及,促成中國的思想進程和道路選擇發生極為深刻的變革。這個變化同樣清晰反映在馬剋思主義經濟學早期傳人中國的曆史沿革中,或者說,考察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在1917-1919年間傳人中國的曆史軌跡,同樣印證瞭這個非同尋常的變化。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瞭馬剋思列寜主義”。這沒有否認在十月革命之前,有關馬剋思主義的思想資料早以各種形式,通過不同渠道,陸續傳人中國。但是,前期的鋪墊式傳人,終究是逐漸增多的數量化積纍,尚未實現質的飛躍。十月革命創造性地運用馬剋思主義,在革命實踐中,建立以蘇維埃政權為代錶的世界上第一個無産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傢,形成適應新的曆史條件的布爾什維主義,也就是列寜主義。自此以後,馬剋思主義嚮中國的傳人,藉助於蘇俄革命的榜樣力量和布爾什維主義的新鮮內容,進入一個轉摺性階段:馬剋思主義逐步從各種外來思潮的混雜中獨立齣來,從形形色色社會主義思潮的包裹中剝離齣來,成為區彆於其他思想或主義的顯學,愈益受到國人的重視;同時,馬剋思主義作為代錶無産階級和勞苦大眾利益的科學社會主義,引導國內有誌於救國救民的先行者,經曆各種嘗試、坎坷、挫摺和失敗,矢誌尋求新的發展道路。從這個新的轉摺的意義上說,可以確認俄國十月革命給“我們”,也就是給後來創立中國共産黨的革命先驅者們,並列送來瞭馬剋思主義與列寜主義。在此之前,中國思想界還談不上列寜學說的傳人,而馬剋思學說的較早傳人,也一直夾雜在各種舶來思潮之中。盡管承載其傳人的文獻資料的數量,日積月纍,潛滋暗長,卻鮮見專題性著述,不少內容須待爬梳整理或轉述釋義方可睹其真容;又因其思想理論的傳人,缺乏係統深入的詮釋,許多觀點被視為新奇之論,或被誤解或被當作批評的靶子,難以用作分析現實問題的理論工具,更不用說作為引導中國未來發展方嚮的思想原則。所以,在馬剋思主義傳人中國的曆史上,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猶如一個分水嶺,使得這個傳人進程由無意識或潛意識的自發狀態進入有意識的自覺狀態,即由它的前史階段進入啓濛階段。
人類思想發展史上的啓濛,特指17、18世紀歐洲興起的啓發人們反對傳統封建製度和宗教權威的束縛,推崇理性,提倡思想自由與個性發展的啓濛運動,亦可泛指人們經過新知識的普及而擺脫愚昧和迷信的一種狀態,也就是康德所說的“從迷信中解放齣來就叫作啓濛”。藉用這個概念,考察馬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曆史,同樣經曆瞭一個思想啓濛的過程。這個過程曾經麵臨雙重的迷信。一重是在長期皇權專製統治下所形成的對於各種傳統教條的舊的迷信,另一重是在近代國門洞開後所形成的對歐美發達國傢之現實製度及其理論依據的新的迷信。舊的迷信經過時代的變遷,受西方思潮特彆是舶來科學要素的衝擊,日漸式微,卻仍如幽靈一般纏繞著國人;新的迷信則呈現蔓延之勢,惟西方國傢貧富懸殊的嚴重社會弊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以及外國列強恃強淩弱對中國的侵犯和羞辱,同樣引起國人對其優越性的質疑。新的迷信曾被奉為神靈,用來打破舊的迷信,隨著新的迷信本身發生動搖,於是産生嚮何處尋求信仰,如何從新舊迷信中解放齣來的問題。國人中的有識者,一邊繼續從東西洋列強應對時代變化的各種新動嚮、新理論、新措施中,尋求新的靈感與示範;一邊結閤自身國情,在傳承的或內生的環境裏發掘新的思想要素。所有這些,作為新的時代需求,都在呼喚新知識的傳播與普及。正當其時,十月革命送來瞭全新麵貌的馬剋思列寜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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