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活著,讀著”。讀到一本好書,有一點感悟,就是一種幸福。
作者身為經濟學傢,但讀書興趣極為廣泛,著作頗豐。《經濟學是什麼》《小民讀書》《小民談市場》《小民說話》《微觀經濟學縱橫談》《宏觀經濟學縱橫談》等都曾受到市場的良好反映。
《無用纔讀書》從晉商的興衰到閩南海上貿易的繁榮,從北大傳統的繼承到城市文化的保護,從名門傢族史該怎樣寫到如何給書起個好名字,從科幻到武俠……點評精到,妙語連珠,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和啓發意義。
內容簡介
《無用纔讀書》是書癡梁小民先生近年為大眾媒體寫的書評文章閤集。通篇圍繞讀書有什麼用,讀書的目的是什麼,讀書有何收益,讀哪些書能達到這種目的闡發卓見。作者以為,這些問題搞清楚瞭,讀書纔有內在的動力;當讀書真正齣於自覺而非趕時髦或被逼迫,纔有真正的全民讀書熱。
作者喜歡的狀態是作為無用之人讀無用之書,完全從興趣齣發,沒有任何目的,把讀書作為一種享受,猶如喝一杯茶或品一杯酒。這也正是這本書題目的來由。
作者簡介
梁小民,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係,1990年代中期赴美國康奈爾大學進修,曾任教於北京大學、北京工商大學。退休後在20餘所大學擔任EMBA教授。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96年被評為國jia級有突齣貢獻專傢。有各類專著和譯著60餘種。
目錄
目錄
001 _ 代序 無用纔讀書
013 _ 曆史沒有新故事
027 _ 曆史,可以化妝不能整容
046 _“ 認識哈耶剋之前,就討厭凱恩斯”——懷念撒切爾夫人
055 _ 啓濛未竟人已去——紀念於光遠先生
067 _ 一代宗師的豐碑——悼念薩繆爾森
075 _ 錢理群與北大傳統
088 _ 名門傢族史:該寫誰,如何寫?
101 _ 古代閩南海上貿易何以繁榮?
112 _ 彆讓“老大哥”美夢成真
119 _ 羅馬城不是一天消失的
125 _ 不戰而勝的軟實力
132 _ 門外漢瀏覽科幻小說
140 _ 從《靈劍》看邪教
146 _ 從汽車看經濟學
152 _ 一本引導你思維的書
158 _ 莫為己諱
166 _ 我們需要全民懺悔
173 _ 大處不可隨便
178 _ 偶遇《讀庫》,一見鍾情
186 _ 市場經濟不能由政府主導
192 _ GDP 超過日本之後的思考
200 _ 尺有所長,寸有所短
208 _ 譯書如何改書名
215 _ 給書起個好名字
219 _ 齣書與賣書
226 _ 2013 年,未受廣泛關注的10 本好書
240 _ 2014 年10 本休閑好書
254 _ 經濟學與讀書——2014 年4 月27 日在北大講座
269 _ 後記
精彩書摘
《無用纔讀書》:
曆史沒有新故事
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大清帝國實際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後帶領名義統治者光緒皇帝和部分大臣及宮中各色人等倉皇嚮西逃跑。經曆兩天苦難顛簸之後於陰曆八月初十入住祁縣大德通票號總號院落。
慈禧和光緒皇帝為什麼不由山西巡撫安排住在官府大院而進瞭一傢私人大院?喬傢的大德通為什麼能有接待這樣尊貴客人的殊榮?耗資巨大的接待又給喬傢帶來瞭什麼?原來這一切都是由跟隨慈禧太後而行的內閣學士、內務府總管桂春安排的。在決定這次行程之後,桂春就寫瞭一封信給大德通票號的大掌櫃高鈺,告訴他“鑾輿定於初八日啓程,路至祁縣,特此奉聞,擬到時趨叩不盡”。桂春為什麼要這樣安排?原來高鈺早就是桂春的密友,高鈺早就希望有機會能與帝國統治者慈禧太後接上關係,桂春就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滿足瞭高鈺的夙願。高鈺得到消息就把大德通總號大院大加裝飾一番,作為慈禧一行的行宮。在這裏慈禧一行受到最高規格的接待。喬傢為慈禧一行準備瞭他們在宮中聞所未聞的山西特色宴席,使慈禧一行在兩天的挨餓之後大快朵頤,完全放鬆休息。臨行前又藉給囊中羞澀的慈禧30萬兩白銀。慈禧太後對這次西行中喬傢的接待甚為滿意,念念不忘。交結慈禧當然有迴報。慈禧迴京後,不僅同意票號可以匯兌官餉,而且把《辛醜條約》中規定的給各國賠款本息近10億兩銀子交由票號匯兌。各省把每年應繳的賠款交給當地票號的分號,由票號匯給匯豐銀行,再由匯豐銀行轉給各國政府。當各省財政睏難時則由票號貸款給各省。
這樣票號就在一頭牛身上剝下瞭兩張“皮”,一張是匯費,另一張是利息。因此,1900年到1910年是票號的極盛時期。當清政府決定辦戶部銀行(後改名大清銀行,民國後改為中國銀行,即今日中國銀行之源頭)時,慈禧還把這件大事交給山西票號。可惜山西人失去瞭這個機會。
接待慈禧是晉商最成功的一次官商結閤。實際上,晉商能成為天下第一商幫,不僅在於自己的製度創新和誠信的企業文化,還在於官商結閤。在當時中央集權的政治製度下,經營一個小企業,官商結閤並不重要,但如果企業要做大做強,就必須官商結閤。官商結閤是專製時期經商、做企業成功的唯一道路,正如自古華山一條路一樣。為什麼?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瞭秦王朝之後,直至1911年清滅亡,一直是中央集權專製社會,而明清時代則是這一體製的全盛時期。這種製度的基本特點是儒錶法裏,即講王道而行霸道。而且,法傢的法製並不是現代的法治。現代法治是保護公民、限製政府的,但法傢的法製是作為政府壓迫剝削人民的工具的。而且,這種法完全是由統治者製定並實施的。皇帝的一句話就是至高無上的法律,不用經過什麼程序。因此,現代法治國傢是製度治國,而中央集權專製下的法製是人治。這就使統治者的權力無限擴大,公民,包括商人的權利根本得不到保證。如果把官商結閤作為一個市場,那麼,供給者就是統治者、官員,需求者則是商人。
商人是逐利的,他們需要權,一是為瞭保護自己。在中央集權專製社會中,盡管有私有財産,但並沒有保護私人産權的法律。政府可以隨時以各種藉口剝奪私人財産,甚至生命。保護還是剝奪私人財産的權力,說得遠一點是在皇帝手中,說得近一點是在各級官員手裏,完全取決於這些人的意願。官商結閤起碼可以獲得對自己已有財産和生命的保護。這就是古代把地方官稱為“父母官”的深層次含義——父母可以給你一切,也可以剝奪你的一切。所以,官商結閤的最低層次是為瞭保護自己。商人賺錢多瞭,就要用不同的形式把自己的一部分錢獻給官員,以求得保護,這就相當於交給黑社會的保護費。二是為瞭發展自己。在中央集權專製製度之下,一切資源歸政府,歸皇帝。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含義。而且,經商的權力也是政府“賜”給你的,並不是你的天生人權,給你多少資源,多少經商的權力,完全取決於政府和官員。同時,這種社會中政府也是極為重要的商品和勞務的需求者,政府是個大市場。所以,官商結閤的更高層次就是求發展,把企業做大、做強,賺更多的錢。這種多賺錢的資源、權力和市場也要用錢去換。資源、權力、市場機會都在政府手中,這就需要官商結閤,嚮官員去買。在任何社會中,資源、權力、市場都要付費,但相比較而言,官商結閤,嚮官員買,而不是市場競爭,是成本最低的,商人何樂而不為?
……
前言/序言
代序
無用纔讀書
這個題目的意思是“無用之人纔能讀無用之書”。全寫齣來有點囉唆,遂簡化為“無用纔讀書”。寫下這個題目,我想起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讀書有什麼用?仔細想來這個問題的含義是讀書的目的是什麼?能有什麼收益?讀哪些書能達到這種目的?這個問題搞清楚瞭,讀書纔有內在的動力。自覺讀書而不是趕時髦讀或被逼讀,纔有真正的全民讀書熱。
說到讀書的目的,我想起一件逸事。當年我在北大任教時,聽學生說,有一次給他們上課的一位老師問學生,選這門課的目的是什麼?一位學生無精打采地說:混個學分唄!老師聽罷勃然大怒,批評一頓之後又指另一學生問,你的目的是什麼?這位學生站起來,嚴肅地說:為革命。全班學生哄堂大笑,老師無話可說。當年一切都冠以“為革命”之名目,還是相當流行的,況且老師是一位極“革命”之人,明知學生調侃,也無可奈何。
今天看來,“為革命”雲雲有點幽默,但在我上學時卻是嚴肅地這樣想,這樣說的。我上學的年代是革命的年代,也是講大話、講空話的年代。老師極為認真地教導我們為革命讀書。現在想來,這話也不能算錯,但太空。除瞭少數革命傢讀馬列的書找到瞭救國救民的革命之路,絕大多數人讀書與革命關係不大。少數人甚至認為,讀書越多越反動,成瞭反革命。而且,什麼是對革命有用之書,也無定論。馬列的書應該是對革命有用的,但不少反革命不也熟讀馬列嗎?“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紅樓夢”並非革命之書,但許多人不也從中讀齣瞭革命道理嗎?劉少奇的《論共産黨員的修養》是欽定的革命之書,“文革”中又欽定為反動之書。如今又顛倒過來瞭,不過即使革命紅心不變的人讀的也不多瞭。“為革命”太抽象。作為讀書目的,缺乏可操作性,作為評價書的標準,又缺乏客觀性。現在真心這樣說的人已經屬於瀕臨滅絕的受保護物種瞭。
還是古人坦率,說讀書是為瞭“黃金屋”和“顔如玉”。這種說法不僅有點俗,而且也未必靠譜。讀書與黃金屋、顔如玉之間並不一定是正相關的。讀書好而有黃金屋、顔如玉的人固然不少,但飽讀詩書終生貧寒、醜妻相伴的人更多。幾乎沒讀過書,但黃金屋一望無際,顔如玉如過江之鯽的人比比皆是。你去看看富人排行榜,有多少讀書人?“劉項原來不讀書”,這種說法無非是從人貪財好色的本性齣發而說的勵誌格言而已,不可當真的。
說“為混個學分”而讀書選課倒是至理名言。人在社會上要過得好就必須有份好工作;要找到好工作,就得大學能畢業;要畢業就必須混夠學分。這種讀書可稱為“有用的讀書”。另一種完全從興趣齣發,沒有任何具體目的的隨意讀書,則可稱為“無用的讀書”。
人一生讀書既有有用的讀書,又有無用的讀書。不過在人生的不同時期側重點不同。人在接受正規教育上學時是準備成為有用之人,參加工作後就成瞭真正的有用之人。這兩個時期讀書都以“有用的讀書”為主。退休之後,盡管也可以發揮餘熱,但“熱”僅剩“餘”,基本也就無用瞭。無用之人纔能讀無用之書。
當學生時為應試、升學而讀書是應試讀書。工作之後為完成工作任務、為提拔、為評奬而讀書也是應試讀書的延伸。這是有用之人讀有用之書,這種讀書對人的一生很重要。我不否認應試教育、應試讀書的重要性。科舉製度可以稱得上中國四大發明之後的“第五大發明”瞭,至今仍然是各國公務員製度的基礎。與科舉製同時産生的則是應試教育與讀書。這也是絕大多數人接受教育增加纔智的基本方式。盡管有人把沒讀過書的卑賤者捧到瞭天上,也有不經過這種應試教育而成纔者,但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纔還是這種教育體製培養齣來的。不然各國為什麼都要建立這種教育體製?工作以後作為應試讀書的延伸,為提職、評奬、完成工作任務讀書也是大大有益。不同形式的考試、考核作為一種壓力或動力,推動人們繼續努力讀書,不僅有利於個人能力的提升,也有利於整個社會。
受教育階段以有用讀書為主,這對人的一生極為重要。我的寫作能力就是在中學時學語文寫命題作文練齣來的。上大學分瞭專業,許多人認為“大學學的專業百分之九十無用”,這話的確有點道理。工作之後真正專業對口的人並不多,而且即使是對口,大學學的專業知識也會過時。但無論專業有沒有用,都為你一生奠定瞭一個學習基礎。我上大學學的是政治經濟學專業,即馬剋思主義經濟學,畢業後根本沒用上。但大學的學習讓我知道如何讀書,如何研究一個問題,為我以後的事業奠定瞭一個基礎。大學的重點仍然在奠定人一生學習的基礎。北大原經濟學院院長陳岱孫教授1949 年前是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他繼承瞭清華的傳統,強調“寬口經,厚基礎”,專業不要分得過細,就體現瞭大學教育打基礎的作用。現在想來,這個思想仍然正確。工作之後適應工作需要而讀書,這種有用讀書仍然是人讀書的主鏇律。
當然,在上學與工作階段,除瞭有用讀書,即為瞭應試、工作等而讀書外,也會有無用讀書,即按自己的興趣隨意讀書。不少人在中學時代就讀瞭許多文學名著,這些書與應試關係不大,就屬於無用讀書。我上中學是在1950 年代末,當時沒有大量習題、輔導資料,也沒有網絡。有用讀書之外餘下的時間還不少,我們學校又有一個相當好的圖書館,因此讀瞭許多有用與無用的書。進入大學後要讀的專業書多瞭,有用讀書成為主鏇律,不過也讀瞭不少無用之書,比如翦伯贊先生的《中國史綱》,周一良先生的《世界通史》,丹納的《藝術哲學》之類。這種看似無用的讀書,對應試等也起過作用。記得“外國經濟史”課考試是口試,答完題之後老師隨意問問題,問瞭一個非洲殖民化過程中的問題,我正好讀瞭約翰·根室的《非洲內幕》,迴答瞭問題,得瞭一個好成績。
當然,有用讀書,畢竟有約束,有些書你並不喜歡,但喜歡不喜歡都必須讀,就隻好硬著頭皮讀下去。也許這種書,當年你下功夫讀瞭,以後也沒什麼用。尤其是教條式的教科書、參考書,讀起來很乏味的。有用的書畢竟有一個範圍,這也限製瞭你的閱讀麵,使你孤陋寡聞。因此,我主張中學、大學必修課不必太多,要給學生留下發展自己興趣與纔華的空間,這就是有用的讀書不能占用太多時間,要讓學生去讀無用的書。工作時追求也不必太多,留點時間讀無用的書。但任何人都不能擺脫讀有用的書的階段,無論你愛不愛。這時讀書的確有點“被”或“逼”的狀態。
我最喜歡還是作為無用之人讀無用之書的狀態。完全從興趣齣發,沒有任何目的,把讀書作為一種享受,正如喝一杯茶或品一杯酒那樣。這正是這本書題目的來由。
要讀無用之書,必須成為無用之人。人無用瞭,完全沒有約束瞭,纔有完全自主決策的自由,纔可以為所欲為。一般來說,人是在退休後纔能處於這種狀態。不過由於我成長於革命時代,就有瞭兩段作為無用之人的時間。一段是大學畢業後1968—1978 年被發配到東北林區。當然也有工作,還算有用之人,但所學知識無用,也看不到什麼前途,沒有目標。這時在讀書上就屬於無用瞭。盡管這一段生活頗為艱難,政治環境又不好,且心情鬱悶,但現在迴想起來是一生中最愉快的讀書時期之一。另一個則是六十歲退休之後,我是在六十歲生日那一天徹底裸退的。單位的約束完全擺脫,盡管還齣去講點課,發揮發揮餘熱,但“熱度”幾乎近於零,不能溫暖彆人,更不會引起溫室效應,時間完全可以自由支配。這時讀書又迴到無用狀態。有人問我,一生什麼時候最幸福,我認為就是退休之後。這是完全任意讀書的時代。
先講“文革”時那一段。上大學時總感到自由讀書的時間太少,畢業後趕上這麼一個混亂但也約束不多的時光。畢業時就想到一個偏僻的地方好好讀書,這樣就來到無人願去的黑龍江林區。盡管當時社會上“讀書無用論”流行,且在文化專製下可讀的書也有限,但畢竟自己有點藏書,且讀書條件也可以自己爭取,因此也還是讀瞭點書的。
我的專業是馬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方麵的書還有一些。我就從認真讀這些書開始。當年毛主席曾給高乾們開瞭一個30 本馬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書目,“文革”中又倡導高乾們讀6 本書。我就從讀這些書開始。有一次我讀《反杜林論》被工宣隊看到瞭,指責我還讀資産階級的書。我把書扔給他,告訴他這是恩格斯的書,是毛主席推薦的,又上綱上綫瞭一下,反問“你反對我讀馬列的書,該當何罪?”他是文盲,不敢再說,於是我就理直氣壯地讀書。即使讀其他書,包一個書皮寫上馬剋思什麼書,就無人敢問瞭。我一本一本地讀這些書,且寫瞭兩大本筆記,還寫瞭一些讀書體會之類的文字。以後讀瞭一些單位編寫的輔導資料,感覺我理解的比他們好。大約1970 年代初,有一個中央文件中提到馬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我就寫瞭一篇文章解釋含義,並寄給《黑龍江日報》。不久該報發瞭一篇介紹這個問題的文章,當然不是我寫的,但比我寫的差多瞭。雖然我知道寫文章想發錶是不可能瞭,但我仍然認真讀書。以後又讀瞭《資本論》三捲。這是我一生中讀馬列最認真,且讀的最多的一個時期。從讀書中也認識到“四人幫”宣傳的那一套並非馬剋思主義,自己反抗,當然不可能,但不同流閤汙還是可以的。
此外讀得多的就是古文。我有一套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認真學瞭一遍後,又藉講“儒法鬥爭”讀瞭《論衡》《韓非子集》《史記》《資治通鑒》等允許讀的書。同時嚮彆人藉瞭一本《辭源》,解決讀這些書中不解的問題。“文革”前我買過五冊中華書局齣版的《中華活頁文選》,在校時選讀過,這次就全讀瞭。還讀瞭一些古詩詞,甚至還為我的孩子選編瞭一本兒童讀的古詩詞(剛編瞭一點就趕上考研瞭,未完成)。當時年輕,盡管是無用的讀,自己還想做點事。讀《巴黎公社史》,還想寫一本小說;讀商鞅變法的書還想寫一本“商鞅之死”的劇,贊揚商鞅的改革精神,不過都是想想而已。《商鞅之死》寫瞭一幕也寫不下去瞭,想來還是自己天分不夠。
我愛文學書,但除瞭一套《魯迅全集》(1963 年版)外,其他藏書不多,於是就認真讀魯迅。我特彆推崇魯迅先生,讀這套書時還摘錄瞭其中一些格言式語錄。當時有哈爾濱下放的乾部到林區,我也嚮他們藉書讀。《莎士比亞戲劇集》(硃生豪譯),就是藉來讀的。他們有什麼書,我就藉什麼,讀過的,沒讀過的,都讀。當然,我也無法穿越,隻能齣什麼書讀什麼書,而無論好壞。當時我訂閱瞭《自然辯證法》《學習與批判》《朝霞》等刊物,每期都讀。當時齣書少,書也便宜,隻要見到的書就買,什麼《李白與杜甫》《牛洋田》《虹南作戰史》,等等,都是那時購買並讀過的。那時真是飢不擇食。
除讀書之外就是自學英語。我中學大學一直學的是俄語,自己還譯過俄文版的《西歐六國共同市場》(當然沒齣版)。後來中蘇交惡,感到俄語沒用瞭,於是“文革”中開始自學英語。當時用的課本是英國齣版的《基礎英語》(舊書店所買)和北大的第二外語教材三本。在此基礎上又讀瞭張道真先生的《實用英語語法》,並閱讀瞭其他書刊。除《北京周刊》外,還訂閱澳大利亞共産黨機關報《先鋒報》,讀舊書店買來的英語故事書、小說等。沒有人教,也沒法學習口語,因此我的英語聽說始終很差,至今成為憾事。
這些讀書學習完全從興趣齣發,沒有任何目標,也沒想過“讀書改變命運”之類,但以後對我的確起到瞭關鍵作用。正因為一直堅持讀書,1978 年招考研究生時,我纔能以五門課439 分的總成績,再次進入北大,這纔有以後的一切。看來無用的讀書,以後不知什麼時候就變成有用的瞭。“文革”中認真讀書,讀得比我多、比我好的人還有一大批。就當年我們研究生同學而言,中文係的錢理群、西語係的張隆溪、哲學係的陳來,還有不少如今已成為院士的理科同學,都是“於黑暗處靜讀書”的佼佼者。比起他們我常反省自己,不過這也有天分的原因,我不如他們很正常,但我努力瞭,就是沒有虛度光陰。
第二個作為無用之人讀無用之書的時期,就是60 歲退休至今天。退休,沒有瞭一切工作任務和約束,也再沒有什麼追求,這就是隨意讀書最好的時光。自己對什麼有興趣就讀什麼,甚至《鬼吹燈》這類書也讀過,而那些嚴肅的經濟學著作,不愛讀就不讀。人退休之後最怕寂寞無聊,我住郊區鄉下,來往朋友不多,對老年人的街舞、麻將、養生之類毫無興趣,唯一填補退休空虛的就是讀書瞭。讀到一本好書,有一點感悟,就是一種幸福。如同打麻將的老人贏瞭錢,或跳舞的老人渾身大汗一樣。我退休生活的模式就是“活著,讀著”。
當然,退休瞭,讀點書作為燃料就可以發揮餘熱。退休後,主要為一些學校的EMBA 或EDP(高級經理人發展課程)講課。讀書可以給講課更新增加點內容,“中國商幫文化”就是在自由讀書的基礎上新開的一門課。也可以任意寫點東西,我許多普及經濟學的書,如《經濟學是什麼》《寓言中的經濟學》都是退休後寫的。退休瞭,沒有任何考核指標,也不想評奬之類,寫起來更自由。盡管一些普及性的書在許多專傢看來“沒有學術水平”,但自己覺得好就寫,退休老人還講什麼“學術水平”?人最大的歡樂來自自由,對一個讀書人而言,自由地讀,自由地寫,就是最大的自由。如此自由的生活給個皇帝也不換。
我在無用的讀書中有所感悟也寫瞭一些文章,所寫的文章陸續編為《想讀》[1]、《 隨書而飛》[2] 齣版。如今這本《無用纔讀書》就是近年來寫的文章的匯集,與愛讀書的朋友交流,也希望得到批評指正。本來是一篇序,沒想到寫這麼長,隻好作為一篇文章,稱為“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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