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人習稱的“孔廟”，實際上應當稱之為“文廟”。文廟用來祭祀孔子及曆代儒傢聖賢。文廟祭祀時所采用的禮儀稱之為“釋奠禮”，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國祭”。其雛形可以追溯到孔子去世那年（魯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此後，它逐漸從中國走嚮世界，至今仍在海外盛行，堪稱曆史上中國文化“走齣去”的成功範例。時至今日，文廟釋奠禮依然在全球華人中有著廣泛影響。本書分六個部分，詳細梳理瞭文廟釋奠禮的萌芽、形成、發展過程，明清兩代舉行釋奠禮的基本情形，以及對世界文化所産生的重要影響。內容具有獨創性，是一部頗具普適性文化價值的學術專著。

作者簡介

　　劉續兵，現任孔子研究院副院長、副研究員。研究方嚮為中國儒學史、文廟祭祀製度。2008年，擔任北京奧運會“奧運聖火傳遞麯阜站”總策劃和起點儀式現場指揮。2011年至2016年，連續舉辦大型國學普及推廣講座“春鞦講壇”，觀眾三萬人次。參加瞭總書記、趙樂際等中央領導座談交流等工作。主要學術成果：在《光明日報》《山東社會科學》《孔子研究》《社會科學報》《孔子學刊》《大眾日報》等學術刊物發錶論文二十餘篇。主編《孔子這樣說》（山東友誼齣版社中文版，奧地利BACOPA德語版，韓國學古坊韓文版，成為德語和韓語地區孔子學院的中國文化讀本）、《孔子文化與中國道路》（山東友誼齣版社）等。主持香港孔教學院“文廟祭祀禮儀研究項目”等；參與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孔廟祭祀的曆史、現狀和未來走嚮》、山東省人文社會科學課題《文廟祭祀禮儀研究》等省級課題多項。擔任山東省文化藝術重點學科“孔子文化傳播”學術帶頭人。2014年，所著《孔子這樣說》獲“第三屆山東省社會科學普及與應用優秀作品評選著作類一等奬”、“山東省社會科學普及十大優秀讀物”。2015年，被評為“全國優秀社會科學普及專傢”。

　　房偉，男，中共黨員。曆史學碩士，麯阜師範大學博士在讀。現為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文廟從祀製度、中國儒學史。所著《孔府文化研究》（3/3）獲山東省第二十九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一等奬。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文廟與文廟祭祀
第一節 文廟原始
第二節 文廟的發展沿革
第三節 文廟與釋奠禮

第二章 文廟釋奠禮儀的形成與發展
第一節 文廟釋奠禮儀的源流
第二節 文廟釋奠禮儀的雛形
第三節 文廟釋奠禮儀的定型
第四節 文廟釋奠禮儀的高峰
第五節 文廟釋奠禮儀的衰變

第三章 文廟釋奠的儀程
第一節 文廟釋奠禮儀的構成
第二節 明、清時期的釋奠儀程
第三節 明、清時期釋奠儀程的比較

第四章 文廟釋奠的從祀製度
第一節 文廟從祀製度的曆史變遷
第二節 文廟從祀製度的構成
第三節 文廟從祀的教化作用

第五章 文廟釋奠的思想文化內涵
第一節 文廟釋奠的文化意蘊
第二節 文廟釋奠的政治意蘊
第三節 文廟釋奠的宗教意蘊

第六章 文廟釋奠禮儀的延續及其新形態
第一節 港澳颱地區的文廟釋奠禮儀
第二節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廟釋奠禮儀
第三節 國外的文廟釋奠禮儀

第七章 當代文廟釋奠禮儀的構想
第一節 對當前文廟釋奠熱潮的反思
第二節 文廟釋奠禮儀存在的問題
第三節 對當代文廟釋奠的構想

結語
附錄
一、曆代對孔子的追謚
二、曆代帝王幸魯
三、闕裏孔廟從祀“十二哲”
四、闕裏孔廟從祀先賢、先儒
五、明代釋奠儀程
六、清代釋奠儀程
七、孔子故裏麯阜“公祭孔子大典”儀程
八、麯阜闕裏孔廟“公祭孔子大典”祭文
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章 文廟與文廟祭祀

　　文廟的建造，始於孔子故裏麯阜，最初僅是塋不過百畝，封不過三版，祠宇不過三間 。經過後世的建設，文廟不僅在建築數量上不斷增加，其規模和品級也有很大提高。

　　在帝製中國，文廟是由國傢統一修建的禮製性廟宇。其最主要的作用在於奉祀以孔子為代錶的儒傢聖賢。熊禾曾言：“尊道有祠，為道統設也。” 此處“祠”即指文廟。孔子是儒學宗師，為道統之源，因而祭祀孔子，即是為瞭尊崇儒傢道統。對此，明洪武年間的侍郎程徐曾言：

　　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錶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 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

　　程侍郎之言可謂精闢！文廟祭祀當然是為瞭紀念孔子，錶彰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更為重要的是，文廟祭祀更彰顯瞭曆代對儒傢文化的認同，體現齣中國人對人生圓滿、社會和諧的不懈努力與追求。

　　第一節 文廟原始

　　作為專門祭祀孔子及儒門先哲的國傢禮製性建築，唐宋以後，文廟遍及京師及地方各級行政區域，其建築規模不斷擴大，規格不斷提高，在傳統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文廟”稱謂的形成，經曆瞭長時間的曆史演變。兩晉及南北朝時期，國學孔子廟被稱為“夫子堂”，地方學校孔子廟名曰“宣尼廟”。唐開元年間，孔子被冊封為“文宣王”，孔子廟又改稱為“文宣王廟”。宋、金、元時，追隨孔子封號的改變，其名稱相繼稱作“至聖文宣王廟”“大成至聖文宣王廟”等。從明代開始，地方學校稱作“儒學”，孔子廟也改稱“文廟”。

　　文廟的不斷發展，與孔子地位的抬升密切相關。自從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以來，儒傢思想漸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後世統治者無不把儒傢文化的核心價值作為治國的綱領，儒學在官方意識形態中逐漸占據瞭統治地位。作為儒傢學派創始人的孔子，也因此受到特彆的尊崇，成為人們特彆是士大夫階層頂禮膜拜的偶像，祭祀孔子的活動逐漸發展為一種國傢祀典。文廟之興盛實源於此。

　　一、文廟溯源

　　文廟的鼻祖，應追溯至麯阜闕裏。據南宋時孔子後裔孔傳所作《東傢雜記》記載：“魯哀公十七年，立廟於舊宅。”這是關於孔子廟建立時間最早的記載，後世多從其說。如清儒陳錦所訂《文廟從祀位次考》亦謂：“哀公十七年，即舊宅立廟以祀孔子。”但是，這個結論遭到瞭近代學者的質疑。討論文廟祭祀，首先需要做的正是追溯文廟的源頭。孔子作為中國曆史上第一位“私學”教師，不僅開創瞭劃時代的“教育史”，而且對於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産生瞭不可估量的作用。按《史記 孔子世傢》的記載，在孔子十七歲那年，魯國大夫孟釐子卒，臨終前命其子師從孔子。於是，“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不過，孔子真正開始大規模設壇講學，大概從其三十歲開始。他晚年自謂“三十而立” ，恐怕即是對此而言。從三十歲到七十二歲，“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韆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顔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 孔子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思想、仁慈的關愛、寬容的胸懷、偉大的人格，贏得瞭眾弟子由衷的信任和愛戴，孔門內“其樂也融融”。尤其是經常見諸記載的十幾位高足弟子，如顔迴、子貢、子路、有子、冉有、曾參、仲弓、子張、子夏、子遊等等，在長期跟隨孔子的學習、生活中，與老師生發瞭極為深厚的感情，以後世之言“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喻之，亦不為過。這種關係，已經超越瞭一般意義上的師生關係，可以稱之為“擬血緣關係”。

　　正因為在人格上的巨大魅力、在思想上的巨大影響，孔門師徒間這種“擬血緣關係”其實已超齣普通血緣關係所能傳達的感情。這體現在兩個方麵：

　　一方麵，孔子對弟子早卒所錶現齣的悲痛之情。孔子最心愛的弟子顔迴“短命早死”，孔子連聲高呼：“天喪予！天喪予！”“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這是孔子去世前兩年的事情。孰料，禍不單行，第二年，另一位心愛弟子子路去世。《孔子傢語 麯禮子夏問》記載，當子路在衛國被殺之後，衛國的使者告訴孔子，子路被“醢之矣”時，孔子動情地“令左右皆覆醢”，長嘆道：“吾何忍食此！”這是孔子去世前一年之事。於此二例，我們可以見齣孔子對弟子之深厚感情。

　　另一方麵，從弟子對孔子的感情來說，同樣錶現瞭一種類似父子親情又超乎父子之情的情感。《論語 先進》便記載孔子之言，“迴也視予猶父也”，這自是實情。這種感情在孔子去世後更突齣地錶現齣來，如《孔子傢語 終記解》所記，孔子去世後，“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因為過去的喪服禮，並無為“師”服喪這一項，這屬於前無成例可循的。這時子貢說：“昔夫子之喪顔迴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隨後將夫子“葬於魯城北泗水上”，殯葬“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於是，弟子服“心喪”三年，獨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傢者，百有餘傢，因名其居曰孔裏” 。這充分體現瞭孔子於當時弟子及魯人心目中的地位。

　　基於上述體認，不難想見，公元前 479 年，當為王道理想奔波瞭一生的孔夫子在魯國去世時，人們是多麼的悲痛！三百多年後，司馬遷遊曆麯阜，“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傢，餘祗迴留之不能去”，後寫下瞭《史記》中的名篇《孔子世傢》，其中對孔子去世後的情況進行瞭較為詳細的描述：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醜卒。

　　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吊，不憖遺一老，俾屏餘一人以在位，煢煢餘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

　　失誌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餘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贛廬於塚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傢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裏。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塚。孔子塚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 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

　　這段資料為我們探討文廟及文廟祭祀的由來提供瞭極為重要的綫索，對於理解文廟的源頭非常關鍵。而恰恰在這關鍵問題上，學者們的認識卻齣現瞭很大的分歧。其關節點有二：一為“塚”是否為“傢”之訛的問題，一為“故所居堂、弟子內”的理解問題。

　　關於第一個疑問，日人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引清儒閻若璩之說，以為“塚”當為“傢”之訛，因為“鄉飲、大射”在“塚”進行不閤古禮。郭嵩燾亦曰：“此‘塚’字應作‘傢’。”這一觀點得到瞭王叔岷先生 、韓兆琦先生 等史記學專傢的認同。而這又與後文司馬遷所謂“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傢”相閤。

　　而李紀祥先生則以為：“閻氏與瀧川氏之改字說似是而非，‘孔子傢’三字能成詞否？孔子當時豈有曰居處為傢者，司馬遷此處行文可緻其疑而不可徑改其字也，改‘塚’為‘傢’，讀作‘孔子傢’尤不倫，不可從。” 不過，一些記載似乎印證瞭閻若璩等人的觀點。《水經注 泗水》記載：“（周公）颱南四裏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為廟。”而宋本《北堂書鈔》捲 139 則引作“孔子傢大一頃”。但今人麯英傑先生指齣瞭其中的可疑之處。他認為，此處所謂“傢”當為“塚”之訛，而“宅”乃“傢”之訛。因為根據《禮記 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尉繚子》“天子宅韆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裏捨九畝”等記載推測，孔子故宅不可能大至“一頃”，因此，《史記》作“塚”應當是正確的 。《史記集解》引《皇覽》曰：“孔子塚去城一裏，塚塋百畝”，與此“孔子塚大一頃”相閤。但，韓兆琦先生以為，漢代“一頃”，約當今之數十畝。言下之意，司馬遷所謂“孔子傢大一頃”，乃其當時所見者，非謂孔子時。 可備一說。

　　關於第二處疑問，即對於“故所居堂、弟子內”的理解，司馬貞《索隱》以為：“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對此，清代梁玉繩在《史記誌疑》中說道：“《索隱》所說非也，方氏《補正》曰：當作‘故弟子所居堂內’，傳寫誤倒。”近人鄭緒平《孔子世傢商榷》承此說，曰：“《世傢》原文，有‘故所居堂弟子內’句，詞氣殊失通暢，疑必有誤。崔述所撰《洙泗考信錄》，曾將‘弟子’二字刪除，固較原句為善，儒者亦多從之，餘以為似有不盡然者……是以疑其原句當為‘故弟子所居堂內’之誤，‘弟子’二字，乃錯簡誤置耳。”

　　而瀧川氏引《漢書 晁錯傳》“先為築室。傢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顔師古注引張晏曰：“二內，二房也。”指齣，此處“內”當作“室”解。王叔岷以為得之。弟子內，即孔子弟子所居之室。《禮記 內則》可以為證，以“堂”為“外”，以“室”為內。而上文所謂“故”，亦非“是故”“所以”之義，乃“舊”義 。

　　李紀祥先生於此得齣結論，此處所謂“後世因廟”的“故所居堂、弟子內”並非指“孔子故宅”，而位於“孔裏”。進而得齣結論，孔子廟最早位於“孔裏”，而非“闕裏” 。這一觀點其實承自麯英傑《漢魏魯城孔廟考》。麯英傑先生通過對各種史料記載的綜閤分析，得齣瞭孔子去世後，孔子弟子為孔子立廟於闕裏。而闕裏孔廟今址在孔林北。古闕裏與今麯阜城內闕裏非一處。而直至東漢中後期，孔子廟一直立於此處。孔子廟遷入孔子故宅，大約在東漢順帝永建四年（130）至陽嘉三年（134）之間 。然而這一結論，多為推測之詞，並非定論。

　　我們以為，從《史記》的記載來看，“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傢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裏。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塚。孔子塚大一頃”與“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分屬兩事，不可混為一談。而鑒於司馬遷所謂“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傢”的說法與“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塚”應為一事，則此“孔子塚”或真為“孔子傢”之誤，如從麯氏所言“孔子傢大一頃”又與當時禮製不閤，則此當作“孔子塚大一頃”，於是，一個閤理的推論就是，“孔子塚大一頃”當為錯簡，應在“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塚”之前，如此，各種矛盾纔得以化解。

　　而麯氏謂孔子周遊列國前居於舊宅，返魯後舊宅則為子孫居住，而其主要居住在講堂內，講堂並不與舊宅一處，而是居於所謂“古闕裏” 。此亦為臆測之詞。這裏有兩處疑點。一，孔子周遊之前，已經擁有大量弟子，為何可以居於舊宅，而返魯後年事已高，卻棄舊宅弗居，而居於講堂呢？二，孔子之子伯魚先於孔子去世，其妻亓官氏已卒於孔子周遊返魯前，而其孫孔伋年齡不會成年，不可能單獨居住。而且，孔子返魯後，被尊為“國老”，雖不見用，但其地位仍在，我們經常會看到魯哀公、季孫氏對孔子的造訪。因此，我們沒有理由說孔子晚年不居於舊宅。

　　司馬遷所謂“後世因廟”，孔祥林先生以為：“可見故居早期隻陳放孔子生前服用的衣冠琴車書，是純粹的紀念館，並沒有說明改造為孔子廟的時間。” 並根據“大夫三廟”的禮製，推斷孔子故居改為孔子廟的時間當在孔子裔孫子思去世之後，為孔子曾孫孔白所建。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司馬遷的記述說“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顯然是有廟而後藏諸衣冠等紀念物。而我們從“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的記載來看，似乎不會太遲，而極可能即是孔子弟子或再傳弟子所為。麯氏以為漢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一事，可以證明此時舊宅尚無廟。我們以為，所謂孔子廟，隻不過是孔子所居堂，並非整個孔子舊宅皆為廟。因此，從恭王壞宅，無法得齣孔子廟不在此處的結論。

　　而《後漢書 明帝紀》的一段記載，值得引起重視。永平十五年（72），“三月……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禦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這段文字明確顯示齣，明帝是在孔子宅祭祀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的，因此，所謂孔子廟不在舊宅的說法就顯得牽強瞭，而隨後說親禦講堂雲雲，則錶明講堂即在孔子宅或其附近。於此，我們可以推論漢高祖過魯“祠孔”、光武帝過魯“祠孔”皆極有可能與明帝同，都在“孔子宅”進行。

　　參諸《史晨前碑》：

　　建寜元年到官，行鞦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

　　又《史晨後碑》：

　　建寜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謁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跽，既至升堂，屏氣拜手。祗肅屑 ，仿佛若在。 依依舊宅，神之所安。春鞦復禮，稽度玄靈。

　　可知孔子“神坐（座）”即在孔子宅，“依依舊宅”更明確說明瞭“廟”與“宅”的關係。

　　這裏需要指齣的是，《史記 孔子世傢》中所謂“廟”，並無“孔子廟”“文廟”之稱，卻是日後文廟的雛形，這是毋庸置疑的。彼時之“廟”，遠非後世可比，恐怕隻是在孔子舊宅中的“居堂”闢為“廟”予以祭祀而已，所以劉邦、劉秀、劉莊等來麯阜“祭孔”，史書皆未言“廟”。但我們卻不能得齣廟不存在或不在舊宅的結論。盡管當時的“孔廟”，其性質隻不過是孔子弟子、後學和孔氏後人對其祭祀紀念的場所，不具有後世“文廟”的官方性質，但可以說，這恰是後世“文廟”的鼻祖，也是文廟祭祀的雛形。

　　綜上所述，舊宅之“廟”其實蘊含有“傢”與“國”兩個嚮度的內涵。首先，它具有“傢廟”的性質；同時，由於孔子的文化貢獻，它又超齣瞭一傢之私，即作為“文化”行為，紀念先聖先師的“學統”“道統”的意義也蘊藏其中。難怪乎司馬遷為孔子唱齣瞭一首偉大贊歌：“《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摺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可以說，闕裏孔廟的性質是最為復雜的，“它既有孔子紀念廟宇的性質，也有孔氏傢廟的性質，但還是列入國傢祀典的禮製廟宇，作為世界上的第一所孔子廟具有特殊的地位” 。

　　二、關於“文廟”的稱謂

　　曆史上，文廟有“先聖廟”“先師廟”“文宣王廟”等多種稱謂。據《禮記 文王世子》記載：“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鄭玄注曰：“先聖，周公若孔子。”但“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顔迴、孔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 ，“第或聖或師，升降不一，迄於唐初尚無定論” 。所以，文廟有時被稱為“先聖廟”，有時又被稱為“先師廟”。例如，南朝劉宋時，文廟被稱為“先聖廟”。而在隋代，多稱其為“先師廟”，這是由於開皇元年（581），隋文帝楊堅尊孔子為“先師尼父”的緣故。直到貞觀末年，“正孔子為先聖，加眾儒為先師” ，孔子作為“先聖”的地位正式確立，“先聖廟”成為官方認可的稱謂。此後，文廟又有“文宣王廟”“至聖廟”的稱謂，這是由於唐玄宗追封孔子為“文宣王”、宋真宗追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的緣故。例如，蘇州文廟在宋代，就一度稱為“文宣王廟”。

　　明清兩代，孔子廟大多被稱為“文廟”。究其原因，一是從唐玄宗追謚孔子為“文宣王”開始，後世帝王對孔子的封號中大都含有“文”字。按照古代謚法，“經緯天地為文”“道德博聞為文”“學勤好聞為文”“慈惠愛民為文”。“謚號”是根據死者的生前事跡參照謚法追加的，它隻適用於帝王、顯宦和卓行德懿之人，而“文”字確實準確地錶達齣瞭孔子在道德、文章方麵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麵，文廟是國傢行為的祭祀建築，代錶著國傢的精神，是正統文化的象徵。作為國傢推崇思想文化的標誌，“文廟”的名稱是十分閤適的。

　　對於“文廟”的稱謂，曆代並沒有通過國傢法令的形式給予明確規定。因此，其曆史稱謂還有個約定俗成的問題。例如，我們不能把“麯阜孔廟”稱作“麯阜文廟”，也不能把“蘇州文廟”稱為“蘇州夫子廟”。但是有一點不可否認，那就是“文廟”的這些不同稱謂，與曆代統治者對孔子的封號有著密切關係。從漢平帝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首開帝王追謚孔子的先河，後世統治者不斷地對孔子進行追謚加封。相應地，“文廟”的稱謂即是對這種變化的封號不斷調適的結果。例如，始建於北宋景祐三年（1036）的江陰文廟，範仲淹《景祐重建文宣王廟記》碑中稱其為“文宣王廟”，這與宋真宗時追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是有直接關係的。到瞭明嘉靖九年（1529），明世宗厘定祀典，改稱孔子為“至聖先師”，江陰文廟因此又奉詔改為“先師廟”。

　　曆代統治者之所以如此尊崇孔子，是因為他們意識到孔子所代錶的儒傢思想是使國傢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漢代以前，儒學未曾與君主權力結成密切關係，基本處於自由發展的狀態。從漢代開始，儒學轉而與君權結閤，逐步得到官方認可，成為統治者的“守成”之學，儒傢思想一躍而成為君主專製中央集權國傢的官方意識形態。因此，曆朝曆代不斷修建文廟，以顯示國傢崇儒尊道之決心。在這一過程中，孔子的形象由一個有教無類的“夫子”，逐漸轉化為“帝王師”，最後匯歸為“萬世道統之宗”，成為中國文化的象徵。“文廟”的稱謂也符閤上述發展變化，由“宣尼廟”，進而到“先聖廟”“先師廟”，再到“文宣王廟”，最後到“文廟”，體現齣文廟由弟子、後裔單純祭拜孔子的“傢廟”，嚮代錶中國文化的“國廟”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