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立足時間、人物、著作的考察，立論嚴謹紮實；

　　觀照政治、學術、創作，多重維度研究，視野寬廣；

　　論說擘肌分理，見解精闢；行文力量飽滿，氣韻生動。

內容簡介

　　在綜閤觀照政治、經學、思想、文學等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本書認為兩漢之際的文化精神發生瞭從“聖王”嚮“王聖”的轉變。所謂“聖王”，指的是隻有聖人纔配稱王，王權的閤法性來自於為萬民造福利的聖德，其核心是保民而王、天下為公。“王聖”則是東漢權力階層重塑的一個政治觀念：帝王即為聖人，帝王不僅擁有上天賜予的最高權力，還擁有神聖的人格魅力，集政統與道統為一身。從“聖王”轉嚮“王聖”，是思想史上的一大變局：“聖王”的文化精神承續先秦而來，在蕪雜誕幻中湧動著以思想改造現實的衝動，其終結意味著上古文化精神的終結；東漢的“王聖”精神則開啓瞭中古思想，思想傢不再試圖改造現實，而是努力地適應現實。

　　在前三章，本書曆時梳理瞭兩漢文化精神由“聖王”嚮“王聖”的轉變過程，認為轉變的契機在於王莽禪漢。王莽禪漢並非簡單的外戚篡位，而是西漢元成以來儒學發展的産物。儒生在元成之際走上權力舞颱，但由於道德理想主義的局限，無法實現其禮樂改製的王道理想。改製失敗後，儒生鼓吹宿命化的禪讓，呼喚齣瞭符閤“聖王”理想的王莽，但最終造成瞭慘重的社會災難。絕望的儒生在新朝大亂、人心思漢的時代情緒中提齣瞭“王命論”，熱情闡釋三個命題：“孔為赤製”、“上天垂戒”、“火德承堯，雖昧必亮”，分彆從聖、天、血統等方麵闡述劉氏王命的正當性。東漢帝王則敏感適時地利用瞭“王命論”思潮，逐步將其納入政治神話體係中，最終構建瞭以《白虎通義》為代錶的“王聖”意識形態。

　　在後三章，本書從經學、思想、文學等幾個側麵分析瞭“王聖”意識形態對東漢文化的深刻影響。在經學領域，無論是今文經還是古文經，都在論爭過程中積極嚮王權靠攏，最終失去瞭經世大法的品格，而變成瞭“王聖”意識形態的附庸。思想發展在“王聖”觀念的製控下，呈現齣平庸的格局。即使東漢末的批判思潮，也不再有西漢公天下思想的闊大氣象。士人在“王聖”觀念下處世趨於謹固內斂、苛求名節和明哲保身。文學在帝國強盛時頌王宣漢，後來在世道崩壞之際，逐漸開始錶達個體生命體驗。

　　本書是國傢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上古知識、觀念與文獻體係的生成與發展研究”（批準號11&ZD103;）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麯利麗，女，河南省洛寜縣人。文學博士，北京語言大學人文社科學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嚮為漢魏六朝文學及文獻學，曾在《史學集刊》、《中國文化研究》、《文史知識》等刊物上發錶論文十餘篇。

目錄

引論

第一章 西漢儒生“聖王”理想的破産

第一節 西漢元成之際儒生的政治作為

第二節 “禪讓”：儒生為政失敗後“聖王”理念之高漲

第三節 王莽禪漢：“聖王”理想的巔峰與覆滅

第二章 儒生和東漢帝王對王莽事件的初步反應

第一節 兩漢之際的“王命論”思潮

第二節 東漢帝王對王莽事件的初步反應

第三章 《白虎通義》：“王命論”成為“王聖”意識形態

第一節 以權力意誌正經學、讖緯——論《白虎通義》的意識形態性

第二節 論《白虎通義》的“王聖”話語體係及其言說策略

第四章 “王聖”意識形態下的經學變遷

第一節 今古文經學論爭

第二節 今古文經學論爭中的東漢《春鞦》學

第五章 “王聖”意識形態下的思想發展

第一節 王充對“王命論”的接受及擴充

第二節 王充的“疾虛妄”——宿命論下的知識興趣

第三節 東漢末的批判思潮及其思想格局

第六章 “王聖”意識形態下士大夫的人生轉型及文學新變

第一節“王聖”意識形態下東漢士人的新處世法則

第二節“王聖”意識形態下的東漢文學新變

餘論

附論：“知大體”——論桓譚對王莽新政的反思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餘 論

　　至此，筆者梳理完瞭兩漢文化精神從“聖王”到“王聖”的變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筆者緊緊圍繞著“王命論”這個思想命題來展開論述。正是因為士人的政治理念從公天下轉嚮瞭“王命論”，纔導緻瞭兩漢文化精神的演變。 “王命論”的思想史價值並不高，它充滿宿命論的神秘意義，把人事歸之於不可知的命運，消解瞭人類對王權的拷問權力。除瞭有利於維護現實帝王的權威，它對人類追求真理和正義的終極目標貢獻無多。可以說，由公天下到“王命論”是士人精神史上的一次倒退。倒退的原因何在？ 具體是怎麼引起的？ 倒退又體現在哪些地方？ 這是筆者在寫作過程中不斷追問的問題。

　　在本書的前三章，筆者梳理瞭士人政治理念由公天下嚮“王命論”的轉變過程。 認為由於道德理想主義的局限，儒生走上權力舞颱後無法承擔起治國平天下的曆史責任。禮樂改製失敗後，儒生又在理想主義的鼓舞下鼓吹宿命化的禪讓，最終呼喚齣王莽政權，製造瞭更為沉重的曆史災難。王莽失敗導緻儒生理想主義的消退和“聖王”理想的破産。 儒生們不能夠清醒深刻地反思曆史，而走嚮瞭神秘宿命的“王命論”，其核心是一傢一姓之私天下觀念。 後漢的權力者迅速發現瞭這股思潮宣揚維護劉氏王命的價值，將其打造成瞭以“王聖”為核心的國傢意識形態。 總之，儒生政治理念從公天下嚮“王命論”的轉變，起於代錶公天下政治理想的王莽之慘敗，而更深層的原因在於他們找不到實現政治理想的客觀途徑及保障力量，這是由當時的社會條件所決定的。

　　在後三章，筆者討論瞭“王命論”成為國傢意識形態後，導緻的經學、思想、士人人生形態、文學的一係列變遷。 具體來說，經學在今古文論爭的發展過程中被深深地打上瞭“王命論”的烙印。一方麵，古文經為立於學官，開始嚮權力者諂媚，宣揚其構建意識形態的功能；另一方麵，今文經為保持其學術地位的優勝，也開始嚮權力靠近。最終，經學成為國傢意識形態的附庸和學者自娛的玩意兒。思想史在“王命論”的籠罩下走嚮平庸，王充將人生的窮達完全歸之於命運，為頌揚時代聖明與自身坎坷沉淪之間的不和諧找到瞭閤理解釋。王符以後的儒法傢雖然開始瞭批判，但是因為“王命論”的私天下觀念籠罩，批判的格局甚為狹窄。士人的人生形態則在“王聖”的光環下，走嚮謙恭自守、追求名節、保身全傢，人生理想逐漸從外王轉嚮內聖。文學先是在東漢前期充當宣揚意識形態的功能，歌功頌德，後來在世道崩壞之際，逐漸走嚮個體生命體驗的錶達。

　　在嘆息東漢思想文化平庸卑弱的時候，筆者又不由自主地以西漢的思想文化為參照係。這是承自先秦而來的上古文化精神，以改造現實為其最高旨歸。雖然西漢的士人有著曆史理想主義的根本缺陷，但是其闊大的文化氣象、追求理想的熱情、批判的勇氣與鋒芒，在數韆年文化史上異常耀眼。從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原君”批判、“亡國”“亡天下”的辨析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從先秦到西漢的文化精神輝光重現。這種輝光，珍異卓絕，但在幾韆年的曆史長河中畢竟太過稀少瞭。

　　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感嘆：在麵對政治權力的時候，中國士階層過於脆弱，脆弱到不堪一擊！盡管他們常常以“治國平天下”作為自身的崇高目標和道義理想，但實際上能達緻此功者寥若晨星。他們更多、更經常地充當帝王的臣妾、權力的幫閑。這並非因為他們不具備道德勇氣，事實上他們常常為瞭一個政治目標粉身碎骨，氣勢慷慨，驚天動地！脆弱的原因在於他們以道德來代替政治、以理想來裁壓現實的思維模式，在於曆史上的民眾沒有成為實現政治理想的客觀性保障力量！

　　滄海桑田，斯人已逝，今天的讀書人在感慨曆史之餘，又當如何呢？

比較新的一本書，和自己的研究有些關係，還沒來得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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