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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中國近代史開山之作，史學界無可爭議的傳世經典；大師手筆，至今深刻影響海內外數代學人。
　　2、蔣廷黻是民國時代極負盛名的曆史學傢，《中國近代史》是他專為青年學生寫下的近代史通俗之作。時至當下，重新審視，這本書依舊具有極高的價值。
　　3、超yue意識形態，以國際視野看近代中國轉型；作者對近代國人所做的自強努力及其失敗原因的分析堪稱遠見卓識，至今難以超yue。
　　4、全新校訂：在尊重民國原刊風貌基礎上進一步更正原書訛誤。
　　5、精選插圖：全新收錄同時期外籍人士的六十餘幅珍貴曆史影像圖片，圖文相得益彰。
　　6、大傢小書，深入淺齣，讀史明智，可得自由。

內容簡介

　　《中國近代史》被譽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開山之作，一個時代的經典。全書從鴉片戰爭講起，一直敘述到其時正在進行的抗日戰爭，用明白通暢的字句將近百年的史事濃縮在短短五萬餘字的篇幅裏，主題鮮明，史論兼具，是一本人人都能讀、也人人都該讀的近代史。
　　本次再版，校訂文字的同時，也收錄瞭包括甘博、湯姆遜等在內的諸多同時期來華外籍人士所記錄的珍貴影像、圖片六十多幅，多為華語世界首次呈現，在豐富和完善內容的同時，也幫助讀者更好理解曆史情境。

作者簡介

　　蔣廷黻（1895-1965），湖南邵陽人，中國近代史研究開山之人和中國近代外交史的拓荒者。
　　1912年赴美留學，後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新史學”倡導者詹姆斯·魯濱遜（JamesH·Robinson）高足、政治社會史教授卡爾頓·海斯（CarltonJ·H·Hayes）攻讀曆史，獲博士學位。
　　1923年歸國，相繼執教於南開大學和清華大學。他當日所提攜、培養的弟子，有許多後來術業有專攻，成名成傢，如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何炳棣、邵循正、郭廷以、夏鼐、姚薇元、吳相湘等。
　　1935年從政，此後一直活躍於政壇，被譽為“極知外交的人”。
　　1965年5月由駐美“大使”退休，同年10月紐約病逝。

精彩書評

　　執中國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費正清

　　半個世紀以來，又有幾本近代史著作超過瞭它？當今專為獲奬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來也不及這本書的分量。
　　——何炳棣

　　蔣廷黻“所要求於知識界的，是動態、是入世、是事業、是實物，是書本以外、是主義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議’以外，是與小老百姓同一呼吸”。
　　——李敖

　　他為中國近代史在這一時期建立瞭一個科學的基礎。
　　——李濟

　　這本被他稱為“初步報告”的著作，篇幅雖小，學術含量卻很高……近百年的史事寫得深入淺齣，好讀耐看。
　　——瀋渭濱

　　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蔣先生是個開山的人。近四十年來，蔣先生在這方麵巨大的貢獻，是開創新的風氣，把中國近代史研究帶入一個新的境界。
　　——郭廷以

　　在《中國近代史》中，蔣廷黻為我們大緻描繪瞭近代中國的一個基本走嚮，他認為，近代中國不管麵對多少睏難與問題，但走嚮世界，不斷拉近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差距，始終是近代中國的主題。這部書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建構瞭一個分析框架和話語係統，是近代史科學化研究的開山之作，在不經意間將近代史學科帶入一個新的境界。
　　——馬勇

　　蔣廷黻在這本書中給我們講述瞭一個很不一樣的近代史，我們可以不完全認同他的分析，但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講述有助於重新認識近代中國，重新理解一個國傢曾經走過的路。
　　——《新京報》

目錄

總論 < 1
第一章剿夷與撫夷 < 9
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 3
英國人做鴉片買賣 < 13
東西對打 < 19
民族喪失二十年的光陰 < 27
不平等條約開始 < 33
剿夷派又抬頭 < 39
剿夷派崩潰 < 47
第二章洪秀全與曾國藩 < 55
舊社會走循環套 < 57
洪秀全企圖建新朝 < 65
曾國藩刷新舊社會 < 71
洪秀全失敗 < 79
第三章自強及其失敗 < 85
內外閤作以求自強 < 87
步步嚮前進 < 95
前進遇著阻礙 < 99
士大夫輕舉妄動 < 109
中日初次決戰 < 123
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復興 < 145
李鴻章引狼入室 < 147
康有為輔助光緒變法 < 155
頑固勢力總動員 < 161
孫總理提民族復興方案 < 171
民族掃除復興的障礙 < 181
軍閥割據十五年 < 191
貫徹總理的遺教 < 199

精彩書摘

　　中華民族到瞭十九世紀就到瞭一個特殊時期。在此以前，華族雖已與外族久已有瞭關係，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較低的民族。縱使他們入主中原，他們不過利用華族一時的內亂而把政權暫時奪過去。到瞭十九世紀，這個局勢就大不同瞭，因為在這個時候到東亞來的英、美、法諸國絕非匈奴、鮮卑、濛古、倭寇、清人可比。原來人類的發展可分兩個世界，一個是東方的亞洲，一個是西方的歐美。兩個世界雖然在十九世紀以前曾有過關係，但是那種關係是時有時無的，而且是可有可無的。在東方這個世界裏，中國是領袖，是老大哥，我們以大哥自居，他國連日本在內，也承認我們的優越地位。到瞭十九世紀，來和我們打麻煩的不是我們東方世界裏的小弟們，是那個素不相識而且文化根本互異的西方世界。
　　嘉慶、道光年間的中國人當然不認識那個西方世界。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敢說我們完全瞭解西洋的文明。不過有幾點我們是可以斷定的，第一，中華民族的本質可以與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相比，中國人的聰明不在任何彆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國的物産雖不及俄、美兩國的豐厚，然總在一般國傢水平綫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廢封建為郡縣及漢、唐兩朝的偉大帝國，足證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論人論地，中國本可大有作為。然而到瞭十九世紀，我民族何以遇著空前的難關呢？第一，是因為我們的科學不及人。人與人的競爭，民族與民族的競爭，最足以決勝負的，莫過於知識的高低。科學的知識與非科學的知識比賽，好像汽車與人力車的比賽。在嘉慶、道光年間，西洋的科學基礎已經打好瞭，而我們的祖先還在那裏做八股文，講陰陽五行。第二，西洋已於十八世紀中葉起始用機械生財打仗，而我們的工業、農業、運輸、軍事，仍保存唐宋以來的模樣。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麵很像中國的春鞦時代，文藝復興以後的局麵很像我們的戰國時代。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西洋人養成瞭熱烈的愛國心，深刻的民族觀念。我們則死守著傢族觀念和傢鄉觀念。所以在十九世紀初年，西洋的國傢雖小，然團結有如鐵石之固；我們的國傢雖大，然如一盤散沙，毫無力量。總而言之，到瞭十九世紀，西方的世界已經具備瞭所謂的近代文化，而東方的世界則仍滯留於中古，我們是落伍瞭！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隻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傢族和傢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傢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國傢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緻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並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個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過相當中國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幾乎全是隋、唐以來自中國學去的。近四十年以來，日本居然能在國際上做一個頭等的國傢，就是因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們還可以把俄國做個例子，俄國在十五、十六、十七世紀也是個落伍的國傢，所以那時在西洋的大舞颱上，幾乎沒有俄國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紀末年，正當我們的康熙年間，俄國幸而齣瞭一個大彼得，他以專製皇帝的至尊，變名改姓，微服到西歐去學造船、學煉鋼。後來他又請瞭許多西歐的技術傢到俄國去，幫助他搞維新。那時許多的俄國人反對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國粹黨。他不顧一切，奮鬥到底，甚至遷都到一個偏僻的、但是濱海的涅瓦河旁，因為他想靠海就容易與近代文化發源地的西歐往來。俄國的近代化基礎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羅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連斯大林也很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運也足以錶示近代文化左右國傢富強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紀初年，土耳其帝國的土地跨歐、亞、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戰的。但是在十九世紀百年之內，彆國的科學、機械和民族主義有一日韆裏的長進，土耳其則隻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瞭歐洲列強的宰割。到瞭一八七八年以後，土耳其也有少數青年覺悟瞭非維新不可，但是他們遇著極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國王，如中國的清朝一樣，並無改革的誠意。第二，因為官場的腐敗，創造新事業的經費都被官僚侵吞瞭、浪費瞭。國傢沒有受到新事業的益處，人民增加瞭許多的苛捐雜稅，似乎國傢愈改革就愈弱愈窮。關於這一點，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國的近代史。第三，社會的守舊勢力太大，以緻有一個人提倡維新，就有十個人反對。總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紀末年的維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徹底的，無整個計劃的。其結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國傢幾緻於滅亡。土耳其人經過那次大國難以後一緻團結起來，擁護民族領袖凱末爾，於是始得復興。凱末爾一心一意為國傢服務，不知有他。他認識瞭時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國非徹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學工業，甚至改革瞭土耳其的文字，因為土耳其的舊文字太難，兒童費在文字上的時間和腦力太多，能費在實學上的必緻減少。現在土耳其立國的基礎算打穩瞭。
　　日本、俄國、土耳其的近代史大緻是前麵說的那個樣子。這三國接受瞭近代的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於是復興瞭，富強瞭。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們的近代史。
　　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如果能找齣中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瞭
　　……

前言/序言

　　在十九世紀以前，中西沒有邦交。西洋沒有派遣駐華的使節，我們也沒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國去。此中的緣故是很復雜的，第一，中西相隔很遠，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國來的船隻都是帆船。那時沒有蘇伊士運河，中西的交通須繞非洲頂南的好望角，從倫敦到廣州頂快需三個月，因此商業也不大，西洋人從中國買的貨物不外乎絲茶及彆的奢侈品。我們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用不著任何西洋的齣品，所以那時我們的國際貿易總有很大的齣超。在這種情形之下，邦交原來可以不必有的。
　　還有一個緣故，那就是中國不承認彆國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國來，我們總把他們當作琉球人、高麗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不勉強他們。他們如來，必尊中國為上國而以藩屬自居。這個體統問題、儀式問題就成為邦交的大阻礙，“天朝”是絕不肯通融的。中國那時不感覺有聯絡外邦的必要，並且外夷豈不是蠻貊之邦，不知禮義廉恥，與他們往來有什麼好處呢？他們貪利而來，天朝施恩給他們，許他們做買賣，藉以羈縻與撫綏而已。假若他們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時中國不知道有外交，隻知道“剿夷與撫夷”。政治傢分派彆，不過是有些主張剿，有些主張撫。
　　那時的通商製度也特彆，西洋的商人都限於廣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時候，西洋人曾到過漳州、泉州、福州、廈門、寜波、定海各處。後來一則因為事實的不方便，二則因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瞭所謂一口通商製度。在廣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鞦兩季是買賣季，他們可以住在廣州的十三行；買賣完瞭，他們必須到澳門去過鼕。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傢可以與外國人做買賣的。十三行的行總是十三行的領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員。所有廣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總傳給外商，外商上給官吏的呈文也由行總轉遞。外商到廣州照法令不能坐轎，事實上官吏很通融。他們在十三行住的時候，照法令不能隨便齣遊，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領導到河南的“花地”去遊一次。他們不能帶軍器進廣州，“夷婦”也不許進去，以防“盤踞之漸”。頂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買中國書，不得學中文。第一個耶穌教傳教士馬禮遜博士的中文教師，每次去授課的時候，身旁必須隨帶一隻鞋子和一瓶毒藥，鞋子錶示他是去買鞋子的，而不是去教書的；毒藥是預備萬一官府查齣，可以自盡。
　　那時中國的海關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關稅則原來很輕，平均不過百分之四，清政府並不看重那筆海關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規極其繁重，大概連正稅要收貨價的百分之二十。中國法令規定稅則應該公開，事實上，官吏絕守秘密，以便隨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納稅都經過一種講價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煩。
　　中國那時對於法權並不看重。在中國境內，外國人與外國人的民刑案件，中國官吏不願過問，那就是說，自動地放棄境內的法權。譬如乾隆十九年（1754），一個法國人在廣州殺瞭一個英國人，廣州的府縣最初勸他們自己調解，後因英國堅決要求，官廳始理問。中國與外國人的民事案件總是由雙方設法和解，因為雙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國人殺瞭外國人，官廳絕不偏袒，總是殺人者抵死，所以外國人很滿意。隻有外國人殺中國人的案子麻煩，中國人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後則拒絕交凶，拒絕接受中國官廳的審理，因為他們覺得中國刑罰太重，審判手續太不高明。
　　外國人最初對於我們的通商製度雖不滿意，然而覺得既是中國的定章，隻好容忍。到瞭十八世紀末年（乾隆末年，嘉慶初年），外國人的態度就慢慢地變瞭。這時中國的海外貿易大部分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手裏，在廣州的外國人之中，英國已占領瞭領袖地位。英國此時的工業革命已經起始，昔日的手工業都慢慢變為機械製造。海外市場在英國的國計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緊要，中國對通商的限製，英國認為最不利於英國的商業發展。同時英國在印度已戰勝瞭法國，印度半島全入瞭英國的掌握。以後再往亞東發展也就更容易瞭，因為有瞭印度作為發展的根據地。
　　當時歐洲人把乾隆皇帝作為一個模範的開明君主看。英國人以為在華通商所遇著的睏難都是廣州地方官吏做齣來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願意改革。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正是乾隆帝滿八十歲的那年，如果英國趁機派使來賀壽，那就能得到一個交涉和促進中英友誼的機會。廣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虛榮心，竭力慫恿英國派使祝壽。於是英國乃派馬戛爾尼（LordMacartney）為全權特使於1792年來華。
　　馬戛爾尼使節的預備是很費苦心的。特使乘坐頭等兵船，並帶衛隊。送乾隆的禮物都是英國上等的齣品，用意不外要中國知道英國是個富強而且文明的國傢。英政府給馬戛爾尼的訓令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惟必須錶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幾個：第一，英國願派全權大使常駐北京，如中國願派大使到倫敦去，英廷必以最優之禮款待之。第二，英國希望中國加開通商口岸。第三，英國希望中國有固定的、公開的海關稅則。第四，英國希望中國給他一個小島，可以供英國商人居住及貯貨，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門一樣。在乾隆帝方麵，他也十分高興迎接英國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當作一個藩屬的貢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禮。馬戛爾尼最初不答應，後來有條件地答應。他的條件是：將來中國派使到倫敦去的時候，也必須嚮英王行跪拜禮；或是中國派員嚮他所帶來的英王的畫像行跪拜答禮。他的目的不外要錶示中英的平等。中國不接受他的條件，也就拒絕行跪拜禮。乾隆帝很不快樂，接見以後，就要他離京迴國。至於馬戛爾尼所提齣的要求，中國都拒絕瞭。那次英國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敗瞭。
　　十八世紀末年和十九世紀初年，歐洲正鬧法蘭西革命和拿破侖戰爭，英國無暇顧及遠東商業的發展。等到戰事完瞭，英國遂第二次派使節來華，其目的大緻與第一次同。但是嘉慶給英使的待遇遠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敗，並且私人對中國的感情也不好。
　　英國有瞭這兩次的失敗，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關係是特彆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到瞭十九世紀，我們隻能在國際生活中找齣路，但是嘉慶、道光、鹹豐年間的中國人，不分漢、滿，仍圖閉關自守，要維持曆代在東方世界的光榮地位，根本否認那個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我們倘若大膽地踏進大世界的生活，我們需要高度地改革，不然，我們就不能與列強競爭。但是我們有與外國人並駕齊驅的人力物力，隻要我們有此決心，我們可以在十九世紀的大世界上得到更光榮的地位。我們研究中華民族的近代史，必須瞭解近代的邦交是我們的大睏難，也是我們的大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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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的物流很給力，在618期間下單的，比較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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