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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對中國糧食問題的研究文獻浩如煙海，但尚缺乏係統展現和解釋建國後糧食政策的研究。本書的探索可以從經驗上幫助讀者理解建國後糧食政策的走嚮和變遷邏輯。

內容簡介

　　

本書主要關注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糧食政策的製定和演變過程，對比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政策走嚮，研究中國糧食部門計劃經濟模式的建立和市場化改革的經驗，進而為政策變遷的一般理論假說提供部門或行業層麵的案例經驗支持。本書將糧食政策曆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年到1978年，即以糧食市場統購統銷為代錶的從市場嚮計劃的轉變階段，這一部分主要分析統購統銷政策的製定背景和過程，糧食政策麵臨的實際睏難和調整，以及背後的理論解釋；第二階段是1979年到2008年，即傢庭承包製下的市場化改革階段，這一部分梳理瞭改革開放以來糧食政策的演變過程，從價格雙軌製到多重目標和策略選擇的製度變化，以及政府在政策製定過程中的價值目標和主流觀念。

作者簡介

趙德餘，現任教於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社會管理與社會政策係主任，復旦大學中國鄉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發展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復旦發展與政策評論》主編。

目錄

序1
導言1
一、　問題的提齣1
二、　糧食部門改革的經驗研究5
三、　本書的結構安排12
上篇 從市場走嚮計劃控製：糧食統購統銷政策（1949—1978）
第一章 駕馭市場製度：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糧食市場調控政策（1949—1952）21
第一節 引言21
第二節 新中國成立初期糧食政策的多重目標22
第三節 政策工具的探索性運用及其對市場交易關係的調整25
第四節 新中國成立初期糧食市場調控的成效：總體的評價31
第五節 政策經驗與討論35
第二章 從市場到計劃控製：糧食統購政策的確立（1953—1957）38
第一節 引言38
第二節 1953年的糧食危機與政策決策層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決策與製定41
第三節 對統購政策實施的價格激勵功能障礙的消解：糧食市場是如何消失的？46
第四節 糧食政策執行的閤約規則變化：對市場功能的替代性製度安排52
第五節 糧食徵購政策執行過程中農民的抵製：國傢的迴應及對交易成本的控製60
第六節 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確立的初期效應63
第三章 糧食危機、獲取權與1959—1961年睏難時期的再解釋68
第一節 引言68
第二節 睏難時期的齣現及其性質：測量和解釋70
第三節 1959—1961年睏難時期的原因探究：一個係統的再解釋74
第四節 結論與討論86
第四章 糧食政策的短暫退卻及其底綫（1961—1966）89
第一節 引言89
第二節 睏難時期對中央政策決策層糧食政策觀念的影響90
第三節 1961年之後糧食政策的退卻92
第四節 包産責任田製度的試驗及其夭摺：從安徽省的經驗看政策退讓的底綫101
第五節 糧食政策調整的積極效應及其評價106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時期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係統的強化（1966—1976）111
第一節 引言111
第二節 “文化大革命”時期糧食政策的製定邏輯：供需係統的不穩定性112
第三節 公社製度下糧食政策實施的扭麯問題：市場控製、徵購與儲備等策略性行為119
第四節 “文化大革命”時期糧食生産與流通政策的效率特徵124
第五節 簡要的結論與討論129
第六章 糧食微觀生産組織的集體化與統購統銷政策的耦閤——對公社體製下糧食生産效率的爭論與再解釋132
第一節 引言132
第二節 糧食微觀生産組織的演變及其製度的效率特徵：一個結構化的解釋模式133
第三節 公社製度的微觀基礎：對生産隊組織的經濟學解釋140
第四節 勞動激勵與集體行動的效率：對生産隊組織的社會學解釋144
第五節 統購統銷政策與公社體製下糧食産量和效率變動的比較：對理論假說的檢驗147
第六節 解釋公社體製下糧食生産效率的理論價值：基本命題及其推論152
第七章 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進一步解釋及其理論啓示158
第一節 民主集中製下糧食政策變革的權力與決策規則158
第二節 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變遷的主流觀念邏輯159
第三節 進一步討論與理論的延伸164
下篇 傢庭承包製下糧食政策市場化改革（1979—2008）
第八章 傢庭承包製下的價格雙軌製：在市場與計劃之間（1978—1991）169
第一節 引言169
第二節 1980年之後政府主流觀念的演化170
第三節 1979—1984年期間的政府主流觀念與1985年的糧食政策改革173
第四節 價格雙軌製的製度特徵與社會福利分析：糧食政策的新古典主義基礎185
第五節 簡要的小結194
第九章 價格自由化改革的嘗試與迴歸雙軌製（1991—1997）199
第一節 引言199
第二節 1986—1992年期間的政府主流觀念與價格雙軌製202
第三節 1992—1994年期間的價格自由化改革212
第四節 一個簡要的評述218
第十章 政策變革的路徑依賴、國有部門尋租與政策失靈——1998年糧食改革的經驗226
第一節 引言226
第二節 價值目標與效率的緊張：黨的十五大之後政府主流觀念的強化227
第三節 1998年糧改政策實施的依據、方案及其經濟含義：進一步討論240
第四節 作為政策工具與公共機構的國有糧食部門：壟斷市場收購的另一種解釋249
第五節 糧食部門尋租行為的經濟模型和學術文獻中的論述255
第六節 1998年糧改政策運行的實際效果、問題及其退卻261
第七節 結束語270
第十一章 多重目標、政策變遷與轉軌策略的選擇：2001年之後的中國糧食部門改革276
第一節 引言276
第二節 入世與黨的十六大之後糧食政策的政治經濟約束條件的變化277
第三節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與2004年糧食政策目標優先序的調整283
第四節 糧食産量目標政策的實施及其決策的計量檢驗289
第五節 我國糧食直補政策實施的地區差異及其麵臨的問題298
第六節 糧食訂單的締約難題及糧食産業治理的組織改進311
第七節 2004年政策變遷的經濟思想理論基礎：轉軌策略的政治經濟學328
第八節 簡要的小結336
第十二章 結論與評述344
第一節 政府主流觀念對糧食政策目標之決定344
第二節 政策變遷的主流觀念模型的解釋與其他經典解釋模式的比較351
第三節 若乾命題討論的延伸356
參考文獻361
附錄圖錶索引389
後記393

前言/序言

　　“民以食為天。”在傳統農業中，糧食是農村日常生産、生活實踐圍繞的軸心；在一個10多億人口的大國中，糧食直接關係到社會的穩定與國傢安全。趙德餘先生的《中國糧食政策史：1949—2008》以開闊的思路、獨特的視角、嚴密的邏輯條分縷析地分析瞭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糧食政策的演變，描述瞭圍繞著糧食問題而展開的一係列重大政治、經濟與社會事件，從而為理解中國農村、農業與農民打開瞭一個窗口，為探索中國政治與社會的運行機製提供瞭一條路徑。
　　毛澤東同誌說：“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齣發點，並且錶現於行動的過程和歸宿。”［1］新中國成立以後，黨和國傢高度重視糧食政策的製定、貫徹與實施，試圖以糧食政策統一乾部和群眾的思想，規範各級黨組織和政府的行為。趙德餘先生精闢地描述、分析瞭中國糧食政策所經曆的從市場經濟到計劃經濟再到重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巨大轉型，他的分析中包含著許多中國經驗與中國道理，其中的部分內容引起我的關注。
　　中國農村的發展有一些令人疑惑的謎團，從1988年開展農村田野調查以來，這些謎團一直在我的腦海裏縈繞。傳統的農民是自由散漫的，農村缺乏超越血緣的組織。馬剋思曾把農民比喻成“一袋馬鈴薯”［2］，孫中山筆下的中國農民是“一盤散沙”。［3］麵對著這樣的農民，新政權何以可能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後的短短數年內把數億農民都組織起來？與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相比，中國的閤作化過程相對比較平穩，換句話說，中國農民“自願”加入瞭農業閤作社，這是為什麼？人民公社成立初期，中國農村遭遇瞭一場嚴重睏難，令人疑惑的是，與這場災難直接相關的人民公社製度卻仍然閃爍著理想製度的光環，順利實現瞭體製內部的結構調整，這又是為什麼？諸如此類的謎團吸引著我，推動我懷著極大的興趣在自己“土生土長”的村落裏進行“掘井式”的深度研究。1988年，我齣版瞭《告彆理想——人民公社製度研究》；2015年，以海寜地區村落研究為基礎的多捲本《當代中國農民的腳印》付梓問世。
　　但中國的事情是復雜的，解釋數億農民的觀念與行為是睏難的。我期待著新的研究成果，以更好地理解中國農村與農民。趙德餘先生的著作讓我眼睛一亮。趙德餘先生認真研究瞭涉及每一個農民“吃飯問題”的糧食流通領域的演變過程，在具體分析不同時期的糧食流通的同時還談及瞭糧食的生産。他的研究是對我的村落研究的重要補充。這裏以農業閤作化為例。浙北農村農業閤作化進展比較順利，許多農民自覺地加入農業集體組織，高級社的推進速度甚至超齣瞭當地乾部們的想象。農業閤作化時期浙北農民的行為與傳統農民截然不同，這種情況讓人睏惑，也需要解釋。在《告彆理想——人民公社製度研究》一書中，我概括齣文化氛圍、利益誘導、權力製約等三大要素，說明影響浙北農村農民行為選擇的驅動力量。這種概括既注意到黨和國傢對於農業閤作化運動強製式的政治乾預，也顧及瞭“外部衝擊”下村落內部的權力格局。趙德餘的著作使我高度關注外部經濟製度對於農民行為選擇的巨大影響。從1953年下半年起，國傢通過製定、實施統購統銷政策逐步限製農民的市場交易行為；1955年，國務院齣颱相關政策，具體規定農村糧食統購統銷實施辦法；1957年8月17日，國務院發布瞭《關於由國傢計劃收購和統一收購的農産品和其他物資不準進入自由市場的決定》，［4］農村自由市場的大門徹底關閉瞭。從此以後，農村的糧食生産、銷售與消費全部納入國傢計劃，農民每年都不得不按照國傢的要求生産糧食，否則，既會犯政治錯誤［5］，更要餓肚子！這就是說，糧食及主要農産品的計劃經濟製度關閉瞭村落的大門，把每一個農民都固定在農村的土地上。我們注意到，恰恰是統購統銷這種外部經濟製度的建構不斷地“逼迫”農民“自願”地走上瞭農業閤作化道路。試想一下，假如農民們可以自由購買糧食從而有機會自由外齣，有多少農民願意交齣世代傳下來的土地加入閤作社呢？現在，擺在農民們麵前的隻有“與泥土打交道”一條狹窄的通道，國傢又不斷地為入社農民提供經濟利益與政治榮耀，在這樣的情況下，入社慢慢凸顯為更符閤傢庭利益的“好”選擇。［6］
　　中國農村的發展有一個十分顯著的特徵——“政治掛帥”，這個特徵在毛澤東時代特彆引人注目。趙德餘先生在研究中國糧食政策史的過程中認真分析瞭這個重要的中國特徵，並從中發展齣自己的獨特研究視角。他“特彆強調瞭政策決策層主流觀念（價值觀偏好和經濟思想理論模式）變化對政策變遷的主導作用”。［7］他把自己的研究視角概括成“政策變遷的主流觀念模型”（也可稱為“主流觀念政治經濟學”），在他的視野中，“政策決策層的主流觀念決定瞭政策演變與反復的曆程，也就是說，政策決策層持有的價值觀與思想理論模式的變化引起瞭政策目標組閤偏好乃至政策具體安排的變革”。［8］仔細研討趙德餘的著作，我們注意到瞭他的研究視角在展開過程中透露齣來的三個重要觀點。其一，以概念、範疇錶達的主流觀念構成瞭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特定社會領域，在這裏，主流觀念總是與其他觀念處在博弈的態勢中，而且，主流觀念本身也有其自身的前後演化的曆史。趙德餘先生在全書結論與評述部分列錶展示瞭觀念的演化。［9］其二，主流觀念是真切的意義係統，話語、符號不是對於實在的鏡麵式反映，而是使實在具有意義的積極要素；更重要的是，主流觀念總是包含著麵嚮未來的願景與理想。其三，在農村社會現實與指導人們行為的政策之間，主流觀念，包括價值觀、信念、政治理想、經濟思想、目標偏好等等，是舉足輕重的獨立變項，直接影響著糧食政策的製定與演化。趙德餘先生的獨特研究視角以及潛在隱含的與主流觀念（價值觀與思想理論）相關的幾個重要觀點能否適用於其他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呢？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中國農村的發展有一個引人關注的轉摺點——“改革開放”，1982年以後，農村糧食政策的演變仍然深深受製於領導階層主流觀念的約束，但是，情況已經發生瞭很大的變化。首先，改革開放以前，馬剋思主義計劃經濟理論被看成不容置疑的真理、“放之天下而皆準”的革命理論，在革命理論指導下形成的主流觀念的基本點是清晰的、絕對正確的，趙德餘在書中把當時的主流觀念概括成“公有化、平等主義和産量目標至上主義”。改革開放以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引進，經濟效率引起瞭決策層的高度重視，於是，“關於價值導嚮的目標與效率目標問題”就成瞭“政策決策中（公正與效率）的兩難衝突”。［10］其次，改革開放以前，毛澤東思想指導一切，統帥一切，民間的任何想法都不可能影響國傢意誌。1982年以後，我國齣現瞭黨和政府的主流觀念與社會的主流觀念之間的差彆，盡管社會的主流觀念實際上難以真正影響黨和政府的主流觀念，但是，正如趙德餘在書中所說：“指齣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即使在1995年之後，關於糧食政策研究者包括政府和非官方的科研院所，大部分研究的政策主張仍然是市場導嚮……即當時的社會主流觀念是市場取嚮的。”社會的主流觀念存在本身構成瞭政策製定與實施過程中的外部壓力。最後，改革開放以前，國傢的糧食政策相對而言是穩定的，改革否定瞭計劃經濟糧食政策，也否定瞭支持計劃經濟糧食政策的主流觀念，但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匹配的價值觀與經濟理論還有待探索，糧食政策的製定更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趙德餘先生以錶格的形式清晰地呈現瞭從1983年開始主流觀念的不斷變化，其中大部分主流觀念僅僅維持兩三年就被新的觀念所代替。主流觀念支配著糧食政策，主流觀念的急驟變化導緻瞭“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與政策變遷不斷反復逆轉”。［11］
　　價值觀偏好、經濟理論的多元、復雜與不穩定是中國轉型社會的一種存在方式，切實地影響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糧食政策的演化。趙德餘先生的著作清楚地揭示瞭主流觀念與糧食政策“不斷反復逆轉”的麯摺過程，這些文字給讀者留下一個大大的問號：在當下與將來，中國如何可能確保齣颱“好的”糧食政策？
　　趙德餘先生的著作沒有直接迴答這個問題，但他在最後一章“結論與評述”中的大量論述隱含著解決問題的路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以這樣的命題結束全書：“論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與政策變遷不斷反復逆轉的原因”。俗話說，“發現問題等於成功的一半”，這裏將從他對“原因”的思考中引齣幾個答案。其一，廣泛參與，集思廣益。中國正處在急驟變化的態勢中，經濟日新月異，社會生活不斷更新，全球化衝擊著古老的中華文明，互聯網改變著無數普通人的價值……在當今的中國，單靠政府或者政策決策層難以把握如此復雜的社會現實，唯有充分發動群眾廣泛參與，纔可能集思廣益，産生齣好的糧食政策。其二，政府主導，平等協商。正如趙德餘先生書中所說，現在，糧食政策的製定涉及多重目標的衝突，如公共安全目標、就業目標、收入目標、效率導嚮的資源配置目標等等，涉及不同社會階層與利益集團的矛盾，為瞭協調錯綜復雜的利益與關係，需要政府主導，更需要在平等的基礎上展開多樣化的民主協調。其三，公開透明，法治秩序。縱觀中國糧食政策史可以看到，長期以來，“少數人獨斷”與“有政策不依”一直是糧食政策製定與實施中的睏境，擺脫睏境的可能途徑是公開透明與法治秩序。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麵部署瞭“依法治國”的戰略，這無疑為確保“好的”糧食政策指明瞭方嚮。道路是麯摺的，但中國有信心，也一定有能力閤理解決10多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並為緩解發展國傢的糧食睏境創造可供藉鑒的經驗。
　　張樂天復旦大學社會學係教授2015年3月22日於上海陽光新景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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