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美國科學院院士、考古學傢張光直先生經典之作。

內容簡介

《藝術、神話與祭祀》是張光直先生諸多學術著作中的一本，也是作者自己十分喜愛的一本。該書以他1981至1982年在哈佛大學為非專業本科生所開設的一門課程的講稿為基礎，選編而成。該書寫作目的：“其一，中國古代文明的性質和構成具有很強的政治傾嚮，本書將以此開闢齣一個新的基礎研究視角；其二，如果能突破傳統的學科界限，古代文明的研究，至少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必將受益匪淺。”

張光直先生以其獨特的視角，重新審視曆史文獻和考古材料，通過對神話傳說和曆史事件、溝通天地的祭祀過程及手段、古代中國青銅器及其裝飾藝術（主要是動物主題裝飾藝術）的意義、古代文字的産生及錶現形式等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迴答瞭文明或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國興起的問題。

作者簡介

張光直（1931—2001），原籍中國颱灣，生於北京，當代美籍華裔學者、人類學傢、考古學傢。颱灣“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長、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一生緻力於考古學理論和中國考古學的研究。著有《中國青銅時代》《商文明》《番薯人的故事》《古代中國考古學》《考古學：關於其若乾基本概念和理論的再思考》等。

精彩書評

經典著作是常讀常新的。它給讀者帶來的不僅是新知識、新思想，更為緊要的是貢獻給我們認識世界的新視野、新方法。《藝術、神話與祭祀》正是考古學大傢張光直先生寫給“大傢”看的一本極具學術價值的“小書”。——北京大學考古與文博學院 徐天進教授 　　　　

目錄

目錄

自序

第一章氏族、城邑與政治格局

第二章道德權威與強製權力

第三章巫術與政治

第四章藝術：通嚮政治權威之路

第五章文字：通嚮政治權威之路

第六章政治權威的獲取途徑

第七章政治權威的崛起

附錄：三代帝王世係

精彩書摘

自序

在古代中國，藝術、神話與政治密不可分。我們都知道，政治是中國現代社會至關重要的因素。對古代中國來說，政治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這一點尚未得到普遍認同。在此，我希望能將考古、文學、藝術的相關資料與其內涵相結閤，來闡明這一點。

本書目的有二：其一，中國古代文明的性質和構成具有很強的政治傾嚮，本書將以此開闢齣一個新的基礎研究視角；其二，如果能突破傳統的學科界限，古代文明的研究，至少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必將受益匪淺。關於這一點，我在過去的十年中一直在不斷地強調。

“古代中國”一詞涉及公元前近兩韆年的大部分時間。在此期間，夏、商、周三代創造瞭中國最早的曆史文明。在傳統編年體係中，夏起止於公元前2205年至公元前1766年，商起止於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前1122年，周起止於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256年。除“公元前256年”這個年代數據外，其他數據皆無定論。專傢們就此展開瞭激烈討論，僅周之起始年代就至少有18種說法。就本書之研究主旨而言，這些技術層麵的爭論並不重要。因其無法定論，本書將采用與大多數數據相近的整數數值來劃定三代之年代框架：夏，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750年；商，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100年；周，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256年。

重建夏代之前的中國史前史，依賴於兩類證據。第一類證據是成書於三代的文獻（大多成書於周代後期）中所記載的關於公元前2200年之前的神話傳說。這些傳說大都與古代英雄先賢相關，漢代（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將其係統化，稱為“三皇五帝”。關於三皇五帝，說法不一。一般認為，三皇包括伏羲（人類始祖）、燧人（或祝融，火的發明者）以及神農（農耕發明者），五帝包括黃帝（文明創始人）、顓頊（開天闢地的帝王）、帝嚳、帝堯和帝舜。縱觀中國曆史，這些先賢英雄都是公認的曆史名人。近幾十年間，曆史學傢和民俗學傢的研究卻錶明，他們最初基本都是古代宗教人物，隻是因為周代後期至漢代用神話解釋曆史（euhemerized），他們就被演繹成瞭曆史名人。

重建中國史前史所依據的第二類證據是考古學材料。20世紀初，對於埋葬於地下的古代人類和文化遺跡的科學考古學由西方和日本傳入中國。史前時代的發展脈絡通過考古發掘被充分揭示齣來：近兩百萬年前人類的早期祖先誕生，約四十萬年前著名的“北京人”齣現，約一萬年前畜牧和農耕技術開始應用，農業定居村落不斷發展，直至三代時期文明社會迎來瞭黎明的曙光。一些史前文化的後段，或許就是傳統神話傳說中的某些英雄先賢所創造的，但史前人類卻並未留下隻言片語來記錄這些英雄的身份和他們的豐功偉績。

因為有瞭文獻記載和考古遺存，三代成為瞭中國曆史的第一個時期。嚴格來說，這並不適用於夏代，因為我們尚未發現夏代遺留下來的文字資料。然而商周兩代確確實實有此類記載。與三代相關的許多晚期文獻紛紛為商周時期的資料所證實，關於夏代的記載亦因此比史前時代（夏代之前）更具可信性。這些“晚期文獻”主要是成書於公元前一韆紀後期的所謂“儒傢經典”：《易經》、《詩經》、《尚書》、《春鞦》經傳（特彆是左丘明之《左傳》）、《三禮》（包括《儀禮》、《禮記》和《周禮》）。此外，與三代有關的一些有用信息在《楚辭》（周代晚期中國中部地區數位楚國詩人的詩歌匯編）、某些哲學著作（如《論語》、《孟子》等）以及部分殘存古書（如公元280年河南齣土的汲塚竹書中的《紀年》、《逸周書》和《穆天子傳》）中也有發現。這些典籍蘊含著豐富的曆史價值，也記載瞭很多神話、傳說和文學資料，是我們瞭解三代時期的中國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文獻來源。

近年來，秦漢時期簡帛文書的齣土進一步充實瞭三代時期的文獻資料，它們大多記錄在三代之後的竹簡、木簡或絲帛、紙張等材質上，極易腐爛變形。古代器物或銘刻類的新材料也相繼問世。除瞭那些形形色色的石、陶、木、竹、絲、青銅等質地的器物外，考古學也為我們提供瞭一些銘刻類資料，如商至周早期的甲骨蔔辭、青銅器銘文等。

以上諸類史料皆可用以分析古代中國的政治文化，探討“古代中國的文明及其相伴相生的政治王朝是如何興起的”這一基礎問題。各種證據錶明：與其他地區一樣，在古代中國，文明之演進與王朝之發展相生相隨，因為文明是社會或王朝中的一小部分人纍積財富的反映。我們的研究錶明：財富的積纍主要通過政治權威的施展；中國環境下政治權威的自然增長，得到瞭親屬等級製度（kinship hierarchy）、統治者的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軍事權力（military power）、交通上帝祖先之特權（exclusive access to gods and to ancestors，通過祭祀、藝術和書寫等手段）以及財富獲取（access to wealth）等互相關聯的要素的促進。通過考察以上這些要素的發展曆程，我們可以從中分離齣古代中國政治權威崛起的一些更具說服力的起因。在政治權威演進是全球性課題的當下，針對中國的個案研究必將體現齣超越其地域的價值。

本書將三代視為一個獨立單元，也用以指代“古代中國”。我想這是可行的，因為盡管我們給不同階段或王朝以不同的命名，但三代時期古代中國政治文化的特性在很多重要方麵均趨於一緻，甚至延續到瞭三代以後的時期。古代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發生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500年間，在此期間鐵器時代開始取代青銅時代。曆史純粹主義者或許希望將本書的“古代中國”的時間段僅限定於春鞦中期之前的三代。然而，他們在閱讀此書後會發現，春鞦中期這個時間點之後的很多信息也被融入瞭古代藝術、神話與政治的總體模式之中，而這一模式也適用於其後的時段。

前言/序言

導言　　　　　徐天進　　　　　　　　　　　　　　　　　　　　　　　　　　　　　　　　　　　　　　　　　　　　　　　　　　　　　　　　　　　　　　　　　　　　　　　　　　　　　　　　　　　張光直先生（1931—2001）是一位享譽世界的著名考古學傢，畢生緻力於中國考古學和考古學理論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和學術貢獻嘉惠學林甚多，為學界所珍重。

張光直先生自小生長在北京，對中國及中國的傳統文化有深厚的感情。他在颱灣大學就學期間師從李濟、高去尋、石璋如、淩純聲等著名學者，為其日後的研究奠定瞭紮實的中國考古學基礎。後赴哈佛大學人類學係留學，師從著名考古學傢Hallam Movius和Gordon Willey，接受瞭係統的西方考古學和人類學的訓練，此後長期在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從事考古學和人類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特殊的求學經曆和學術背景，使得張光直先生的學問可以中西融會貫通，而在中國考古學領域獨樹一幟。

隨著國傢的改革開放，20世紀80年代，中國考古學也進入瞭一個思想最為活躍的時期。張光直先生的學術成果恰好也在這個時期被陸續介紹到國內，分彆是《中國青銅時代》（三聯書店，1983年）、《考古學專題六講》（文物齣版社，1986年）和《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寜教育齣版社，1988年）。張先生的這三本“小書”以其獨特的視角、多學科的方法及新穎的觀點，在仍以文化編年和區係類型研究為重心的中國考古學界引起瞭極大的反響，對年輕一代的考古學者所産生的影響尤為深遠。

《藝術、神話與祭祀》（Art, Myth, and Ritual，原遼寜教育齣版社譯本為《美術、神話與祭祀》）是張光直先生諸多學術著作中的一本，也是作者自己最為喜愛的一本。該書以他1981至1982年在哈佛大學為非專業本科生所開設的一門課程的講稿為基礎，選編而成。據張先生自己所說，他寫這本書時所設定的讀者不是專業學者，而是一般讀者，“所以寫起來比較令我興奮，比較使我少受專業傳統的束縛，也可以算是對中國古史研究的一種方式的一次試驗”（張光直語）。該書的英文版於1983年在哈佛大學齣版社正式齣版，1988年齣版瞭中譯本。此後又相繼有日文版和颱灣的繁體字漢譯版，均廣受好評。

張光直先生對該書的寫作目的在序言中是這樣介紹的：“其一，中國古代文明的性質和構成具有很強的政治傾嚮，本書將以此開闢齣一個新的基礎研究視角；其二，如果能突破傳統的學科界限，古代文明的研究，至少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必將受益匪淺。”前者是要討論的問題，後者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在這本書中張光直先生對當時爭議很大的一些“技術性”問題（主要是夏商周的年代和都邑問題，有些問題迄今仍沒有解決）采取瞭暫時擱置的態度，而仍以古典文獻為主要參考，劃定瞭夏、商、周三代的時間和空間範圍，並以此作為全書所討論問題的時空背景。

張光直先生以其獨特的視角，重新審視曆史文獻和考古材料，通過對神話傳說和曆史事件、溝通天地的祭祀過程及手段、古代中國青銅器及其裝飾藝術（主要是動物主題裝飾藝術）的意義、古代文字的産生及錶現形式等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迴答瞭文明或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國興起的問題。作者明確指齣，文明是王朝積纍財富的體現，而財富積纍的首要途徑則是政治權力的行使。政治權力的生成又是親屬等級製度、統治者的道德權威、軍事權力、交通上帝祖先之特權以及財富獲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它們是古代中國政治權威崛起的必由之路。幾十年過去瞭，張光直先生所提齣的觀點仍閃耀著理性的光芒，照亮著我們繼續行進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探索之路上。

對中國古史研究在社會科學一般法則上的意義或貢獻是張光直先生格外強調的。在《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的草稿》一文中，張光直先生從中國文明起源的個案研究齣發，提齣瞭“連續性”（中國的）與“破裂性”（西方的）兩種不同的文明起源形態，並認為“中國的形態很可能是全世界嚮文明轉進的主要形態，而西方的形態實在是個例外，因此社會科學裏麵自西方經驗而來的一般法則不能有普遍的應用性”。該觀點自提齣以來，似乎已成為張光直先生最具代錶性的學術見解而被廣泛徵引。

近年來，公共考古在中國方興未艾，考古學傢們正在嘗試用各種方法和途徑去普及考古學知識，分享發掘和研究成果。張光直先生三十多年前就主張“中國的古史研究不屬於狹窄的專業”，而主動以一般讀者為對象進行寫作，將精深的學問轉化為大眾容易並十分樂意接受的知識。我們通過閱讀這本“小書”，不僅可以體會到一位學者對學術問題的敏感、求證過程的嚴謹和分析問題的深刻，同時也不難感受到一位學者的責任和溫情。

由於考古學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學科，《藝術、神話與祭祀》雖然已經盡可能地用深入淺齣的語言來敘述，但對一般讀者而言，閱讀起來恐怕還是不會如張光直先生想象得那麼輕鬆。它似乎更適閤有一些專業基礎知識儲備或者對史學、考古學或人類學有興趣並有相當瞭解的讀者。據我所知，在本書首次中譯本發行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本書的讀者仍以考古學、人類學或藝術史專業的學生及學者為主。近二十年來，隨著中國大學通識教育的開展和公眾考古學的發展，考古學開始逐漸走嚮公眾，越來越多的人對考古學産生瞭濃厚的興趣，並有條件藉助各種媒介和途徑接觸考古、瞭解考古。所以，此類經典著作的讀者群體也理當會有所擴大。由於本書寫作於20世紀80年代初，那時關於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問題的討論尚處於初始階段，基礎資料和研究方法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此後的三十餘年間，關於中國早期社會的考古新發現層齣不窮，中國的考古學研究在廣度和深度方麵也取得瞭長足的進展。當我們再次拜讀這本著作時，或許會發現書中的一些觀點或方法尚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但這也正是張光直先生所希望的。他在第一版中譯本的作者前記中曾說，“這本小書是我在這個方麵（按：利用多學科的方法、角度和材料來從事中國古史研究）所做的試驗中最徹底的一次，同時很自然地也就是最不成熟的一次。因為它不成熟，它更有進一步大幅成長、開花、結實的機會，也就像人在青年，如果努力修習，更可前途無量。不用說，要它有進一步的發展，它更需要讀者的批評與建議”，“中國讀者的批評與建議更是我所渴望的”。我想張光直先生的這番話絕非普通的客套，而是發自肺腑之言。他希望其所倡導的超齣傳統的專業局限的跨學科研究，能夠得到更多的積極響應，從而真正有益於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值得慶幸的是，先生的希望正逐漸變為現實。

張光直先生本身是一部大書，《藝術、神話與祭祀》隻是其中的一個章節。若要真正瞭解張光直先生的學術思想，讀懂這本“小書”，希望尊敬的讀者再把《古代中國考古學》《中國青銅時代》《考古學專題六講》《商文明》《考古人類學隨筆》等著作也一並閱讀，當然如果能夠讀原著就更好。

經典著作是常讀常新的。它給讀者帶來的不僅是新知識、新思想，更為緊要的是貢獻給我們認識世界的新視野、新方法。袁行霈先生在“大傢小書”係列的總序中說，“大傢小書”是“大傢”寫給“大傢”看的“小書”，篇幅雖小，學術性卻“不但不輕，有些倒是相當重”。《藝術、神話與祭祀》正是考古學大傢張光直先生寫給“大傢”看的一本極具學術價值的“小書”。北京齣版社將其收入“大傢小書”係列之中，與其編輯宗旨十分契閤。2016年是張光直先生去世十五周年，《藝術、神話與祭祀》的再次翻譯齣版，不僅可以讓更多的讀者親近這位傑齣的考古學傢，也是我們曾經受惠於先生的學人對他的一種追思與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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