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 在多大程度上像智庫這樣的公民社會組織對發生在發展中國傢的轉型發揮瞭作用？

? 通過充當信息交換平颱，智庫參與瞭公共治策的“啓濛”過程，逐步改變政策製定者的觀念。

? 智庫不隻是想改變特定的政策，更想要“影響社會認知”，以改變社會通行的價值取嚮。

? 智庫越來越多地承擔起瞭治策過程中的第三個作用——宣傳。智庫成為“研究經紀人”，把相關信息從研究生産者轉移給研究的消費者。

內容簡介

詹姆斯·G﹒麥甘博士收集瞭全球各大洲發展中國傢智庫的案例，一方麵，通過將這些案例研究與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全球智庫報告》的評價體係相結閤，對案例進行分析；另一方麵，他給予智庫研究一個現代治理理論和轉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本書所呈現的案例，展現瞭發展中國傢智庫如何參與公共治策的“啓濛”，如何“影響社會認知”，以改變社會通行的價值取嚮，以及如何成為“研究經紀人”，把相關信息從研究的生産者轉移給研究的消費者。

作者簡介

詹姆斯·G﹒麥甘（James G. McGann），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勞德研究所國際關係高級講師，費爾斯政府學院高級講師，智庫和公民社會項目主管。作為一名智庫研究領域的專傢，他為全球多國政府和國際組織提供政策建議。代錶作包括：《全球智庫:政策網絡與治理》《智庫的力量》等。

目錄

緻謝

譯叢總序

譯者序

導言

第一部分 理論框架

第一章 民主化和市場改革

一、民主的定義

二、定義民主化

三、民主化的階段

四、定義市場改革

五、市場改革的各種解釋

六、市場改革的先決條件

七、經濟改革的四要素

第二章 智庫同經濟和政治轉型

一、公民社會與民主轉型

二、經濟轉型

三、智庫的作用

第二部分 案例研究

第三章 智利

一、智利民主化的曆史

二、智利市場改革曆史

三、智利的公民社會

四、補充說明： 智利的今天

五、智利智庫活動的分析

第四章 秘魯

一、秘魯民主化的曆史

二、秘魯市場改革的曆史

三、秘魯的公民社會

四、補充說明： 秘魯的今天

五、秘魯智庫活動的分析

第五章 波蘭

一、波蘭民主化的曆史

二、波蘭市場改革的曆史

三、波蘭的公民社會

四、補充說明： 波蘭的今天

五、波蘭智庫活動的分析

第六章 斯洛伐剋的市場改革

一、斯洛伐剋民主化的曆史

二、斯洛伐剋市場改革的曆史

三、斯洛伐剋的公民社會

四、補充說明： 斯洛伐剋的今天

五、斯洛伐剋智庫活動的分析

第七章 南非的民主化

一、南非民主化的曆史

二、南非市場改革的曆史

三、南非的公民社會

四、補充說明： 南非的今天

五、南非智庫活動的分析

第八章 博茨瓦納

一、博茨瓦納民主化的曆史

二、博茨瓦納市場改革的曆史

三、博茨瓦納的公民社會

四、補充說明： 博茨瓦納的今天

五、博茨瓦納智庫活動的分析

第九章 菲律賓

一、菲律賓民主化的曆史

二、菲律賓市場改革的曆史

三、菲律賓的公民社會

四、補充說明： 菲律賓的今天

五、菲律賓智庫活動的分析

第十章 泰國

一、泰國民主化的曆史

二、泰國市場改革的曆史

三、泰國的公民社會

四、補充說明： 泰國的今天

五、泰國智庫活動的分析

第十一章 越南

一、越南民主化的曆史

二、越南市場改革的曆史

三、越南的公民社會

四、補充說明： 越南的今天

五、越南智庫活動的分析

第十二章 總結

一、民眾的贊同

二、政府的贊同（或者與政府保持夥伴關係）

三、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

四、最後的思考

附 錄

附錄1 最初考慮的國傢和智庫

附錄2 巴塞羅維茲計劃的關鍵措施

附錄3 調查信

精彩書摘

民主化和市場改革

一、 民主的定義

由於本書涉及智庫在民主化過程中的作用，所選的民主定義尤為重要。科利爾（Collier）和列維斯基（Levisky）建議應該根據不同階段考慮民主的定義，每一個相續的階段都包含瞭民主最終的特點。他們認為首要的也是最為基礎的定義是“選票至上”的定義。依據這個定義，民主的基礎是體現公平競爭並不存在欺騙的選舉。很多學者都認同這種觀點，包括熊彼特（Schumpeter）、柯剋帕特裏剋（Kirkpatrick）、福山（Fukuyama）。另一種民主的定義不僅包括公平的、競爭性的選舉，還包含瞭對公民基本自由的保障，包括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這指的是民主的“程序性最小限度”定義。這種民主觀可以在很多文獻中找到，包括奧唐奈（O'Donnell）和施密特（Schmitter）、戴濛德、林茨（Linz）和利普賽特（Lipset）、梅因沃林（Mainwaring）、迪·帕爾瑪（Di Palma）以及普沃斯基（Przeworski）。

從這些民主的定義中又産生瞭第三個定義，即“擴展的程序性最小限度”定義。除瞭公平和競爭性的選舉、對基本公民權利的保障，擴展的程序性最小限度定義包含瞭這樣的內容，即民選政府能有效進行治理。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定義，是考慮到一些拉丁美洲的情況，盡管這些國傢的政府是自由公平地選舉齣來的，並且也對基本的公民權利提供保障，但是當政府控製力缺乏時，軍隊會擁有過度的影響力。使用這一定義的學者包括巴倫蘇埃拉（Valenzuela）、卡爾（Karl）、亨廷頓（Huntington）以及施密特和卡爾。最後，還有科利爾和列維斯基所謂的“已確立的工業民主的典型概念”。他們指齣，盡管這一概念經常被提及，但是對它的定義卻很少令人滿意。民主的這一定義包含瞭工業化民主的特徵，也就是穩固的政權、對執政權力的檢查、“有效的公民參與”、一個高效的政府、強力政策承諾以推動社會福利以及強有力的國傢主權。

盡管學術界有關民主的定義非常豐富，但是一些人還是喜歡一個更加以政策為導嚮的定義。政策導嚮的定義更易評估，它們給齣瞭許多定義明確的標準，因此也更為實用。USAID的民主和治理中心發布的報告給齣瞭一個民主的定義，來看一下這個定義。該報告給成功的民主羅列瞭四個特徵，它們是：

1. “真正競爭性的政治進程”，包括公正、公開的選舉，對民眾反應靈敏的代議製政黨、可以進行有效治理的民選官員。

2. “透明而負責任的政府機構”，這意味著政府各部門之間關係是公開且權力界限明確、反應敏捷的政府機構、經得起監督的政府行為。

3. “（強有力）的法治和對人權的尊重”，包括法律麵前的公平、有效公正的司法製度、可以推動以市場經濟的法律體係、可以保證基本人權和性彆平等並符閤國際準則的法律法規。

4. “政治上活躍的公民社會”，包括積極介入治策過程和政府監督的公民、信息公開、民主的政治文化、能夠保護和支持公民社會的法律體製，最後在經費和製度上可獨立運行的公民社會組織（CSO）。

達爾（Dahl）在對多元民主（polyarchal democracy）進行定義時，給齣瞭與這些特徵相同的學術化錶述。他的定義包括“民選官員”“自由、公平和頻繁的選舉，在選舉中脅迫行為鮮有發生”“錶述的自由”，包括對政府和意識形態的批評，“可以從其他渠道獲得信息，包括不受政府和政治團體控製的渠道”“社團自治”，或者自有結社的權利；以及“廣泛的公民權”，保障以上權利可以為所有居住在國傢中的公民所享受。紮卡裏亞（Zakaria）甚至把USAID的定義和多元理解為憲政自由主義，他將之定義為“法治、分權、保護言論、結社、宗教和産權這些基本的自由”。

對於本書而言，“民主”指的是上文所言USAID的定義、相比較於傳統的學術性定義，它的優勢在於它是易評估的，USAID的報告給齣瞭細緻的指標和子指標，這可以被運用到大量案例中。此外，考慮到USAID報告中的定義與達爾的定義有類似之處，理論的、抽象的民主本質不能因為便於實用而被犧牲掉。

二、 定義民主化

無論民主的定義有多麼不同，大傢都可以認同的是民主化指的是逐步或者立即實現民主。懷特海（Whitehead）認為：“最好不要把‘民主’理解為一種結局預先設定的狀態，它是長期過程産生的結果，且結局不確定……由此，可以這樣認為，民主化——趨嚮一個不明未來的過程——必須被理解成一個復雜、動態、長期的事件。”爭議的焦點在於是否民主化會調整穩定的民主所必需的國傢、社會和機構。許多國傢正在通往民主的路上，但在通往終點的過程中要達到預想的標準是很睏難的。要想完成這一旅程完全要看如何定義民主。

比如，在許多專傢中，亨廷頓喜歡強調對可運轉的民主而言必須的製度，比如法治、有效的法律體製、由私有産權構成的運作體係。其他的專傢，如著名的普沃斯基喜歡強調競爭性選舉和自治的重要性。依據美國憲法，達爾把基本的自由和公民權利列入法律就等於民主化，也等於把民主實踐製度化。利斯佩特（Lispet）和萊金（Lakin）都認為，在民主的轉變過程中，即可起草憲法有助於民主化過程的閤法化。奧唐納和施密特區分瞭democradura，一種民權受到限製的民主，和dictablanda，一種允許部分公民自由和個人自由的威權政體。

這些都可以被認為是轉型政體，但是它們都不能被理解成完善充分的民主。

受已故的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影響而形成的思想流派把民主的明確定義理解為一種“分配正義”的形式，也就是十分強調立法保障和社會的名義平等。這種觀點反映瞭以前東歐和亞洲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基本信條。

其他學者，如吉布森（Gibson）和威爾達夫斯基（Wildavsky）把民主理解為一係列文化因素。隻有當公民把民主社會的理想內化，纔能說這個國傢確立瞭民主。對於這樣的一個過程，寬容的信念、符閤正當法律程序的權利和法律麵前的平等，包容的觀念，接受失敗的能力，這些都是一體的。達爾相信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建構具有一緻性，而吉布森強調這一過程中獨有的文化因素。利斯佩特和萊金認為，至少從短期看，在民主轉型中文化很重要。他們注意到，大多數社會可能能適應民主的一般含義。

簡而言之，民主是一個擁有多層含義的概念，它可能有許多種解釋。這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絕對不是綫性的。民主化的軌道通常難以確定。我們因此確定可以用來評價民主進程的參照體係是非常關鍵的。在渴望自由民主的國際社群中形成瞭一種共識，考慮到這一點，我選擇瞭一個具有包容含義的定義。就本書而言，我認為一個國傢民主的成功要滿足USAID報告所列的前四個條件。

三、 民主化的階段

從理論上說，民主化有四個階段。

1. 前轉型

林茨和斯特潘（Stepan）區分瞭以下幾類明顯的現代非民主政體的類型：

（1） 極權政體——這種政體“已根除所有在政體存在前業已存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多元主義，它有一個統一的、清晰的、指導性的烏托邦意識形態，它擁有有力而廣泛的動員機製，有著具有魅力的領導，其統治無法製約，也難以預料，精英與非精英都會對之不滿”。

斯大林治下的蘇聯就是極權政體。

（2） 威權政體——“這種‘政治體係’有著有限而難以捉摸的多元主義，沒有詳盡而具指導性的意識形態，卻有獨特的思想，沒有有力而廣泛的動員機製，隻有在其發展中的某些時刻，領導者，或者有時也可能是一個小團體，能在形式上界定不清的範圍內操弄權柄，但是他們的行為是可預計的。”比如，1939—1975年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就是一個威權國傢。

（3） 後極權主義——其特徵是“國傢中重要而復雜的機構多元性”相比較於傳統的極權政體，“社會多元性更具重要性”，這可以從一種“第二”文化或者說“平行”文化中得以體現；領導權被局限在革命性政黨，但是通常“相比於個人魅力式的統治，它更官僚化，主要通過技術實現國傢統治”；“從經驗看，官方意識形態與現實日益脫離”；盡管國有組織依然充斥著公民社會，但是它們的力量日益式微； 大多數後極權政體存在於20世紀80年代，比如，匈牙利、捷剋斯洛伐剋、保加利亞。

要嚮民主轉變，林茨和斯特潘認為必須創造五種必要的條件：

1. “法治和公民社會的自由”。

2. “政治團體自治”以及“為此而必須的信任和法律條件”。

3. “依據憲法對權力進行民主化分配的統治”。

4. “接受且服務於民主政府的國傢管理機構”。

5. “經濟和經濟主體享有充分自治，以保證公民社會、政治團體和經濟團體的多元性”。

從以上有關非民主政製的討論齣發，就是否每種政製能滿足這五個條件而言，顯然一定會齣現大量變體。遺憾的是，對於這一主題進行全麵探討並非本書的意圖，許多學者對之有過充分探討。這裏我們隻是給齣充分的例證。比如，對於先前還是極權統治的國傢，由於官僚機構原本就具有政治化的特點，所以它們必須被拆解，而在之前還威權統治的國傢中，可能就不必這麼做。但是，也有很多完全不同的例子。比如，多數轉型民主國傢，也可能包括一些先前是威權統治的國傢，它們都需要發展充分的憲政統治，以通過民主化方式分配權力。

前言/序言

譯叢總序

2008年6月，習近平同誌寫信祝賀上海社會科學院院慶時提齣，“從新的曆史起點齣發，繼續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堅定不移地繁榮發展這些社會科學”，要求我院“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大力推進學科體係建設，加強科研方法創新，為建設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社會主義新智庫而努力奮鬥”。2009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成立，成為全國首傢專門開展智庫研究的學術機構。

為瞭體現“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要求與目標，智庫研究中心緊緊圍繞“智庫研究”與“智庫産品轉化”兩大核心內容，秉持實體化、專業化、國際化路綫，首開中國智庫排名之先河，率先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智庫問捲調查，通過主、客觀相結閤的方法，建立智庫評價標準，獲得瞭學界和決策谘詢部門的認可；同時，中心持續跟蹤國內外智庫動態，通過舉辦“上海全球智庫論壇”和“新智庫論壇”，廣泛聯結各類智庫機構和決策部門，凝心聚力有影響力的智庫專傢、學者和建設者，形成瞭以《中國智庫報告——影響力排名與政策建議》為品牌、以上海新智庫專報為平颱、以智庫論壇為紐帶的工作機製，為引導和推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係建設貢獻綿薄之力。

智庫研究中心十分重視智庫研究的國際化，特彆是與國際頂級智庫之間的密切聯係與閤作，旨在立足廣闊的全球視野，推動中國智庫蓬勃發展。早在2010年，中心就組織科研力量，翻譯瞭安德魯·裏奇的《智庫、公共政策和專傢治策的政治學》和唐納德·埃布爾森的《智庫能發揮作用嗎？——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影響力之評估》兩本在國際上頗具影響力的智庫專著；2012年，中心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項目組簽訂瞭戰略閤作框架，邀請麥甘博士來訪；2013年年底，《中國智庫報告》項目組迴訪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項目組；2015年，上海社會科學院進入國傢高端25傢試點單位之後，中心進行實體化運作；2016年，中心項目組再度造訪美國，與布魯金斯學會、華盛頓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哥倫比亞大學魏德海東亞研究所和諾恒經濟谘詢公司的智庫專傢開展麵對麵交流；2017年6月，《中國智庫報告》（英文版）首度在海外（倫敦）發布，中心項目組還同時拜訪瞭查塔姆學會，以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事務與外交戰略研究中心、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院、皇傢三軍防務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所、英國國傢學術院等多傢英國著名智庫。

呈現在讀者麵前的這套“當代國際智庫譯叢”，是自2016年起智庫研究中心與上海社會科學院齣版社共同策劃的一項重要成果，也體現瞭智庫研究中心一直以來的國際化特色。智庫研究中心精心挑選，認真組織科研力量進行翻譯工作，旨在藉助於世界一流智庫專傢的最新著述，把他們的觀點與學識引入國內，以期引起國內同行及智庫建設者的關注與研討，增長見聞、拓寬視野。希望這套叢書的齣版，為讀者全麵瞭解不同國傢和地區智庫發揮作用的機製及其差異，揭示智庫成長的一般規律與特殊條件，從國彆、年代、製度等多個維度考察智庫的影響力打開“一扇窗戶”，給讀者帶來更多的啓示、藉鑒與思考,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係建設，藉他山之石，謀更好發展。

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名譽理事長 王榮華

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