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憤怒的葡萄》是諾貝爾文學奬得主、美國作傢斯坦貝剋的代錶作，小說呈現瞭一部美國現代農民的史詩。《憤怒的葡萄》不僅是美國齣版史上的暢銷奇跡，更因其曆史性和重要性成為美國高中和大學文學課上的必讀作品。

內容簡介

　　約翰·斯坦貝剋，美國著名作傢、諾貝爾文學奬得主。斯坦貝剋的許多作品以美國的土地和人民為題材，刻畫瞭富於同情心和人情味的真實可信的人物形象，展現瞭他們生活時世的廣闊壯麗的圖景。
　　《憤怒的葡萄》是斯坦貝剋的代錶作，小說描寫的美國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貧苦農民喬德一傢從風沙迷漫的俄剋拉何馬州平原流落到富庶的加利福尼亞州榖地的悲慘故事，是一部美國現代農民的史詩。《憤怒的葡萄》因其曆史性和重要性成為美國高中和大學文學課上的必讀作品。1940年，它被好萊塢搬上銀屏，亨利·方達主演，約翰·福特執導。

作者簡介

　　約翰·斯坦貝剋（1902—1968），美國作傢，曾獲得1962年諾貝爾文學奬。主要作品有《人鼠之間》（1937年）、曾經獲得普利策奬的《憤怒的葡萄》（1939年）、《珍珠》(1947年)、《伊甸園東》（1955年）、和旅行記錄《與查裏一起旅行: 尋找美國》(1960年)。斯坦貝剋的作品多描寫大蕭條時期的平民階級及移民工人的生活，他的作品裏經常齣現在生活中掙紮的人物，被認為是受瞭自然主義文學的影響。他的故事和人物都是來自20世紀上半葉時真正存在的曆史環境和事件。他的小說反映瞭他廣泛的興趣，比如海洋生物學，爵士樂，政治，哲學，曆史和神話。
　　他的17部作品，包括《人鼠之間》、《憤怒的葡萄》、《珍珠》、《伊甸園東》等都曾被好萊塢搬上銀幕，而斯坦貝剋自己寫的劇本也有相當的好評，他給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剋的電影《救生艇》寫的劇本曾經在1945年得到奧斯卡金像奬*佳劇本奬的提名。

精彩書摘

　　爸彎下身去，把她背在背上。“我們反正是濕透瞭，”他說。“快跑。溫菲爾德——露西！快往前跑。”
　　他們氣喘籲籲地跑到瞭那個雨水浸透的倉棚，踉踉蹌蹌地走進那敞著的一頭。這一頭沒有門。幾件銹瞭的農具散置著，一把圓盤耙，一架破栽種機，還有一隻鐵輪子。雨飄打著屋頂，水從屋簷上流下來，像門簾似的遮住瞭進口。爸把羅莎夏輕輕地放在一隻油汙的木箱上。“謝天謝地！”他說道。
　　媽說：“也許裏麵有乾草。瞧，那兒有一道門。”她把那扇鉸鏈長瞭銹的門推開瞭。“這兒有乾草，”她喊道，“你們快進來吧。”
　　裏麵是黑沉沉的。闆縫當中鑽進瞭一點光來。
　　“躺下吧，羅莎夏，”媽說，“躺下來休息休息。我來想法把你身上弄乾。”
　　溫菲爾德說：“媽！”屋頂上的大雨聲蓋住瞭他的聲音。“媽！”
　　“什麼事？你要什麼？”
　　“你看！那個旮旯裏。”
　　媽望瞭一眼。黑暗中有兩個人影；一個仰臥著的男人和他身邊坐著的一個男孩子，他那雙眼睛睜得很大，直瞪瞪地望著這些新來的人。媽嚮那邊望著的時候，那孩子慢慢地站起，嚮她走過來。他用哭哭啼啼的聲音說：“這地方是你們的嗎？”
　　“不是，”媽說，“我們是來躲雨的。我們有個生病的女兒。你們有乾的毯子嗎？我想藉來用一下，好把她的濕衣服換掉。”
　　那孩子迴到角落裏去，拿瞭一條髒瞭的被子來遞給媽。
　　“謝謝你，”她說，“那個人怎麼啦？”
　　那孩子哭喪著臉，呆闆地說：“起初他害瞭病——現在他快餓死瞭。”
　　“什麼？”
　　“快餓死瞭。是在棉花地上得病的。他六天沒吃東西瞭。”
　　媽走到那角落裏，低下頭去看瞭看那個男人。他大約有五十歲，他那長著鬍髭的臉瘦得可怕，睜開的眼睛迷迷糊糊，呆呆地瞪著。那孩子站在她旁邊。“是你爸嗎？”媽問道。
　　“是的！他老說不餓，要不就是說他剛吃過。把吃的東西都給瞭我。現在他太虛弱瞭。簡直不能動。”
　　嘩啦嘩啦的暴雨漸漸小下來，屋頂上隻有和緩的簌簌細雨聲瞭。那個憔悴的男人把嘴唇動瞭一下。媽跪到他身邊，把她的耳朵移過去聽。他的嘴唇又動瞭一下。
　　“好啦，”媽說，“你放心。他不要緊。你等一下，我去把我女兒的濕衣服脫下來換一換。”
　　媽迴到女兒跟前。“快把衣服脫下來吧，”她說。她提起那條被窩，把她擋起來，免得人傢看見。等她脫光瞭，媽便把那條被窩裹在她身上。
　　那孩子又在她身邊解釋說：“我不知該怎麼辦。他說他吃過瞭，要不就是說他不餓。昨天晚上，我齣去敲破瞭人傢的窗子，偷瞭一隻麵包。勸他嚼瞭咽下去。可是他全都吐齣來瞭，後來他就更沒勁瞭。他得吃點湯或是牛奶纔行。你們有錢買牛奶嗎？”
　　媽說：“不要緊。彆著急。我們可以想想辦法。”
　　那孩子忽然喊道：“他快死瞭，真的！他快餓死瞭，真的。”
　　“噓，”媽說。她望著爸和約翰伯伯，他們無可奈何地站在那裏，瞪眼望著那個病人。她又看看裹在被子裏的羅莎夏。媽的視綫從羅莎夏的眼睛上離開瞭一會兒，然後又收迴視綫來望著她。於是這兩個女人心心相印地彼此望瞭一會兒。女兒的呼吸變得短促而且喘急瞭。
　　她說：“行。”
　　媽微笑瞭。“我估計你會同意。我早就料到瞭！”她低下頭來看看她那緊握在懷裏的一雙手。
　　羅莎夏低聲說：“你們——你們大傢——都齣去，好嗎？”屋頂上的雨聲簌簌地響著。
　　媽嚮前彎過身去，用手掌把女兒額上的亂頭發往後理瞭一理，在那額頭上吻瞭一下。媽急忙站起來。“走，你們這幾個人，”她喊道，“你們都齣去，到農具棚裏待著。”
　　露西張開嘴要說話。“彆做聲，”她說，“彆做聲，快齣去。”她把他們趕齣門去，牽著那孩子一道走；接著她便把那扇嘰嘎響的門關上瞭。
　　在那響著細雨聲的倉棚裏，羅莎夏呆呆地坐瞭一會兒。然後她把睏乏的身子挺起來，裹上那條被子。她慢慢地走到那角落裏，站在那裏低著頭，望著那張憔悴的臉，看著那雙張得很大的、吃驚的眼睛。隨後她慢慢地在他身邊躺下。他慢慢地搖搖頭。羅莎夏把那條絨被鬆開一邊，露齣她的乳房來。“你得吃一點纔行，”她說。她扭動著身子靠攏他，把他的頭拉瞭過來。“吃吧！”她說，“吃吧。”她伸手到他的頭下麵，把它托著。她的手指輕輕地摸著他的頭發。她看看上麵，又看看倉棚外麵，漸漸閤攏嘴唇，神秘地微笑瞭。

前言/序言

　　譯本序
　　《憤怒的葡萄》是美國現代小說傢約翰·斯坦貝剋(1902—1968)的作品，發錶於一九三九年。這部作品描寫美國三十年代經濟恐慌期間大批農民破産、逃荒的故事，反映瞭驚心動魄的社會鬥爭的圖景。小說飽含美國農民的血淚、憤慨和鬥爭，可以說是美國現代農民的史詩，也是美國現代文學的一部名著。

　　斯坦貝剋是加利福尼亞人，生於薩利納斯榖地一個中産階級的傢庭。他自小生活在鄉野，在牧場勞動過，對於山區的自然景色和貧苦的農民十分熟悉。他還當過助理藥劑師和築路工人。他傢裏有不少藏書，他喜歡看歐洲和美國現代作傢的作品。他斷斷續續讀完大學之後，依靠自學進行創作，最早的小說描寫英國曆史傳說中的故事，但並不成功。後來他以他所熟悉的山區農民的生活為題材，走上瞭創作的道路。
　　斯坦貝剋的成名作是《煎餅坪》(1935)。作品突齣流浪農民無憂無慮的心情。這些農民喜愛寜靜的生活方式，並不嚮往財富，不願意“為所有製的責任感所壓倒”，討厭“背上有財産的壓力”。斯坦貝剋還歌頌流浪漢之間互助友愛的情誼。這一切與貪婪傾軋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成對照。屬於這一類的小說還有《小紅馬》和《人與鼠》。《小紅馬》於一九三七年發錶，包括三個短篇，一九三八年收入短篇小說集《長榖》時增加瞭第四篇。這個中篇小說以少年兒童喬迪為主人公，描寫西部的牧場生活。小說始終從孩子的角度去觀察世界；通過對馬的生、病、老、死的描寫，錶現一個少年兒童的成長。小說中對喬迪的父親、母親和牧場工人貝利等三個人物的描寫也十分逼真，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人與鼠》發錶於《小紅馬》的同年，是一部優秀作品。兩個流浪農業工人萊尼和喬治是一對相依為命的朋友。萊尼力大無比，但智力不全，飲食起居全靠喬治的幫助。他們夢想將來能有自己的小農場，“有一間房子”，“養幾隻小動物”。斯坦貝剋說這“不是精神失常，而是代錶所有的人的模糊而強烈的願望”，但這樣低微的要求，也沒有得到滿足。農場主的兒子多次侮辱萊尼，他的妻子又去勾引他，萊尼無意中掐死瞭農場主的兒媳。喬治含著眼淚親手打死萊尼，不讓他慘死在壓迫者的槍下。《人與鼠》突齣下層人民的夢想和他們之間真摯的情誼，又把他們的不幸放在階級對立的背景之中，增加瞭作品的悲劇效果。《人與鼠》像《小紅馬》一樣，人物的思想極其單純善良，情緒和願望都是單一的，對自然景色懷有深深的眷戀，這一切散發齣濃鬱的鄉土氣息，構成斯坦貝剋早期創作的藝術風格。
　　《相持》(1936)描寫農業工人的罷工鬥爭。某蘋果園條件惡劣，工資低廉，工人十分不滿。共産黨員麥剋前去領導工人進行鬥爭。果園主使用種種手段破壞罷工，麥剋等人商量對策，使鬥爭堅持下去。小說結尾時雙方“勝負未決”。小說錶現的鬥爭是激烈的，對統治者的揭露也是充分的，但對共産黨人的描寫很有保留。麥剋被寫成一個粗暴的、不關心群眾疾苦的罷工組織者，惟以煽動群眾情緒為樂事。作者把人道主義的同情與罷工鬥爭對立起來，通過一個醫生的口聲稱“我關心的是人，不是事業”。這多少削弱瞭主題思想的鮮明性。這一缺陷在《憤怒的葡萄》中有所剋服。
　　一九三七年，斯坦貝剋訪問過一次北歐和蘇聯，迴國後，繼續在西部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作為記者，到過歐洲戰場，後來擔任過國防部顧問。一九四七年又訪問瞭一次蘇聯。四十年代，他除瞭通訊報道之外，發錶的小說主要有《月亮下去瞭》(1942)、《罐頭廠街》(1945)和《珍珠》(1947)等。《月亮下去瞭》是反法西斯作品，寫北歐一城市被德國占領後的故事，小說在北歐獲得好評，雖然美國批評界有所保留。《罐頭廠街》和它的續篇《美妙的星期四》(1954)迴到他早期的鄉土風格。麥剋等一夥流浪漢身無分文，日子卻“過得比總統還愜意”。小說頌揚那種開朗、樂天的生活方式，以對照社會的傾軋與狹隘，但小說渲染的詼諧、抒情氣氛顯齣誇飾的痕跡。
　　《珍珠》是一部優秀的中篇小說，根據墨西哥一個民間傳說改編。印第安漁民奇諾在海裏撈到一顆“晶瑩明亮、光彩奪目”的珍珠。他滿以為他的一切願望(孩子有錢治病，穿著新衣服去上學，他自己買一把新的魚叉等等。)都可以實現，結果是商人們串通一氣，說它不是真貨。晚上他傢裏受到襲擊，房子被燒掉。他與追捕者搏鬥時，他的兒子中彈而死。珍珠不僅沒有給他帶來幸福，反而招來橫禍。他和妻子迴到海邊，把珠子扔進大海。奇諾剛毅不阿的性格、他鬥不過強大的惡勢力但決不嚮他們低頭、他拋卻財富但求安寜……像是清新的空氣，驅散瞭資本主義社會的汙濁氣味。
　　五十年代初，斯坦貝剋離開他熟悉的加利福尼亞，遷居紐約。他五十年代的創作不甚成功。晚年的重要作品有《煩惱的鼕天》(1961)，描寫社會道德的淪喪。從這部作品裏，看得齣作者對美國社會精神麵貌的憂慮。正如斯坦貝剋在一部遊記裏所說，戰後的美國社會是富有瞭，“見不到三十年代那種咄咄逼人的、可怕的貧窮”，但産生瞭“一種厭倦的情緒，一種消耗性的病癥”。
　　一九六二年，斯坦貝剋獲得諾貝爾文學奬，一九六四年，獲“總統自由奬章”，以錶彰他在“和平時期的貢獻”。他於一九六八年去世，去世後他的《書信集》等遺作相繼齣版。

　　一九三七年鞦，他跟隨俄剋拉何馬州的農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亞。他沿途見到流浪的農民處於絕境，感到非常震動：“有五韆戶人傢快餓死瞭，不光是挨餓，是快餓死瞭”，“問題非常尖銳”。這時他覺得他過去寫的書是“多麼拙劣，多麼渺小”。他要描寫農民的悲劇，要為他們說話。這是他創作《憤怒的葡萄》的動機。
　　《憤怒的葡萄》以經濟危機時期中部各州農民破産、逃荒和鬥爭為背景。俄剋拉何馬和鄰近的得剋薩斯、堪薩斯、阿肯色各州的農民負債纍纍，土地被大公司沒收，無傢可歸，隻得嚮西遷移，想在加利福尼亞州尋找齣路。但是，加利福尼亞州並不像宣傳的那麼美好，等待他們的仍然是失業、飢餓和睏苦。那裏的農場主利用過剩的勞力壓低工資，各種地方勢力又橫加勒索和迫害。
　　作者描寫的喬德一傢是其中的一戶。這傢人被“拖拉機”趕齣祖祖輩輩耕種過的土地之後，將傢中一切變賣掉，換來一輛破舊汽車，一傢十三口人坐車嚮西逃荒。途中年老的相繼去世，年輕的離散。到達加利福尼亞州時，一傢隻剩八口，處於貧窮無業的境地。
　　小說突齣描寫這些破産農民的互助友愛的精神。互不相識的難民隻要走在同一條逃荒路上，就有瞭共同的語言，就可以在同樣睏苦的人們中間得到支援和接濟。作者通過人物的口強調說：“你如果遇到睏難或者受瞭委屈，你就找窮人去。除瞭窮人，誰也幫不瞭你的忙。”這與奢侈的有産者扔齣來的一點點布施有著本質的區彆。
　　斯坦貝剋筆下的農民並不停留在互相支援這一點上。他們以切身的經曆錶現齣階級覺悟的提高，體會到團結戰鬥的重要。小說有三個人物形象顯示齣農民身上“閃著一股越來越強烈的怒火”。
　　凱西是一個牧師，隨喬德一傢人流浪到加利福尼亞州。他在大批農民破産、逃難的形勢下，思想發生變化。他口頭上雖說“人人都有罪”，心裏卻感到這是一件連“自己都弄不明白的事情”。他代人受過、被捕入獄之後，懂得隻有團結鬥爭纔能取得勝利。他成瞭一個罷工組織者，教育新老工人團結起來，警惕資本傢的分化瓦解。凱西雖然不久被警察打死，但他所宣傳的道理、錶現齣來的英勇的行為使許多人受到教育。喬德便是其中之一。他因為不慎打死瞭人，蹲過監獄。齣獄之後，他隨傢裏人西遷，成瞭全傢主要的勞動力。他性情耿直，見義勇為，敢於同欺壓人的現象進行鬥爭。凱西被警察打死，他打死瞭那個警察。他經過幾次鬥爭，總結齣一條真理：“一個人並沒有自己的靈魂，隻是大靈魂的一部分”。最後他走上凱西的道路，錶示“凡是有飢餓的人為瞭吃飯而鬥爭的地方，都有我在那裏。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那裏……”。
　　第三個人物形象是喬德的母親，她是傢庭的主婦，也是一傢人的靈魂。在極其睏難的條件下，許多人發生動搖，她卻始終滿懷希望。她不僅照顧好傢裏人，而且從不拒絕彆人的請求。她同意凱西隨一傢人逃難，幫助比他們更飢餓的鄰居的孩子，錶現齣勞動婦女無私的高尚品質。這位勞動人民的母親不僅善於體諒彆人，而且具有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她勸說喬德，不要單槍匹馬去對付警察，要參加集體行動。喬德打死警察、準備外逃時，她堅決支持他的行動。她認為，窮人的路“越走越寬”，因為“我們乾的事情，都是為瞭朝前走”。這個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是本書寫得最好的人物。
　　斯坦貝剋通過這三個人物形象充分地錶現瞭從“我”到“我們”的主題，反映美國一代破産農民怎樣嚮工人階級轉化。
　　《憤怒的葡萄》齣版之後，引起美國各州統治集團的恐慌。許多州禁止小說發行；有的議員齣來指責；俄剋拉何馬州阻止電影公司去拍電影。有一個人還發錶瞭一部小說，取名《快樂的葡萄》，內容是說一戶流民初到加利福尼亞時生活很貧窮，後來銀行給他們貸款，農場主歡迎他們，給他們土地，他們經過辛勤勞動，變得富裕起來。據說這是為瞭“揭穿”斯坦貝剋的“謊言”。事實究竟怎樣呢?據到那裏去拍電影的人說，流浪農業工人的苦難遠遠超過斯坦貝剋的描寫。所以，《憤怒的葡萄》的內容是真實可信的，它的積極影響並不因為抵製、禁讀、誣衊而消失。
　　《憤怒的葡萄》也是左翼文學一部重要的作品。左翼文學是美國本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學主流。一般說，凡是反映瞭當時群眾鬥爭的作品，都屬於左翼文學之列，包括黨員作傢和像斯坦貝剋那樣的非黨作傢的作品。邁剋爾·高爾德的《沒有錢的猶太人》(1930)、亨利·羅思的《稱它為睡眠》(1935)、多斯·帕索斯的《美國》三部麯(1930—1936)、詹姆斯·法雷爾的《斯達茲·朗尼根》三部麯(1932—1935)和理查·賴特的《土生子》(1940)，分彆反映瞭二三十年代猶太人、工人和黑人的鬥爭。斯坦貝剋以其切身的生活經曆描寫瞭經濟危機期間廣大農民的苦難和鬥爭，代錶瞭左翼文學一個重要的方麵。
　　我們說，《憤怒的葡萄》可以列入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範圍，不等於說斯坦貝剋是一位無産階級作傢。斯坦貝剋同情破産的農民，支持他們團結起來，為改善自己的處境而鬥爭，但是他把主要責任推在州政府的身上，並且把州政府與聯邦政府對立起來，藉用人物的口贊揚聯邦政府的收容所，說那裏“有洗澡間和熱水”，“沒有警察”，“大夥兒自己當警察”，因此，流浪的農業工人“喜歡這個地方，大傢在一起過得挺好”。
　　作者把聯邦政府的收容所理想化，是由於他不懂得造成廣大農民破産、流浪的不是個彆的農場主，不是警察，也不是個彆政府官員，而是維護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正是這個製度給瞭大公司侵占、沒收個體農民土地的權利。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聯邦政府多辦一些收容所，農民的處境會得到根本的改善嗎?退一步講，即使這些收容所能容納上百萬破産的農民，這也不是勞動人民應該容忍的生活條件。斯坦貝剋目睹這些慘狀後，曾嚮政府提齣給農民“分配小塊田地”、“確定工資標準”和“不準鎮壓”等三項要求，但是資本主義農業的現代化是以犧牲廣大個體農民的利益為代價的，根本不講什麼人道，所以，這些要求無法實現。如果書中描寫的那些農民能夠各自占有“小塊田地”，他們又何苦流浪?他們破産瞭，流離失所，也就是說，勞動力過剩，超過市場的需要，這就不可能“確定工資標準”。斯坦貝剋的本意無疑是善良的，真誠的，齣自人道主義的同情，但他的解決辦法是調和的，妥協的。正如有一位批評傢所說：“仔細讀來，《憤怒的葡萄》的中心意思是要求有産階級放規矩一些，聰明一些。它不是要工人階級改變自己的狀況。”(彼得·裏斯卡著《約翰·斯坦貝剋的廣闊世界》)或者如另一位所指齣的：在斯坦貝剋看來，“解決的辦法不是革命，而是愛和諒解。”(J·R·布賴厄編《美國現代文學十六傢》)
　　在藝術風格方麵，《憤怒的葡萄》不同於作者的早期作品，它沒有那麼濃厚的泥土氣息，卻滿懷同情和憤慨，充分地、真實地寫齣一個飢饉的三十年代，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作者所擅長的抒情描寫變成激情洋溢的文字，在強烈的對照中見齣義憤：

　　腐爛的氣息彌漫瞭全國。
　　咖啡在船上當燃料燒。玉米被人燒來取暖，火倒是很旺。把土豆大量地拋到河裏，岸上還派人看守著，不讓飢餓的人前來打撈。把豬宰殺瞭埋起來，讓它爛掉，滲入地裏。
　　這裏有一種無處投訴的罪行。這裏有一種眼淚不足以象徵的悲哀。這裏有一種絕大的失敗，足以使我們一切的成就都垮颱。肥沃的土地，筆直的一排一排的樹，堅實的樹乾，成熟的果實，全都完蛋瞭。患糙皮病快死的孩子們非死不可，因為農場老闆得不到橙子的利潤。驗屍員在驗屍證書上必須填上“營養不良緻死”，因為食物隻好任其腐爛，非強製著使它腐爛不可。
　　人們拿瞭網來，在河裏打撈土豆，看守的人便把他們攔住；人們開瞭破汽車來拾取拋棄瞭的橙子，但是火油卻已經澆上瞭。於是人們靜靜地站著，眼看著土豆順水漂流，聽著慘叫的豬被人在乾水溝裏殺掉，用生石灰掩埋起來，眼看著堆積成山的橙子坍下去，變成一片腐爛的泥漿；於是人民的眼睛裏看到瞭一場失敗；飢餓的人眼裏閃著一股越來越強烈的怒火。

　　而對於勞動人民之間的情誼，卻又寫得這樣親切，這樣富於寓意。這是喬德的妹妹羅莎夏在給一位素不相識的、餓得奄奄一息的人喂奶：

　　在那響著細雨聲的倉棚裏，羅莎夏呆呆地坐瞭一會。然後她把睏乏的身子挺起來，裹上那條被子。她慢慢地走到那角落裏，站在那裏低著頭，望著那張憔悴的臉，看著那雙鼓得很大的、吃驚的眼睛。隨後她慢慢地在他身邊躺下。他慢慢地搖搖頭。羅莎夏把那條絨被鬆開瞭一邊，露齣她的乳房來。“你得吃一點纔行，”她說。她扭動著身子靠攏他。把他的頭拉瞭過來。“吃吧！”她說。“吃吧。”她伸手到他的頭下麵，把它托著。她的指頭輕輕地搔著他的頭發。她看看上麵，又看看倉棚外麵，漸漸閤攏嘴唇，神秘地微笑瞭。一九六二年，斯坦貝剋獲得諾貝爾文學奬時，授奬者贊揚他“通過現實主義的、富於想像的創作，錶現齣蘊含同情的幽默和對社會的敏銳的觀察。”這一評語點齣瞭《憤怒的葡萄》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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