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選取在中國存在瞭韆百年但卻一直沒能進入學術研究視野的鬥蟋群體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通過七年多的參與式觀察和持續田野調查，掌握瞭大量紮實的第一手資料，並以文化社會學的方法不斷加深問題意識和延伸分析觸角，揭示瞭相關群體的基本生存樣態和內在行為的文化邏輯。這不僅體現瞭作者走近研究對象的努力和開拓研究領域的能力，更錶達瞭作者對於學問的敬畏和追求。該書選題新穎，所采用的質性敘事方式獨特，語言流暢且引人思考，值得一讀。

——中國社會學會會長李友梅

作者用七年多時間參與觀察鬥蟋群體，居然把自己訓練成業內“高手”和管理“乾部”。在此基礎上，用“他者”的立場深描和分析瞭一個長期被忽視的隱遁社會的情感、自我、關係和亞文化，展示瞭一個古老行業的“規矩”傳承和社會運行邏輯。閱讀《隱遁的社會》，很容易讓我們想到威廉·懷特的《街角社會》，兩部著作的作者在田野調查過程中都曾遭遇到的類似“爆堂子”等特殊風險，這真是一個難得的學術曆程。

——山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善峰

內容簡介

《隱遁的社會 : 文化社會學視角下的中國鬥蟋》，每到八月份的“蟲季”，中國有百萬“蟋蟀大軍”開始圍繞“蟋蟀”流動。該群體一直沒有進入社會學研究的視野，其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這一群體在蟋蟀收購時聚集在一起，收購完成，群體成員就會像蒸發瞭一樣頃刻間消失在更大的人群中；第二，當這一群體的成員再次相聚，他們每個人都成瞭進齣全國各大小鬥蟋“堂口”的鬥蟋者。因為“堂口” 要防止國傢對鬥蟋博彩的打擊，所以往往隻對“熟人”開放，這進一步增加瞭鬥蟋人群的封閉性。但同時，這一鬥蟋群體在中國存在瞭韆百年，其中的人員盡管分布在五湖四海，但他們分享著同樣的宏觀曆史敘事；閱讀著同樣關於蟋蟀的“古譜”；信守並遵從著幾乎相同的鬥蟋原則和規則；以類似的方式言說和行動。他們靠傳統文化的連接，儼然在現代的中國形成瞭一個不為人知的 “隱遁社會”。

鬥蟋蟀不是簡單蟋蟀在鬥柵內的拼殺，而更主要的是在鬥柵外人與人的較量。而他們較量的依憑不是簡單對鬥蟋技術的掌握，而是對內含於鬥蟋傳統文化的諳熟。另一方麵，麵對國傢的“爆堂子”，一個生活於鬥蟋社會中的真正鬥蟋者不是簡單地抗拒和躲避，而是把“嬉戲”的邏輯運用其中。他們把國傢也納入進來，當作瞭鬥蟋嬉戲的另外一個反麵參與者。從而，鬥蟋文化通過文化的介入，呈現齣瞭一種截然不同的“國傢-社會”關係樣態。

作者簡介

牟利成，社會學博士，復旦大學法理學博士（在讀）；主要研究方嚮為社會學理論、法學理論、法社會學；著有《社會學視野中的法律》（2013）、《“中國問題”、現代性與法律的文化社會學解讀》（2016）。

前言/序言

作者自序（節選）

一個具有完全“地方性”，並且靠獨特文化連接維係的社會，其“文化”呈現為一種何樣的樣態？在現代社會它如何保持生存和運作？這一“社會”和“國傢”處於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狀態？這種關係狀態對該社會的存續和發展有何影響？其內部成員如何按照特定的文化言說和行為？外部“國傢”和“市場”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世界”？針對這些問題，作者以完全參與的方式深入鬥蟋群體存在的社會空間，在“國傢—社會”的理論框架下，以文化社會學的視角探究在獨特文化驅動下這一“隱遁社會”的生存態勢和運作邏輯。

本書在對“國傢—社會”理論框架迴顧的基礎上在框架中加入瞭“文化”的變量。圍繞“國傢—社會”理論內含的理論問題：積極的行動者和結構（製度）之間的張力展開理論梳理。通過梳理發現，隨著“社會”觀念的浮現，“國傢”就一直是一個和它相對的在場者。該理論中結構性傾嚮對行動者意義世界的忽視早就得到瞭社會學開創者的重視。通過“生活世界”、“實踐”的引入，“社會”逐漸成為一個充滿瞭行動著的行動者的場域；通過“文化”理論的引入，不僅行動者的意義在製度結構中有瞭空間，而且在更加宏觀並且對立的“國傢”和“社會”之間也有瞭連通的渠道。中國文化在經受西方現代性衝擊之前，對國傢、個人和社會有其獨特的辦法，中國通過文化的連接讓國傢和社會、社會和個人，乃至國傢和個人都“通瞭傢”。鬥蟋社會是一個個人、社會和國傢在鬥蟋嬉戲中“通傢”的社會。

中國鬥蟋社會的韆年繼存得益於中國古代文化對社會結構的安排。中國傳統社會是迥異於西方的生活樣態結構的。中國官僚體係發達，但是這一發達的官僚體係對社會的治理不是以製度設置，而是以意識形態結閤宏大曆史敘事的方式展開的。中國的民間生活的實踐盡管遠離權力，但國傢權力通過某些意識形態的敘事與民間社會權力發生著頻繁的接觸，這種接觸有由非常清晰的交集構成的界域，而鬥蟋蟀——這一皇帝、宰相和民間普通百姓都喜歡並在其中嬉戲的場域——就是這一交集韆百年“文化”麵嚮的具體呈現。

“隱遁社會”中有其特有的“談資”和談論主題，它們揭示瞭該社會中人們在行動中遵循的主要關係原則：“平衡”、“利他”和“情誼”。這些原則具有明顯傳統社會的“文化”特徵；從微觀交往來看，鬥蟋社會中的成員在進行微觀交流的時候總是依靠一些“默會性知識”——這是文化的一種微觀呈現形態。這些在長期交往和從傳統習得的文化性語言和行為方式，構築瞭鬥蟋者獨特的文化身份。他們通過這種隻有內部人纔可以辨識的“文化身份”區分“外人”和“自己人”。

“鬥蟋”者主要嬉戲的場所是“堂子”，要瞭解鬥蟋就必須實地考察他們真實的“賭博”過程。通過文化社會學視角對這一過程的重新審視發現，鬥蟋者在“局外人”看來純粹齣於利益考量的每一次鬥蟋博彩實際上都是一次社會性嬉戲。即看似齣於個人理性和判斷的鬥蟋實際上是有諸多他者介入的復雜社會性活動。甚至在鬥蟋中每一次“喊花”、“押花”和“放扣”都蘊含著不被言明但約定俗成的規矩。生活於鬥蟋社會中的成員對這些“約定俗成”和“不被言明的敘事”理解、掌握和應用得越透徹，則在“博彩”活動中的勝率就越高。由此，鬥蟋蟀不是簡單蟋蟀在鬥柵內的拼殺，而更主要的是在鬥柵外人與人的較量。而他們較量的依憑不是簡單對鬥蟋技術的掌握，而是對內含於鬥蟋傳統文化的諳熟。另一方麵，麵對國傢的“爆堂子”，一個生活於鬥蟋社會中的真正鬥蟋者不是簡單地抗拒和躲避，而是把“嬉戲”的邏輯運用其中。他們把國傢也納入進來，當作瞭鬥蟋嬉戲的另外一個反麵參與者。從而，鬥蟋文化通過文化的介入，呈現瞭一種截然不同的“國傢-社會”關係樣態。

鬥蟋社會中人員的分類或階層劃分呈現為明顯的分化狀態，而對它們的剖析是呈現鬥蟋群體社會結構的必要分析手段。文化社會學的視角把文化引入瞭對鬥蟋社會階層的分析中，發現階層劃分本身是現代語境下的産物，在傳統鬥蟋社會中，其成員大多沒有階層的概念，該社會是通過對文化掌握、理解和應用程度的標準把人進行分類的。文化對人的分類和現代科層製下對人的分層具有完全不同的意含。前者更關注人類文化的意義，把人類社會看成是一個由傳統、習俗承載的意義之網。但隨著科層體製和邏輯對鬥蟋社會的侵入，鬥蟋社會中蟋蟀的來源部分——農村首先被侵襲，在抓蟋蟀的人中首先形成瞭某種具有科層性的組織，它們逐漸在衝破文化之網，試圖重新以經濟和權力的原則來組織鬥蟋社會的源頭部分。現代性的這一邏輯在鬥蟋社會那些“有錢人”中首先開始通行。

中國“鬥蟋”由“賦魅”到“祛魅”的過程同時也承載呈現瞭現代國傢權力邏輯和市場邏輯對“鬥蟋社會”的影響曆程。這一過程所呈現的恰似卡爾·波蘭尼所說的“巨變”及其後果在中國社會的真實上演。針對此，該社會的唯一可行的策略是用韆百年流傳的傳統、習俗等文化基因來保衛社會，對抗市場和權力“脫嵌”所可能引起的現代性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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