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民族與古代中國史》是傅斯年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中國古代史專著。他從1929年開始著手寫《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由於時局動亂和公務繁忙，他先後撰寫的主要章節，分彆以《夷夏東西說》《薑原》《周東封與殷遺民》《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後乃東遷》《論所謂五等爵》等為題目以論文形式發錶。2002年，其學生、著名曆史學傢何茲全先生對這些論文進行係統整理，以傅斯年生前所定書名齣版麵世。何茲全在前言中曾肯定地說：可以作為傅斯年史學代錶作的“就是這部未完成的《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對構成該書的幾篇論文評價說：“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創見——獨到的見解，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創造性的第壹流的好文章。就這一本未完成的書之已完成的幾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大師的寶座，享有大師榮譽。”作者簡介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省聊城人。著名曆史學傢，古典文學研究專傢，教育傢，學術領導人。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師從劉師培、黃侃等國學大師，後留學英德，迴國後先後執掌中山大學、西南聯大、北京大學以及颱灣大學校政。在曆史學、語言學、考古學與教育學諸領域成就卓著，著述頗豐。著有《東北史綱》（第一捲）、《性命古訓辨證》、《民族與古代中國》（稿本）、《古代文學史》（稿本）等。目錄
夷夏東西說
薑原
周東封與殷遺民
大東小東說
論所謂五等爵
新獲蔔辭寫本後記
跋
精彩書摘
商代發跡自東徂西的蹤跡已在上一章大緻條彆清楚，嚮上推一步便是夏代，我們且看夏代的蹤跡分布在何一方。
禹的蹤跡的傳說是無所不在的，北匈奴南百越都說是禹後，而龍門會稽禹之跡尤著名，即在古代僻居汶山（岷山）一帶不通中國的蜀人，也一般的有治水傳說（見揚雄《蜀王本紀》，臧氏輯本）。雖東方係之商人，也說“浚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明明以禹為古之明神。不過春鞦以前書中，禹但稱禹，不稱夏禹，猶之稷但稱稷，不稱夏稷或周稷，自啓以後方稱夏後。啓之一字蓋有始祖之意，漢避景帝諱改為開，足徵啓字之詁。其母係齣於塗山氏，顯見其以上所濛之禹若虛懸者。蓋禹是一神道，即中國之Osiris（古埃及的主神之一）。禹鯀之說，本中國之創世傳說（Genesis）。雖夏後氏祀之為宗神，然其與夏後有如何之血統關係，頗不易斷。若匈奴號為夏後之裔，於越號稱少康之後，當皆是奉禹為神，於是演以為祖者。如耶穌教之耶和華上帝，本是猶太一族之宗神，故《創世紀》言其世係，而耶穌教推廣到他民族時，奉其教之民族，亦群認耶和華為人祖，亞當為始宗矣。然則我們現在排比夏跡，對於關涉禹者應律除去，以後啓以下為限，以免誤以宗教之範圍，作為國族之分布。
所謂夏後氏者，其名稱甚怪，氏是族類，後為王號，何以於殷曰殷人，於周曰周人，獨於夏曰夏後？意者諸夏之部落本甚多，而有一族為諸夏之盟長，此族遂號夏後氏。
前言/序言
傅斯年的史學思想和史學著作——一部未完成的中國古代史專著
何茲全
《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講中國古代史的專著。據他自己說，到民國二十年（1931年）夏，“寫成的將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東西說》的前言裏說：“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中的三章。這一書已成之稿，大緻寫在‘九一八’前兩年至半年間。這三章是（民國）二十年（1931年）春天寫的，因時局的影響，研究所遷徙兩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預定呈現，所以這一書始終不曾整
理完。”
在《周東封與殷遺民》的“前言”裏，他又稱此書的書名為《古代中國與民族》。他說：“此我所著《古代中國與民族》一書中之一章也。是書經始於五年以前，寫成者將三分之二矣。日本寇遼東，心亂如焚，中輟者數月。以後公私事紛至，繼以大病，未能殺青，漸何如之！此章大約寫於（民國）十九年（1930年）鼕，或二十年（1931年）春，與其他數章於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於鬍適之先生。適之先生謬為
稱許。”
看來《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和《古代中國與民族》是一書的異名，絕不會是兩部書。書在未殺青定稿之前，對書名做些考慮是正常的。《周東封與殷遺民》的“前言”寫於“二十三年六月”（1934年6月），《夷夏東西說》的“前言”寫於“二十三年十月”（1934年10月）。就是說《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使用在後。傅斯年可能認為用《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作為書名好些。尤足以證《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為他的中國古代史的書名的是《東北史綱》一書中的一段話：“商之起源當在今河北東北，暨於濟水入海處，此說見吾所著《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二月後齣版。”因此，我就用它作瞭本書的
書名。
《夷夏東西說》和《周東封與殷遺民》都是《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的一部分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傅斯年自己已說《夷夏東西說》是他所作“《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中的三章”，《周東封與殷遺民》是他“所著《古代中國與民族》一書中之一章”。
另外，《薑原》《大東小東說》《論所謂五等爵》，無論從內容上看或從寫作時間上看，大約都是《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的一部分。三篇所談，都是中國古代史的問題，都發錶在民國十九年（1930年）五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論所謂五等爵》，傅斯年說明“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年）一月寫於北平”，其他兩篇沒有注明寫於何時，但肯定都寫於1930年5月之前，正符閤傅斯年所說“《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已成之稿，大緻寫在‘九一八’前兩年至半年間”。傅斯年所說“與其他數章於（民國）二十年（1931年）十二月持以求正於鬍適之先生”的“其他數章”，極可能包含《薑原》《大東小東說》和《論所謂五等爵》。
傅斯年在文章中還常常說見某某篇。如他在《夷夏東西說》中說：“又有所謂伯夷者，為薑姓所宗，當與叔齊同為部族之號，彆見薑姓篇。又祝融八姓之分配在東海者，亦號曰夷，彆有祝融八姓篇，今具不入此文。”大約此所謂某某篇者，或屬尚未完稿，但看來肯定都屬於《民族與古代中國史》書中的一部分。
《性命古訓辨證》（本文所引傅斯年著作，均收入《傅斯年全集》，颱灣聯經齣版公司，1980年）是他的專著，但不是史學著作。《東北史綱》是傅斯年和彆人閤著的，雖然他親手寫瞭第一捲，書的主要論點也是傅斯年的觀點，但究竟是和彆人閤著的書，不能作為傅斯年的史學代錶著作。能作為他的史學代錶作的，就是這部未完成的《民族與古代中國史》。
但就這五篇已發錶的篇章來看，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創見，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創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這一本未完成的書之已完成的幾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紀中國史學大師的寶座，享有大師的榮譽。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學術深度是毋庸置疑的，但更難得的是它的敘事流暢性。通常像這種涵蓋時間跨度極大的“通史”類著作，很容易在繁復的細節中迷失方嚮，讓讀者感到疲憊。然而，這部作品的章節過渡自然流暢，作者似乎有一種魔力，能將看似毫不相關的曆史片段巧妙地串聯起來，形成一個連貫的敘事主綫。比如，他將不同地域的灌溉技術發展與某一時期的人口遷徙規律聯係起來進行論述，邏輯清晰，層層遞進。閱讀過程中，我時常會被一些精妙的比喻和恰到好處的曆史細節所吸引，這些細節不是為瞭炫耀學問，而是為瞭更好地闡釋宏大概念。它不是簡單地羅列年代和事件，而是在構建一個有機的曆史生態係統。讀完一個部分，總能清晰地把握住那個特定曆史階段的核心矛盾和主要驅動力，這種對知識結構的高效梳理能力，遠超一般的入門讀物，卻又沒有將人睏在艱深的術語之中，實屬不易。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得相當引人注目，那種古樸的色調和字體選擇，一下就讓人聯想到瞭遙遠的曆史長河。拿到手裏掂量一下分量，就能感受到編著者在資料搜集和梳理上的用心。我原本以為會是一本枯燥的教科書，沒想到開篇的引言部分就非常抓人眼球，它沒有直接拋齣復雜的曆史分期，而是從一個更宏大的視角，探討瞭“民族”這一概念在古代中國形成過程中的復雜互動。特彆是對於早期不同族群的遷徙與融閤的敘述，作者的筆觸細膩而富有洞察力，成功地勾勒齣瞭一幅動態的古代社會圖景，而不是靜態的曆史堆砌。書中對於具體史料的引用也非常講究，往往是深入到考古發現和碑刻文字的第一手資料中去挖掘被主流敘事忽略的細節，這對於真正想深入瞭解古代社會肌理的讀者來說，簡直是如獲至寶。比如，書中對某一特定時期不同文化圈之間物質交換的分析，那種將地理環境、生産力水平與族群關係緊密結閤的論述方式，讓我對曆史的理解不再停留在簡單的“誰打敗瞭誰”的層麵，而是開始思考更深層次的文化共生與演變。
评分讀完關於早期國傢的形成章節後，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對於“國傢權力”與“地方認同”之間微妙平衡的把握。許多曆史著作傾嚮於描繪一個自上而下、高度集權的古代王朝形象，但這本書卻花瞭大量篇幅去探討在廣袤的疆域內，地方性的氏族結構、宗教信仰乃至經濟模式是如何頑強地維持其自主性，並與中央政權進行長期博弈的。這種多層次的敘事結構，使得曆史的立體感大大增強。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處理曆史爭議時所采取的審慎態度，他並沒有急於給齣一個“標準答案”，而是清晰地呈現瞭不同學派的觀點及其論據，引導讀者自己去辨析和思考。例如，在解讀某個關鍵的政治事件時，作者不僅分析瞭朝廷的官方文書，還穿插引用瞭當時的私人信件和民間歌謠，這種多源頭信息的交叉比對，極大地豐富瞭曆史現場感，讓人感覺仿佛能聽到來自韆年前的真實迴響。這種尊重史料原貌、不妄加臆斷的學術精神，是這本書最寶貴的財富之一。
评分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這本書給我的整體印象，那便是“思辨性”。它不僅僅是在“講故事”，更是在“引人深思”。作者在多個關鍵的曆史轉摺點，都拋齣瞭極具挑戰性的問題，迫使讀者去反思我們今天對於“統一”與“多元”的理解是否受到瞭曆史的過度簡化影響。這種引導性的寫作風格，讓我感覺自己像是在跟隨一位博學的導師進行一次長達數日的對話。尤其是在探討古代邊疆政策的演變時，作者對“融閤”與“同化”的界限進行瞭極其審慎的討論，沒有簡單地站隊，而是深入挖掘瞭政策背後的經濟利益驅動和文化焦慮。這種對曆史復雜性的擁抱和對簡單解釋的拒絕，是這本書最讓我佩服的地方。讀完後，我需要時間去消化和整理腦海中被重塑的曆史框架，因為它挑戰瞭太多我先前習以為常的認知定勢，這纔是真正有價值的學術著作所應有的力量。
评分在對特定民族文化特徵的考察上，這本書展現齣瞭令人耳目一新的視野。它沒有將古代的“民族”視為鐵闆一塊，而是深入剖析瞭內部的階層差異、性彆角色以及亞文化的細微演變。例如，關於某一遊牧民族的政治製度，作者不僅描述瞭可汗的權力結構，還詳細探討瞭部落內部的協商機製和貴族與平民之間的權力製衡，這使得對遊牧文明的理解不再是刻闆的“騎射之族”的標簽化認知。更進一步，書中還對比瞭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在法律觀念和財産繼承權上的差異，這種跨文化比較的視角，極大地拓寬瞭我的曆史視野。很多以往被我忽略的文化現象，在作者的梳理下，都煥發齣瞭新的意義。這種細緻入微的觀察力，讓曆史的“人味”重新浮現齣來，不再是冰冷的政治棋局，而是充滿瞭活生生的個體選擇與掙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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