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05
群舒文化研究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該書討論瞭江淮地區群舒故地的周代遺存,界定瞭群舒文化的典型器物群,注重遺址和相關材料的考證和分析,並采用瞭科技考古的手段和方法,是目前研究群舒文化較為係統全麵的一部著作,有助於深化我們對群舒文化的認知,進一步推動學術界對該問題不斷探索。
張愛冰,安徽大學曆史係教授。2008年獲得安徽大學教學成果特等奬。2009年獲得國傢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奬(皖南商周青銅器研究)。在研項目為2009年度安徽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江淮地區齣土商周青銅器年代研究”。
前 言
群舒的曆史可上溯到虞夏時期的皋陶。皋陶,少昊之後,偃姓,曾事舜。
《尚書·舜典》:“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論語·顔淵》:“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史記·五帝本紀》:“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後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史記·夏本紀》:“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皇甫謐《帝王世紀》稱皋陶:“生於麯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賜姓曰偃。”據此,皋陶當為東夷之人,偃姓的群舒諸國皆為皋陶之後,英、六可能是群舒中最早的封國。
皋陶或為塗山氏之首領。《尚書·益稷》:“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楚辭·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颱桑?”
夏商之際,塗山氏或為南巢。《左傳》哀公七年:“禹閤諸侯於塗山。”杜預注:“塗山,在壽春東北。”《尚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國語·魯語》:“桀奔南巢。”韋昭注:“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是也。”西周時期的群舒雖偶見於文獻記載,然淮夷和南淮夷卻屢見諸文獻和青銅器銘文。《尚書·大誥》:“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史記·周本紀》:“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既絀殷命,襲淮夷……”《史記·魯周公世傢》:“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見諸銘文的有錄卣:“淮夷伐內國。”! 方鼎:“率虎臣禦淮戎。”竸卣:“命伐淮夷。”無! 簋:“王徵南夷。”敔簋:“南淮夷遷及內伐□□。”虢仲" :“伐南淮夷。”師" 簋:“徵南夷。”
淮夷與南淮夷當為生活在淮水兩岸之人,淮夷、南淮夷與群舒生存於同一地理空間,因此,西周時期的群舒或被周人泛稱為淮夷、南夷、南淮夷。
《左傳》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杜預注:“群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孔穎達疏:“《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
群舒的曆史主要見於春鞦。群舒有舒、舒鳩、舒庸、舒龔、舒龍、舒蓼、舒鮑、英、六、蓼、宗、桐、巢等國,群舒又稱眾舒。《左傳》宣公八年:“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群舒可能是從徐分齣來的一些小國,《春鞦》僖公三年:“徐人取舒。”可證徐、舒已不是同一個國傢。《韓非子·五蠹》:“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裏,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淮南子·人間訓》:“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後漢書·東夷列傳》:
“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裏,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
《春鞦》僖公三年:“徐人取舒。”杜預注:“舒國,今廬江舒縣。”《史記·楚世傢》:“(楚莊王)十三年,滅舒。”
《左傳》文公五年:“六人叛楚即東夷。鞦,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鼕,,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史記·陳杞世傢》:“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
《左傳》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杜預注:“宗巢二國,群舒之屬。”
《左傳》成公七年:“吳始伐楚、伐巢、伐徐……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吳於是伐巢、取駕、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春鞦》昭公二十四年:“鼕,吳滅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史記·吳太伯世傢》:“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六年……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
《左傳》文公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群舒……而伐舒蓼……不剋而還。”《春鞦》宣公八年:“楚人滅舒蓼。”《左傳》宣公八年:“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春鞦》成公十七年:“楚人滅舒庸。”《左傳》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厘、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櫜師襲舒庸,滅之。”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春鞦》襄公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春鞦》定公二年:“鞦,楚人伐吳。”《左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鞦,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鼕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剋之,獲楚公子繁。”
群舒皆亡於春鞦,除巢之外,基本上都被楚國所滅。
由於曆史文獻對群舒的記載語焉不詳,群舒曆史與文化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確需仰賴地下考古材料的齣土。自1934年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在壽縣進行考古調查以來,江淮地區的商周考古已走過八十多年的曆程。① 又自1959年安徽舒城鳳凰嘴墓葬齣土銅器以來,一種有著明顯地域特徵的器物組閤,如犧首鼎、鉉鼎、麯柄盉、摺肩鬲、環耳缶等在江淮地區多次被發現,根據地望和年代,考古與曆史學界基本認定其為周代群舒文化之遺存。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考古新材料的不斷發現,群舒文化研究取得一係列重要進展,相關論述見於殷滌非、李國梁、李學勤、曹錦炎、董楚平、何琳儀、杜廼鬆、王迅、張敏等學者的論著。近年來,霍邱堰颱、霍山戴傢院、銅陵師姑墩、繁昌闆子磯、蚌埠雙墩、鳳陽卞莊、南陵龍頭山等重要遺址和墓葬考古材料已經發錶,舒城、廬江、樅陽、無為等地又有不少新齣銅器資料陸續公布,這就為群舒文化的研究增添瞭新的內容,也使群舒文化的研究齣現瞭新的契機。群舒文化有著自身的文化來源和族源,有著獨立的發展曆程。西周至春鞦時期,群舒文化在江淮地區有著持續的存在和發展,從春鞦中期開始,由於吳楚爭霸戰爭等原因,群舒文化與周邊文化相互交融,最後滅國而統一於楚。群舒族群與文化,既與中原王朝有著長期的交流與互動,又受到周邊齊、魯、吳、越、楚等文化的影響和覆蓋,這就構成瞭江淮文明的多元內涵,孕育瞭豐富的物質文化遺産。本研究側重於動態地研究群舒文化發展演進、群舒諸國從散居局麵經吳楚爭霸到最後統一於楚的全過程,闡述群舒文化在中華文明由王國時代到帝國時代曆史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群舒是先秦時期分布於江淮地區一支十分重要的群體,群舒文化是江淮地區青銅時代重要的考古學課題之一。群舒文化研究不僅可以彌補以往江淮青銅時代考古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而且對於拓展夏商周考古學文化分期分區研究的領域,皆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群舒文化內涵與特徵的確立,對於今後在江淮和長江下遊地區的考古工作中繼續辨識和判定同類性質的遺存也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
群舒文化在其發展演進過程中留下瞭豐富的物質遺産,對其進行綜閤研究和比較研究,深入挖掘其文化內涵,盡快將研究成果麵嚮公眾展示,“讓文化遺産活起來”,對傳承、弘揚優秀曆史文化也有著積極的社會意義。
本研究旨在探討從以往群舒文化研究中衍生齣的若乾問題:
第一,群舒文化的年代。
第二,群舒文化的地域。第三,群舒文化的構成。
第四,群舒文化與中原王朝以及周圍文化的關係。
第五,群舒文化發展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
第六,群舒文化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研究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主要是地層學、類型學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為基礎,全麵、係統地對群舒文化進行動態研究和比較研究,同時兼顧科技考古、曆史學、古文字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在諸多的群舒文化遺存中,尤以青銅器最能反映族群的物質文化、製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群舒青銅器齣土邊界清晰,典型器物及其組閤有著顯而易見的族群淵源和年代關聯。群舒青銅器多數齣自墓葬,相對年代和共存關係明確可信。與學界某些將皖南寜鎮土著型青銅器歸為春鞦以後吳越體係的方法論傾嚮相近似,江淮地區除可辨明的中原宗周器以外,有著明顯地域特徵的群舒器物基本都被納入春鞦以後的年代範疇,因此,群舒青銅器的編年體係及其方法論亟待反思。20世紀30年代以來,郭沫若、容庚、陳夢傢、唐蘭、李學勤、馬承源、硃鳳瀚諸先生相繼創立和發展瞭運用考古類型學研究青銅器的方法,“夏商周斷代工程”關於西周青銅器的分期斷代研究又取得瞭新的成果,這都為群舒青銅器的分期和分域研究提供瞭堅實的方法論基礎。
如果說齣土青銅器的墓葬代錶的是貴族(上層社會)的遺存,以齣土陶器為主的聚落遺址則代錶瞭一般平民的遺存。本研究以若乾經過科學發掘、遺存較為豐富並且已經發錶的材料為核心,如霍邱堰颱、六安堰墩、廬江大神墩、樅陽湯傢墩、銅陵師姑墩等遺址,選取具有代錶性的器形如鬲、罐、簋、豆、盆、鉢、盉等,根據地層關係和器物組閤、器形特徵,建立江淮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序列。江淮地區考古學文化分區和分期體係的建立,不僅為探尋群舒文化提供瞭綫索,也為群舒青銅器的研究提供瞭參照。
安徽沿江地區位於長江中下遊多金屬成礦帶中部,包括瞭安慶—貴池、廬樅和銅陵三個大型礦集區,銅礦資源十分豐富,至今仍是我國重要的銅礦産地。
經過多年的考古調查和發掘,該地區已發現瞭近百處古銅礦冶遺址,包括瞭銅礦開采、青銅冶煉和青銅器鑄造的完整環節。銅礦資源的開發和控製、冶鑄技術的進步和壟斷以及冶金活動的生産組織管理,對早期國傢的形成和演進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安徽沿江地區銅礦資源的開發和區域青銅文化的發展,與南方吳越楚文明的崛起乃至中原夏商周文明的更替均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如要進一步探討銅礦資源的開發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唯有對其進行包括冶金考古、科技考古在內的多學科綜閤研究方能達到研究之目的。
雖然本書有幸忝列2017年度“國傢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但是,我們深知,目前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離解決上述問題的目標和學術界的期待還有相當的差距,我們將在今後的研究中繼續進行不懈的努力,懇望得到讀者的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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