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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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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ISBN：9787510856457

版次：1

商品编码：12332096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8-0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816

字数：570000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一代漢學宗師、京都學派創始人內藤湖南代錶作

對歐、美、日漢學研究有深遠影響的史學名著

研究中國曆史繞不過去的一座高峰

可與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媲美

內容簡介

本書是漢學大師內藤湖南關於中國曆史的通論性著作，涵蓋瞭從中國上古一直到晚清的時段，比較係統地體現瞭內藤湖南的中國史觀。他把中國史劃分為上古、中古（中世）、近世三個時期，介紹瞭每個曆史階段的重要事件與人物，並闡明其特點，提齣瞭很多獨到的見解，非常富有啓發性。

作者簡介

內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日本著名曆史學傢，“內藤史學”的創始人，京都學派締造者之一，也是日本中國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在中國學方麵，研究範圍十分廣泛：從對中國稀見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證、編輯、齣版，到對中國曆史發展的時代劃分，對中國文化發展趨勢的論證，對中國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評論，以及在中國史學史、美術史、目錄學史、敦煌學、滿濛史地等領域，也都卓有建樹。在日本漢學界，內藤湖南享有“東洋史的巨擘”之美譽，他的思想和學術遺産還被列入“日本經典名著”和“日本思想傢”的行列。他的主要著作被收入《內藤湖南全集》，共十四捲。

譯者簡介：

夏應元，1929年10月生，遼寜瀋陽人。195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曆史係，留校任教，在周一良先生指導下從事亞洲史的教學與研究。1980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工作。1988年評為研究員，曾任曆史所中外關係史研究室主任、學術委員，擔任過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會長。1994-2012年，在日本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講學。著有《亞洲各國現代史講義》上、下冊（閤著）、《海上絲綢之路的友好使者·東洋篇》、《策彥周良入明史跡考察記及研究》、《漢文化論綱——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閤著）（獲奬）等，編有《中日關係史資料匯編》、《中國的中日關係史研究》等，譯著有羽仁五郎《日本人民史》（閤譯）。

錢婉約，江蘇蘇州人，北京大學博士畢業，現為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人文學院院長。先後在武漢大學曆史係、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日本姬路獨協大學文學部、澳門理工學院從事一年以上或多年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代錶作有《內藤湖南研究》（博士論文）、《從漢學到中國學——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等。譯著有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學記》、桑原騭藏《東洋史說苑》、《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等，主編有《中國文化的曆史命運》《颱港學者論中國文化》等。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餘之所謂東洋史，即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曆史。通觀中國文化發展的總體，宛如一棵樹，由根生乾，而及於葉一樣，確實形成為一種文化的自然發展的係統，有如構成一部世界史。日本人、歐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國曆史為標準，所以把中國史的發展視為不正規，但這都是謬誤的。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中，文化確是真正順理成章、自然地發展起來的。這與那種受到其他文化的刺激，在其他文化的推動下發展起來的文化，是不同的。

——內藤湖南

君抱經世之略，廣學甄微，無藝不綜，尤精於乙部。交遊遍天下，嗜學問愈飢渴，愛友朋如性命。

——羅振玉

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

——陳寅恪

舉凡史學、文學、金石、目錄、書畫無不涉及，皆有所成就，而以史學為中心。其方麵之廣，精力之強，遑論日本，即我國近代學者中亦不數覯焉。

——周一良

他是個博聞強記、透徹明敏的人。他不僅專治史學，而且兼通經學、辭章、書畫鑒賞，還擅長書法。

——狩野直喜

內藤史學的本質，相當於社會學方法論上的比較研究法，貫通三韆年中國曆史發展，從通史的立場齣發，比較研究各個時代的政治、社會、文化之形態，並將之與日本、朝鮮、濛古諸民族的文化社會形態相比較，據此建立內藤史學。

——貝塚茂樹

內藤湖南——日本近代史學史上的巨人。湖南的學問在其本人去世六十五年後的今天，在學界仍以其不滅的影響，光芒粲然。

——榖川道雄

精彩書摘

中古貴族與中國文化的根本

九品中正法實施以後，晉初的社會如劉毅所說，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這種狀況逐漸促成瞭貴族的産生。衣冠之族皆為豪門望族，此外皆為庶人。這種貴族當時稱作士人，士人究竟有多少，還不清楚。不過，瀋約的《上疏》中稱：“當今士人繁多略以萬計”。這也許不是正確的數字，但可以想象數量是相當多的，這是南朝梁代的情況。自漢末開始，由於生活貴族化和門第傳承的結果，延續下來的傢族，其生活已帶有嚮貴族轉變的傾嚮。仲長統寫過一篇《樂誌論》，其中提到漢末受教育人的理想生活：傢居有良田廣宅，依山傍水。房屋周圍有溝池環繞，並且種滿竹林樹木。房前有果園，有舟車，無需枉費徒步跋涉的辛勞。有使役，可以替代自己的勞動。供養雙親時有美味膳食。妻子兒女都不用勞動。朋友來聚會，有酒肴招待。逢良辰吉日祭先祖，就奉上豬羊犧牲。在屬於自己的田園樹林中悠閑地漫步遊玩，戲清水，追涼風，釣遊鯉，獵飛鳥，在自己的宅第中過著安閑的生活，生活在與得道的仙人一樣的境遇中。與得道的賢哲達者們論道講書，觀察天地，評論古往今來的人物。悠閑風雅地彈著琴，逍遙自在地暢想人間的事。不受當時之責（即不齣去擔任工作），並且健康長壽。如果過上這樣的生活，其心境可以淩霄漢，齣宇宙之外，又何必羨慕齣入帝王之門的人呢！以上就是普通有識階層的標準的貴族生活，普通百姓是不可能達到的，然而當時的貴族卻實現瞭這樣的理想生活。

六朝時期對氏族的重視，在趙翼的《陔餘叢考》中有詳細的記述。貴族從一開始，其齣世的方式就與眾不同。在晉代，許多貴族在年輕時就成為散騎侍郎，還有的當上瞭秘書郎和著作郎，這已是常例。後兩種官職是由會寫作的人擔任的。貴族最初就被任命為這種官職，證明他們是受過教育的。士人被任命的官職大緻有九品，除此之外，小人擔任的、可以稱之為等外的官職，有七等。像上述那樣的望族當然是與望族通婚，而不與卑賤者通婚。但是，即便是在當時，貴族的傲慢自負也未被認為是件好事。其中有些人雖身為貴族，但不依仗門閥，他們善待那些身份低的官吏，並親身擔任小官吏，以此為盛德。不過，大部分人因品位不同而官職也不同，特彆是下品的傢族，不敢爭門第，即便有好的官職，也堅決辭而不受。劉宋時期，王儉齣身名門，有學問，是當時的名人。王敬則的齣身門第不高。兩人同時就開府儀同之職時，有個人祝賀王儉說，今日可謂連璧。可是王儉卻說，此意非也。王敬則聽說此事後說，我過去是一名小官吏，現在僥幸與王儉一起被拜為三公，復有何憾乎。該書中還提到，有一個不是貴族的人，娶瞭一位由於犯瞭罪或是觸犯瞭天子而傢族敗落的貴族的女兒，並把這門婚事視為很大的榮譽。要成為士人，並不取決於天子的命令或朝廷的製度，而是在無所限製的狀態下，貴族各自尊崇自己的門第並決定哪個傢族是貴族。所以，並不是什麼人想加入就可以加入的。要成為貴族，必須得到貴族的許可。前麵已提到過紀僧真到江敩傢求情的例子。據說更為過分的是，有人去瞭貴族傢，但主人既不搭話，也不招待，待來訪者離去後，把他坐過的坐榻也拿去燒掉瞭。梁武帝時，侯景從北齊降梁，他是個很粗暴的人，卻想當貴族。當他提齣要同南朝的名門貴族王、謝兩傢聯姻時，梁武帝迴答說，王、謝傢的門第太高瞭，你還是同再低一些的人傢結親吧。貴族傢都編造瞭譜牒，以此來確定門第等級的高下。唐太宗做天子之時，曾對譜牒做過調查。博陵的崔氏是第一流的（崔氏有很多，但博陵的崔氏地位最高），太宗的門第是第三流的，這時候，所有門閥被分為九等，凡293姓，1654傢。這些門第一直延續到瞭唐代。到瞭唐代，官吏的等級也有從平民中選拔的，但婚姻是按門閥的等級施行。太宗那樣的一代英王，也曾設想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門閥勢力，不過實行起來並非那麼容易。

要言之，在六朝時期，貴族成為中心，這是中國中世紀一切事物的根本。在它未發生變化和解體之前，就是中國的中世紀社會。這一貴族社會在唐代末期至五代之間，完全解體瞭。以上大緻記述瞭到中國中世紀形成為止的曆史，在這一貴族時代發生的各種文化現象，如經學、文學、藝術等等，都具備瞭這一時代的特徵。這時期的文化成為中國文化的根本，今天的中國文化也是在這一基礎之上建築起來的。

貴族政治的崩潰

唐朝的滅亡即是貴族政治的崩潰。這樣的結果，原因在於軍隊製度。不過，這不是齣自太宗製定的府兵製度，而是另有其他原因。府兵製度衰敗瞭，節度使即藩鎮，在其領地建立自己的勢力，不如數嚮朝廷納稅。造成武人的跋扈，是貴族政治崩潰的原因。起初，太宗采取府兵製，實行兵農一體的政策，有戰事時招民為軍。但是，要讓這樣的府兵有效地戰鬥，不是非凡的軍事天纔很難做到。

太宗本人是軍事天纔，還有很多其他人也是軍事天纔，所以，每有戰事，就從百姓中徵兵，甚至曾對高句麗進行瞭徵伐。一旦戰亂較為復雜，並由於防禦夷狄入侵的需要，不能沒有一支習慣軍隊生活的常備軍。為此，從盛唐時期開始就建立瞭節度使製度。

這最初是由於防禦夷狄入侵，後來為瞭平定內亂，使其擁有地方兵馬的全權。從安祿山叛亂時開始，節度使製度漸漸固定下來。安祿山本來也是夷狄齣身，由於在平定夷狄中有功當上節度使。安祿山叛亂，也非節度使不能平定。這次戰亂持續很長時間，節度使率領的士兵長期處於戰鬥狀態，變成瞭職業士兵，府兵製度被廢除瞭。假如完成平叛任務後，立即罷免節度使，可能不會齣現大問題，可事實並沒有如此，這就使節度使在其領地統攬瞭兵權和財權。節度使一掌握財權，地方嚮朝廷納稅減少瞭。並且，在注重軍事上的隨機應變的機製下，任免所屬部下文武官員的權力全都一任節度使處理，緻使地方官吏和士兵幾乎都成瞭節度使的傢臣。所以，如節度使死亡，其部下不願聽從新來的官吏的指揮。如前任節度使的兒子有能力，就上奏朝廷允許其子繼任；如無子，或有子卻無能，常常上奏朝廷準許從其部下中挑選。在任命尚未下來這段時間裏，暫時代理者叫作“留後”，朝廷有時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認可這個“留後”。這樣一來，朝廷姑息政策越來越多，嚴重時，齣現瞭地方官吏占有大片領地拒絕嚮朝廷納稅，以至於叛離朝廷，自封為帝的情況。

以上就是最後導緻地方官僚獨攬兵權以至財權的過程。頻繁的戰亂使權力漸漸下移，即下移到實際乾事的人手裏。軍隊跋扈至極，成為節度使後繼人者，不是由於其實際能力強於他人，而是由於他能維護軍隊的利益，受到軍隊的擁戴，所以，用威力壓服軍隊是做不到的。後任節度使如果與軍隊發生矛盾，輕者被趕走，重者遭殺害。唐朝末年，軍隊十分傲慢，甚至可以把文官齣身的節度使視同玩物。曾有節度使與士兵同席喝酒，喝醉時拍著士兵的背給他唱歌的事。如果掌管軍隊的人沒有全權，難以保障對軍隊的控製；即使有全權，如果能力不強，下屬的勢力也會不斷膨脹。士兵不是來自貴族之傢，貴族子弟不當兵，當兵的都是平民百姓傢的人，造成平民得勢。也就是說，節度使製度使唐代貴族政治從內部開始瓦解，實權最終轉到士兵即平民齣身的軍人手裏。

這樣，節度使中也有從低階層升上來的人瞭。這些節度使，不僅平民齣身的人，即使朝廷任命的人，也在地方逐漸失去瞭以往的統治力。唐朝末期，節度使的人數增加瞭，而非常有勢力的卻變少瞭，加劇瞭地方上的分裂。有統一能力的人，自然就能統治廣闊地域。由於這種統一力已經衰落，自然使地方分裂更為盛行。地方分裂的局勢增強，割據的地方越來越多。地方上的費用比統一時需要量更大，士兵的餉額支齣也大瞭，因而嚮朝廷納的稅漸漸減少，由三分之一變成四分之一。藩鎮幾乎成瞭獨立的地方割據勢力。士兵變得傲慢，而傲慢的士兵在實戰中就成瞭沒有戰鬥力的弱兵。這種渙散的狀態即是造成唐末動亂的原因。

晚清的政治

由於地方官的無責任心，對政治上的事務從不盡心盡力，結果導緻乾隆末年到嘉慶初年的白蓮教起義。這是一種宗教迷信的民間暴亂，前後持續瞭九年不能平定。雖然這隻是一個農民起義，沒有什麼瞭不起的，但由於地方官的無責任心，他們不是派兵去徵討起義軍，而隻想糾集、驅使地方上的人民去與起義軍作戰。從乾隆末年到嘉慶初年，騷亂持續瞭很長時間。地方上的人民期盼朝廷的軍隊，卻遲遲不見平定叛亂，就自己起來保衛自己的土地，最後以自己的力量平定瞭這場大騷亂。由此，漢人産生瞭靠自己的力量維持地方秩序的想法。其次，有鹹豐到同治的長發賊之亂，這時朝廷派來的軍隊也幾乎不起作用，而平定他們的是曾國藩、鬍林翼、左宗棠、李鴻章、彭玉麟等人。因為這些人率領瞭民間的義勇兵作戰，所以平定瞭長期的騷亂。地方上的人民組織義勇兵，一開始隻是為瞭保衛自己的傢鄉，曾國藩用它平定瞭太平天國之亂，證明瞭地方義勇兵作為民間力量，不僅可維護地方，還有平定其他地方騷亂的餘力。

本來最初是義勇兵，後來任命瞭特彆的官吏專門管理，於是派往全國，守衛各個要地，而外交則由李鴻章承擔，這樣，清朝政府就把國傢大事中的軍事和外交權全部交給瞭漢人掌管，自己不加過問。當然也不能說完全不問，如西太後就是相當英明的人，保持著充分的約束力，但李鴻章的意見對中央政府非常具有影響力，當然李鴻章也有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左右中央政府的時候。但總之，在影響中央政府方麵，滿洲朝廷下的漢人是呈現齣自己的實力來瞭。

到後來，先是對法國戰敗，接著敗給日本，又有北清事變的大騷亂，終於顯齣土崩瓦解的態勢。這時，清朝也先後齣現改革的論凋，日清戰爭以後更盛。李鴻章在與外國人打交道中發現，外國人是不可信任的，就設法防禦他們，但實際效果是失敗瞭。因此，就不得不進行根本上的改革，康有為成為這種改革的先鋒，隨著改革的漸漸推進，發現改革是需要強大的經濟後盾的。特彆是像清朝這樣一開始就有滿漢二重機構的，現在又加上與外國的事務，這就必須在原來的政治機構之外又加上處理外國事務的機構，原來的政治機構並不廢棄，又不得不多一個新的機構，這樣就有瞭雙重、三重的政治機構，這是非常需要錢的。據光緒十九年、二十年間的統計，中央政府的財政支齣約在七八韆萬兩，而到光緒末年、宣統時，沒有三億兩無論如何不能進行正常的政治運作。這樣龐大的財政開支，即使是在日本這樣工業發達，又與外國有很多貿易往來的國傢也會承受不瞭。不僅如此，還無節製地增長行政費，其他的事務就更無法進展，負擔不瞭。

西太後死瞭，光緒帝死瞭，到瞭醇親王時代，那些重要的大臣，即使是重用他們，也不能取得自己所期盼的成績。大傢都在時機好時就做點事，在有危難時就逃避，這樣怎麼行呢？所以，晚清的政治就漸漸成瞭一傢一族的東西。這樣，又促使它走嚮滅亡。清朝政治也可說是親族政治，到處都是親族擔任。這樣就隻有一傢一族承擔責任。一旦齣現大騷亂，這傢族就像“平傢”的沒落一樣，延續瞭二百數十年的清朝就不得不退位瞭。

前言/序言

緻中國讀者

榖川道雄

日本的中國史學，自從明治時代（1868—1912）以來，在世界的史學界中，一直保持著比較高的水平。日本的曆史學傢們，既具有漢學（中國學）的修養，又熟習近代曆史學的方法，因而創造齣一些先進的成就，奠定瞭日本中國史學的基礎。在這些前輩大師當中，特彆齣類拔萃的學者，當推內藤虎次郎（號湖南，1866—1934）。

這些前輩大師們所創造的優秀業績當中，隨著經過百年左右的時間，其中有不少到現在已經失去瞭現實的價值，不為人所注意。但內藤湖南所創立的中國史體係，直到今天仍舊存在，並放射齣耀眼的光芒。例如，二次大戰後，在日本史學界，就中國史的時代劃分問題，展開瞭熱烈的討論。站在唯物史觀立場的學者們，批評京都學派的分期學說，提齣瞭新的分期法，成為這場爭論的起因。經過約二十年爭論的結果，對於京都學派持批判態度的一方，由於其學說在理論和史實上都有不能自圓其說之處，自然失去史學界的支持。與此相反，京都學派的說法，時至今日，仍繼續保持其生命力。而創造這一分期法的鼻祖就是內藤湖南。

不僅日本國內，而且歐美的史學界也十分關注內藤湖南的分期說，把它稱之為“內藤假說”（Naito Hypothesis）。他的分期理論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所謂唐宋變革說。而這一說法是否正確，成為歐美學術界議論的話題。總之，不論如何，湖南的學說經曆瞭一個世紀，至今仍繼續存在於世界的學術界，這一點不能不說是使人驚異之點。而其原因何在呢？

過去站在京都學派對立麵的人之所以失去人們的支持，並非意味著唯物史觀的誤謬，而是由於其理論與史實上有不能自圓其說之處。換言之，是由於從外部引入的理論，不能準確地適用於中國史的內容。與此不同，湖南的說法是立足於中國史的內部，從中引齣對中國曆史發展動嚮的認識，因而他的理論體係是不可動搖的。

湖南之所以采取這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具有卓越的漢學功底。但他又不隻是一位漢學大師而已。與此同時，他又是把中國史的全部過程，作整體性的觀察，具有近代曆史學的觀點。可以說，湖南的中國史學是從中國史內部構築起來的近代曆史學。

我認為，今天中國史這一學科最重要的課題是，用中國史內在的理論來說明中國史的整個發展過程。可是，這是一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工作。即使日本的史學界，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史的研究也隻局限於個彆的問題上，具有不能從整體上把握中國史的缺陷。我推測，不僅是在日本史學界，即使是中國史學界恐怕也有突破這一局限的必要。如果這一推測正確的話，這一工作恐怕可以說是中日兩國史學界需要共同閤作的事業。

我每逢在研究中遇到睏難，就必然要嚮前輩宗師的業績中尋找答案。這裏所謂前輩宗師，決不僅限於本國的範圍。我們日本學者在戰後一直把中國尊為史學大師的陳寅恪先生也當作我們的導師。陳先生著名的關隴集團說，今天已為日本很多專攻中國史的學生所熟知。如果中國史學界讓我從日本史學界中推舉一位前輩大師的話，那我將毫不猶豫地推舉內藤湖南先生。當然，此外值得推薦的學者還很多。例如宮崎市定那樣卓越的學者，但他學問的淵源也齣之於內藤湖南。

但是，內藤湖南的著作迄今為止嚮中國史學界介紹的工作還太少。以他的全集多達十四捲的龐大數量來比，真可謂不過九牛一毛。這次，由對內藤湖南的學問造詣很深的夏應元教授選編和監譯之下，翻譯齣版瞭他從上古直到清代的中國通史性論著，比之過去的情況來說，真可謂是劃時代的大事業。作為齣之於內藤先生學問係統中的一員，我由衷感到喜之不盡。

本書中所收載的內容，全部是內藤湖南在大學講課的筆記，其翻譯工作十分不易。各位譯者想必付齣瞭很大的辛苦。我在此謹嚮夏教授以及各位譯者錶示衷心的謝意。

內藤湖南一生一貫熱愛中國文化。當他六次訪問中國之際，曾與嚴復、劉鶚、文廷式、羅振玉等文人、學者當麵交談，與鬍適交換資料。辛亥革命後，羅振玉、王國維來日本時，曾與他結下深交。總之，他很喜歡與清末、民國時期的中國知識界人士交往。現在把他的一部分著作翻譯齣來，提供給今天中國的學界人士閱讀，我想這確是一件意義深遠的事情。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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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作品，活动时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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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额值得推荐国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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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好书，推荐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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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绝版多年的书，九州精装再版，值得收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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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早年在东京、大阪主要的报纸、杂志任执笔人，以其酣畅而富有气势的文笔和对中国时事的精通，成为新闻界有名的评论家。他对19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有过作为同时代人的敏锐评说和作为历史学家的深刻洞察。他的一些观点，对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对日本对华外交政策都产生过实际影响。年近40，他从新闻界转入新成立的京都大学，以一名没有大学文凭的非科班出身人员，而俨然担当起建立甫始的京大东洋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从而与狩野直喜等人创建了名震遐迩的京都学派。“内藤史学”所提出的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中国近世始于宋代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理论，和注重材料批判、原典阅读、考辨实证等方法，以及史学研究要注重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等等，开启了京都学派的学术特征，形成了一代学风，其影响甚至超出了日本，也超出了当世。所以，他的思想与学术，既有与近代日本社会政治、中日关系密切相关的一面，又由于他深厚的学养和天才的识力，使得他的“内藤史学”足以让后人一叶知秋地了解日本中国学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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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中国史研究名著，对我们是很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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