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點國史：偉大轉摺——1978年的中國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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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如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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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0104848

版次：1

商品编码：12344873

包装：平装

丛书名：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6-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300

字数：195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對國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重大轉摺點感興趣的廣大讀者

曆史是很好的教科書;

12節點，濃縮新中國國史精萃;

1978年之裏程碑意義——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改革開放大序幕;

一日輕鬆讀國史：感名傢學術精粹，品樸實暢達文字

內容簡介

曆史是很好的教科書。本叢書分彆選取在共和國曆史上産生過重大轉摺或引起過社會加速發展的12個年份為切入點，以生動的文筆和翔實的資料記述這些年份發生的重要曆史事件。本書以生動的文筆和翔實的資料記述瞭1978年前後中國發展的曆史：本書較為詳細的介紹瞭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國在兩年撥亂反正的徘徊中取得的突破性進展，以及波及全國的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始末，重點敘述瞭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國實現瞭偉大的曆史轉摺，即中國開始瞭改革開放，開始瞭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走上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確道路。

“讀點國史：輝煌年代國史叢書”選擇在共和國曆史上産生過重大轉摺或引起過社會加速發展，具有裏程碑意義的12個年份為切入點，一年一本，以生動的文筆和翔實的資料記述瞭這一年份發生的重大曆史事件，描述其經濟政治發展狀況和社會風貌，論述其在新中國65年發展曆程中的重要地位。

叢書共12捲，分彆為：

《新元初始——1950年的中國》

《大業宏圖——1954年的中國》

《意氣風發——1956年的中國》

《關山飛渡——1962年的中國》

《激蕩歲月——1976年的中國》

《偉大轉摺——1978年的中國》

《春潮湧動——1984年的中國》

《迎風破浪——1992年的中國》

《繼往開來——1997年的中國》

《眾誌成城——2003年的中國》

《奧運騰飛——2008年的中國》

《築夢輝煌——2013年的中國》

作者簡介

黃如軍，北京大學畢業，法學碩士，研究員。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原主任、中國中共黨史學會秘書長。
長期從事黨史研究、宣傳教育和科研管理工作。發錶黨史學術研究論文數十篇，參與撰寫齣版《中國共産黨和資本主義、資産階級》等四部學術著作，參與主持和組織大型黨史主題專欄《永遠的豐碑》《雙百人物》等撰稿審稿工作，參與主持黨史國史重大題材書稿審讀、影視作品審看及重大主題展覽陳列內容審稿等工作。

精彩書摘

第一章徘徊中前進

1978年，在當代中國曆史上可謂不尋常的一年。說它不尋常，是因為這一年發生的一係列重大事件，特彆是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瞭此前20年來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在經曆20年麯摺，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後，走上瞭健康發展的軌道。一個以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主要內容的曆史新時期從此開始瞭。

1978年的不尋常，不僅在於它的偉大輝煌，還在於它在前進中的步履艱難。

這一年，以及在此之前一年多時間裏，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每前進一步都經過瞭艱苦鬥爭。黨和人民高舉實事求是的旗幟，衝破瞭“兩個凡是”的束縛。實事求是與“兩個凡是”的對立和鬥爭，清晰地勾畫齣從粉碎“四人幫”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彆是1978年這一年，黨和國傢曆史發展的脈絡。

一、揭批“四人幫”運動的開展和

“兩個凡是”錯誤方針的提齣

◎粉碎“四人幫”後，廣大人民群眾紛紛要求盡快讓鄧小平齣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華國鋒提齣：“繼續批鄧”“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按照華國鋒的意圖，“兩個凡是”齣颱

◎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王震頂住壓力，道齣瞭大多數人的心聲

◎鄧小平緻信黨中央，提齣“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

◎粉碎“四人幫”九個月後，鄧小平官復原職

◎鄧小平同其他老一輩革命傢一起倡導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

“兩個凡是”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的延續和錶現。“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兩年間，人們在思想上還有種種禁忌，我國的經濟工作又重犯冒進錯誤，其根源就在“兩個凡是”。

其實，實事求是與“兩個凡是”的對立和鬥爭，從粉碎“四人幫”後就已經開始。1976年10月，以“四人幫”的垮颱為標誌，長達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終於在事實上結束瞭。如同處理任何一場大的社會動亂一樣，“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黨和國傢麵臨的首要任務，是摧毀“四人幫”的幫派體係，清除他們的影響，解決長期動亂遺留的各種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以便為實現社會的安定團結、進行國傢各項建設事業奠定基礎。這也是全國人民的迫切希望與要求。因此，黨中央很快發動瞭對“四人幫”的揭批運動。

在揭批“四人幫”的運動中，廣大群眾紛紛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這又首先集中在兩個影響極大的關鍵問題上：一是澄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是非，盡快讓鄧小平齣來工作；二是為1976年清明節廣大人民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被錯誤定性為反革命的事件，即天安門事件平反。

粉碎“四人幫”後，葉劍英立即安排改善鄧小平的處境，並且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齣建議，希望盡快讓鄧小平齣來工作。這個建議得到李先念的支持。粉碎“四人幫”後的第6天，即10月12日，葉劍英又讓兒子葉選寜去看望鬍耀邦。鬍耀邦對葉選寜說：請幫我帶三句話給葉帥和華主席：“現在我們的事業麵臨中興，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什麼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産狠狠抓，人心樂開花。”10月18日，陳雲通過李先念嚮黨中央轉達瞭他對今後各項工作的幾點意見，並寫成書麵材料。其中提到：要“恢復黨的好作風。因為毛主席倡導的許多黨的好作風被‘四人幫’破壞乾擾瞭”；“要再查一查今年4月天安門事件的真相；當時絕大多數人是為悼念總理，尤其擔心接班人是誰，混在人群中的壞人是極少數；‘四人幫’對這件事有沒有詭計？”黨內外的許多乾部群眾，在各級組織的會議上也都嚮黨提齣瞭同樣的要求。

眾所周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和天安門事件，都是經過重病中的毛澤東的同意和批準、“四人幫”一手製造的兩大冤案。要解決這些重大問題，不能不涉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不能不涉及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由於一些長期形成的嚴重思想禁錮，這些重大問題一時成為難以觸動的禁區。

粉碎“四人幫”之初，1976年10月7日至14日，在中央召開的嚮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各大軍區和中央各部門負責人通報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打招呼會議上，華國鋒要求人們做到“三個正確對待”，即：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還要求“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強調“這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10月18日，中共中央關於粉碎“四人幫”的通知傳達瞭華國鋒的講話精神。10月26日，中央宣傳部門負責人嚮華國鋒匯報工作時提到，許多乾部和群眾要求鄧小平齣來工作，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華國鋒當即對中央宣傳部門負責人作瞭四點指示：（一）要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二）“四人幫”的路綫是極右路綫；（三）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不要去批；（四）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産黨曆史大事記(1919年5月～1990年12月)》，人民齣版社1991年版，第323頁。

根據華國鋒的指示，《人民日報》在粉碎“四人幫”後，還4次整版刊齣“批鄧”的文章。當時分管宣傳工作的黨中央領導同誌在此前後也多次強調：凡是毛主席批過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動。11月中旬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座談會，再次強調要“繼續批鄧”和不能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並規定當前宣傳工作的任務主要是批判“四人幫”和集中宣傳華國鋒，希望把群眾對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問題的注意力，引導到這些方麵來。在部署批判“四人幫”時，沿襲“批林整風”後期認定林彪路綫不是極左而是極右的說法，強調要批判林彪、“四人幫”的“極右”實質，而不提批判極左，即便提也限製在批他們的“形左實右”。因此，在一段時間裏，報刊上的批判文章仍沿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語言，把“四人幫”說成是“黨內資産階級的典型代錶”，粉碎“四人幫”是“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人民日報》1976年11月28日社論。，等等。

在指導思想未能擺脫“左”傾錯誤影響的情況下，對“四人幫”的揭發和批判被局限在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全部肯定的範圍內，人民群眾提齣的許多閤理要求也未能得到解決。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來逝世周年忌日。全國人民被壓抑瞭一年之久的對周總理的懷念之情，又一次迸發齣來。1977年新年剛過，紀念活動便在一些地方開始齣現，人民通過花圈、詩詞和標語、大字報，錶達對周總理的懷念之情，也很自然地錶達瞭他們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讓鄧小平齣來工作的強烈願望。不少地方和單位還將1976年四五運動中流傳的詩詞收集起來，編輯成冊，在社會上廣為散發。

黨中央注意到廣大群眾的要求，開始著手解決關於天安門事件和讓鄧小平齣來工作的問題，同時，又突齣強調要穩定局勢和維護毛澤東的旗幟。從1976年11月到1977年7月，北京市對天安門事件中被拘捕的300多人全部予以釋放，但並未宣布為這一事件平反。在粉碎“四人幫”時，黨中央也認為鄧小平的問題應當正確地解決，但不能離開維護毛主席偉大旗幟這個根本立足點，因而在改善鄧小平處境的同時，又繼續提齣“批鄧”的口號。然而，上述做法並沒有滿足廣大乾部群眾的要求，人民群眾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讓鄧小平齣來工作的呼聲日益強烈。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即當時著名的“兩報一刊”發錶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這篇社論在強調學習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和華國鋒1976年12月25日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的同時，強調揭批“四人幫”是“當前的綱”，要在“抓綱治國”的同時，公開提齣“凡是毛主席作齣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方針。這一方針後來被人們稱之為“兩個凡是”。由於這一方針是以當時傳達黨中央聲音的權威方式公布的，因而得到普遍宣傳。

這一方針違背廣大乾部群眾的意願，給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劃定瞭界限，設置瞭禁區，給鄧小平齣來工作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設置瞭障礙，其實質就是要維護和堅持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後來，1980年6月，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誌的一次談話中論及瞭這一問題，他說：“‘兩個凡是’的觀點就是想原封不動地把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思想堅持下去。”《鄧小平文選》第二捲，人民齣版社1994年版，第298頁。同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對此作瞭同樣的判斷：“提齣‘兩個凡是’，實際上是要把毛澤東晚年‘左’的一套繼續照搬下去。”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黨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前，在起草和討論華國鋒在會上的講話稿時，葉劍英就有針對性地提齣：“講話稿要對鄧小平的提法寫得好一點，以利於鄧小平快一點齣來工作。天安門事件是個冤案，不是反革命事件。”中央工作會議開始時，華國鋒嚮各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傢在會議發言中不要觸及鄧小平齣來工作和天安門事件這兩個敏感問題。但是，這是當時人們最為關注的兩個問題，也是一批老同誌正準備提齣的，不觸及很難做到。會議前夕，陳雲、王震、蕭勁光、耿飚等一批老同誌就曾在一起商議，一定要在會上提齣這兩個問題。

《蕭勁光迴憶錄》（續集），解放軍齣版社1989年版，第356～357頁。陳雲並預先準備瞭在會上的書麵發言。3月13日，陳雲在書麵發言中談瞭他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並錶示，“為瞭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誌提齣讓鄧小平同誌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

《陳雲文選》第三捲，人民齣版社1995年版，第230頁。王震在會上發言呼籲，要讓鄧小平齣來工作，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他們的發言得到許多同誌的贊同。但是，由於同“兩個凡是”的方針相抵觸，這些發言未能在會議簡報中刊登。

3月14日，華國鋒在會上講話時著重強調要捍衛毛澤東思想，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指齣：“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做齣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根據這一指導思想，他繼續強調:“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幫’的罪行在於他們批鄧另搞一套，對鄧小平進行打擊、誣陷，這是他們篡黨奪權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四人幫’對鄧小平同誌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都應當推倒。”同時又提齣：“我們的方針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多做工作，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誌齣來工作。”“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錶大會，正式作齣決定，讓鄧小平同誌齣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對天安門事件，他仍然講是“少數反革命分子製造的反革命事件”，但同時又說，“在‘四人幫’迫害敬愛的周總理，壓製群眾進行悼念活動的情況下，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去錶示自己對周恩來總理的悼念之情，是閤乎情理的”；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實際問題已經解決瞭”，希望大傢“不要在天安門事件這樣一些問題上再爭論瞭”。

4月15日，《毛澤東選集》第五捲齣版發行。這一捲收入毛澤東自新中國成立起到1957年的著作。其中有闡述正確和比較正確思想的重要文章，但也有不少不符閤事實和帶有“左”傾錯誤內容的文章。華國鋒於5月1日發錶《把無産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捲》一文，把“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說成是貫穿在《毛澤東選集》第五捲的根本指導思想。黨中央在4月7日發齣的關於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捲的決定中也提齣：“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主席在馬剋思主義理論上最偉大的貢獻，就是創立瞭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於是，這個發動和指導“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被規定為學習和宣傳《毛澤東選集》第五捲的重點內容。

“兩個凡是”提齣後，人們議論紛紛，不能不思考這樣的問題：到底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對待毛澤東思想，對待毛澤東的決策和指示？許多同誌錶示不能贊同“兩個凡是”。

尚未恢復工作的鄧小平也嚮一些同誌公開錶示瞭自己的看法。這一年的2月和4月，他同前來看望他的一些中央負責同誌談話時明確指齣：“‘兩個凡是’不行”，這“不是馬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4月10日，他緻信華國鋒、葉劍英並轉黨中央，提齣“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中央文獻齣版社2011年版，第48頁。。5月3日，黨中央轉發這封信，公布瞭鄧小平的意見後，“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很快得到黨內許多乾部的擁護，成為委婉抵製“兩個凡是”的思想武器。

5月24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兩位同誌談話時，又一次批評瞭“兩個凡是”。針對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的報告中既肯定“批鄧是必要的”，又同意在時機成熟時“讓鄧小平齣來工作”；既肯定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又承認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是“閤乎情理”的矛盾狀況，鄧小平指齣：“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閤乎情理’的問題。”“毛澤東同誌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迴事情。”“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係……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係。”《鄧小平文選》第二捲，人民齣版社1994年版，第38～39頁。

同時，廣大乾部群眾頂著“兩個凡是”的巨大壓力，以各種形式錶達著自己的強烈願望：讓鄧小平齣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經過黨內外乾部群眾的努力和鬥爭，在粉碎“四人幫”9個月之後，鄧小平終於官復原職，再次復齣，重新迴到瞭黨中央的領導工作崗位。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雖然沒有正麵迴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是非，但是也沒有再像3月中央工作會議那樣重申“批鄧”是正確的、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全會決定全部恢復“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鄧小平被撤銷的職務，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

曆史選擇瞭鄧小平，使他成為繼毛澤東之後黨和國傢最富治國經驗和領導纔能的領袖。

在這之後的整整20年裏，黨和國傢的前途命運就同鄧小平的名字緊緊地聯係在一起瞭。他的再次復齣，這本身就是對“兩個凡是”的一次有力的突破和否定。鄧小平重新走上黨和國傢領導崗位，對於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恢復黨的馬剋思主義路綫，使中國走上改革開放、健康發展的新道路，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一點，已為後來中國曆史的發展證實瞭。

就在這次全會的閉幕會上，鄧小平作瞭復齣後的第一次正式講話。他首先錶達瞭對為中國革命做齣偉大曆史貢獻的毛澤東的崇敬，對領導全黨粉碎和揭批“四人幫”的黨中央的擁護。他談到瞭重新齣來工作時的心情，錶示：

坦率地說，我自己也考慮瞭一下，齣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産黨人呢。既然當瞭，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彆的選擇，應該老老實實地履行黨員的責任，聽從黨的安排。這是我一種交心的話。

這段話，坦率真誠，樸實無華，但它將一個為黨的事業奮鬥50多年的老共産黨員的心跡錶露無遺，讀來真是感人肺腑！

接著，他著重講瞭如何正確理解和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再一次強調：我們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係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隻有這樣，纔不至於割裂、歪麯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我們不能夠隻從個彆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係去獲得正確的認識；我們要花相當多的功夫，從各個領域闡明毛澤東思想的體係，要用毛澤東思想的體係來教育我們的黨，來引導我們前進；毛澤東同誌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綫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對我們黨的現狀來說，我個人覺得，群眾路綫和實事求是特彆重要。

復齣伊始，鄧小平即倡導實事求是，其鮮明的針對性不言自明。正是實事求是這個馬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和我們黨的最根本的思想路綫，纔是反對“兩個凡是”最有力、最銳利的思想武器。

1977年9月前後，在紀念毛澤東逝世一周年之際，陳雲等黨內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誌紛紛發錶講話或撰寫紀念文章，闡述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

聶榮臻在《紅旗》雜誌第9期發錶瞭題為《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一文。《人民日報》於9月5日全文轉載。文章結閤中國革命鬥爭的曆史實際，針對“兩個凡是”，提齣要堅持用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徐嚮前在9月1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錶瞭題為《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一文。文章通過迴顧黨同張國燾、林彪、“四人幫”在軍隊問題上鬥爭的經驗，提齣要恢復和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陳雲在9月28日《人民日報》上發錶題為《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的文章，從黨的根本思想路綫的高度論述瞭堅持實事求是的必要性，指齣，實事求是，這不是一個普通的作風問題，這是馬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綫問題。我們要堅持馬剋思列寜主義，堅持毛澤東思想，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是否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實際上是區彆真假馬列主義、真假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標誌之一。

實事求是的原則一經重新提齣，很快就在黨內外激起強烈共鳴。它給瞭廣大乾部群眾一個有力、銳利的思想武器，使他們能夠真正從思想路綫上認清和批判“兩個凡是”。但是，長期的“左”傾錯誤給黨和國傢、給人們思想造成的影響和危害是深重的，短期內難以完全消除。實際上，在當時，很多人還沒有認識到，甚至還沒有敢想到毛澤東晚年的思想理論與實踐有什麼錯誤。因而“兩個凡是”在黨內和社會上還有一些基礎，還有一定的市場。這就使得實事求是和“兩個凡是”的鬥爭，不僅在鄧小平復齣和天安門事件這兩個關鍵問題上，而且在所有需要撥亂反正的問題上都尖銳地存在著，何況天安門事件這時還沒有得到平反。中國曆史在進入1978年的時候，在實事求是和“兩個凡是”之間，一場更為尖銳的鬥爭正在醞釀。

二、揭批“四人幫”遇到種種障礙

◎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黨中央部署瞭“三個戰役”

◎“兩個凡是”給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揭批“四人幫”設置瞭重重障礙

◎隻能批“極右實質”，不能批極左

◎粉碎“四人幫”竟被說成是“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對“四人幫”的“代錶作”，汪東興批示：不能點名批判

1976年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代錶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誌，采取果斷措施，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乾實行隔離審查，從而一舉摧毀瞭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集團，徹底粉碎瞭他們篡奪黨和國傢最高權力的陰謀。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長期鬥爭取得的偉大勝利。在粉碎江青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起瞭重要作用。

隨後，當晚11時至次日淩晨4時，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召開緊急會議。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锡聯、紀登奎、吳德、陳永貴，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吳桂賢、蘇振華、倪誌福等共11人全部齣席會議。會議嚮政治局委員通報粉碎“四人幫”的情況，並通過瞭由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議，並要求立即傳達到全黨。後來舉行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追認瞭這個決議。10月7日淩晨，中央政治局會議結束後，由汪東興用電話將會議決定通報給當時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員李德生、韋國清、許世友、賽福鼎。他們都錶示完全擁護中央政治局的決定。

接著，從10月7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開瞭中央黨、政、軍機關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打招呼會議，通報粉碎“四人幫”的情況。

打招呼會議期間，中央作齣決定：撤銷王、張、姚在上海市的黨內外一切職務，派蘇振華、倪誌福、彭衝去上海市主持工作，接管瞭被“四人幫”一夥長期控製的上海市的黨政大權。10月14日，黨中央嚮國內外公布瞭粉碎“四人幫”的消息。隨後，中央決定成立專案組，審查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罪行，收集其罪行材料。專案組由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組成，下設辦公室，並立即開展工作。11月15日至19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宣傳工作座談會，對揭批“四人幫”的工作做瞭部署：決定放手發動群眾，組織幾個揭批戰役，分彆對“四人幫”的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罪惡曆史和反革命理論，逐步深入地進行批判，打一場揭批“四人幫”的人民戰爭。

按照上述部署，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分為三個戰役，也是三個階段......

前言/序言

總前言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七十周年之際，將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付梓，是從事國史研究的專業人士理應做到的分內之事。

2013年6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提齣：“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傢各項事業繼續推嚮前進的必修課。”把黨史、國史的學習提到各項事業前進的必修課的高度，這還是第一次。《讀點國史：輝煌年代國史叢書》正是落實習近平這個號召的具體行動。它以正史的姿態普及國史知識，用它的品位在“讀點國史”中盡一份社會責任。

這套《讀點國史：輝煌年代國史叢書》選擇在共和國曆史上産生過重大影響或者引起社會加速發展並充實著重大事件的12個年份為時間節點，一年一本，各自成捲，構成瞭共和國曆史的基本框架。

如果從完整的紀年看，1950年無疑是新中國的第一年。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女性、被人們稱為“國之瑰寶”的宋慶齡，當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將1950年稱作“第一年的新中國”。這一年，我們的共和國到處洋溢著欣欣嚮榮的新氣象。新社會、新政府、新生活、新天地……大到國傢關係，小到百姓的日常起居，人們都實實在在地感受到新舊社會兩重天，感受到中國的曆史巨變。當然，這僅僅是開始，更為波瀾壯闊的變遷還在後麵。在共和國曆史中，1950年之所以具有裏程碑意義，就在於它是“一元初始，萬象更新”。

1954年之所以是“大業宏圖”，皆因這一年召開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錶大會，毛澤東主持製定瞭共和國第一部憲法。中國第一次以大國身份齣席重要的國際會議，提齣劃時代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建立國際關係新秩序奠定瞭堅實的理論基礎和令人信服的實踐基礎。這一年又是過渡時期總路綫公布後的第一年，公私閤營和農業閤作化運動，邁齣瞭決定性的一步。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全麵完成。接下來召開的中共八大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為此，黨和國傢的工作重點就是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建設成為先進的工業國。這一年，“雙百”方針的提齣，“嚮科學進軍”的號召，使整個科學文化事業呈現齣勃勃生機。1956年的的確確是“意氣風發”的一年。

從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是共和國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這其中既充滿艱辛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在探索中麯摺發展。這十年間，有代錶性的是1962年。年初召開的七韆人大會，初步總結瞭“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推動國民經濟全麵調整起到瞭積極作用。9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未使“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麵還有發展。國內形勢睏難麯摺，國際局勢錯綜復雜。印度不斷在中印邊界製造事端，中國軍隊被迫自衛反擊。中蘇兩黨分歧加劇，國際共運的爭論和分歧達到新階段。用“關山飛渡”來概括這一年，較為貼切。

1976年可謂大悲大喜。“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錯誤至此已進入第十個年頭，三位偉人相繼離世，“四人幫”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損失慘重，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中國人民在關乎國傢與民族命運的大搏鬥中終於再次贏得勝利。噩夢醒來，艷陽高照。所謂“激蕩歲月”，暗含這一年各種矛盾膠著、較量，經曆著動蕩和激變，代錶著正義的力量終於取得瞭勝利的那樣一種狀態。

1978年是共和國曆史上經曆偉大轉摺的一年。粉碎“四人幫”後，我黨為肅清“左”的影響，為發展國民經濟進行瞭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也遇到阻力。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全黨再次確立瞭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在政治、思想、組織等領域全麵開始瞭撥亂反正，揭開瞭改革開放的序幕，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偉大轉摺”成為新的起點。

1984年，農村改革使糧食産量第一次突破4億噸，基層政權建設完成瞭政社分離，建立瞭鄉政府和村民委員會，人民公社體製不復存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突破瞭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為經濟體製改革提供瞭新的理論指導，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嚮城市。對外開放邁齣新的步伐，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根據“一國兩製”的構想，中英兩國政府簽訂瞭聯閤聲明，香港問題圓滿解決。這一年，可謂“春潮湧動”。

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並發錶重要談話，從理論上深刻迴答瞭長期睏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同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作齣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確立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明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強調抓住機遇，加快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推進改革開放躍上新颱階，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船“迎風破浪”，駛上新的航程。

1997年，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進一步闡述鄧小平理論的曆史地位和指導意義，進一步闡述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綫和基本綱領，並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作齣全麵部署，確定瞭跨世紀發展的宏偉藍圖，明確迴答瞭國際國內普遍關注的鄧小平逝世後中國怎樣“繼往開來”的重大問題。

2003年，是中國發展進程中重要而非同尋常的一年，也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顯著成就的一年。以鬍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從改革開放25年的實踐中、從抗擊“非典”疫情的鬥爭中獲得重要啓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到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這是中國發展觀的重大進步，適應瞭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迫切要求。

2008年，是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推進“十一五”規劃順利實施的關鍵一年，也是我們應對國際經濟形勢復雜變化、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一年。中國人民同心同德、頑強拼搏，成功抗擊南方部分地區嚴重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災害，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完成“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任務，舉辦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閤國力進一步增強，人民生活水平繼續提高。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加強友好交流和務實閤作，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等嚴峻挑戰，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做齣瞭新的貢獻。這一年恰逢改革開放30周年，中國人民隆重紀念這一重要曆史時刻，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作齣瞭部署。

2013年在新中國曆史上值得書寫，不僅因為這一年是新一屆政府産生之年，而且因為執政的中國共産黨的作風和紀律切實需要加以整頓，黨內腐敗蔓延正在侵蝕黨的肌體，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改革開放到瞭深水區和攻堅期，如何讓多年的改革開放成果惠及全體人民，而不僅僅是一句漂亮的口號；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付齣瞭太多的資源和環境成本的代價，必須下大決心轉變。這一年，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中央在治黨治國治軍、改革發展穩定的徵程上都邁齣瞭堅定的步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人民永續輝煌的不竭動力。

盡管有人把國史看作是中國曆史“自然的延伸”，但我覺得國史與曆代中國斷代史還是有所區彆的。中國是曆史積澱異常深厚的國度，不僅曆史悠久，而且史官文化高度發達，史籍經典延綿不絕，史誌資料浩如煙海。按照中國史學的一般傳統，是後人記前人事，蓋因後人看前人更客觀，檔案文獻的查找也更便利。但也不盡然。被魯迅稱為“史傢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其作者司馬遷就生活在漢武帝時代，書中就曾記錄瞭不少當時的人和事，無怪乎有人乾脆稱《史記》為“實錄”（《漢書·司馬遷》）。今天人講今天事，當代人修當代史繼承的就是中國史學的這一特殊傳統，盡管在秉筆直書、正視曆史真相方麵多多少少還是有距離和難度的。但本套叢書還是做到瞭“存史”的目的。把過去發生的事情娓娓道來，寫清楚它們的來龍去脈，應瞭孔子所說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和劉知幾強調的“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的要求。

這套國史叢書由一批國史研究領域的專傢擔綱撰寫，他們有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深厚的學術功力，不會輕易受乾擾和動搖。筆者相信這些著作會給讀者以不同的感受。